張築生

張築生是了不起的教授，他的精神值得大力弘揚。

2003年2月17日，《光明日報》在頭版頭條的顯著位置以《張築生，了不起的教授》為題報道了張築生同志的先進事蹟。報道迅速在社會上引起了強烈反響，張築生被譽為“校園裏的焦裕祿”、“知識界的一面鏡子”。3月初，北京大學黨委和校行政決定在全校教職工特別是教師中開展學習張築生同志先進事蹟的活動，學習他那種情傾學生、忘記自我、誨人不倦的教書育人精神，學習他那種淡泊名利、不求索取、甘為人梯的奉獻精神，學習他那種信念堅定、堅忍不拔、孜孜以求的奮鬥精神，學習他那種耐得住寂寞、踏踏實實的治學精神,為實現學校的發展目標而努力奮鬥。

張築生教授一生清貧，默默付出，一輩子沒有被評為博士生導師，但是他的教學和編寫的教材在北大師生中豎起來一座豐碑。

張築生1940年出生於貴陽市，本科畢業於四川大學數學系。1978年考入北京大學數學系研究生。1983年成為北京大學的第一位博士。北大百年校慶時，他的編號為001的博士證書被當作珍貴文物展出。

據當年的研究生同學、現任北大數學學院教授趙春來回憶，張築生本應是新中國的第一位博士：“1982年他就在碩士畢業論文裏，把著名數學家Smale提出的‘四大猜想’中的一個給幹掉了。答辯委員會一致同意授予張築生博士學位，只是由於校長張龍翔過於謹慎，‘新中國第一位博士’的榮譽才被其他學校的人獲得。第二年，張龍翔急了，專門請了一百多位專家給張築生一個人搞博士論文答辯，場面極其壯觀。”

採訪張築生生前的同事、學生，大家都用“才華橫溢”來形容這位面容清瘦、衣着簡樸、左手殘疾的教授。文蘭院士是張築生的同門師弟，他提醒記者不要刻意提張築生有什麼殘疾，其實他的學問、口才、活力，讓人根本想象不到他身體上的缺陷。因為罹患鼻咽癌，他整整化療12年。文蘭説：“在78級53名研究生中，張築生是學問家。他是我們微分動力系統討論班上的主講，一講就是三個小時，都是學科前沿的東西，黑板寫滿了擦，擦了又寫滿，總是一肩膀粉筆末子。他有很好的文學造詣，能用通俗易懂的語言闡述深奧的數學內涵。後來他寫出了《微分動力系統原理》，成為該學科國內最早的研究生教材。我至今還用這本教材給研究生上課。我們的導師廖山濤院士對該書的評價是：‘有了這本書，一大批年輕人就可以順利地進入學科前沿。’廖先生從不表揚誰，唯獨對他例外，説‘張築生的知識面廣博得驚人’。”

張築生並非著作等身的大學者。目前北大數學學院共有62名教授，其中有5名院士、45名博導，張築生至死都沒評上博導。他一生只寫了三本書：《微分動力系統原理》《數學分析新講》（共三冊）《微分拓撲講義》。

採訪中，幾乎每個人都向記者提到張築生編寫的教材《數學分析新講》。“數學分析”是數學系的基礎課，相當於其他系的“高等數學”。1986年初，張築生剛從美國普林斯頓大學作訪問學者歸來，領導就給他一個教材改革的硬任務：編寫《數學分析新講》。有朋友勸他：“在北大，只有科研成果才是立身之本，而編寫教材則不算科研成果。”張築生沒有猶豫，放下手頭的學術課題，馬上進入角色。此後的五年間，張築生白天教學，晚上根據教學講義整理書稿。圓珠筆芯寫幹了一大把，《數學分析新講》一、二、三冊相繼面世。

陳天權曾是北大數學系“十大才子”之首，現任清華大學數學系教授，十多年來他一直把張築生的《數學分析新講》作為首選教材。記者請65歲的陳天權評價一下這套教材，陳先生顯得非常謹慎：“數學分析的書多如牛毛，我沒有全部見到，不敢妄加評論；不過與我所見到的書比較，張築生的這套《數學分析新講》，是有特色的。我跟張築生不是很熟悉，但知道他為了編這套教材花了大量心血。數學分析是數學系最基礎的課，講好了不容易，但講得再好也不算學術成果。張築生能這麼投入地搞一本基礎教材，是非常難得的。”

張築生本人對這套教材也是鍾愛有加，他在書的後記裏寫道：“從編寫教學改革實驗講義到整理成書，前後花費了五年時間。明知是‘吃力不討好’，卻硬着頭皮做了……《紅樓夢》裏有兩句詩：都雲作者痴，誰解其中味？”

夫人劉玲玲回憶，就在這套《數學分析新講》面世不久，張築生被查出了鼻咽癌，從此開始了12年漫長的放療過程，直到去世。

張築生去世時，正有一個“北大教授抄襲案”在社會上鬧得沸沸揚揚。一些外系的學生聽説《數學分析新講》的作者去世了，就在北大校園網上作文悼念：“幸虧北大還有張築生這樣的教授……”

他帶領數學奧賽國家隊連拿五屆總分第一，連命都搭進去了，但無法記入教學工作量

1995年，張築生受命擔任中國數學奧林匹克國家隊主教練，一干就是五年。

這又是一份無法“出學術成果”的苦差，甚至無法記入“教學工作量”。趙春來教授告訴記者，院裏每年核算教學工作量，張築生都要差一點；雖然每次都由領導“特別照顧”，順利過關，但對張築生來説還是有點委屈。“為了搞這個奧賽，他連命都搭進去了。我做過一次教練，再也不想做第二次，累死人了。外人根本不瞭解這份差事的艱苦程度。”

好在那些參加過奧賽的學生是瞭解的。記者找到當年的數學奧賽世界冠軍、現在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讀博士的姚健鋼，提起張築生，他唏噓不已：“數學奧賽搞了幾十年，出題是最難的。因為參賽選手都是中學生，所以每道題都要把高等數學初等化，這種倒推的過程非常艱苦，要搞出一個既有新意，又有難度，還能分出學生優劣的題目，至少需要一週時間。而張老師每年都能拿出幾十道新題，非常令人佩服。要知道，從1990年查出鼻咽癌起，他又患了嚴重的結腸炎，癌變也轉移到了肝部。2001年夏天，在天津南開大學，他一個人為200名預賽選手辦培訓班，從出題、判題、講課到討論，他唱了七天‘獨角戲’。你知道這七天是怎麼過來的嗎？他口腔潰瘍、唾腺損壞、嚴重的結腸炎、全身骨頭疼，還有晚期肝癌引起的腰以下嚴重浮腫，每天只能吃一點牛奶、葡萄糖、豆腐等流食。”

帶着半身癌細胞，領着一幫數學尖子，五年間張築生從加拿大轉戰到阿根廷，在70多個參賽國中，中國隊連拿五屆總分第一，其中三次所有參賽選手都獲得了金牌。這一成績，在世界範圍內尚無先例。

連續拿了五個世界第一的同時，張築生在北京協和醫院也拿了一個“第一”：他是該院有史以來接受最大量放療的癌症患者。有一次在課堂上，張築生對着下面幾十張青春的臉説：也許你們所有人經歷的痛苦之和，也沒有我一個人經歷的痛苦多。當時學生們還有些不服氣。張教授去世了，同學們服氣了，深悔沒能分擔老師的痛苦。

學校教學、奧賽培訓之外，張築生還為海淀區教師進修學校開辦的“數學教師研討班”授課，一講就是8年。頭幾年他分文不取，後來才拿點授課費，但無論有無報酬，他都風雨無阻，單手騎着車穿行在車流人海之中。

在外人看來有些奇怪的是，張築生在教師進修學校開了8年課，一些年輕教師就跟着他上了8年學。如人大附中的彭建平、20中學的劉運河、101中學的白雪等。進修學校副校長趙大悌説：“大家在教學中遇到的問題，通過這個研討班都能得到解決，而張先生則是研討班的出題人和解決方法的歸納者。”白雪説：“國際數學大賽的題，一般答案都有兩三頁之長，而張老師只用四、五行算式就解決了，簡直神了。更主要的是他教會了我用中學生能夠接受的方法解決問題。他對我的影響很大，我們都很佩服他。”

2001年下半年，張築生的病情更重了，嚴重的結腸炎鬧得他一天要上幾十次廁所。為了上好一堂課，他要提前一天節食，上課當天則禁食禁水。院領導勸他全休養病，他不同意。劉玲玲代他向領導解釋：“他要以這樣的方式來度過生命的最後日子。與其讓他在痛苦中煎熬，不如讓他在工作中忘掉痛苦，在思考中享受快樂。”

就這麼痛並快樂着，張築生工作到了生命的最後一刻。2002年1月11日下午2點30分，已經失去方向感的張築生被幾位研究生抬進北大第一教學樓208室，這是他的微分拓樸學考場，他要親自為38名學生監考。很快學生的成績和評語都出來了。緊接着張築生就住進了醫院。

2月6日，張築生與世長辭。

張築生和劉玲玲沒有孩子，他們把一茬接一茬的學生當作自己的孩子。奧賽金牌得主、北大研究生安金鵬回憶説：“2002年2月1日，張老師病危，我去醫院探望。張老師甦醒過來了，拉住我的手，堅持讓我坐在他跟前，不准我起來。我就坐在那裏，看着瘦得脱了相的張老師，心緒煩亂。過了好一會兒，張老師又慢慢睜開眼睛，看到我還坐在那裏，慢慢地露出了安靜的微笑。我被震撼了，從這個笑容裏面，我看到了無法用語言表達出來的東西。”

張築生去世後，北大校園網的BBS上貼滿了悼念文章：

“張老師也許是我一生中再難遇到的頂尖級的老師……當他講到幾何，我才知道自己以前沒有學過真正的幾何；當他講到代數，我就開始懷疑自己是否學過真正的代數。張老師的數學思想深刻但極其清晰，使我這樣智力平常的人都能懂。”

“我曾經數次拜訪了張老師以前在蔚秀園的家，真的是非常清貧，看過後我一度放棄了要從事科學研究的打算。2000年的夏天，最後一次拜訪，張老師高興地拿出藍旗營的結構圖，説：用我和劉老師的積蓄，也可以住進去了。我難過得哭了。”

“張老師，是您讓我明白了，思考的樂趣比物質的享受更加高貴。張老師，您走好。”

張築生沒能留下什麼豪言壯語。他一生鍾愛教育事業，心裏只有工作、學生。他似乎不懂得爭成果，爭頭銜。然而，熟悉他的人們授予了他最高、最響亮的頭銜——真正的教授。

2月17日的《光明日報》頭版頭條介紹了北京大學數學教授張築生的感人事蹟。張老師是一名了不起的教授，他的學術天分、創造才能和超人毅力都堪稱楷模，而他在基礎教學上的忘我情懷和無私奉獻精神尤為令人感佩。

作為一名在數學研究領域天分很高、同行服膺、學生敬佩的高水平的教授，張老師卻默默地編寫“不算科研成果”的基礎教材，擔任“不計工作量”的中國數學奧林匹克國家隊主教練，為海淀區教師開設的“數學教師研討班”授課，“前幾年分文不取，後來才拿點授課費”。張老師是不折不扣的教學型教授，而伴隨他在這條路上走下去的，是奉獻，是辛勞，是不計名利，是對事業的無限熱愛和執着追求。

曾幾何時，名教授上基礎課成了稀有的事。這裏的部分原因是，近些年來大學的評估體系開始從教學向科研傾斜，科研成果本身能為教師本人帶來職稱的提升，科研成果的轉化能帶來現實的經濟收益，而教學成果卻不容易定量，因此一些大學教師重科研而輕教學的傾向比較明顯。儘管呼喚名師上講台的聲音在繼續，但仍有不少高校中相當比例的教授、副教授不擔任基礎課的教學工作。

其實，名師上基礎課的好處是顯而易見的。如果學生在本科階段就能接觸到教授，接受到高質量的教育，這種較高的起點將會使他們終身受益。同時，教授通常將基礎課程與科學研究相結合，在為學生傳授知識的同時也傳授了良好學習方法和創新的思路、研究的要領，使學生在學習基礎課的過程中也潛移默化地觸摸到不同教授的學術思路，啓發心智的同時感受到思考和為學的樂趣。即使是對於教授本身而言，教學過程中擴展的知識也能彌補科研向縱深發展後越來越窄的局面，從思維活躍的年輕人那裏獲得不少新東西。

我們當然應該首先從體制方面去改革導致名教授不從事基礎教學的不合理狀況。比如説如何界定教學工作量，如何去衡量教學成果，使像張築生這樣鞠躬盡瘁的教授不至於“每年核算教學工作量都差一點”。然而對於基礎教學這樣一個“出力不討好”的差事來説，我們的教授更應該從張築生老師那裏學到一種精神，那就是教授從事基礎教學不完全是因為必要，更重要的是要超越個人利益，有身為人師的奉獻精神。果真如此，我們的學界也許就不會出現有時間去抄襲別人的學術成果，有時間去出一本又一本的學術垃圾，卻沒有時間去進行基礎教學的現象。

教育部曾出台了《關於加強高等學校本科教學工作提高教學質量的若干意見》，明確規定55歲以下的教授、副教授必須講授本科課程。以奉獻精神投身基礎教學，放棄的或許是時間、是精力、是榮譽，收穫的卻是真正的桃李滿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