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允和

“白髮才女”張允和與語言文字學家周有光是一對令所有人都眼熱的情篤伉儷。他們相敬如賓，舉案齊眉。他倆每日要碰兩次杯，上午紅茶，下午咖啡。這個習慣幾十年如一日地保持着，雷打不動。

蘇州一個名叫張武齡的富商，除了擁有萬頃良田，熱心於結交蔡元培這樣的教育界名流、投資教育事業，還因四個才貌雙全的女兒而盡人皆知。後來，這個大户人家的二女兒張允和嫁給了頗有建樹的語言學家周有光，三女兒張兆和則嫁給了赫赫有名的大作家沈從文。

張家四姐妹，個個蘭心蕙質，大姐張元和的夫君是崑曲名家顧傳玠，老四張充和嫁給了德裔美籍漢學家傅漢思。 ^[2] 

葉聖陶曾説過，張家的4個才女，誰娶到了都會幸福一輩子。 ^[3] 

2002年8月14日，張允和安然去世，享年93歲。

《最後的閨秀》《崑曲日記》 等

《温柔的防浪石堤》

2002年8月14日，張允和安然去世，享年93歲。

18日，人們與她最後告別。她仍然是一襲紫衣，盤發依舊，闔目如睡......

8月24日，家人與親友將允和先生的骨灰撒在西郊永定河畔雁翅鎮觀澗台山中，並在安置骨灰的地方種了一棵小小的楓樹。她曾説過：最喜歡由綠葉變成紅花的楓葉。她的確如同一片飄然而去的楓葉，給人們留下了一個永遠無法忘懷的優雅背影。（陳光中）

張允和自稱是一個“標準的家庭婦女”。

這位“最後的閨秀”，被人形容為“年輕時她的美，怎麼想像也不會過分”，親友們用“俠肝義膽”來讚譽她，她卻稱自己是一個“標準的家庭婦女”。但這個“家庭婦女”卻是標準的不同凡響。張家原籍安徽合肥，可算當地名門望族。曾祖父張樹聲為晚清重臣、淮軍名將。父親張冀牖在“五四”運動後，受到新思想的影響，於1921年變賣部分家產創辦了著名的“樂益女子中學”。他與蔡元培等人交往頗深，聘請了許多思想激進的各界人士來校任教。中國共產黨在蘇州的第一個當地組織———蘇州獨立支部就是在樂益女中秘密建立的。

張允和有姐弟十人，從小便生活在安逸富足的環境中。但是在後來的歲月裏，他們並沒有成為遭人厭惡的紈絝子弟，而是各有所成。大姐元和1907年生，喜愛文學，尤擅崑曲；二姐允和1909年生；三姐兆和1910年生，曾在《人民文學》雜誌社擔任編輯；四姐充和1913年生，曾在美國耶魯大學擔任書法及戲曲教授。接下來是6個弟弟。大弟宗和與二弟寅和已經去世；三弟定和是中央歌劇舞劇院的作曲家；四弟宇和是張家唯一從事自然科學研究的，為南京中山植物園研究員；五弟寰和繼承父業擔任“樂益”校長，始終從事教育工作；最小的寧和26歲時便成為中國交響樂團第一任指揮，後為比利時皇家樂隊成員。十姐弟的名字有一個特點：女孩子都有“兩條腿”，註定要跟人家走；男孩子都有“寶蓋頭”，應當留在家裏。但是，實際上只有五弟寰和是唯一“留守”蘇州的。

張家的老朋友、著名作家葉聖陶説過：九如巷的四個才女，誰娶到了都會幸福一輩子。周有光就是“幸福一輩子”的人之一。

1933年4月30日，他們結婚了。如果聽老人們的話，這個日子不吉利，正是月末，是個“盡頭日子”。當時家裏的保姆還悄悄地拿着他們兩人的“八字”去算命，算命先生説：“這兩個人都活不到35歲。”但是允和先生説：“我相信舊的走到了盡頭就會是新的開始。”他們並肩走過了將近70年的人生之路。那位算命先生如果知道了，只怕要羞得鑽到地底下去了。

周有光比允和大四歲。他的妹妹與允和是“樂益”的同學，相互之間多有來往。後來允和到上海考入中國公學，接着轉到光華大學，周有光也正在光華大學讀書，此後他回到杭州，主動給允和寫信，兩個人開始書信往來。1931年允和到杭州之江大學借讀，兩個人已經正式進入“戀愛季節”了。

86歲時，允和先生成了“世上最小的雜誌”的“最老的主編”

張家4女6男，70年前，這些水做的女兒們組織了一個“家庭文學團體”──“水社”，開始籌劃辦自己的《水》雜誌，與兄弟們的另一本刊物《九如巷》抗衡，後《水》實力日漸雄厚，《九如巷》的成員們也被拉攏了過來。《水》每月一期，共出了25期，發行範圍雖然只限於張家的成員以及為數不多的親朋好友，但大家都踴躍為它投稿，並積極地刻版、油印、裝訂、分發，忙得快樂而有趣。1937年，因戰亂的影響，全家人離散各地，《水》也就被迫停刊了。但《水》在停刊近60年之後，居然又更加紅火地復刊了。那發起者，就是允和先生。 ^[2] 

水是生命的源泉，人這一弱小個體要想永不消失，就須將一點一滴匯入涓涓小溪，流入滔滔大江，最後湧入無邊無際的海洋。1995年，白髮才女張允和忽悟出這點，覺出了有續辦《水》雜誌的必要。

説來這事的起因還與周有光先生有直接的聯繫。在他83歲的時候，日本一家公司送他一部中英文電腦打字機，對他的寫作很有幫助。後來，他們的兒子又買了一部新的，功能更強一些，那部舊的就被閒置起來了。1995年2月21日，允和先生説那天“是一個好日子”，因為她突然想試試那部打字機好不好玩，她想用它寫寫信。

儘管時年86歲的允和先生是平生第一次接觸電腦打字機，不會任何輸入方法，但是眼前有一位現成的老師———周有光。每當出現問題，聽到她慢悠悠的一聲喊，90歲的周先生就會從自己的小書房裏顛顛地跑過去，耐心地幫她處理。

不久以後，她居然可以慢慢地打出連貫的文字了，尤其是在掌握了使用詞組輸入的方法以後，速度明顯加快了，她最先使用的是“親愛的”這個詞。1995年10月28日，她給所有的姐弟們發出了一封約稿信：“親愛的！70年前，我們姐妹兄弟辦了一個叫《水》的小刊物，今天我建議繼續辦下去……”

58年後復刊

《水》就是這樣在停刊58年之後復刊了。

1946年日本投降後，張家10姐弟在上海難得一聚，照了十家歡後又風流雲散，如今，除仙逝的二人外，他們又能在這本充滿親情的家庭刊物上重逢了，並在這裏敍舊談心。《水》有16開大小，20來頁，形式不拘一格，內容也充滿了靈性，有詩詞、隨筆、日記、書信、樂譜、書法、繪畫甚至蠟染等，除了部分是原始材料複印，大多數都是電腦打印出來的。《水》從不收訂閲費，每期都是由集主編、撰稿、打印、校對、發行於一身的允和自費去郵局寄出。

這真是一份十分有趣的刊物。用“自封為主編”的允和先生的話説，是“世上最小的雜誌、最老的主編”。復刊後的第一期《水》只印了25份，但它的讀者越來越多，傳閲範圍已經穿越了國界，遠及歐美。著名作家巴金先生也是它的忠實讀者之一，每期必看，甚至在自己的住址有變化的時候還及時打電話通知“編輯部”，以免收不到。允和在《水》上的文章《從第一封信到第一封信》中，以見證人的身份，記述了沈從文與張兆和頑固相戀的種種細節，時間跨度近50年。有一個鏡頭令人難以忘懷：1969年冬天，即將下放的前夜，在凌亂得難以下腳的屋中，70歲的沈從文找出了珍藏着的張兆和寫給他的第一封信，他把它放在懷中温熱許久，又小心地放進衣兜裏，口中還喃喃着“這是三姐（張兆和）的第一封信，第一封信”，同時唏噓不已。

允和常説，多情人不老，多情到老人更好。在79歲上，她提筆寫出了與愛人定情全過程的美文《温柔的防石浪堤》，記敍了“藍藍的天、甜甜的水、飄飄的人、軟軟的石頭。”文章一經發表，引得那些越來越不知情為何物的後人嘖嘖驚歎。1928年，吳淞江邊，張允和和周有光私定終身於那個長長的石堤上，一個是紅粉麗人，一個是翩翩少年。四妹充和在二姐結婚那日唱了首崑曲《佳期》助興，詠歎着似水的良辰。在共同走過了風風雨雨的65年後，他們的感情依然濃烈。

周有光先生髮表在“復刊第十九期”上的那篇《走進世界》針對2001年中國加入世貿組織這一歷史性的大事，由《桃花源記》的“世外桃源”談起，説到中國傳統的“出世”思想直接阻礙了中國走向世界，巧妙地把加入世貿組織與走進“塵世”結合起來，闡述了加入世貿組織的重要與必要。周有光先生原來是專攻經濟的，曾在金融界任職多年，並在多所大學任教授，年近半百的時候卻改行研究語言文字，擔任過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教授，他是漢語拼音的首創者之一，也是《簡明大不列顛百科全書》中文版的三位編委之一。他的文章以涉獵廣泛著稱，據説報刊的編輯們對他的稿件基本一字不改，説是如果作者的稿子都達到他這樣的水準，自己只有失業了。

“命運為了鍛鍊我，把最難的‘題’都留給了我一個人。”

允和先生説了許多許多有意思的故事。比如她是如何在盛夏暑熱中出生，由於一聲不吭而差點被當成死嬰，只有老祖母不相信，讓人用噴煙的偏方搶救，在所有的人都失去信心的時候，她突然鼻子嘴巴動了動，活過來了！還有她是家裏最愛哭的“小二毛”，有時天不亮就開始哭，一哭起來就不得了，沒完沒了。她還説到在大學時因為性格開朗活躍，而被選為女同學會長。在女同學會成立一週年的時候，田漢專門為她們寫了一出全是女人的戲，她演一個資本家的丫頭。那時她已經是南國社的成員，一次臨時演一個女工，田漢説她鼻子高，不必再裝假鼻子了……

1937年日寇發動了侵華戰爭，她帶着年幼的兒子和女兒與周有光輾轉逃到四川，女兒小禾因盲腸炎救治無效而不幸夭折；她帶着兒子遷回成都後，小平又被流彈打中肚子，腸子穿了6個洞，幸虧手術及時，保住了性命。那粒子彈在她保存了半個世紀之後，交給小平的女兒作為紀念。而小禾的一塊小手絹則始終留在她的身邊，那是未及6歲便離開人世的小女兒唯一的遺物。

在“三反五反”運動中，“出身大地主”的允和先生居然成了“老虎”。寫“交代”、挨批判，連他們夫婦多年的通信也被抄走了。後來她硬着頭皮去要，居然又還了回來。對她來説，這次運動的結果是“下崗”。從那時開始，她就變成了一個“標準的家庭婦女”。

話又説回來了。有時“禍”是會變成“福”的。正如允和先生説的：“‘塞翁失馬’，時間越長我越體會到這是一種幸運。如果我沒有早‘下崗’，如果‘文革’時我還在工作，那我必死無疑，不是自殺就是被整死。”

在她柔弱的外表後面有着常人所不及的堅毅與剛強。小時候有人説她瘦得像林黛玉，很美，她不高興。她不喜歡林黛玉，她説林黛玉是癆病鬼、小心眼。事實證明，她是能夠經得起大事、經得起苦難的。不僅如此，她那嬌小病弱的身軀中還掩藏着強過男子的“俠肝義膽”———親友們就是用這四個字來形容她的。抗戰前夕，發生了“七君子事件”，沈鈞儒等7位著名民主人士因宣傳抗日被捕，其中6位關在蘇州監獄，允和先生不顧危險前去探監，送去被褥等日用必需品，還把自己的家作為“聯絡點”和“接待站”，6位君子的家人來蘇州探監，往往都是先住在她的家裏。她説，直到君子們獲得釋放，“我才覺得盡了一份‘天下興亡，匹婦有責’的天職”。抗戰期間，與周有光先生經常不在一起，她獨自率領自己和親戚家老少十幾口人輾轉遷徙，後來又經歷了喪女傷子的劫難，她硬是撐下來了。

允和先生還是一個“膽大包天”的人。解放後，由於元和等幾位姐弟旅居國外，與他們聯繫有“裏通外國”之嫌。允和先生告知家人：在國內她是最年長的，和國外的聯繫由她一人負責，有什麼事由她承擔。從“反右”到“文革”，有不少老朋友被打成“右派”、“反革命”，沒人敢與他們接近，允和先生就敢把人請到自己家裏吃飯！

“文革”中，周有光先生髮配甘肅，兒子、兒媳下放湖北，只剩下允和先生帶着小孫女留守北京。她曾説：“命運為了鍛鍊我，把最難的‘題’都留給了我一個人。”但她又一次堅持下來了。

後來，那一切總算過去了。

早在1959年，允和先生因為嚴重的心臟病而被兩位權威的醫生“判處死刑”，認為她隨時都會死掉。幾十年過去了，她還頑強地活着，而且做了許多事情，那兩位醫生卻已經去世。

研究崑曲和編輯《水》，是她晚年最感興趣的兩件大事。允和的白內障共做了兩次手術，後植入人工晶體方才有些微弱的視力。為了使《水》能長流不息，同時也為後人留下點有益的東西，她86歲開始學習打電腦，因為這樣可以提高效率。有時，還是半夜時分，她就起牀在鍵盤上敲敲打打。為了不影響老伴的睡眠，她就用衣服遮着燈光。除了辦《水》，允和又續寫《崑曲日記》，研究崑曲的唱腔、音韻、吐字、行腔，著有幾十萬字，歷時幾十年。後來她又開拓了新的天地：開始寫書了。她説，寫書更是一件很好玩的事情。由於她的書引起了很大反響，引來許多媒體採訪，“名氣”之大不亞於著作等身的周有光先生。她笑言道：我比有光更有光，成了老明星了！……

允和有一個三不原則———不拿別人的過失責備自己，不拿自己的過失得罪人家，不拿自己的過錯懲罰自己。 94歲時的周有光則笑稱自己才14歲，他覺得真正的人生應當從80歲開始，他常對着自己的光腦袋説，我的頭髮還沒有長出來呢！周有光有個三“自”政策，即“自食其力、自得其樂、自鳴得意”。這與老伴的三不原則一唱一和遙相呼應。他認為自己平生的第一趣事是在“文革”中下放批鬥的時候，天空中的大雁集體排便，醃了整個會場上，唯獨周有光戴頂大帽子倖免於鳥糞。

張允和與周有光：當她的一隻手被他抓住的時候，她就把心交給了他坐落在上海吳淞口炮台灣的中國公學是按西方現代教育模式建立起來的新式大學，當時的新啓蒙運動主將胡適就是這所學校的校長，而這時的女同學會主席正是張家的二女兒張允和。她容貌秀麗，在所有女孩中顯得出類拔萃。家裏十個兄弟姐妹中，她雖然身材最為瘦小卻風趣好動。以後成為漢語拼音方案設計者之一、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研究員的語文學權威作家周有光的妻子，1929年那年還是個英俊靦腆的青年。但他早已心儀秀美的允和，所以常常找藉口去看她，希望能夠贏得她的芳心。張允和卻總是躲着這個痴情的男孩，她從東宿舍藏到西宿舍，還吩咐管理員説張小姐不在。周有光每一次出擊都沒有得逞，只能失望而歸，張允和因此在同學中間得了一個“温柔的防浪石堤”的綽號。

張允和(18張)

張允和十六歲時，暑假裏到周有光家玩就認識了周有光，那時他在大學裏唸書，而張允和正讀初中三年級。他們一起到江邊散步，開始了甜蜜的愛情長征。他們在石堤上坐下來，兩人都緊張得沒有一句話。周有光拿出一本小書來，張允和看了一眼，心想：這個人真壞啊，拿了一本莎士比亞的書，英文本的，怕我不懂英文啊。書上面寫着一句話：我要在你的一吻中來洗清我的罪惡。莎士比亞的一句名言，是羅密歐對朱麗葉説的。儘管允和沒有讓有光達到在一吻中消除“我的罪惡”的目的，但允和對他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周有光在他的第一封情書裏還是擔憂地説：我很窮，怕不能給你幸福。張允和馬上回了一封十張紙的長信，所表達的只有一個意思，那就是幸福是要自己去創造的。對於有光，更令他鼓舞的是允和的父母思想開放，支持他們的自由戀愛。

由於周有光在杭州教書三年，張允和從光華大學借讀到杭州的之江大學，與周有光也就靠得更近了。週末，他們相約在西湖的花前月下，這對洋文呱呱叫的新式青年，身子保持着一尺的距離，心中充滿了甜蜜，卻怎麼也鼓不起手牽手並肩走的勇氣。

1933年，兩個滿腦子新思想的年輕人終於舉行了婚禮。婚禮新式而簡單，來的人卻非常多。結婚一週年的那一天，允和生下了他們的第一個孩子小平，接着小平又有了妹妹，一家人的生活和和睦睦，平靜安詳。然而不久後，抗日戰爭爆發了，張允和與周有光帶着兩個孩子開始大逃亡的艱難歲月。六歲的女兒小禾不幸病死，兒子小平又被流彈打中，差一點喪命。

顛沛流離了十多年，先後搬家三十次，一家人終於盼來了解放與和平的年代。1952年，張允和受葉聖陶先生的推薦，從上海調到北京的一家出版社工作。

喜歡寫作的張允和事無鉅細都會向在上海的丈夫彙報，一次她在信裏坦白説她收到了一個相識了幾十年的小朋友的來信，來信説對方已經愛了她十九年。允和讓丈夫猜他是誰，周有光在回信裏一本正經地猜了起來：是W君吧？是H君吧？那麼一定是C君了。不料，這些夫妻間嬉戲的書信卻在1953年的一場“三反五反”運動裏成為特務的證據，審查者説那些英文字母都是特務的代號。從未蒙受過這種恥辱的張允和精神崩潰了，像一個行將就木的病人。她為自己的坦白和忠誠付出了沉重的代價，卻也贏回了天長地久的恩愛。

每年的結婚紀念日，孩子們都要來祝賀老兩口的這份天倫之樂，令許多年輕人也看得眼饞。張允和八十歲的時候這樣回憶她與周有光在上海吳淞的第一次握手，當她的一隻手被他抓住的時候，她就把心交給了他。從此以後，不管人生道路是崎嶇還是平坦，她和他總是在一起，她一生的命運緊緊地握在了他的手裏。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