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民族革命大學

1937年“七七”事變後, 日本侵略軍長驅直入, 太原淪陷後, 山西臨汾成為抗日前線。在苦心經營20餘年的山西危亡之際, 閻錫山為了求得自己力量的存在和發展, 接受了中共中央早已向他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雁門關、娘子關相繼失守、忻口戰役結束、11月8日太原淪陷後, 晉綏軍紛紛潰散, 地方官吏也聞風而逃。閻錫山深感他原來舊封建官僚機構遠遠不能適應新形勢的變化, 需要從各方面吸收新的力量, 從事抗日工作。在中國共產黨和抗日進步力量的推動下, 閻錫山打起“民族革命”的旗幟, 在當時成為北方重要抗日中心的臨汾創辦了統一戰線性質的“山西民族革命大學” (以下簡稱民大) 。

中國共產黨在山西廣泛開展了抗日遊擊戰爭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運動。當時第二戰區司令長官閻錫山在進步、革命力量的促進下, 醖釀籌備成立“山西民族革命青年學校”。1927年在上海加入中國共產黨、從德國留學回國的山西籍共產黨員杜任之其時正在運城做策應抗日工作。某日突然接到閻錫山電報, 讓他速到臨汾會面。

1937年12月上旬, 杜任之來到閻錫山設在臨汾駐地的第二戰區司令長官部。閻錫山見到他就説:“你有過一段大學教書的經歷, 在太原還辦過暑期健身團, 又是第二戰區的上校參事。現在我們想辦一所民族革命青年學校, 你就給咱當教務長吧。教員由你請, 學生由政治處、軍訓處管理。我給你們當校長, 讓梁化之當辦公室主任。”杜任之當時想, 這個學校在抗日高潮中成立, 可以培養大批抗日青年幹部, 團結廣大知識階層齊心協力抗日, 對鞏固和發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很有利, 便痛快地接受了教務主任的任命。但在校名問題上, 杜任之認為不合適, 他巧妙地向閻錫山提出了建議:“民族革命青年學校, 這個校名不太響亮, 缺乏號召力, 最好改為民族革命大學。”閻錫山聽杜任之講得很有道理, 當即決定把校名改成民族革命大學。 ^[2] 

民族革命大學校名確定後, 一系列籌備工作就開展起來。總的來説, 民大組織上採取的是軍事編制, 實行軍事管理。校長由閻錫山自兼, 校長辦公室主任由梁化之兼任。下設軍訓、政治、教務、總務四個處, 軍訓處領導軍事幹部, 主管對學生的軍事管理和軍事教育, 政治處領導政治幹部, 主管對學生進行政治教育;教務處主管教授聯繫以及課程安排;總務處主管會計、事務、運輸、醫療。共產黨員杜任之和杜心源分別擔任教務處主任和政治處主任。設立軍事系、民運系、政治系等。

民大建校之前, 閻錫山已經派人到西安、武漢兩地辦理招生事宜, 並且物色招聘教師。

山西民族革命大學的初創, 獲得了全國文化教育界進步人士的熱烈響應。沈鈞儒、李公樸、鄧初民、江隆基、侯外廬、潘漢年、張申府等都對民大的成立表示支持, 其中一些學者教授還應聘前來授課。

民大的學生來自全國18個省市, 包括北平、天津、南京、上海和東北的流亡青年, 還有一部分歸國華僑, 共5000餘人。

民大的佚名人士還創作了校歌, 據知情人回憶, 《閻錫山日記》中曾完整地抄錄了佚名撰寫的民大校歌, 它的歌詞是:“同志們, 親愛的同志們:我們來自大江南北, 太行西東, 為着保衞我祖國, 到這民族革命的中心。我們是民族革命的戰士, 我們是民族革命的先鋒, 擔當起民族革命的使命, 爭取解放, 促進民族復興。快齊着腳步, 抖起精神, 領導民眾向前進攻, 打倒侵略的日本, 保衞我民族自由的平等, 自由平等。”

民大還辦有一個刊物, 刊名《民族先鋒》。 ^[1] 

1938年1月20日, 民大正式開學, 總校設在臨汾的鐵佛寺。其時全國各地的抗日熱血青年紛紛慕名前來。

從1937年12月到1938年2月底閻錫山率部退出臨汾, 短短三個月時間, 民大就在臨汾成立了本校和一分校, 在運城、曲沃成立了二、三、四分校, 學生總數達5000人左右。他們小的十三四歲, 大的二十五六歲, 按照文化程度分別編為大學班、高中班和初中班。

民大的辦學方針是“七分政治、三分軍事”, 雖然閻錫山兼任校長, 梁化之兼任辦公室主任, 但執行方針、掌握全校日常工作領導權的卻是共產黨員杜任之和杜心源, 政工人員和政治教官絕大多數也是共產黨員和犧盟會成員中的進步分子。軍事幹部中有不少是舊軍人, 他們思想保守落後, 但在革命進步力量佔優勢的情況下, 處於無所作為的地步, 有的人還受革命的影響走向進步。

擔任教學的人, 不少是有名望、思想進步、抗日誌堅的學者和教授。當時著名的“救國會七君子”之一的李公樸先生曾為民大介紹了何思敬、陳唯實、施復亮等知名學者任教。後來李公樸先生還受邀前來民大講課, 被閻錫山聘為民大的顧問和教授。李公樸還和杜任之一起, 參照中共中央發佈的《抗日救國十大綱領》, 草擬了《民族革命大學綱領》, 把黨的“全國總動員, 堅持抗日民族團結, 實行抗戰教育”重要思想融入綱領中。

李公樸先生在民大期間, 先後為學生作了幾次報告, 受到熱烈歡迎。他每天還堅持和學生、教員一道跑步、爬坡, 有時還參加軍訓打靶。薄一波也曾在民大講過課, 受到學生熱烈歡迎。丁玲領導下的“戰地服務隊”也由延安來臨汾進行抗日宣傳。此外, 當時社會上著名的教授學者侯外廬、徐懋庸、温健公、蕭三、蕭紅、江隆基、周巍峙、胡磊、莊啓東、秦豐川、劉肅然和朝鮮的尹澄宇等, 也應聘前來擔任教授職務, 可謂名流薈萃, 盛極一時。

其時, 民大設置的課程由政治課、軍事課和閻錫山“學説”三部分組成, 但政治課掛帥, 軍事課配合。民大重視發揮外來教授的政治影響, 教授們可以自由講授。政治課的內容也很豐富, 施復亮和何思敬講政治經濟學, 陳唯實講唯物辯證法, 侯外廬講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江隆基講蘇聯研究, 秦豐川講國際問題, 劉達人講中國外交史, 受到普遍歡迎。閻錫山也曾在晚上幾次到校, 解答同學們提出的問題。學生中閲讀毛澤東論著的人也很多, 凡是進步的書籍都能在學校中廣為流傳。整個學校政治空氣很濃, 進步思想活躍, 堪稱革命熔爐。閻錫山對民大的課程設置很關心, 雖然未乾涉革命理論課程的安排, 但親自過問, 把他的按勞分配、物產證券的“學説”列入課程, 並讓民大政治部、宣傳部印成小冊子散發到學生手中。據杜任之回憶, 這個小冊子引起一批進步學生的反感, 他們互相串聯起來, 有200多名學生跑到八路軍駐晉辦事處隨營學校去了。此事傳到閻錫山那裏, 閻聽説學生們抵制他的“學説”, 一臉尷尬相, 此後也不多過問他的“學説”課了。

民大成立後, 反對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主張的山西省政府參議張慕陶 (當時的託派人物) 也來到臨汾, 伺機活動。他散佈反共言論, 破壞國共合作, 在臨汾城內與各方頻繁接觸。不久就被民大進步學生髮現, 要找他算賬, 揭露他的罪行。張慕陶聽到學生找他的消息十分害怕, 四處藏匿, 不敢露面。但學生窮追不捨, 冒着敵機空襲的危險, 在街頭四處尋找, 多方追索。經過百般曲折, 終於把張慕陶抓起來, 在廣場中被公開質問。在學生團團圍定、羣情激憤之下, 張慕陶低垂着頭, 滿面灰塵, 一言不發, 剛到臨汾時的反共囂張氣焰消失得無影無蹤。閻錫山想包庇張慕陶, 但對學生又無可奈何。後請示蔣介石, 蔣復示閻錫山將張慕陶解往西安行營, 交蔣鼎文處理, 閻錫山立即照辦。學生們鬥爭張慕陶這一革命行動, 不僅震動了民大, 而且轟動了全國。 ^[1] 

1938年2月下旬, 日軍穿過韓信嶺進犯臨汾。閻錫山設在臨汾的戰區長官部, 也臨時改組成“行營”, 經蒲縣公路向大寧、吉縣、鄉寧等黃河邊境地帶撤退。民大也隨軍西撤而進入了大動盪、大分化階段。在向呂梁山腹地撤退前, 原來一向受到重視的應聘教授們的處境發生了變化, 閻錫山先是把他們分聘為教授、副教授和講師三等, 有的認為被聘的不合適, 從臨汾就走了一些。從臨汾撤退時, 校方總務處疏忽大意, 不負責任, 把教授們的行李丟失, 又造成一部分教授的離去。此後短期駐吉縣縣城時, 教授們為了辦好民大, 建議學校行政、教授代表和學生代表三結合共同治校, 遭到閻錫山的拒絕, 教授們很失望, 一部分人又離開了民大。經過這幾番周折, 民大還未過黃河, 建校時應聘前來的一些知名教授就所剩無幾了。

3月間, 當民大師生跋涉到鄉寧時, 遇到運城三分校的師生匯入大隊。不久, 民大所駐的吉縣也遭到日軍進攻, 民大又被迫向黃河西岸轉移。在黃河渡口小船窩附近, 各方人員集結有萬餘人等待渡河。時值春寒料峭, 細雨霏霏, 天空烏雲密佈, 黃河濁浪滔滔, 遠方不時傳來隆隆炮聲, 一片恐怖的戰爭景象。在長廊式的狹窄地帶, 山溝裏零星地居住着幾户人家, 民大各隊只好冒雨露宿。午夜, 在飢寒交迫之中, 有人唱起了《松花江上》, 繼而千人附和合唱, 歌聲伴着滔滔河水, 悲壯動人。為此, 閻錫山曾寫《渡黃河》詩:“三千學生只一舟, 渡河未畢雨聲稠。冒風高歌野立夜, 翌晨一舟順水流。”由於渡船較少, 閻錫山下令民大女生和病人留下等待渡河, 其餘一律沿河北上, 另找渡口。他在《令學生北上》詩中寫道:“職員學生剩三千, 飢寒待渡業兩天。船流敵迫難為計, 隨軍北上可安全。”當時, 民大學生統一轉移的計劃已經無法實現, 有一部分學生已經離隊而去。次日清晨, 雨停風起, 杜任之當機立斷, 將餘下的1500名學生分為兩部, 由他和三分校教務主任席尚謙各帶一部, 日夜兼程, 沿河北上。行至平渡關, 望見對岸紅旗獵獵, 原來八路軍在河對岸駐有一個連。經過聯繫, 他們派來了兩隻渡船, 用了4個多小時, 才把學生全部渡了過去。

夜色蒼茫, 黃河的咆哮聲猶在耳邊迴響, 宛如萬馬奔騰, 震耳欲聾。渡過黃河的1500多名學生問杜任之:“民大向何處去?”杜任之説:“我們奉命到南邊的宜川縣。從這裏去宜川, 有一天的路程;往北去延安, 有兩天路程。南下, 是宜川;北上, 是延安!”延安早已是革命青年嚮往的地方, 於是有五六百名學生和教授立即離隊奔向延安, 後分別進入抗日軍政大學、陝北公學和魯藝學院學習, 不少人後來成為黨的優秀幹部。

杜任之帶着不足千人的民大師生來到宜川, 閻錫山聽了情況後説:“走就走了吧!現在正困難, 沒吃沒喝, 剩下的學生分成政治、軍事兩個系吧!”於是, 杜心源、杜任之分別兼任了兩系主任。

經過行軍的動盪, 到宜川時第一、第三分校和本校合併了, 學生總數已經不足兩千。只有二分校千餘師生離開運城後, “誓死不渡黃河”, 輾轉永和、大寧等地。隨着局勢的漸趨穩定, 民大適應當時抗戰的需要, 5月中旬在宜川結束了第一期的學習。大部分學生轉入敵後到犧盟會和抗日軍隊中做政治工作。閻錫山集團為了把一部分學生置於自己的直接控制下, 培養成他們馴服的工具, 開始對民大進行分割。經閻錫山批准, 挑選了三四百名“優秀學生”, 成立了民大隨營分校。

總之, 動盪階段的民大, 由於大批知名教授和進步學生的離開, 革命氣氛比建校初期差了。課程的內容也在改變, 增加了閻錫山“學説”的比重。這時的民大已在逐步改變它的統一戰線性質。 ^[1] 

1938年秋初, 民大由陝西宜川回到吉縣南村, 閻錫山開始了對民大的“調整”。民大步入衰退階段。除學生重新編隊外, 在機構上把教務處合併到政治處。這次調整以後, 先後有100多人離開民大, 連唯一留下來的外聘教授陳唯實也走了。1938年12月間, 由於日軍進攻, 民大由南村向北轉移, 這時杜心源和杜任之先後調離。 ^[3] 

1939年冬, 抗日戰爭在戰略上已由防禦轉入相持階段, 國民黨在全國範圍內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閻錫山緊步蔣介石後塵, 於12月初發動了“晉西事變”, 向駐在晉西的決死二、四縱隊和其他抗日新軍發動進攻, 山西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遭到很大破壞。“晉西事變”後, 閻錫山在首次“洪爐訓練”中正式提出“存在就是真理, 需要就是合法”的理論。

民大當時駐陝西宜川縣官亭鎮, “晉西事變”的爆發, 使民大幹部學生徹底看清了閻錫山的面目, 他們支持犧盟新軍反擊頑固勢力的鬥爭。以時任校長辦公廳副主任的共產黨員梁膺庸為代表的一些幹部學生, 擺脱閻錫山的控制, 毅然奔赴革命聖地延安, 成為民大建校以來的一個重大轉折點。這期間, 閻錫山更加緊了對民大學生的控制, 他一方面欺騙學生説:“我一定要領導你們抗戰到底, 爬上抗戰最高峯。現在用人在即, 各位前途有望, 切切不可他往。”另一方面採取各種手段管束學生。當時, 一些進步學生以各種藉口千方百計離校去延安。一天, 一位政治工作員黃靜借到西安公差名義辦好12人的離校手續, 他立即聯絡了11名進步學生, 約好途經富縣時掉頭北上延安。經過一番準備, 次日凌晨便悄悄上路了。誰知恰恰遇到了校警衞連的潛伏哨。按學校的規定, 夜間不準離校外出, 再三交涉無效, 只好暫返學校。直到天亮後, 又經多方設法, 始得放行。12位熱血青年脱離虎口, 西行不遠, 掉頭向北, 直奔邊區。他們相互鼓勵, 忍飢挨餓, 在黃龍山森林茂密、人煙稀少的地區走了一天, 終於來到邊區。在老鄉的指引下, 於第三天走出深山, 奔向大道, 不久即到甘泉縣城, 受到邊區接待站的熱情接待, 後順利到達延安。12位青年全部進入抗大學習, 成為正式的八路軍戰士。

1940年2月, 梁化之指派智力展接任民大領導職務。智力展雖是梁手下的人, 但曾做過犧盟會的幹部工作, 不同於頑固派。儘管閻錫山強化了他的“學説”教學, 但由於民大傳統的進步思想潮流仍占主導地位, 智力展等負責人尚能順乎民心, 在梁化之授命智力展取締民大的犧盟組織而代之以同志會的重大事件面前, 智力展保證“在犧盟集體轉為同志會後, 犧盟做法不變”, 並履行了他的諾言, 從而使同志會在民大徒有虛名。

1941年8月, 民大奉命遷大寧縣三多鎮, 此時民大學生焦慮不安, 含恨在胸, 在思想深處醖釀着一場鬥爭。隨着時間的推移, 智力展受民大進步思想的影響, 號召全校師生行動起來, 為揭露和粉碎頑固派的倒行逆施而進行堅決的鬥爭, 並制定了南下汾南, 轉往晉東南解放區與革命隊伍匯合的行動計劃, 並與活動於汾南地區的原決死縱隊孫定國旅取得了聯繫。

1941年11月11日, 起義計劃開始實施。由於擔任軍訓處長的安貴民臨陣叛逃, 起義事泄, 頑固派出動大軍對民大五龍宮駐地一帶重重包圍。梁化之親自出馬突至民大, 起義骨幹全遭扣押, 民大的一場有聲有色的起義行動被鎮壓了下去。這次革命行動雖然中途夭折, 但給閻錫山集團以有力的打擊, 是民大革命力量和閻錫山頑固派的一次公開較量。

民大五龍宮起義失敗後, 梁化之經過上下奔忙策劃, 組成了自己清一色的領導工作班子, 並對學生和一些幹部作了調整。從此以後, 民大完全失去了它的統一戰線性質, 成為閻錫山、梁化之控制的幹部培訓班。 ^[1] 

1940年，民大二分校由陝西秋林遷至蒲縣薛關，改名為“山西省立第五聯合中學”，學生有三百多人。1941年民大一分校遷入鄉寧縣西交口鄉北嶺村，招收中學畢業生和知識青年，1943年併入四聯中。1942年冬，民大七分校由陝西韓城遷至蒲縣公峪村，改名“山西省立第六聯合中學校”。民大由一所具有進步的統一戰線性質的學校逐漸演變為普通中等學校。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