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根小説

八十年代中期，文壇上興起了一股"文化尋根"的熱潮，作家們開始致力於對傳統意識、民族文化心理的挖掘，他們的創作被稱為"尋根文學"。“尋根派”的文學主張是希望能立足於我國自己的民族土壤中，挖掘分析國民的劣質，發揚文化傳統中的優秀成分，從文化背景來把握我們民族的思想方式和理想、價值標準，努力創造出具有真正民族風格和民族氣派的文學。

從作家選取的某個地域做為切入文化層面基點的角度來分析，可以把"尋根文學"劃分為"城市文化尋根"和"鄉野文化尋根"兩個大範圍。代表作家有阿城、張承志、韓少功等。

尋根小説在向傳統文化迴歸時表現出對具有原始風貌、異域情調的社會生活形態的偏好，這種原始情結的出現既有作家自身的原因，也與外來文學的影響有關，同時也是文學自身發展的邏輯結果。尋根小説在具體作品中對原始或半原始文化表現出批判、認同或二者兼而有之的三種傾向。

縱觀整個尋根小説潮流，發現尋根小説在向中國傳統文化迴歸時，很多作家不約而同地表現出對那些具有原始風貌、異域情調的社會生活形態的偏好。比如鄭萬隆的《異鄉異聞》系列小説描寫了黑龍江“野蠻女真人使犬部”，韓少功的《爸爸爸》和王安憶的《小鮑莊》等則描寫了充滿神秘色彩的窮鄉僻壤和閉塞山寨中人們的生活，其中結合了大量的神話、傳説、野史、祭儀等非現實和超現實內容；另外還有烏熱爾圖筆下的馬嘶、篝火和暴風雪，張承志筆下的蒙古草原，鄧剛《迷人的海》中的老海碰子，《鹽柱》中原始生命的圖騰等等。總之，這些原始或半原始的社會生活形態是尋根派作家們擅長的題材領域，這既構成了尋根小説的一個鮮明特色，也成為應當認真思索的一個問題。首先，上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學術界掀起了聲勢浩大的文化討論熱潮，文學作為文化的載體，必然要受到文化討論的影響，由此引發文學領域的文化尋根思潮。尋根派作家們認為“文學有根，文學之根應深植於民族傳統文化的土壤裏，根不深，則葉難茂”。

“尋根”者也有觸及到了文化之根的。譬如陳忠實《白鹿原》。陳忠實雖本意欲對傳統文化中的糟粕部分進行反思。但由於他本人對傳統文化的留戀和痴情註定了他在彷徨失望的今天要對民族之“根”進行一番善意的挖掘。他對白嘉軒的矛盾性人格的塑造就反映了他這一“尋根”傾向。他希望找到那種挺拔堅韌的人格和儒家傳統的道德觀念來為新的社會注入一劑興奮劑。但是傳統道德高標和人性之間的不可調和的矛盾在白嘉軒身上表露無遺。我們對白嘉軒形象到底是肯定還是否定？肯定白嘉軒的堅韌人格魅力就必須承認他的“偽”的合法性，肯定他的道德要求就是否定其人性，也必然走向“偽”，走向鹿子霖，也就是倡導尋求傳統文化中陰暗之根了。這種“尋根”過程中所遇到的二律背反式的困境足以給“尋根”者們當頭棒唱。他們自己也不知所措。顯然，“尋根”者們需要對他們所尋求的“根”進行大的調整。從而才有可能從形而上的高度來把握民族文化之“根”的實質。

如果我們撇開流派意義來看“尋根”小説。它們的確可以稱得上是整個浮躁的當代文學中的“精品”。一方面它們從“失語”狀態的當代小説中脱穎而出。拓寬了其本不甚寬的題材，也間接地給人以自信，即使這種自信沒有經過理性論證，很難站得住腳。另外它們所塑造的一些藝術形象和語音張力也可以説是矮子裏的將軍，可以説是當代文學中，特別是小説界的一個小高潮。不從歷時角度分析，忽略無情的時間的沖洗，僅只置於當代中國文學中，它無疑有它的生命力。這些已有很多相關論證，就不贅述。但是顯然整個當代中國文學的成就是難以與世界文學相提並論。

然而即便如此，我們不追究尋根文學作為文學流派的價值，尋根者們的在前文已有提及的硬模硬仿也的確是他們文學創作本身的一處硬傷。文學的價值在於它的“唯一性”。在前面一旦有人用過某種技法，後邊的人就會有意識地迴避。否則，第一個寫“林妹妹”的人固然是一種藝術創作，而後面仿效的人卻只能是效顰的東施，學步的邯鄲客人。如果説扎西達娃的小説與《百年孤獨》的相似性可以找到理由或藉口的話——兩個民族的文化乃至心理結構等方面都有某些相似性。

那麼在地域文化與民族心理上與拉美有着天淵之別的漢民族中，這種模仿則顯得幼稚無比！像紅高粱模仿其打破時空的敍事方式《歸去來》、《古裏——鼓裏》對小説的單純的陌生化處理，小説環境氣氛神秘的設置的模仿。《古裏——鼓裏》所描述的那個地方“周遭總象有一道屏障，人走到一定的界限再折轉回來，鳥飛到一定的界限再折轉來，連太陽和月亮也如出一轍。週而復始，一切終在循環往復，也沒有新的東西進來，……”。人們像矇在鼓裏，對科學置若罔聞。這種麻木不仁的生活狀態，正是馬爾克斯《百年孤獨》中那個百年仍“貧窮”、“孤獨”、“毫無變化”的馬孔多鎮的翻版。人們在不停地回憶往事，由現在到將來又回到過去，一切的一切都在往返不斷地循環往復。小説與其説是借鑑還不如説是照搬了“變現實為幻想而又不失其真”的手法。

即使“移植”的手術高明，但畢竟心虛。兩個民族的差異太大了，在文學上的刻意模仿總讓人噁心。“民族性是文學藝術具有世界性的重要因素”。對於這一點，尋根小説家們似乎是銘記在心的，但在創作實踐中卻又往往不自覺地照搬西洋文學，尤其是對拉美魔幻現實主義的模仿。不明白的人一看：喲，怎麼中國民族文化全帶上了拉美的印跡，莫非是同源？或者是厲害的鳥兒銜來了遠隔重洋的文化種子？

這樣講倒關不是反對他們口口聲聲的“借鑑”、“借鑑”甚至是必要的。但是這種“吃什麼拉什麼”的不消化的“借鑑”只能是模仿。“越寫越像某大師，後來乾脆連大師的也懶得模仿了”，於是還乎自戀地“不斷地複製自己的成功之作”。“尋根”小説家們用他們的創作實踐在為當代中國文學添枝加葉的同時，也為這個時代抹了一筆黑：這是怎樣的一個毫無創意和浮泛的時代！郭熙志説：“這是來自一種模仿的衝動，拉美魔幻文學的爆炸，使尋根者們覺得有類似的‘國情’。以更深的心態來講，尋根還有一種長期鎖悶之下的突變。這種心態在‘民族的就是世界的’觀念牽引下急於得到外界承認，所謂‘走向世界’。”他們既已功底不厚，又無心加強自身理論素養，更無法靜下心去真正思索“尋找民族的東西”，從而創作出好的作品，更談何衝上世界？

總而言之，“尋根”文學的倡導者們及其實踐者們由於自身對文化斷裂帶的認識偏差，對傳統文化中他們要尋覓的“根”定位不準，再加上其在吸收時又不能消化和自笛才情的缺之，更重要的是其對自身價值定位的模糊和既急於超越，又無法超越的浮躁造成了他們理論和創作實踐上的越位和混亂。“尋根”文學作為在理論和創作上都頗有影響的一派顯然名不副其實，更沒有起到作為文學流派應有的作用。同時其作為散亂無章的當代文學羣體中一員也有其不可迴避的痼疾。這樣，“尋根”文學只能是文學中的一個匆匆過客。這對於急於走上世界的當前中國文學無疑是一個提醒。再來分折它，倒並非懷舊或沒話找話，希望方家們能以一種正常的心態對待或國文學和世界文學的落差問題。

“尋根小説”的實驗，對中國現實主義小説創作的革新與推進，具有不尋常的實踐意義。這一點，或早或遲都會得到印證。“尋根小説”的創作實驗，並不僅僅侷限於那幾位寫過類似“尋根宣言”的作家一一譬如寫過《文學的“根”》的韓少功，寫過《文化制約人類》的阿城，寫過《理一理我們的“根”》與《文化的尷尬》的李杭育，寫過《我的根》的鄭萬隆等等。當然，這些作家在小説主張方面的鮮明態度，足以使他們成為“尋根小説”思潮的代表人物（或一家之言）。

但在與“尋根”、與文化意識相牽連的小説創作的現象方面，譬如説，一些並沒有公開主張“尋根”的作家，如王蒙、陸文夫、林斤瀾、馮驥才、張賢亮、高曉聲等，他們分別以自己的新作品顯示了審美思索與社會文化意識及批判精神的聯繫。王蒙的《活動變人形》、《高原的風》，陸文夫的《井》，林斤瀾的《矮凳橋傳奇》，馮驥才的《三寸金蓮》，張賢亮的《綠化樹》、《男人的一半是女人》，高曉聲的《覓》……這些作品都以新的角度與新的姿態同“尋根小説”的藝術主張產生着某種呼應的效果。

不言而喻，那些“尋根”意識比較鮮明的作家，也在他們的具體主張提出之後或之前，創造了一批很有代表意義的作品，如韓少功的《爸爸爸》與他的小説集《誘惑》，阿城的《棋王》、《樹王》，李杭育的小説集《最後一個漁佬兒》，鄭萬隆的《異鄉異聞錄》系列……當然，還有相當數量的中青年作家也寫出了一大批富有明顯的“尋根”意識或涉及到傳統文化中的人的過程的作品，如莫言的《紅高粱家族》、《紅蝗》、《築路》、《枯河》、《鞦韆架》，李鋭的《厚土》、《呂梁山風情》，王安憶的《小鮑莊》，鐵凝的《麥秸垛》，賈平凹的《浮躁》，張煒的《古船》，朱曉平的《桑樹坪紀事》，烏熱爾圖的《七叉犄角的公鹿》，艾克拜爾米吉提的《瘸腿野馬》，江浩的《鹽柱》，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