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賢亮

1936年12月，出生於江蘇南京。抗日戰爭期間，在四川省重慶市讀小學。抗日戰爭勝利後，隨家返回南京讀中學。1951年，前往北京讀書。1954年，高中畢業後，因沒有考上大學，自願報名前往西北地區，在甘肅省賀蘭縣（今屬寧夏回族自治區賀蘭縣）的農村中當一名文書。1956年，調往甘肅省幹部文化學校當文學課教員，並開始嘗試文學創作，發表了《夜歌》《黎明時的歌》等60餘首詩歌。 ^[2] 

1957年7月“反右運動”期間，創作了詩歌《大風歌》，登載在當時很有影響的文學月刊《延河》，引發關注，使得張賢亮遭到了猛烈的批判；9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了署名《斥大風歌》的文章，詩人公劉抨擊《大風歌》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言論和思想，於是，《大風歌》成了右派言論的代表作品，張賢亮被戴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被關進銀川市附近的勞改農場，過起了與世隔絕的囚犯生活。 ^[5] 

張賢亮右派生涯的大多數時間都是在勞改和勞教中度過的，在這期間，以“書寫反動筆記和知情不報”的罪名被判三年管制；在“社教運動”中再次以“右派翻案”的罪名被判三年勞教；“文化大革命”中，升級為“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被羣眾專政；1970年，又被投進農墾兵團監獄，運動一來就抓去勞改，勞改幾年又被轉移到另一個農場就業勞教。 ^[5] 

1979年9月，張賢亮得到徹底平反。1980年，調至寧夏《朔方》文學雜誌社，擔任編輯，並發表了《邢老漢和狗的故事》《靈與肉》等短篇小説；同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1981年，開始專業文學創作。 ^[5]  1982年，改編自小説《靈與肉》的電影《牧馬人》上映。 ^[6]  小説《靈與肉》《肖爾布拉克》分別獲得1980年、1983年全國優秀短篇小説獎； ^[28]  1983年，被選為六屆政協全國委員會委員。 ^[2] 

1984年，發表中篇小説《綠化樹》，小説描寫了知識分子處於厄境中的生活和思想歷程，並獲第三屆全國優秀中篇小説獎； ^[3]  同年，應邀訪問挪威、瑞典、丹麥。 ^[2]  1985年，發表長篇小説《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描寫在特殊環境里人的本性受到壓抑，扭曲之後形成的與生活的矛盾，引起廣泛的爭論； ^[3]  同年，應邀前往美國參加愛荷華“國際寫作計劃”。 ^[2] 

1987年10月，出版《寫小説的辯證法》，收錄了張賢亮1957年至1986年8月在報刊上發表的33篇文章，這些文章介紹了作者的創作體會、創作思想以及創作小説過程中的思考等。 ^[7]  1989年1月，出版長篇小説《習慣死亡》。 ^[8]  1992年，下海棄文從商，前往寧夏賀蘭經商。1993年，創辦華夏西部影視，並擔任華夏西部影視城有限公司的董事長，建立了鎮北堡西部影城。 ^[5] 

1995年3月，出版隨筆集《邊緣小品》。 ^[9]  1996年12月，出版散文集《小説編余》。 ^[10]  1997年，出版雜文集《小説中國》。 ^[11]  1998年2月，出版散文集《追求智慧》。 ^[12]  1999年12月，出版小説集《青春期》。 ^[13]  2000年6月，出版導遊叢書《華夏西部影視城——我與鎮北堡》。 ^[14] 

2008年2月，出版隨筆集《中國文人的另一種思路》。 ^[15]  2009年，發表長篇小説《一億六》，並於同年出版。 ^[4]  2010年初開始，張賢亮以個人名義每年捐贈150萬至180萬元，對寧夏貧困患者實施“救生行動”； ^[17]  1月，出版語錄集《張賢亮經典語錄——人很重要》。 ^[26]  2013年7月，出版散文集《我的傾訴》；同年，被查出晚期肺癌。 ^[17]  2014年9月27日下午，因肺癌晚期逝世，享年78歲。 ^[17] 

張賢亮的祖籍在江蘇省的盱眙縣，祖父張銘早年在美國讀書時，就參加了孫中山創建的同盟會，回國後擔任國民黨政府的外交官。張賢亮的母親是安徽一個書香門第的才女，在與張友農結婚幾個月後，張友農就隨張學良回到了西安，而張賢亮母親已經有了身孕。 ^[18] 

張賢亮(4張)

“西安事變”之後，國共開始合作抗日。張賢亮的父親開始棄官從商，帶着一家老小來到重慶。在內戰爆發後，張賢亮的父親又開始到上海經商， ^[18] 

1949年，張賢亮的父親作為舊官僚被關押。1951年，張賢亮父親在監獄中去世。1955年，19歲的張賢亮帶着母親和妹妹，響應國家號召，離開北京，到大西北開荒，在賀蘭山下安了家。 ^[18] 

“反右運動”期間，張賢亮因發表《大風歌》而被錯劃為右派，張賢亮被帶走，勞動改造了22年。張賢亮在被送進勞改後沒幾天，張賢亮的母親就在晾衣服的時候摔斷了腿，十歲的妹妹正在上小學，家裏頓時沒有了生活來源，無奈中，母女倆準備回遷北京投親靠友。 ^[18] 

十年後的1968年，“文化大革命”席捲全國，張賢亮趁勞作間隙扒火車回北京，費盡周折，終於找到了自己已經滿頭白髮的母親。而此時妹妹早已分配到甘肅工作。和母親的團聚僅有幾天，張賢亮就被發現，強制帶離了北京，而這次竟然是同母親見的最後一面。後來無路可走的張賢亮，只能靠乞討為生輾轉到了蘭州。回到農場後，張賢亮又被扣上了反革命的帽子，繼續改造。直至1979年獲得徹底平反。 ^[18] 

張賢亮的作品在其饑荒文本里直面和展示生理飢餓。他率先揭示了“低標準瓜菜代”對整個民族造成了何等慘重的生理損傷，其饑荒書寫往往是在平靜中見波瀾，在濫觴中顯沉痛。張賢亮也在創作談中提及，創作《綠化樹》時正值抵制精神污染被執行得最離譜之時，他的全部作品也被進行了專門研究，張賢亮無疑是冒着風險，進行了突破性的創作。他在作品中回顧了以往的飢餓經歷：20世紀60年代大饑荒，慘烈的飢餓現實改變了人情倫理，死亡變得太過平常，人心變得麻木冷漠，連悲傷都顯得多餘，甚至連人的生理結構也能發生轉變，對比那些在應對飢餓時所爆發的種種“潛能”，人就算能發展出動物的反芻能力也不足為奇。飢餓年月成天惦念的就是食物和怎樣搞到食物，食物確實能夠牽引着人的思維、行為方式，所謂的自尊、面子都是吃飽之後的事兒。張賢亮勇於將一個受難的身體呈獻給讀者，試圖把一個長期在政治高壓下默默無聞、唯唯諾諾的身體拯救出來，因為身體是苦難的第一現場，敢於直面身體才能直面苦難。 ^[20] 

張賢亮小説中的男主人公都有身處囚禁的不幸命運。章永璘、許靈均、石在等知識分子本可以憑着自己的才華和能力在社會上謀得職位，成家立業，但現實中的政治運動一次又一次把他們拋離正常的生活軌道，將之推入絕境，他們被禁錮在西北的監獄或勞改農場裏，承受着身體上的飢餓與性的壓抑，政治的規訓懲戒和精神信仰上的危機，在多重囚禁中苦苦掙扎，最終依靠自身和女性，尋求自由與救贖。在張賢亮小説的囚禁敍事中，描摹、凸顯了身體的囚禁，精神的囚禁和作為拯救者的女性。在張賢亮小説的囚禁敍事中，身體上的囚禁與規訓既是指人物在政治身份上被劃歸“右派”或“壞人”，繼而被判刑、流放或關押，失去身體自由，也指人物因此而受到的規訓包括繁重的體力勞動、食不果腹的物質生存處境，也包括了身體在囚禁中的生理、心理的變異以及扭曲等。張賢亮常常以身體上的飢餓，性的壓抑來表現政治對身體的壓抑與異化，來揭示政治的規訓作用。 ^[21] 

張賢亮作為“反右運動”和“文化大革命”的受難知識分子，潛意識中對自我的政治身份給予了認同，他自認為揹負着整整一代中國知識分子的創傷，在政治文化觀念上又承認自己身上流淌着“資產階級”的血液，難以擺脱知識分子的身份“原罪”，因而本身就懷有被政治所拋棄的心靈創痛和“贖罪”的心理焦慮。基於自我救贖的目的，他筆下的主人公大都把受難當成是摒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惡習的身份“改造”，是向“筋肉勞動者”靠近的唯一途徑。從他的小説文本中會發現，主人公毫無例外地強調自身所遭受的種種磨難和創傷是對自我的錘鍊和塑造，無論是《靈與肉》《綠化樹》《男人的一半是女人》還是《青春期》《我的菩提樹》《習慣死亡》，主人公都主動認同了“極左”政治路線賦予知識分子的政治身份與文化人格，自覺“有罪”並應該通過種種磨難獲得重塑自我和超越苦難的力量。用張賢亮自己的話來説就是：“美和歡樂，必須來自傷痕和痛苦本身，來自對於這種生活的深刻的體驗。”張賢亮力圖表達他對政治身份的重視與追求人格自我完善的努力。 ^[22] 

從女性敍事角度來看，張賢亮的小説體現出了比較明顯的男性中心主義，這種男性中心主義在小説中主要體現在女性主體性的缺失和敍事視角的男性化上。在張賢亮的小説中，男性被作為歷史的主體來進行塑造和敍述，無論是飽經磨難的章永攜，還是意氣風發的陳抱帖，都是歷史的承擔者和前進的動力，他們對自身的命運和所處的時代有清醒的判斷和認識。而小説中的女性卻普遍缺乏主體性，她們沒有個人的信仰與追求，她們所愛的男人就是她們的一切，然而她們卻又無法理解、也無法最終得到他們。在張賢亮的小説中，敍述者，即使是第三人稱的敍述者，永遠是站在男性的角度進行敍述，女性只是被敍述者。被敍述的女性無法發聲也無法辯白，只能作為男主人公和作家操縱和利用的工具。 ^[23] 

作為特立獨行的新時期作家，張賢亮的作品彰顯出了深刻的生命體驗和獨特的藝術表現力。這兩種不同的記述風格在小説中形成了一股自然地內在張力，日記涉及的那部分極為簡略，欲言又止；而註釋的那部分十分詳盡，儘可能還原日記背後的歷史真實。如《我的菩提樹》中，讀者剛開始可能很難把《我的菩提樹》作為小説來閲讀，畢竟其中既沒有跌宕起伏的故事情節、典型的生存環境和獨具特色的人物形象，但作者對生活的藝術處理還是比較明顯的。他以當年日記保留下的生活和情感線條為線索，藉此重新甄選、編輯生活原象，並通過註釋的手法和嚴峻、深刻的語言準確地表述。此種手法能使小説直逼生活原態的核心地帶，產生強大的震撼力，不僅可以使讀者體會到當時人們的言論受限，也能通過日記重返歷史現場。 ^[20] 

文革過後，文學創作已經涉及到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唯有“性”這一領域似乎觸及了人類最敏感的神經，無人過多的涉及。張賢亮1979年得以平反，隨後便致力於文學創作之中，他20世紀80年代的小説創作最引人注目之處就在於勇於衝破言論禁區，在《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中有大量體現。張賢亮大膽越軌的性愛描寫，探析了人類最低層次的生存需求，真實呼喚人性，推崇人道主義。他在小説中提到：“政治引發的激情近似於情慾誘發的衝動，都源於體內的內分泌。”小説中主人公通過這兩個方面去體驗，去感覺，去“自由選擇”。他試圖將人類最隱秘複雜的心緒、情感、渴望全部傾吐出來，可以説他是當代文學史上第一位認真描寫“性”的作家，因此其作品一問世就引起轟動效應，評論界對此爭鳴不止，褒貶不一，而正是此時期的小説才真正凸顯了張賢亮的獨特氣質與文風。 ^[20] 

勞改幹部通常會被描述成為陰險狠毒、凶神惡煞、對待勞改犯人十分嚴苛的面貌，但在張賢亮的小説中，這類幹部形象鮮有出現，即使有個別被當做反面管理幹部形象也並非大奸大惡，諸如《土牢情話》中的王富海、《綠化樹》裏的瘸子管理員等，作者對這類管理幹部的刻畫着墨不多。而《綠化樹》中的謝隊長，《邢老漢和狗的故事》中的魏隊長、《河的子孫》的魏天貴、《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的曹學義、《我的菩提樹》中的馬隊長等，無疑都是具有人性美、令人難忘的勞改幹部形象，他們在張賢亮文學世界的建構之中，以淳樸直觀的是非觀念和價值判斷感染着小説中的受難主人公。 ^[22] 

張賢亮在小説中，曾多次提到一種廣泛流行於甘肅、青海、寧夏黃河湟水沿岸的一種高腔民歌，理論上稱為“河湟花兒”。這種民歌用詞俏皮生動，頗有靈動之意。在屬性上，它是一種方言。張賢亮選擇這一種生動又易懂的方言來增強語言的生動性和地方色彩，同時這些語言使得人物形象更加立體可感。例如，唱“河湟花兒”時的馬纓花就比平時更為嬌媚動人。這種民歌，可以用或婉轉或豪放的語調，把自己的情緒與心意表達出來，作為一種釋放的形式。同時，這種極具地方特色的民歌，可以作為一種文化符號，一種文化歸屬感的象徵。 ^[24] 

作為張賢亮早期的傷痕文本，《靈與肉》有着具有愛國主義性質的結尾：主人公婉拒了生父邀他共赴美國的心意，而選擇留在大西北農場。主要原因是大地和妻子是他魂牽夢縈，難以割捨的，可見，大地和母親情結根植在他的無意識世界裏。艾華指出許靈均是新時代的新人，關鍵在於：“在多年艱辛的勞改生涯中，他未曾變得麻木不仁，他從未停止過探求，終究探尋到了真正的人生道路——永遠與祖國、人民在一起。”在極端年代裏，他並未沉浸在個人的不幸與痛苦中，因為這並不是個人悲劇，而是在特定歷史條件下釀成的具有普遍性的錯誤。中國知識分子秉持的人生信念就是將個人命運同祖國、人民的理想緊密相連，以此作為人生救贖的依據。以致於當時“毫無保留地將自己交給黨”，“一切聽黨安排”等口號足以賦予他們穩妥的形態，乃至人生歸依感。在他們看來，最重要的並非個體獲取何種實利，而是能獲得所依賴的羣體的承認，即家國黨派的承認成為救贖的終極之道，由此實現最高的人生境界——由人格的完成達到精神上的救贖。 ^[20] 

“張先生是中國作家中少有的真土豪。將寫作、行商、參政、行樂結合得那麼無隙，賣出西北的荒涼，很難得。”（中國當代作家陳村評） ^[25] 

“這個人很可愛，直來直去，不掩飾，喜歡女人，也不裝，很直率，少見。總之是個討人喜歡的人。”（當代作家虹影評） ^[25] 

“張賢亮並非單純寫性，而是以性愛和慾望為載體，發掘政治內涵，書寫對知識分子命運的關注。”（中國當代作家雷達評） ^[25] 

“張賢亮的作品在於（通過描寫性）淋漓盡致的寫出人的靈魂間的巨大痛苦，進而揭示自然的文化生態，這才是他（作品）的精髓所在。身為老一代作家，張賢亮對性的描寫是美化的。在他的書中，將女性作為女神和美好的象徵，代表走向精神自由和光明，而非慾望對象。這相較當代很多作品僅把女性當做肉慾象徵，反而高雅的多。”（《收穫》雜誌編輯部主任葉開評） ^[25] 

“張賢亮的思想認識比較超前，作品也不是無病呻吟，而是有自我作為支撐。即便在張賢亮的後期創作中，都維持了對社會的批判性思考、對社會各階層的認識，這是他後來能在文學界獨樹一幟的原因所在。”（批評家吳義勤評） ^[25] 

張賢亮的小説感情深沉、富於哲理，文筆俊逸。（中國作家網評）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