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達

1943年，雷達生於甘肅省天水市麥積區新陽鎮。雷達的母親祖上是蘭州人，父親是天水人。

1944年，雷達1歲多的時候被父母帶回蘭州生活；從那時起直到1965年，雷達一直往返於蘭州和天水兩地生活。

1947年，雷達4歲時，因盯着水磨、看浪花猙獰而走神，不慎滑入了水渠，人進入磨道，還得血肉橫飛，幸運地被人救起。雷達的鄉親們是些最有文化的人。家鄉人除了勤於農耕，就是渴望孩子成為讀書人，雷達的毛筆字不行，這成了他多年來怕回老家的潛在原因之一。雷達的哥哥是啞巴，雷達成了雷家唯一靠得住的繼承人。老家的生產隊居然同意給了他一份自留地。

1965年，雷達畢業於蘭州大學中文系。

1966年春天，甘肅農村搞起了極左式“社教”，雷達家的中農成分忽被“補劃”為富農（1977年平反），平生好強的大嫂——這個最窮苦的貧農女兒、童養媳，不得不頂起“富農婆”的帽子被扭去遊街，幹苦活累活，每次遊街後，嫂子扔掉繩索木牌，抹去傷痕污漬，趕緊生火做飯，還説説笑笑，像沒事人一樣，與城裏牛鬼蛇神的愁苦狀迥然不同。我更看不懂的是，村人並不嫌棄大嫂，每天來家問事者、聊天者、託她介紹婚姻者仍不少。雷達甚至覺得大嫂這個“四類分子”威信不低。雷達的大嫂就是這樣一個偉大的女性。她對雷達無私的愛，讓雷達一生難忘。大嫂只是一個微賤的農婦，但她從不膽小、怕事、忍辱、畏縮，在她的身上有一種永遠打不倒的精神。這就是雷達特別想説出來的感受。多少年來，每當雷達遇到逆境，挫折，或自認受了委屈，或無端煩躁時，就會想起新陽鎮，想起大嫂，內心就會慢慢平靜下來。1992年冬天，雷達的嫂子因病離世。 ^[1] 

曾先後在全國文聯，新華社工作，後任《文藝報》編輯組長，《中國作家》副主編，中國作家協會創研部主任，研究員。兼任母校蘭州大學文學院中國現當代文學專業博士生導師。任中國第四屆、第五屆、第六屆茅盾文學獎評委；任中國第一屆、第二屆，第三屆魯迅文學獎評委；任中國國家舞台藝術精品工程評委；任中國中組部、中宣部、人事部“四個一批”人才工程評審小組成員。 ^[2] 

中國小説學會會長、中國作家協會名譽委員、中國作家協會理論批評委員會副主任、中華伏羲文化研究會副會長。多屆茅盾文學獎、魯迅文學獎評委。 ^[1]  兼任蘭州大學文學院中國現當代文學專業博士生導師。 ^[2] 

1978年7月，《文藝報》復刊了，馮牧、羅蓀為主編。7月15日，復刊號（總號343期）正式出版，《文藝報》作為委託中國作協主辦的中國文聯的機關刊物，刊發了“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第三屆全國委員會第三次擴大會議專輯”。發表了茅盾的開幕詞、郭沫若的書面講話《衷心的祝願》、黃鎮在大會上的講話、周揚的《在鬥爭中學習》、巴金的《迎接社會主義文藝的春天》等文章，其中巴金的文章深深地觸動了年輕的雷達，如果文藝的春天真的就要來到，他願意成為這春的樂章中的一個音符。這願望在雷達的心中越來越強烈，彷彿命運的琴鍵在扣擊心門，於是，時在新華社工作的他，毛遂自薦，向當時的《文藝報》主編寫了一封信，表達了他想去《文藝報》工作的意願，並附上他的一些文章。出乎意料的是，事情在一個星期以後就有了結果，他被調到《文藝報》評論組工作。多年後，他回憶起這段經歷時感慨：他走上評論道路，與當時在《文藝報》工作有直接的關係。

1978年8月11日，上海復旦大學中文系學生盧新華的短篇小説《傷痕》於《文匯報》發表，那時，北京各單位的辦公室裏，都訂閲一份《文匯報》。雷達含着淚讀完了該小説，他初步的感受是，小説雖然寫得還不夠老到，但對“四人幫”給民眾心靈留下的傷痕把握，具有相當的典型性，是一篇具有強烈藝術感染力的短篇小説。不久由文藝報和文學評論共同出面，組織了一次大規模的為“傷痕文學”鳴鑼開道的會議，其中探討了《神聖的使命》《傷痕》《楓》《頂凌下種》《她該怎麼辦》《在小河那邊》《重逢》《愛情的位置》《被愛情遺忘的角落》等等作品，《文藝報》把大型報道的任務交給了閆綱和雷達。閆綱是雷達尊重的師兄，同為蘭州大學畢業。雷達打第一遍稿，連夜奮戰，寫出了一個萬字初稿，交給閆綱修改，最後，此稿終以《短篇小説的新氣象，新突破》為題，以“本報記者”名義發表。

新時期文學伊始，雷達以《文藝報》記者的身份採訪了王蒙並寫下了新時期第一篇報道並評述王蒙近況的專訪《春光唱徹方無憾——記作家王蒙》。該篇文章雖為“訪問記”，其中卻較為細緻地介紹了王蒙的生活道路和文學觀念，並對此做了理性分析和評價。

1979年，《春光唱徹方無憾——記作家王蒙》文章在《文藝報》第4期刊出後，引起文壇內外的極大關注，王蒙這位沉寂了20餘年的作家再一次成為文壇熱點。而此後很長一段時間，乃至新世紀之初，許多人在採訪王蒙時也採用了“春光唱徹方無憾”這句詩來做題目。雷達雖然年輕一些，卻也有着較為相似的經歷和感受，他懷着對文藝事業的一腔熱情從邊遠的大西北來到北京，迎接他的卻是十年“文革”，青春和文學生命都被無端地耗過，終於，一個新的春天來到了，他和王蒙一樣，終於迎來了實現自己理想和抱負的春天，他希望能夠實現自己獻身文學的抱負，為新時期文學的春天歌唱。

雷達是新時期文學的見證者、參與者。他對文學評論有着與生俱來的興趣與責任，新時期文學之初，雷達就表現出了他獨有的敏感，他往往能對新的文學現象和潮流做出最及時的反映。雷達從新時期一開始，就抵制了那種從作品中抽出政治結論的武斷評論，而是從藝術規律的要求、從美學觀點的要求出發，對作品進行有説服力的藝術分析。他的評論不是從抽象的觀念出發的，而是從那個時代的生活和心靈的實際出發的，富有現實的和生活的氣息。

相當長的時間裏，雷達把許多精力放在短篇小説的評論上。

1977年的文學作品後來被載入文學史的為數不多，《班主任》（《人民文學》1977年第11期）是其中之一，1978年年初，雷達對《班主任》這一作品進行了評論。他在《人民的心聲——贊〈班主任〉等作品的出現》一文中點評，《班主任》的作者入木三分地揭開了小流氓宋寶琦這個“畸形兒”麻木不仁的精神狀態，精確地寫出形成這種“畸形兒”的社會的、家庭的複雜因素。而另一個人物更令人深長思之，這就是初二班團支部書記謝惠敏。雷達認為，該小説通過上述兩個對立人物同樣確認《牛虻》是本“黃書”，戲劇性地點染出他們同是“四人幫”愚民政策的受害者。

“救救孩子”的急迫呼喊不僅是令人尊敬的張老師的聲音，也是全國人民心底的聲音。雷達認為，儘管《班主任》等短篇小説在思想深度特別是人物塑造上都存有不同程度的弱點，但它們的可貴之處在於踢翻了“三突出”之類的清規戒律，思想解放，敢於大膽地“看取人生”，真實的血和肉，寫出人民羣眾的愛與恨，噴射着人民感情的熾熱岩漿，迴盪着時代精神的有力旋律。

當時的雷達對短篇小説充滿了濃厚興趣，他一度認為短篇小説是最能及時反映時代社會變化的文體，那個時期的雷達，閲讀大量的短篇小説，並能及時發言。總是能從小説現象中抽出最本質的特點。

1979年，雷達閲讀了25篇獲獎短篇小説後，深切地感受到其時的作家已經由“寫政策”、“寫概念”、“寫問題”的路上比較徹底地掙脱出來，折入“寫命運”、“寫人情”、“寫靈魂”的藝術化和心靈化的軌道。雷達表示，從藝術規律的角度看，這是極大的轉變。雷達從此走上了文學評論之路。 ^[4] 

（作品目錄參考資料 ^[2]  ）

現當代文學是一個整體。就史的意義而言，任何歷史都是斬不斷的河流，所謂古代、近代、現代、當代之類的劃分，無非是人為的拆解——既為斷代史，就不無切割之意，現代文學和當代文學由於文學內在規律的貫通性，“分”的因素在逐漸淡化，“合”的因素在逐漸凸顯，相互的融通之點越來越多，它們開始自在地作為一個整體呈現出來，並繼續演進着。

“現當代文學是一個整體”的觀點為解釋當下文學展現的豐富多彩找到了一個切人口，為人們重新審視現代文學和當代文學之間的聯繫、熔接、轉變、革新提出了新的視闊。

陳忠實的作品《白鹿原》已成為公認的文學經典，而雷達的《廢墟上的精魂——白鹿原論》也一樣成為文學批評的經典。在該篇評論中，雷達視《白鹿原》為“一部重新發現、重新發掘民族靈魂的書”，“也是一個觀照中華民族靈魂的世界”。對《白鹿原》的解析就是雷達發現和重鑄民族靈魂的實證分析和理論升級。雷達對賈平凹的創作“模式與活力”的精準概括以及對人文精神的質疑，對“個人化”的辯解等都具有“發現”的眼睛，表達了雷達對文學的真知灼見與赤子之心。雷達無愧於文學批評的“雷達”。 ^[5] 

1986年9月，雷達於著文《民族靈魂的發現與重鑄》，論述了自己對於新時期文學主潮的思考。在該文中，雷達強調：“對民族靈魂的重新發現與重新鑄造就是十年文學劃出的主要軌跡。”

民族靈魂並不是一開始就回歸到新時期文學中來的，她被逐出文學的苑囿多年，但她始終遊蕩在我們的生活氛圍中，遊蕩在人們四周和心靈深處，人們卻久久視而不見。因為民族的自我意識正在酣睡，大眾割斷了與歷史與世界的精神連結。所以，新時期對民族靈魂的發現不是直截了當的，而是在制約中的發現。新時期文學的最初階段，是從“觀念化”向“世俗化”的演變。中國的文學開始向着普通人的血淚真情，向着中華民族真實的生存境況的“出發點”迴歸。

雷達沒有侷限於文本表層的意藴，而是將新時期文學進行了一次深徹的梳理。他指出，只有抓住“人的覺醒”這個根本的精神發展趨勢，才能認識到新時期文學出現各種現象的本質。

只有抓住“人的覺醒”這個根本的精神發展趨勢，才能認識到新時期文學出現各種現象的本質。是人的覺醒這一主題使得文學對民族靈魂的當代畸形作出了深入挖掘，喚來了作為民族強者的改革者形象，描寫出了農民內部的時代性分化，展現出了知識分子從傳統向現代角色轉換中的靈魂痛楚。在這一部分論述中，最引人深思的是有關新時期知識分子形象的論述。雷達經過比較和思考後得出如是結論：比較起來，這股人的發現、覺醒、解放的浩浩潮流在知識分子中激起的變化，其層次之複雜、走向之歧異、哲學思想之多端，都遠遠超過了農民。但是，不管知識分子多麼敏感和多變，在“民族靈魂”面前，他們與其他民族成員必有同一性。就這一點而言，雷達以張賢亮筆下的許靈均和章永璘為例，進行了深入的比較分析，他認為章永璘既是許靈均的延續，又是對許的否定和超越，這超越乃是章永璘的追求是通向人的全面發展、全面實現這個總目標的。“食”和“色”不過是其起點，目的則是人怎樣儘可能地擺脱動物性，向着靈與肉融合的“昇華”境界和全面“人化”復歸。在這個意義上，章永璘既是當時的知識分子，也是今天的知識分子。

是人的覺醒這一主題使得文學對民族靈魂的當代畸形作出了深入挖掘，喚來了作為民族強者的改革者形象。

正是在這樣一種宏闊的視域中，雷達用這條主線將當時貌似差異極大的作品聯繫在了一起，他總結道：“文化尋根”派的作品主要是重新審視連結過去的道路；“反傳統”派作品主要是以借鑑和引進為其特色，焦灼地尋覓未來的路；傳統寫實主義的作品則是牢牢把握現實的路，它們殊途而同歸於對民族靈魂的探索道路，其精神是可以打通的。即使迷離惝恍、感覺奇異如莫言的作品，其真髓也恰恰在於熱烈而深沉地叩詢着民族靈魂的消息。在此基礎上，雷達以“走向文化鳥瞰爭議”一節結束了這篇文章。

民族意識早已成為評論家自身的精神所在，所以他可以共鳴，可以發現。如果在評論家自身的靈魂深處沒有這種靈魂的浮動，評論家是不可能發現的。

民族靈魂的發現和重鑄是雷達的文藝思想的大動脈，是統率性的，也是一以貫之的。圍繞着這條主線，雷達面對具體的文學作品進行批評時，也是圍繞着發掘這一內質而展開的。譬如對賈平凹、陳忠實、張煒、路遙、莫言、劉恆、蘇童、劉震雲、鐵凝、凌力、殘雪、畢淑敏等作家作品的研究，其中最典型的例子莫過於《廢墟上的精魂——〈白鹿原〉論》一文對於《白鹿原》的思想意藴及白嘉軒這一人物形象的透徹分析。在雷達看來，《白鹿原》的思想意藴要用最簡括的話來説，就是正面觀照中華文化精神和這種文化培育的人格結構，進而探究民族的文化命運和歷史命運。正因為如此，白嘉軒成為作者陳忠實的一大發現，因為“面對白嘉軒，人們會感到，這個人物來到世間，他本身就是一部濃縮了的民族精神進化史，他的身上，凝聚着傳統文化的負荷，他在村社的民間性活動，相當完整地保留了宗法農民文化的全部要義，他的頑健的存在本身，即無可置疑地證明，封建社會得以維繫兩千多年的秘密就在於有他這樣的棟樑和柱石們支撐着不絕如縷。作為活人，他有血有肉，作為文化精神的代表，他簡直近乎人格神。”所有詳盡而有力的論述，都在支撐一個重要的觀點，那就是“《白鹿原》終究是一部重新發現人，重新發掘民族靈魂的書。”可以説，正是宏闊的理論建構和大量的文本透析，共同構成了雷達的評論世界，這個世界的核心則是民族靈魂的重新發現與重新鑄造。 ^[4] 

重鑄當代文學的“靈魂”：“發現”與“重鑄”，雷達正是以這樣的姿態在文學批評的世界裏不斷求索、不斷超越，為作家和讀者默默構築起一座精神交流的橋樑，為當代文學批評詩學的建構提供了豐富的、富有實績的文學批評實證性材料，對於當下和今後的文學批評及文學創作都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和借鑑意義。 ^[5] 

評論家雷達的獨立人格、獨立思維、獨立審美所構成的話語權力，是其獨立生存的基礎。既不附庸於作家，又不希冀作家的依附，而能嚴格按照藝術審美規律自主地駕馭作最本身，並能確立評論家自身在文藝批評範疇內的主導地位。作為一名學養豐富、造詣深宏的文學評論家，雷達他對作品的關注永遠是第一位的。對他而言，重要的不是哪一位名家的作品，而是哪一部作品能夠經得起審美的打磨。

雷達是從大西北的土地上走出來的評論家，他的批評文字不自主地潛藴着一種質樸厚重的思想與情感，他向來不把批評視為一種可以熟練操作的技術或輕鬆炒作的道具，相反，他的寫作始終包含着生命的“活性元素”，注重採擷最鮮活的感受。作為批評家的雷達，並不刻意追求獨屬於自己的話語體系或理論架構，他能將最憂傷脆弱的情感折射成文學的視線，他對作品的研判是超越了預言與概念的會心的精讀。

雷達的敍述語言充滿了個性化意味，如《雷達散文》開篇之作《王府大街64號》就營造出一種不能忘卻的記憶，那是用夢想、誘惑、失望、沮喪、哀傷、憂鬱、悔過、祈禱、自審等一系列內心動作組成的生命與心靈的蒙太奇畫面，那絕不輕鬆的敍事中包含着最大限度的靈魂抒情，也包含着對愁雲陰霾的厭惡、恐懼和躲避，説它是一曲寫給舊時期的安魂曲也不過頭。雷達的文字向來不缺見解，也從來不缺真情。他的鎮定從容克制住了浮躁和功利，他希望把自己的感受注入山河城鄉，於是便從他的筆下湧出了令人歎為觀止的名作《皋蘭夜語》《依奇克里克》《還鄉》等。《皋蘭夜語》是雷達的力作之一，該散文，貌似娓娓而談，不動聲色，實則刻骨銘心，字字珠璣。作者思緒馳騁於歷史和現實的時空中，卻又句句踏實在黃河兩岸這片古老而充滿血淚的大地上，他為此而嘆、而息、而泣、而歇。他並非要做一個一味的贊諛者，儘管他完全可以這樣去做。他那鋭利的目光直洞要害：“‘我’感到，馬佔鰲其人雖巳湮沒無聞，但他那保守與狡黠、愚昧與精明相結合的消極的智慧，他的家族門閥利益至上的頑固意識，作為一種具體化的地域文化精神，是否並未完全散盡，至今還想在暗中挽住歷史的腳步呢？”“作為一種惰性的地域文化心態，一旦成型，要改造恐非一夕之功。”“回頭一瞥，心頭一驚，更高的馬含山在黑暗中默默注視着蘭州呢！”這才是真正的大關注，這才是一語中的的睿智，這才是推心置腹的警語。以這樣的心態和筆觸感受蘭州的，舍雷達其誰。

雷達的作品之所以多有餘音餘韻，就在於他“對於生活有着一種不可抑制的激情”。讀他的那些真正的散文，人們會感覺他胸襟的寬博坦蕩；讀他的那些頗有蒙田風格的隨筆，你會領悟他開墾靈魂的勇氣和機智；讀他的那些洋溢着個性火花的批評文章，你會嗅到一種耳熱心跳的快言直語所噴射的邏輯芬芳。

從《足球與人生感悟》該閃爍感性與理性交融光輝的散文中，知道雷達也是一位痴心耿耿的球迷的。與足球專家觀球不同，與足球記者寫報道和評論不同，雷達將足球與人生十分巧妙地銜接起來，雷達把人們共同的愛恨情仇具象化了。他説；“足球也是一種語言，一種特殊的越種族、越國界的競爭語言，一種人類語，世界自我完善，足球才成了偉大的象徵啊。”在對足球精神的理解、對足球藝術的審美上，雷達的確準確地還原了足球的魅力。

雷達的散文所給予讀者的快樂與理智，恰如一場精彩紛呈的足球賽。讀者在審美的激情四射中可以捕捉到值得屏息凝神的人生感悟。

雷達的評論文章多數可以當作優美的散文來讀，而他的那些極具活力的散文和隨筆也時時閃爍着智性的光輝，讀起來彷彿順着文字裏遊動的純美境界可以追逐到人類的良知和作家的童心。《雷達散文》反映的是雷達的“心靈強度”，再現着一個熱愛生活的、嚴肅執着的作家對人類、大地、家鄉、歲月、命運的深情叩問；而頗有散文意味的評論文字，也讓讀者直接看到雷達的情感濃度。的確，雷達是與眾不同的個性化、詩意化的評論家，他的批評尺度無疑是深邃和崇高的，而他的能量很大的批評語言更能緊扣不同作品的藝術神經，產生出從容大度的思想。 ^[6] 

雷達始終關注的是文學作品中的“人”、“人的靈魂”及由此揭示出的歷史的奧秘、時代的變化。這使他在一開始踏上文學評論之路就進入了一個宏闊的視野，也使他能夠始終站在不斷解放和變化的文學洪流中而認清文學的發展方向。

1980年4月，雷達的《靈魂奧秘的揭示》一文，以《李順大造屋》《剪輯錯了的故事》《喬廠長上任記》《記憶》《重逢》等小説為例，肯定了這些優秀小説的價值在於它們通過揭示靈魂的奧秘，去揭示歷史的奧秘，並從環境與人物、人物與人物之間的對立與聯繫、人物本身的外在表現形式與內心活動之間的矛盾統一等層面詳細分析瞭如何深刻揭示人的靈魂的問題。

自“五四”以來提出的“人的文學”後，“人”的解放始終是中國文學的先鋒使命。這一命題在不同時期有不同的內涵，但在20世紀80年代初，這一命題尤其響亮。它成為那個時代文學的最強音。雷達也成為敲響這一鐘聲的一分子。他不僅融入了這場浩大的聲音，而且漸漸地顯露出獨特之處來。這不僅使他後期能一躍成為當代文學評論界的主將打下了基礎，而且為他後期的批評奠定了一個堅實的基礎，定下了基調。 ^[4] 

20世紀90年代是一個經濟的時代。文學大潮退落。然而，一些重要的作品恰恰在此期間產生，一些新的文學思潮也在此時悄然取代亂哄哄的先鋒文學。

在《心靈的掙扎——〈廢都〉辨析》一文中，雷達先寫道：“人們不但爭相閲讀，而且意見決不一致，其分歧之大，爭執之劇烈，雖未到‘幾揮老拳’的地步，也已激昂得空前。在讀者和評論界，有人説它墮落，有人説它變態，有人説它是明清豔情、狹邪小説的仿製品，並無創新價值，有人説它是狡猾的商業策略，一筆早就預謀好的賺錢生意，當然，也有人對它推崇備至，視為深沉之作、傳世之作，幾近絕響，因而聽不進批評意見。面對《廢都》，面對它的恣肆和複雜，‘我’一時尚難作出較為準確的評價，也很難用‘好’或‘壞’來簡單判斷。‘我’對上述每一種看法似乎都不完全地認同，但也不敢抱説服他人的奢望，‘我’知道那將是徒勞。‘我’只想將之納入文學研究的範圍，儘量冷靜、客觀地研詰它的得失。‘我’將循着作家創作個性的線索、作品人物和結構的線索、文學傳統的線索，説一説‘我’初步認識的《廢都》。”這顯然不是一般報刊上的那種簡單的道德評判或意氣之爭，而是一個批評家在遵循一種專業的獨立的藝術評論。

雷達不僅從賈平凹與古典文學傳統和日本作家川端康成的關係入手，從美學藝術的角度對這部作品進行了分析，而且還分析了莊之蝶等人物形象的由來、意義；不僅指出該作品的價值所在，也指出一些不足，最後，他得出結論：“《廢都》是一部這樣的作品：它生成在20世紀末中國的一座文化古城，它沿襲本民族特有的美學風格，描寫了古老文化精神在現代生活中的消沉，展現了由‘士’演變而來的中國某些知識分子在文化交錯的特定時空中的生存困境和精神危機。透過知識分子的精神矛盾來探索人的生存價值和終極關懷，原是本世紀許多大作家反覆吟誦的主題，在這一點上，《廢都》與這一世界性文學現象有所溝通。但《廢都》是以性為透視焦點的，它試圖從這最隱秘的生存層面切入，暴露一個病態而痛苦的真實靈魂，讓人看到，知識分子一旦放棄了使命和信仰，將是多麼可怕，多麼淒涼；同時，透過這靈魂，又可看到某些浮靡和物化的世相。然而，由於作者懷着苦悶之心來寫苦悶之人，與人物缺乏必要的距離，雖能寫之，卻不能超越和洞觀，故而削弱了批判的力量和悲劇的力量；另一方面，感性乃至感官的泛溢，淹滯了靈性的思考，也在阻滯作品的人文精神的深化。” ^[4] 

2006年7月，雷達在《光明日報》發表《當前文學創作症候分析》一文，在中國引起極大反響，《光明日報》為此開闢專欄，進行了長達近月的討論，很多作家和評論家都相應了這場討論。在該文章中，雷達在對當代文學的現狀進行了透徹而深刻的分析，表示出極大的不滿，他認為，“與世界上許多公認的大作品相比，與莊嚴的文學目標相比，當下的中國文學，包括某些口碑不錯的作品，總覺缺少了一些什麼。創作上的浮躁現象源於兩個尖鋭的幾乎無法克服的矛盾：一個是出產要多的市場需求與作家‘庫存’不足的矛盾，另一個是市場要求的出手快與創作本身的要求慢、要求精的規律發生了劇烈的矛盾。如果説現在文學的缺失，首先是生命寫作、靈魂寫作、孤獨寫作、獨創性寫作的缺失；其次是缺少肯定和弘揚正面精神價值的能力；第三是缺少對現實生存的精神超越，缺少對時代生活的整體性把握能力；第四是缺少寶貴的原創能力，卻增大了畸形的複製能力。”他的這些不滿與憂慮，在當時的文壇引起了強烈的共鳴。值得一提的是，在該文章裏，他率先提出了一個讓當代作家都深思的問題，既正面價值。在人性迷失之後，人們已經不知道怎樣來判斷文學的時候，他的聲音不啻於福音，他説：“所謂正面的價值聲音，應該是民族精神的高揚，偉大人性的禮讚，應該是對人類某些普世價值的肯定，例如人格、尊嚴、正義、勤勞、堅韌、創造、樂觀、寬容等等。有了這些，對文學而言，才有了魄魂。它不僅表現為對國民性的批判，而且表現為對國民性的重構，不僅表現為對民族靈魂的發現，而且表現為對民族靈魂重鑄的理想。”

此後，雷達又發表《原創力的匱乏，焦慮與拯救》，批評當前文學缺乏想象，缺乏原創力。在這個機械複製的時代，這是一次有力的回撥。在《狼圖騰》大受追捧的時候，他發表了《〈狼圖騰〉的再評價與文化分析》，對其優劣和成敗都進行了入理的分析，得出“作者把根本道理弄歪了”，批評這部作品在基本的信仰方面迷失了正道。在對一系列文學進行研究之後，雷達得出一個結論，當前文學的根本問題在於思想資源和精神價值的缺失。發表於2008年4月25日《光明日報》的《批評：根本問題在於思想資源和精神價值》一文進一步闡述了這樣的觀點。 ^[4] 

雷達的評論是無法模仿和複製的。雷達保持了20世紀80年代之前遺留下來的那種從文本出發、從感性出發的評論方式。當讀者讀他的評論文章時，會彷彿是在讀他的散文。如《心靈的掙扎——〈廢都〉辨析》一文開篇寫道：“盛夏已經過去，書攤上的‘《廢都》熱’卻還不見降温，從北國到南方，儘管物候、風尚、方言、服飾大異其趣，但就《廢都》的暢銷而言，卻沒有兩樣，它那熟悉的封面到處在招搖，好像妖冶的女子哪裏都不會拒絕。”後來又寫道，“曹雪芹批評千部一腔、千人一面的才子佳人小説，決心‘按跡尋蹤、不敢稍加穿鑿’地寫‘半世親見親聞的幾個女子’，是出於一種潛在的使命感；賈平凹雖無法與曹公同日而語，但他的自我否定，是否也是一種類似的衝動？‘洗盡鉛華悔少作，屏卻絲竹入中年’，《廢都》之作，不僅是為了宣泄一時的苦悶，對於時時夢想着走出商州，寫出高境界大作品的賈平凹來説，他自有其內在的信念。”這樣的文風在今天已不多見。這種文風近乎於散文，或者説是美文。

雷達的評論裏感性比較豐沛，非常注意捕捉典型形象；感性和直覺並不意味着沒有深度，理性的洞察通過感性的方式也可以表述得比較深入。這是深刻的。高明的哲學家往往不會將一個道理説死，而是往往用詩意的方式表達。 ^[4] 

（作品參考資料 ^[2]  ）

雷達屬於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披荊執鋭、為了新時期文學復甦做出重要貢獻的批評家，但他又是那一批評論家中最年輕的，所以，他同時又屬於20世紀80年代以後不斷推動文學發展的那批批評家。我們很難找到一位批評家在他的批評生涯中幾乎貫穿了中國新時期文學從20世紀70年代末直到現在的發展歷程，而且在這30多年來，雷達始終是處在中國文學創作的前沿，始終引領新時期文學批評、文學思想、文學觀念的發展，始終處於中國文學漩渦之中心的位置。 ^[7] 

——李敬澤（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 ^[8-9]  批評家）

對雷達的評論，可以用“正”、“大”來比喻。正，是他貫穿了新時期文學，經歷的事多，眾多文學思潮的生成和發展他都參與或目睹。他的評論更多的是藴涵着傳統的東西，包括馬列主義的；延安文藝座談會的；黑格爾、康德的；別車杜的；前蘇聯的；西方現代主義派的思想等等。他的文字代表擔當，代表了正，代表了生活，代表了權威。大，是他有大局意識，看問題常從大處看，看趨勢，沒有金錢和人情在裏面，能“應天而時行，是以元亨”，文章也就會寫得通達順暢，文采飛揚。 ^{[10]  [11]} 

——賈平凹（陝西省作協主席 ^[12]  ）

雷達對作品的精幽、微妙之處，感覺敏鋭，捕捉敏捷，表達審美體驗的文字也頗富詩意，暗中內含的邏輯引線與思想引力，常常把人們由美的感悟引入靈的頓悟。在這個意義上，雷達的文學批評，是“思”與“史”的雙向汲取與雙向運動，他的批評個性的內力與魅力也正在於此。 ^[10] 

——白燁（作家、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

要研究雷達的文學批評，首先要研究生活中的雷達。雷達是一個有趣、有良知的人；有對人、對生活、對人和生活背後現實的良知；有對文學和文學的良知，所以，雷達的批評寫得有趣、有洞見，非常有文采，有時候評論甚至比原文還好。 ^[10] 

——劉震雲（中國著名作家 ^[13]  ）

雷達總是力圖以真誠的態度面對作家和作品，通過深入細緻地閲讀作品，揭示作品的思想意藴和藝術價值，總結作家創作的特點和風格，進而發掘當代文學思潮性的東西，尋找文學創作的規律和一般性特徵。由於他的評論與創作密切相關，所以常常能發現一些真問題，並在對問題的剖析和研究中提出自己獨立、獨特的見解。 ^[10] 

——陳忠實（中國著名作家）

雷達是一位難得的最富有本土特色的批評家，體現着濃郁的中國式文學批評特色。既有矛盾式的理論、深度和厚重，又有京派批評家李建吾式的體悟、感覺和詩性，是從自己生命中流淌出來的極其鮮活的、富有質感的、能夠動人心靈的又具有強烈現實感的批評家。 ^[14] 

——趙學勇（陝西師大教授）

雷達始終跟蹤共和國當代文學的步伐，對於這個時代的重要作家作品和重大文學現象，他均作了及時的、充滿生命激情和思想力量的迴應。除了具有文學批評家的藝術感覺之外，他還具有文學史知識素養，從而能夠理性地把握評論對象的價值分量與價值位置，充滿一種“理性的激情” 。他的文學批評既有及時性又有持續性，既有啓迪性又有準確性，積極、廣泛地影響了中國當代文學的創作實踐。 ^[10] 

——劉再復（文藝理論家）

無論當代中國文壇如何風雲際合，潮起潮落，雷達始終站在遼闊的歷史潮頭俯瞰、透視、思考着當代中國文學必須的走向與命運，並飽含深情地呼喚一種具備開闊文化背景、鮮明本土意識、誠智民族精神的偉大文學誕生。他由批評實踐出發所提出的的諸多現實問題，己遠遠超越了對當代文學現狀的擔心與憂慮而走向了對一種偉大文學精神及高貴的民族文化意識的期待，還讓人們看到了一種基於當代與歷史、民族與本土的中國化文學批評詩學格局建立的可能與希望。 ^[10] 

——王若冰（詩人、天水日報社副總編 ^[15-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