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憶

1954年3月6日出生於南京。1955年7月，母親茹誌鵑轉業，隨之到上海。1961年入淮海中路小學學習，經常參加區、市兒歌寫作賽詩會。1967年入嚮明中學，1969年畢業，卻未上過文化課。1970年，赴安徽省五河縣頭鋪公社大劉大隊插隊。1971年加入共青團。1972年考入江蘇省徐州地區文工團，參加樂隊工作，並參加一些創作活動。 ^[8] 

1975年，寫下第一篇散文《大理石》，後收入上海文藝出版社編輯的知青散文集《飛吧，時代的鯤鵬》，因形勢變化，該合集停止發行，僅每人得到一本紀念，其餘搗為紙漿。 ^[42]  1976年，在雜誌《江蘇文藝》上發表散文《向前進》。1978年，回上海任《兒童時代》編輯，同年發表首篇短篇小説《平原上》。 ^[6]  1979年，發表小説《誰是未來的中隊長》，獲《少年文藝》年度“好作品”獎。 ^[14] 

1980年，由《少年文藝》推薦，參加中國作家協會第五期文學講習所學習。半年時間，寫下一系列小説，後集冊為《雨，沙沙沙》，在《北京文藝》上發表，王安憶因此成名。 ^[14]  1981年，完成小説《本次列車終點》，後獲全國優秀短篇小説獎。 ^[7] 

1983年5月，完成長篇小説《69屆初中生》初稿，發表於雜誌《收穫》1984年第3、4期；8月，應作家聶華苓邀請，隨母親茹誌鵑到美國，參加美國愛荷華大學“國際寫作計劃”文學活動，歷時四個月。 ^[32] 

1985年，在《中國作家》發表中篇小説《小鮑莊》，引起反響，獲得全國優秀中篇小説獎。1986年，長篇小説《黃河故道人》與《69屆初中生》先後出版。1987年，被調至上海作家協會創作室從事專業創作。 ^[14]  1990年11月，中篇小説《叔叔的故事》發表於雜誌《收穫》1990年第6期。 ^[43] 

1995年，長篇小説《長恨歌》開始在雜誌《鐘山》上連載，後於1996年首度出版。 ^[6]  2000年9月，推出長篇小説《富萍》，該小説入選2000年度中國小説長篇小説排行榜。 ^[11]  2000年10月，《長恨歌》獲第五屆茅盾文學獎。 ^[32]  2001年12月，當選為第七屆上海市作家協會主席。 ^[14] 

2004年9月，進入上海復旦大學中文系任教； ^[8]  12月，小説《髮廊情話》獲第三屆魯迅文學獎全國優秀短篇小説獎。 ^[10] 

2005年，到香港嶺南大學任駐校作家，教授中文系文學寫作課程。 ^[19]  2006年，被聘為復旦大學中文系文學寫作碩士點導師，並當選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 ^[32]  2007年12月，連任第八屆上海市作家協會主席。 ^[29] 

2011年，出版長篇小説《天香》，當選為第八屆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同年，與陳思和一起正式創辦復旦大學創意寫作碩士課程MFA，開始招收當代文學研究生。 ^[14]  2013年9月，連任第九屆上海市作家協會主席。 ^[30] 

2016年1月，出版長篇小説《匿名》。 ^[9] 

2017年6月，推出小説集《紅豆生南國》，共收錄《紅豆生南國》《向西，向西，向南》《鄉關處處》三部中篇小説，其中小説《向西，向西，向南》獲得第三屆鐘山文學獎中短篇小説獎。 ^[12-13] 

2018年9月，出版長篇小説《考工記》，小説講述一位上海洋場小開經歷變革，逐漸蜕變成一個普通勞動者的故事； ^[15]  12月，連任第十屆上海市作家協會主席。 ^[28] 

2019年5月，由其編劇，改編自張愛玲同名小説的電影《第一爐香》開機拍攝。 ^[21]  2020年10月，長篇小説《一把刀，千個字》發表於雜誌《收穫》2020年第5期，後登上2020收穫文學榜·長篇小説榜榜首。 ^[5] 

2021年12月，當選第十屆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 ^[39]  2022年3月起，任中國作家協會小説委員會主任； ^[41]  7月，中篇小説《五湖四海》發表於雜誌《收穫》2022年第4期；8月，出版小説《五湖四海》單行本。 ^[25] 

2023年1月，小説《五湖四海》入選2022年“收穫文學榜”，並被選為中篇小説榜榜首。 ^[44] 

王安憶的母親為作家茹誌鵑，父親為劇作家王嘯平。 ^[6] 

1981年初，王安憶與在徐州文工團認識的某樂團指揮李章結婚。1986年，李章調入上海音樂出版社任編輯，夫妻二人結束了長達5年的分居生活。 ^[14] 

王安憶的小説多以平凡的小人物為主人公，非常注重挖掘平凡生活中的不平凡經歷與情感。在藝術表現上，她早期的小説創作多傾向於感情抒發，近期創作則趨於冷靜和細緻。從王安憶的作品裏，讀者還可以較為明顯地感受到一種寬厚的愛，她賦予故事中的人物以“英雄性”，着重表現人物美和善良的方面。換言之，王安憶的小説講的多是平常故事，柴米生計，但她深入探討的卻是故事背後強大而仁慈的自然規律，這是她對人性和人的生存狀態及本體世界的關懷，這使得她的作品有了超乎尋常的意義。同時，王安憶的作品中又時刻表現出女性的温柔，以及謹慎、內省、多思的品格。 ^[6] 

20世紀80年代，《雨，沙沙沙》《本次列車終點》《69屆初中生》等作品使王安憶在文壇上初露鋒芒，這些作品大多以“雯雯”為主人公，描寫了青春期女孩“雯雯”的情感世界與現實世界之間的矛盾，表達了“雯雯”對於理想愛情與美好生活的嚮往。作品的基本格調是積極向上的，帶有一代人的文化印記。《本次列車終點》以現實主義創作手法為主，講述了“四人幫”被打倒後，大批知識青年返城後的生活處境。王安憶意在用生活本身去打動人，展現返滬知青的生活，從而達到啓發大眾的作用。《雨，沙沙沙》不再以宣傳主流思想作為目標，而是關注人的精神世界，小説中，王安憶講述了青年女工雯雯的故事。下班的雯雯錯過了末班公交車，正當她感到失望時，一位素不相識的小夥子主動提出要送她回家。在與小夥子的交談中，逐漸燃起了雯雯對於愛情的嚮往。故事較簡單，但在當時有劃時代的意義，文章以雯雯的感情世界為主線，表達了女孩對浪漫自由愛情的嚮往，暗合了新時期文學的發展方向。 ^[31] 

20世紀80年代初，尋根文學一時間成為文學界關注的對象。王安憶也創作出了《小鮑莊》與《大劉莊》，這兩篇作品立足於鄉村世界，反思傳統文化。其中《小鮑莊》在文壇上引起了強烈反響。作者以自己早期在安徽插隊的經歷為創作素材，講述了小鮑莊的仁義之子撈渣的故事。撈渣因搭救洪水中的鮑五爺而失去生命，去世後的撈渣仍舊造福於小鮑莊，全村人因撈渣的死而繼續獲益。村人不同程度地改善了生活，村莊因撈渣受到了社會關注，繼而擺脱了貧困。這篇文章表面上看似褒獎撈渣，但實則具有諷刺意味。撈渣作為全村最有仁義品質的人，是全村人的未來。撈渣的去世象徵仁義在小鮑莊的消逝，而村人把撈渣作為榜樣的動機，僅僅是為了從撈渣身上獲利。 ^[31] 

20世紀80年代後期，王安憶創作出了“三戀”系列：《小城之戀》《荒山之戀》和《錦繡谷之戀》。“三戀”因其大膽涉及性愛而在文壇上引起廣泛關注。在“三戀”中，王安憶顛覆了傳統的女性禁忌，深刻地展現了性愛在女性生命中所扮演的角色。《小城之戀》揭示了處於青春期的女孩所受到“自然本能”與社會道德的雙重壓迫，最終“自然本能”戰勝了社會道德。《荒山之戀》中的“金谷巷女孩”不安於現狀，象徵了人本能慾望的強大力量。《錦繡谷之戀》描述了女編輯在一次筆會中與一位男作家的婚外戀故事，五天會議結束後，女編輯重返現實世界，成為理性規範中的女性形象。在作品中，王安憶表達了“毫無起色”的婚姻生活對女性生命力的磨損，使女性在日復一日單調乏味的婚姻生活中喪失生命的活力。 ^[31] 

《髮廊情話》以城市街道口的一間窄小發廊為敍事地點，寫經常來此聊天的閒人中，有一位曾經開過髮廊的上海淮海路上的女孩子，她講述自己如何因高超的理髮技術認識了戲劇學院的老師光頭客，結識了吃過官司的老法師，又講述了老法師複雜的人生歷程，最後她解釋道，她老公就是老法師。這篇小説藉助髮廊閒人的講述，寫出一個上海普通女子的愛情婚姻故事。同時，它也表明了王安憶對城市不同情況下普通女性婚姻之路的思考。 ^[32] 

王安憶以上海為背景創作出了《鳩雀一戰》《好婆與李同志》《長恨歌》《富萍》等作品。這些作品藴含着上海特有的文化底藴，個人對城市的反思。《鳩雀一戰》寫了小妹阿姨一輩子為人服務，但到頭來連一間棲身之所也難以獲得的悲劇。《富萍》展示了鄉下人在上海的生活。雖然生活很艱難，但那些棚户區的人們依然保持着純真善良的生活品行。生活的貧困、粗俗並未使他們的內心變得粗糲，他們依然保持着人性的光輝。《長恨歌》從普通市民的口常生活變化角度，通過描摹一個城市普通弄堂女性王琦瑤從20世紀40年代到80年代的人生命運變遷，以寫城市女性口常生活史變遷為依託，勾勒出一個城市命運的變遷；以塑造女性形象為城市代言人，集中刻畫出一個地域城市上海的形象。 ^{[31]  [32]} 

同時，王安憶在部分小説中所投入的一個新關注點，是對城市中犯罪者如何走上犯罪道路的思考。《米尼》《我愛比爾》和《遍地嫋雄》體現了這方面的思考。《米尼》敍述的是上海城市普通弄堂女孩子米尼如何走上歧路的故事。小説中，米尼從此岸走向彼岸的命運軌跡體現出城市女性在愛情婚姻和家庭生活中的現實困境，她們的人生選擇大多是一種無奈。《我愛比爾》涉及的也是城市女性犯罪問題，講述上海藝術學院大學女生與外國男性之間因性愛問題走向歧路。《遍地嫋雄》寫的是處於城鄉交替地帶的男性在城市中因出租車被劫後逐漸走上歧路的故事。 ^[32] 

王安憶在小説創作中力求以稠密細膩的工筆手法創造出小説的意境之美，呈現生活的原生狀態，同時展現人物在命運的旋渦中豐富不定的生活方向。王安憶創作手法中的一個顯著特點就是細緻全面地鋪墊細節，以營構出一種氣氛。《長恨歌》中，上海衚衕潮潮膩膩、撲面而至的氣息，十里洋場中西雜兼的風情，故事的升起和隕落間猶如女人強留風韻的傷感，這些是由形形色色的景觀、風俗、習慣和生活的細末調研而成，單看一個細節看不出的，它騰昇在實物之上，在它們須臾的呼吸間若隱若現。《上種紅菱下種藕》中，秧寶寶的目光觸及之處，那些最細微的變化和觸動是伴着滴水穿石式的耐心出現於文字之中；那種在新時代漸漸突起的振奮大膽的精神不是依靠豪言壯語凸現出來，而是在不經意的瑣瑣碎碎的生活中漸漸顯露；那種面對過去的流逝不自覺的悵然甚至連主人公都覺察不出，可是竟慢慢在讀者心中升起。 ^[33] 

王安憶一直堅持着以“小”見“大”的日常敍事，以一個人物的命運映射一個時代的發展軌跡。從《長恨歌》到《考工記》，從滬上名媛王琦瑤到世家子弟陳書玉，他們都是被歷史席捲着向前奔去的凡人，他們雖然不是時代舞台中心的人物，但都以自己的視角見證着歷史的滄桑鉅變，並將一切宏大的命題都融進了日常生活的點滴之中。日常離不開人們身處其中的生活空間。《長恨歌》開篇，王安憶便用將近2萬字的篇幅寫了主人公王琦瑤的生活空間弄堂，並由此延伸開去，講述了上海三種不同住房空間的各自特徵。到了《考工記》，王安憶選擇將鏡頭對準老宅，對它的裏裏外外、歷史淵源進行了精細的考量。 ^[34] 

王安憶在小説創作中通過塑造類型化的人物形象來達到對人類生存困境的概括。她沒有塑造傳統的現實主義文學認可的立體逼真的圓形人物，而是着意塑造有着獨特色彩的類型化的人物。王安憶認為，小説是一種寫實的藝術，如果沒有人物就喪失了具體的內容。以前的理論強調人物性格，注重表現特殊環境中的特殊人物，她覺得是一種侷限。在長篇小説中，人物一定靠思想來支撐，和思想相比性格是很狹隘的東西。因此，王安憶塑造的人物更多強調概括性和思想性。如在《小城之戀》《荒山之戀》等作品中，王安憶文本中的人物很多沒有具體的有個性的姓名，只是以“他”、“她”、“大提琴手”、“金谷巷女兒”，這就減弱了人物的個性化和具體化，“她”和“他”的情愛故事便不是某一個人的，人物的生命經驗具有了抽象性和概括性的意義。

在《叔叔的故事》和《長恨歌》等作品中，“叔叔”同樣也代表着那一輩的有着坎坷經歷、身心遭遇折磨但又被慾望毀滅的偽理想主義者。王琦瑤追求華麗安穩的物質生活最後卻繁華落盡，她的夢想代表了上海的小女人們的夢想。所以“叔叔”的文革經歷和王琦瑤的情愛故事就具有了廣泛的和普遍的意義。在《小鮑莊》《弟兄們》和《姊妹們》等作品中，王安憶對人物形象的描繪塑造不再分主次輕重，筆墨均分，所以“小鮑莊”裏幾個人物難分彼此，《弟兄們》中的老大、老二、老三也極易混淆，作者想探討“純粹精神上的交往到底可以達到怎樣的深度”，追求人物所凝聚的獨特的精神意向和內涵，來達到對人生的勘探和思考。《紀實與虛構》中的敍述者“我”是整個工業社會的人類沒有家園的孤獨無依感的寫照。《歌星口本來》中阿星的悲槍代表了時代的一部分人因時代變化而理想失落，以後的人生道路無以為繼的悲嗆。 ^[35] 

參考資料 ^[16] 

王安憶屬於那種越寫越好的女作家，女作家中很多一出手就是好文章，真正越寫越好的並不多。王安憶從來也不知道滿足於現在的成就，就是因為這一點，她和別的女作家相比，明顯地技高一籌。她曾經是一個高產作家，這些年，她的產量似乎減少了一些，但是產品的質量卻無可懷疑。（作家葉兆言評） ^[26] 

她寫於20世紀80年代的《流逝》《逐鹿中街》等作品，對上海市民的日常生活作了精細的展示，家人、鄰里間複雜微妙的關係刻畫得極具浮雕感，而在其代表作之一的《長恨歌》裏，昔日上海小姐王琦瑤數十年的命運沉浮奏出了20世紀舊上海的一曲輓歌。有人或許會覺得王安憶筆下的這些人物有些扁平化，內心世界不夠豐富。但從另一個角度看，王安憶要創造的正是這樣一種田園詩，它摒棄了人物內心的深度開掘，致力於發現日常生活中的美感與温情。（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王宏圖評） ^[27] 

過去30年，王安憶不斷在寫作中突破自我，每篇作品都試圖在轉變方向從而產生了許多優秀的作品，她用中文創造了一個現實社會、一座城市、甚至一個國家。（北京大學教授戴錦華評） ^[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