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橋兵變

崇禎三年（1630年）一月，孫元化隨孫承宗鎮守山海關，三月加山東按察副使，五月升登、萊二州巡撫。後袁崇煥殺毛文龍，駐守皮島的毛文龍舊將譁變，孫元化接收了皮島的叛將孔有德、耿仲明、李九成、李應元諸將。孔有德被任命為騎兵參將，耿仲明則被派往登州要塞。

崇禎四年（1631年）八月，祖大壽受困大淩河城（今遼寧錦縣）內。孫元化急令孔有德以本部由海路抄襲建州叛軍後路——耀州（今營口附近）。但遇到風浪，未能成功。孫元化大怒，復令孔領八百騎由陸路趕赴前線增援。

然登州遼東兵與山東兵素不和，孔有德抵達吳橋（今河北省滄州市吳橋縣，當時屬於山東）時，因遇大雨春雪，部隊給養不足，又部隊行抵吳橋時，與山東人屢有摩擦，縣人皆閉門罷市。有一士兵強取身為山東望族，東林黨干將（《東林點將錄》內稱“浪裏白條”）的王象春之家僕一雞，該丁被“穿箭遊營”。於是士兵擊殺該家僕，事後象春之子不肯罷休，要求查明真相。此時，把孫元化給的市馬錢花盡的李九成正好歸來，恐遭非議，於是乘機煽動眾人搶劫譁變。 ^[3] 

孔有德受李九成、李應元父子的煽動，在吳橋發動叛變，在山東境內連陷數城，史稱“吳橋兵變”。而此前不久皮島的東江軍也發生兵變，本來就與他們不睦的東江總兵黃龍遭叛兵割去耳鼻，幸得素與孔有德不和的東江軍尚可義等部救援方得免。於是廣東道御史宋賢上疏抨擊巡撫餘大成、孫元化：“登萊撫臣孫元化侵餉縱兵，貪穢已極。其所轄士卒，數月間一逞於江東，則劓截主將；再逞於濟南，則攻陷城池，皆法之所不赦者。”廣西道試御史蕭奕輔指責孫元化放任孔有德，又説張燾“卸罪于波濤，藉詞於風汛”。朝中佈滿指責孫元化，潛攻東林出身之大學士周延儒和廢止東江、登州兩鎮的聲音；另一面，朝中東林分子和支持孫元化的一派，則心存僥倖，主張招撫叛軍。日後朝廷舉棋不定，幾乎放任山東糜爛的局面，與朝中此種內鬥不無聯繫。 ^[3] 

叛亂後，孔有德遂倒戈殺回山東半島，連陷臨邑、陵縣、商河、青城諸城，率兵直趨登州。其間，山東巡撫餘大可託疾數日不能出，等到實在不得已了，才派遣中軍沈廷諭、參將陶廷鑨率數千人往御叛軍於阮城店，但山東兵不堪一擊，“皆敗而走”。大成驚恐萬分，於是一下子變成了“主撫派”，極力避免交戰。

與此同時，與孔有德交好的東江鎮旅順副將陳有時和廣鹿島副將毛承祿（毛文龍從子）也起兵響應，該部一舉發展為七八千人的大軍，一度割據半個東江鎮，企圖與山東叛軍南北呼應，一舉建立一個遼東武人自己的國家。總兵黃龍一時間居然只剩下皮島單基地和幾個遊擊在苦苦支撐，“急遣尚可喜、金聲桓等撫定諸島，而躬巡其地，慰商民，誅叛黨，縱火焚其舟” ^[4]  。陳有時、毛承祿不能抵擋，敗走登州與叛軍主力會合，留下部下高成友防守旅順，以阻斷關寧、天津兩鎮來的援軍，為叛軍贏取時間。黃龍調動遊擊李維鸞偕尚可喜等擊破，立即移軍駐紮其地，援軍才得通暢。此後，黃龍遂率本軍經營該堡，主持北線平叛戰局，直到次年七月敗亡。而留東路於副將沈世魁等毛帥“外戚”。

叛軍逼近登州，孫元化急令總兵官張燾率遼兵守登州城外，遣總兵官張可大發兵（本部援遼浙軍）抗擊，以兩路成合擊之勢。但張燾與孔有德是老戰友，開始交戰後其兵卒隨即投入孔有德行列，而張可大部自是大敗。與孔有德是舊交的登州中軍耿仲明、陳光福等人，立即舉火開門，崇禎五年（1632年）正月登州便告失陷，擄獲了舊兵六千人、援兵千人、馬三千匹、餉銀十萬兩、紅夷大炮二十餘位，西洋炮三百位。總兵張可大斬殺其妾陳氏後，上吊自盡，孫元化自殺未成，不向叛軍妥協，拒絕稱王（時孔有德自稱都元帥，封手下為總兵等職務，似有自開一國的打算）。城中葡萄牙軍事教官有西勞經、魯未略、拂朗亞蘭達、方斯谷、額弘略、恭撒錄、安尼、阿彌額爾、薩琮、安多、兀若望、伯多錄等12人死亡，15人重傷。孔有德念舊，五年二月將元化和宋光蘭、王徵、張燾等人放還。孫元化與餘大成、張燾回到京師，為政敵陝西道試御史餘應桂、兵科給事中李夢辰所舉發，詔送鎮撫司，獄中遭到酷刑，“手受刑五次，加掠二百餘”。首輔周延儒欲免元化死罪，求救于徐光啓，終無法挽回。

崇禎五年七月二十三日（1632年9月7日）孫元化與張燾同被處死。宋光蘭和王徵、餘大成充軍。叛軍在攻陷登州後，開始部署營伍、偽授官爵，並鑄“都元帥”印，推原官階較高的李九成（參將）為首、孔有德（遊擊）為副，耿仲明（遊擊）則自稱都督。此因在吳橋初叛之時，是由李九成和李應元（千總）父子劫有德而叛，且返登沿途攻破六城時，皆以九成為前驅，故有德雖為叛軍的直屬帶兵官，但卻以“九成父子材武，且有首事之勳”而讓先。李九成外號“三大王”，尤長於鳥銃，“可擇人命中”，時人有稱：“雖孔有德肇亂於吳橋，而造謀桀鷔，為眾逆之所推戴者，李九成實居孔有德之右，故其挺身率賊，抗我王師，兇惡至極。 ”知李九成初確為叛軍之首腦。

較晚成書的清代文獻則多稱當時乃以孔有德為都元帥、李九成為副元帥，且指孔有德和耿仲明叛變時原均任參將，此或因九成早死，且孔、耿二人在降清之後飛黃騰達，而遭阿諛者蓄意竄改所致。另一方面，在康熙《新城縣誌》中，則因叛軍陷城時曾殺戮甚慘，故編纂者只稱兵變的帶頭者是“李九成等”，而未敢言及孔、耿。

叛軍曾將搜刮的財物撥出萬金來犒賞遼東沿海諸島，誘令同反。此一策略相當成功，如遼東半島沿岸的鹿島、石城島等地的兵民均叛，但旋遭鎮守在皮島的黃龍敉平。由於黃龍原住登州的家人均在城破時被殺或被俘，孔有德遂遣石盡忠假持黃妻劉氏的金簪為信物，欲説降已攻抵長山島的黃龍，但黃龍不受威脅，力殲叛黨，並直趨旅順。 在黃龍的圍剿之下，欲叛離的島眾紛紛渡海至登州，其中即包括毛文龍諸義子之首的廣鹿島副將毛承祿；而陣容最浩大者，則是旅順將領陳有時（先前名毛有侯）所率領的七、八千人，有稱初叛於吳橋的兵士原即多為陳有時的部下，孔有德因此應允在攻破萊州後，所得盡歸其眾。

山東巡撫餘大成聞登州已失，卻束手無策，唯閉户修齋誦經，被人譏之為“白蓮都院”。 崇禎五年（1632）正月十三日，叛兵破黃縣。餘大成遭革職，尋遭逮治。二十九日，總兵楊御蕃率通州等兵、王洪率天津兵與叛軍在掖縣八十里外的新城鎮接戰，當時叛軍有騎兵五千名、步卒萬餘，明軍只有騎兵不足一千、步卒不足四千，結果王營未戰先潰，叛軍且取其火器以攻楊軍。明軍最後星散四潰，僅御蕃率親軍三百人退抵萊州。

五年二月初一日，徐從治和謝璉兩撫俱抵萊州。初三日，叛軍至，在城四周紮營十多處，開始長期的圍城戰，守城的兵丁總數共約四千名。 三月二十七日，兵部侍郎劉宇烈以督理的身分誓師向萊州進發，共調集薊門、密雲等地的援兵和義勇鄉兵，凡馬步兵二萬五千人；四月初二日，崇禎帝還特遣中使送紅夷大炮六門至沙河交付援軍。但因劉等統帥均不諳兵事，人馬雜揉，紀律不明，又不分犄角，且輜重亦遭敵焚燬，終在沙河兵潰，被擄者無算，大炮等大量火器反為叛軍所有，巡撫徐從治亦於十六日中炮死。

四月二十九日，萊州府推官屈宜揚自入叛軍寨中講撫，屈氏此舉或得到劉宇烈的默許，劉氏於五月十六日還為此事具本題撫，但户部尚書畢自嚴、户部右侍郎劉重慶、四川道御史王萬象等人均上疏力排撫議，或稱：“孫元化乃以甘言啖賊，借名激變，特倡一撫之説……猶甘心囚首詭計入都，欲始終用撫之一着，以緩須臾之死。 ”或稱：“非逆賊欲撫，乃敗事之孫元化欲撫也；亦不獨孫元化欲撫，乃左右護庇元化者之皆欲撫也。 ”前述的畢、劉、王等官員均為山東籍，其主剿的重要原因應均是痛心鄉里遭叛軍荼毒至慘。

五月初八日，原天津兵備道朱大典奉命巡撫山東，駐青州調度。由於先後參與剿賊的大將已有天津總兵王洪、保定總兵劉國柱、通州總兵楊御蕃、薊門總兵鄧玘、登州總兵吳安邦、昌平總兵陳洪範、東江總兵黃龍以及義勇總兵劉澤清，但均無能奏功，且叛軍嘗私語曰：“殺山東兵如刈菜，無奈我何! 各鎮兵鹹非吾敵，惟慮關外兵耳。 ”劉重慶以及王萬象乃於六月初五日同時疏請調派關外的精鋭入援。

初九日，諭旨乃調山海關及寧遠等地的夷、漢精鋭四千八百餘人入關，由太監高起潛監護軍餉，總兵金國奇為帥，下轄靳國臣、祖大弼、祖寬、張韜、吳襄、吳三桂等名將。其中由投誠的滿洲等少數民族所組成的夷丁部隊，是首度深入內地，其戰鬥力特強。叛軍或聽聞此一新發展，乃經由屈宜揚表示願受撫，劉宇烈在將此一情形上奏後，奉旨一方面“勵集援師，亟解萊圍”，另一方面，如叛軍確實真心輸誠，應命其提出自贖之道，劉氏遂令孔有德立解萊城之圍以示誠意。

七月初二日，叛軍聲言撫事已成，兩軍不必放炮，為取得官軍的信任，孔有德還將一名試炮的部下割耳遊營。初五日，劉宇烈差官齎聖旨至孔營，有德要求面見謝璉始定解圍和開讀聖旨之期。初七日，在萊州城外宣旨之後，朱萬年竟遭誘殺，謝璉亦被執。初十日，東撫朱大典和新任之山東巡按謝三賓奉命速赴行間督諸將進剿。二十二日，叛將陳有時在攻平度時被殺。二十三日，震怒之崇禎帝將孫元化和張燾棄市，宋光蘭以及王徵遣戍，熊明遇則解任聽勘，並且派人拿解劉宇烈至京究問。

崇禎五年八月十三日，朱大典等在昌邑誓師，合二萬一千名馬步兵，分三路進軍。十九日，在距萊城五十里外的沙河發生會戰，叛軍大敗東遁，萊州之圍遂解。是役雖捷，但殺敵不多，惟叛軍撤回登州者亦不及十分之三，其餘均乘機四散逃逸，在當時所擄獲的兵籍簿上列有叛軍共九萬餘人，知此亂的規模實非等閒。而遭圍城逾半年的萊州之役成功牽制了叛軍主力，令其無法流竄它處，應是敉平吳橋兵變的轉捩點。

吳橋之變過程中雙方所動用的火炮規模，是中國戰場上前所未見的。如崇禎五年正月，總兵楊御蕃與叛軍在新城鎮進行野戰，叛軍即動用了紅夷大炮五門和大將軍三百餘門；而楊軍亦配置有三十餘門大炮，惟其中二十四門竟然膛炸，可知當時許多明軍仍不十分熟悉新式火炮的操作技巧，此一狀況直到五年二月彭有謨率三百名川兵入援後始有改善。彭氏的火炮知識可能源出曾同樣駐守旅順之張燾，他首先列出各種火炮所應用硝、黃和灰的比例，次將火藥每斤以紙作一包，避免忙中生錯。由於守城時炮口偶需朝下發射，彭氏還要求炮手在放入炮彈之後，以廢紙或舊絮、舊毯塞緊，如此，便無墜脱之虞。當時萊州庫中仍有萬曆年間收貯的硝黃約數萬斤，但因炮彈每天消耗甚大，知府朱萬年遂於三月下旬開始在城內募集以數千斤計之金屬，最多時有工匠五十多人負責鑄彈，但因鐵不足，有時亦鑄銅彈，通常僅足一日之用。另一方面，雖然石彈不能“透木、及遠”，仍令石工繼續削圓石備用。五年二月，叛軍也曾以牛車從登州運紅夷大炮八門至萊州圍城，每門皆重二、三千斤，各用牛四頭；其所用的鐵子（即炮彈）大者如升、小者如拳，重從六至十二斤不等，知各炮的口徑約在十至十二公分間。雖然這些炮相當沉重，但叛軍對搬運似遊刃有餘，他們當時應已熟稔西方傳入的省力滑輪技術，此因在登州擔任監軍的王徵，早於天啓七年出版的《遠西奇器圖説錄最》中，即圖文並茂地詳記舉重物之法。

崇禎五年（1632年）八月二十日，李九成聞萊州兵敗後，遂將軟禁於登州的謝璉殺害。三十日，官兵進抵距黃縣二十里的白馬塘，叛軍傾巢來戰，號稱十萬之眾，其中包含馬兵萬騎；是役，叛軍再度慘敗，有一萬三千人被斬，八百人被俘，至於逃散以及墜海而死者，不下數萬。

崇禎五年（1632年）九月初一日，明軍各路俱至登州開始圍城。登州三面環山，北面向海，為避免遭敵夜襲，明軍乃以數日的時間構築一道長達三十里之圍牆，其高如城，東西兩端俱抵海。由陳洪範、劉澤清率步兵守西牆，吳襄、靳國臣等率騎兵接應；劉良佐、鄧玘等率步兵守南牆，金國奇、祖大弼等率騎兵接應；牟文綬等率步兵守東牆，祖寬、張韜等率騎兵接應。由於叛軍擁有二十幾門紅夷大炮，且李九成素負驍健，常出城搏戰，雙方往往以數千馬步軍配合火炮進行大規模野戰，互有勝負。因城上的火炮威力強大，且防守森嚴（如城中衢路不許遼人以外者任意行走，違者斬之；又，每垛夜間均以五人防守，按更輪替，傳箭警睡；不時還縋人至城外夜巡），明軍數次攻城俱無結果，遂決定採行緊守坐困的策略。

崇禎五年（1632年）十二月初三日，李九成率叛兵出戰時歿於陣，改由王子登替代，因九成勇謀均甚於孔有德，且叛變過程主要的攻守戰役多由他與陳有時擔任前鋒，素為遼人所推戴，叛軍士氣於是大受打擊。崇禎六年（1633年）正月，高起潛在掛榜山（今蓬萊市城南）新築銃城，並用紅夷大炮轟擊城內，令叛兵膽寒，明廷於是決定自北京再趕運四、五門大炮。由於城中日益乏食，孔有德乃於崇禎六年（1633年）二月十三日乘船自海上遁去，殿後的耿仲明和毛承祿則於十六日潛逃。十八日，官兵攻下水城，叛軍被俘者千餘人，自縊及投海而死者四、五千；至此，始完全收復山東。 ^[5] 

崇禎六年（1633年）二月十三日，孔有德率叛軍近萬人突圍，棄城登船而逃。駐守在旅順、長山、鹿島的明總兵黃龍，預計孔有德兵敗後必經長山、旅順而投奔後金，早已嚴陣以待，周文鬱等也窮追不捨。孔有德部在旅順一帶登陸後，黃龍率兵伏擊，擒獲孔有德部將毛有順、毛承祿等人，大敗叛軍。孔有德、耿仲明等率餘部逃到蓋州。

崇禎六年（1633年）四月，孔有德、耿仲明率叛軍及家眷10000多人在鴨綠江口與濟爾哈朗、阿濟格、杜度率領的後金兵會合，被要求剃髮，登萊之亂遂告結束。

由於孔有德帶來了後金急需的艦隊、紅夷大炮及匠人，所以皇太極對他們的投降極為重視，親率諸貝勒出盛京十里迎接，並使用女真人最隆重的“抱見禮”相待，仍以他為都元帥，安置東京（遼陽），自成一軍，稱“天佑兵”，給予特殊待遇，隨後便引後金兵攻佔黃龍所在之旅順。

吳橋兵變出現在明清易代的關口，是一場十分值得研究的戰役。這場戰役徹底改變了雙方的軍事平衡，同時也極大地影響了之後明清交戰的作戰方法。 ^[1] 

此戰雖然以明軍勝利告終，似乎是與平定奢安之亂的勝利一起給明軍挽回了一點面子，振奮了一點軍民士氣。但登萊局勢徹底糜爛，山東腹地也遭到蹂躪。明廷喪失兵力數萬人，良將十多員，戰艦、大炮、糧錢無算。從此登萊荒蕪，東江動搖，海上牽制不再被提起，戰略進攻更是無人問津。這恐怕是比後金得到大炮更危險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