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車

牛車作為我國古代的一種主要交通工具,起始的時代很早。出現初期,當為運輸重物、柴草穀物的結構簡單的車,當然也可用來運送老弱病殘之人。《史記·貨殖列傳》:“通邑大都,……其軺車百乘,牛車千兩”;《史記正義》:“軺音遙,説文雲:‘軺,小車也’”“車一乘為一兩”。軺為馬車,又稱小車,是人乘坐的車。牛車,又稱大車,主要是載物的車。專門用於乘人的牛車,流行的年代也很早。《漢書·食貨志(上)》:“漢興,接秦之敝……高祖乃令民得賣子,就食蜀漢。天下既定,民亡蓋臧,自天子不能具醇駟,而將相或乘牛車。 ^[1] 

從考古發掘看，早在3000多年前的商代，我國就發明了牛車。當時的車為獨轅、雙輪，車廂是方形或長方形，車轅前端縛有一根叫“衡”的橫木，衡兩邊各縛有人字形軛，用以繫馬或牛。由於是獨轅，必須用雙數的馬或牛駕車。

牛車的發明人是王亥。

《詩經商頌》雲：“天命玄鳥，降而生商。”閼伯便是商的始祖。閼伯之孫相土首先發明瞭馬車，六世孫王亥又發明了牛車。這便是史書上“立皂牢，服馬牛，以為民利”的記載。農牧業的迅速發展，使商部落很快強大起來，他們生產的東西有了過剩，於是王亥便用牛車拉着貨物，趕着牛羊，到外部落去搞交易，外部落的人便稱他們為“商人”。

秦朝以前的車，大體可以分為“大車”和“小車”兩大類，“大車”係指用牛駕駛的車，車廂大，主要是拉物品用，普通百姓也偶爾坐坐。“小車”並非真是小，而是指由馬駕駛的車，和用牛駕的大車相比只不過車廂較小，兩匹馬或者四匹馬拉動着快速行進。同時，馬脖子上的鈴鐺還不住的發出有節奏的響聲，很是氣派。這種車除貴族們乘坐，還用於戰爭，所以也稱“戎車”。春秋戰國時期，戰車數量的多少成為一個國家強弱的標誌。然而，鑑於當時的路況和造車材料，又使“小車”存在顯而易見的缺陷:當時最好的路也不過是較平整的土路，更多的路難免坑坑窪窪，車輪子都是木頭的，沒有的充氣輪胎，車輪子和地面就是硬碰硬。於是，車跑得越快，顛簸得就越厲害，而且飛起的塵土也就越多，乘車的人不怎麼好受。那時，車身大多是敝露的，對乘車人的儀容有很嚴格的要求，要在車上保持端正的姿態，不能東倒西歪沒個樣，在顛簸中還要保持乘坐的姿態，這對乘車人來説也是一種鍛鍊了。所以，出於追求舒適的本能，有人把目光投向牛車。牛車走的比較慢，顛簸的程度較馬車自然要減輕許多，揚起的塵土也少的多。再者，牛車車廂較大，坐牛車既有車篷，又對車廂加以圍擋，人坐在裏面，別人看不見，可以自由坐卧。於是從東漢末年起，一改以前對牛車的輕視，牛車逐漸成為官員、貴族乃至皇帝的代步工具。

這裏所説以前對牛車的輕視，是指東漢中期以前，牛車都被視為低級別的車輛。據《史記》記載，西漢剛建立時，因為多年戰爭的原因，馬匹奇缺，皇帝出行都找不到四匹毛色相同的馬拉車，一些官員被迫委屈乘牛車。東漢初年，牛車不被重視的局面仍沒有改變，漢章帝時，有一位太守因為乘牛車出行，被視為是“有損國典”，竟然受到降級處分。從東漢末年起，隨着牛車“身價”的提高，其裝置也有了變化，製造的也就比較講究了，車廂裏安置了憑几等物，使乘車者能夠較舒服的自由坐卧。通過這輛北齊時期的陶牛車，我們可以欣賞到改制後的牛車“容貌”。

據記載，當年有的大官不僅坐牛車，還親自拿着鞭子驅趕牛車，如同一些人開私家汽車一樣，官員過了把趕車癮。對於我們看到的這架車，更多的是感受了文化的沉澱和歷史的源遠流長。

湖北省博物館1954年接收了原中南文化局移交的大批文物,其中有一件陶牛車。此件陶牛車沒有出土時間、地點、出土情況等方面的文字記錄,曾經我國著名陶瓷專家陳萬里先生鑑定:“此車非隋唐時期的文物,更不是漢代,可能為北魏時作。”1994年2月,經國家文物鑑定專家組有關專家鑑定,其時代屬北魏,定為國家一級文物。

這件陶牛車,是一種模型器物。陶牛車隨葬於魏晉南北朝時期較大型的貴族墓葬之中。河南洛陽西晉大型墓“墓中放置陶俑羣,包括鎮墓獸、牛車、鞍馬、牽馬俑、武士俑和侍僕俑”。西晉時期的貴族墓隨葬的主要器物中,就出現陶牛車與馬、鎮墓獸和各種陶俑組成的模型器物羣,因而陶牛車便成為魏晉南北朝考古研究的一種重要器物。 ^[1] 

從駕畜方面來看, 在魏晉南北朝時期, 牛車是晉代主要的交通工具和運輸工具。上至皇帝和王公貴族, 中至各級政府官員、社會名流, 下及普通平民百姓, 不管是居家生活還是參加重大的禮儀活動, 除非有特殊情況, 一般都使用、乘坐牛車。牛車在魏晉南北朝時期廣泛流行, 逐漸成為官員、貴族乃至皇帝的主要代步工具。甚至當時的車輿制度中, 還規定了乘坐牛車的貴族等級和使用範圍, 崇尚牛車之風日趨盛行。《晉書·輿服志》説:“古之貴者不乘牛車, 漢武帝推恩之末, 諸侯寡弱, 貧者至乘牛車, 其後稍見貴之。自靈、獻以來, 天子至士庶以為常乘。”《魏書·禮志四》中説北魏皇帝出行時乘坐的大樓葷, 要“駕牛十二”。南北朝時期郊野之內, 滿朝的士大夫“無乘馬者”。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