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洛斯·戈恩

戈恩在巴西出生，父親是黎巴嫩商人，母親是法國人。六歲時他和母親及姐姐一起移居黎巴嫩，並上了一所法國耶穌會士學校。十年後，作為6000名候選者中的300名優勝者之一，他就讀於法國國立高等綜合理工學院，獲得工程學學位。接着他又經過同樣激烈的競爭進入法國國立巴黎高等礦物學院，參加研究生培訓。

1972年，進入法國國立高等綜合理工學院學習工程學，後考入法國國立巴黎高等礦物學院研究生院繼續深造，均以優異成績畢業；1978年，加入米其林集團公司；1985年任米其林巴西分公司CEO；1989年任米其林北美分部CEO；

1996年，出任雷諾汽車公司副總裁；

1999年6月，擔任日產汽車公司CEO，次年兼任日產株式會社社長，2001年6月升任CEO。將日產汽車從死亡邊緣拯救回來，成為全球獲利率最高的汽車公司；

2005年5月，出任雷諾汽車公司第九任CEO，自此，戈恩成為同時執掌橫跨8個時區、相隔近萬公里的兩大國際汽車巨頭的雙CEO。

2017年2月23日，日本日產汽車公司宣佈，卡羅斯·戈恩從2017年4月1日起將不再擔任該公司總裁與首席執行官（CEO）職務，現任副董事長西川廣人將繼任他的職務。 ^[9] 

2018年11月26日，三菱汽車表示，其董事會在一次特別會議上解除了卡洛斯·戈恩的董事長職務。 ^[5] 

2019年1月22日，汽車巨頭雷諾的消息人士透露，該公司於24日召開董事會會議，撤換雷諾公司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卡洛斯·戈恩。 ^[3]  2019年03月5日，東京地方法院決定同意日產汽車公司前董事長卡洛斯·戈恩保釋。 ^[10]  2019年4月8日上午，日本日產汽車公司在東京召開臨時股東大會，大會決定解除戈恩的董事職務。 ^[11] 

2019年12月31日，日產汽車前董事長卡洛斯·戈恩稱，他已在黎巴嫩，擺脱了被操縱的日本司法系統。 ^[7] 

在每一個關鍵時刻他都努力提高自己的能力以適應新的環境。無論在哪個國家，總是與眾不同。他一進入企業界，就展現出商業巨星的閃亮光輝，被譽為“神奇小子”。他先後在巴西、美國、法國及日本大刀闊斧拯救過四家公司，尤其是其使日產汽車公司起死回生的傳奇經歷，被譽為國際汽車業的當代“艾柯卡”，全球十大管理奇才中的“鷹眼總裁”，名震天下的製造業“成本殺手”。

日產汽車公司創立於1933年，是日本三大汽車製造商之一，日產同時擁有堪稱世界一流的技術和研發中心，被車界稱作“技術日產”。但正如許多日本大型企業擁有的通病一樣，因內部充斥着嚴重的官僚主義，成本控制不力，從1991年到1999年，日產汽車公司連續7年虧損，揹負債務高達21000億日元，市場份額由6.6%下降到不足5%，公司瀕臨破產。

1999年5月28日，雷諾按照每股400日元的價格，以48.6億美元收購日產汽車36.8%股權，以7660萬美元收購日產22.5%的股權，另外，雷諾還以3.05億美元收購了日產在歐洲的五個財務子公司，這樣，雷諾一共花了52億美元，完成對日產的收購交易。

收購日產後，雷諾共有17人進入日產高層，分別進駐各個重要部門，其中，卡洛斯·戈恩進入日產董事會，並擔任首席營運官。在素有“成本殺手”之稱的戈恩的領導下，日產僅僅用了兩年的時間就扭虧為盈。在2000財政年度（2000年3月到2001年3月），日產汽車實現了27億美元的贏利；在2001財政年度，公司綜合營業利潤達到39.2億美元，綜合税後純利潤29.7億美元，工廠運轉率由51%提高到75%。日產公司“由一個掙扎的企業，變成了一個健全的企業”。這是一項震撼全球的非凡成就，因為他是一位西方人，卻成功改造了一家觀念閉塞、作風保守的日本巨型企業。戈恩這個來自法國的“神奇小子”，把日產汽車拉出了鉅額虧損的境地，使日產汽車成為汽車企業的再生典範。

戈恩曾説過，“如果我失敗了，我就變成哲學家。但如果我成功了，這將是本世紀汽車行業最大的成功之一。”日產汽車在戈恩的率領下得到了成功，併成為美國哈佛等著名高校MBA的研究案例。

這個“成本殺手”是怎樣痛下殺手的呢？在戈恩上任之初，他就一頭扎進了公司的各個角落，親自到生產車間、職工食堂及經銷商那裏聽取情況彙報，並親手試開了幾十輛日產汽車，而在此之前還沒有任何一位日產汽車的高層人士親自出馬測試過自己生產的汽車。

戈恩剛到日產的時候，這家深陷泥潭的汽車公司已經被批評的千瘡百孔，一無是處。沒有人知道什麼是最核心的問題、最先應該解決的問題。當時戈恩也不知道，他所掌握的情況並不足以讓他作出判斷。為了查清原因，戈恩自稱拿出“科學家的精神”，初到日產便考察了日產在全球各地的分支機構、設計中心與製造工廠，和形形色色的日產員工與供應商交談。接觸到事實的戈恩認為，無論是日元升值、國內生產力過剩還是亞洲經濟危機等問題，都不是日產衰敗的核心問題。核心問題則在於每一名日產員工都缺乏危機意識，同時經營團隊沒有明確的目標或者清晰的計劃。

如何制定出切實可行的計劃呢？那就是實現跨職能團隊管理（Cross Functional Team），由不同部門的代表來提出問題進行討論。1999年7月，戈恩成為日產COO後不到2周，就成立了9個跨職能團隊來負責採購、研發等不同項目。隨後經過近3個月的詳細調查和充分討論，戈恩制定出了著名的日產復興計劃（Nissan Revival Plan，簡稱NRP），宣佈到2001年綜合經營消滅赤字，2002年銷售利潤率達到4.5%，有利息的債務降低到7000億日元以下。

在對日產汽車有一個明確清晰的瞭解之後，戈恩使出了“殺手鐧”。他無視日本的商業傳統，對習慣於“和風細雨”式改革的日本人，首次採用了“外科手術”式的大膽手法，減少一半零部件供應商，由1300家零部件供應商減少到600家左右；3年內使採購成本下降20%；削減20%的銷售成本和管理成本；公司在3年內裁員21000人，關閉5家工廠；賣掉所有與汽車生產無關的非汽車產業，其中包括房地產股票和令日產公司引以為自豪的航天部門，戈恩因此而成為日本傳統主義者的公敵。戈爾這一連串的動作不但使日產汽車公司感到了深深的痛苦，就是與日產汽車有着千絲萬縷複雜關係的供貨廠家，也苦不堪言，消息傳出，那些廠家的職工無不淚如雨下。一向被認為是鐵面無情的戈爾，在演講時，卻含着濃濃的人情味向為日產汽車作出犧牲的每一個人表達了深深的謝意。關閉工廠使許多人利益受損，但關閉工廠的直接成果是日產的生產能力利用率從51%上升到了74%，使得日產汽車擺脱了困境。

但不可複製的是：他將一切成見歸零，把自己看作一張白紙來接受一切——具有黎巴嫩、法國、巴西、北美這樣多元生活背景，使戈恩有能力真正做到這一切。但這並不意味着對每個領導人都很輕鬆。不信你可以問問斯金格，這個美國人在索尼的總部也會偶爾嘆氣。

也許有人可以比他談更多的願景，也許有人可以比他節約更多的成本，也許有人可以比他更快地找到未來的戰略。但無人能如戈恩那樣藉助性格和背景的推動力，快速融入到一家擁有獨特企業文化的公司之中，並且遊刃有餘地推行着自己的想法。所以對那些渴望生存和復興的人來説，他就是一位救世主。

只用不到兩年的時間，戈恩讓連續七年虧損的日產依靠日本人自己的力量實現首次盈利。

“日產復興計劃讓許多人感到疼痛，這是一種伴隨着犧牲的疼痛，但是為了日產的再生，我們別無選擇。”戈爾採用大膽而迅速的手法使日產汽車得到了再生。由於戈恩的非凡業績，他因此獲得了美國《汽車新聞》2000年度汽車行業最佳經營者陣容“CEO”的稱號。

在順利地提前一年實現日產復興計劃的基礎上，2002年戈恩又提出了“180計劃”，該計劃為綜合性運營計劃，旨在通過增加銷售量，提高利潤率，和實現零負債，來支持日產的持續性發展。“1-8-0”這三個數字分別代表了日產在從2002年4月份開始的三年內將實現的三個目標：1”代表在宏觀經濟條件正常的前提下，2004財政年度公司全球汽車年銷售量將較2001財政年度增加100萬台左右；“8”代表實現8%的經營利潤率，達到全球汽車製造商的最高水平；“0”代表將汽車事業淨債務降低至接近零的水平，在零負債的情況下，日產就可以僅依據投資回報來決定投資項目。

2005年9月，戈恩宣佈，截止到2005年9月底，與2001財政年度相比，日產實現了銷售增加100萬輛的目標，日產“180計劃”全面完成 ^[12]  。

2016年10月，在戈恩的領導下，日產汽車以2373.5億日元收購了三菱汽車34%的控股權。同年，日產-雷諾-三菱聯盟成立，創建了當年的第四大汽車集團，戈恩擔任該汽車聯盟主席。 ^[1] 

2017年，日產-雷諾-三菱聯盟以1060.83萬輛的銷量超過豐田、大眾成為全球第一大汽車集團。 ^[1] 

到此時，在戈恩的打造之下，雖然日產比雷諾擁有更大的銷售額和利潤，但雷諾已擁有了日產43.4%的股份，且擁有表決權；而日產僅擁有雷諾15%的股權，並且無投票權。這種不平等關係讓日產高管認為，日產將公司利潤白送給了法國政府，必須通過加大對雷諾的股權控制來扭轉不平等關係。此舉遭到法國政府反對，且引起法方警惕，法方意識到必須進一步鞏固對日產-雷諾-三菱聯盟的控制權。 ^[1] 

2017年5月法國總統馬克龍上台，他急於為振興法國經濟尋找新引擎，2018年年初，作為雷諾公司最大股東的法國政府與戈恩達成對賭協議，法國政府支持戈恩連任雷諾公司CEO；作為交換條件，戈恩要促成雷諾、日產的合併。消息傳到日本，戈恩立即從“日產救世主”變為“日本汽車業的入侵者”，反對戈恩的合併計劃在日產內部被上升到“保衞日本汽車業”的高度。 ^[1] 

2018年4月，戈恩宣佈計劃調整日產與雷諾的資本關係，全面整合兩家公司的業務，為合併做準備。此舉引發日產高管反擊，日本政府力量甚至介入。此後不久的2018年11月19日，戈恩在東京機場被日本檢方逮捕，罪名為涉嫌少報薪酬逃税、挪用公司資產等。在戈恩被捕當晚，日產汽車CEO西川廣人召開新聞發佈會透露，有關方面在幾個月前就在匿名者的舉報下展開了對戈恩的調查。分析人士指出，從戈恩與法國政府達成對賭協議的那天起，他在日本被捕的命運就已註定。。 ^[1] 

2018年11月19日，卡洛斯·戈恩因涉嫌過少申報自身報酬，因涉嫌違反《金融商品交易法》中的虛偽記載有價證券報告書，被東京地方檢察院特搜部以自願同行方式帶走。此後，檢察當局將採取進行情況詢問、確定嫌疑後實施逮捕的方針。該報道稱，其過少申報的金額將以億為單位計算（1億日元約合人民幣615萬元）。 ^[4] 

2018年12月10日，東京檢察機關正式起訴前日產汽車公司董事長卡洛斯·戈恩、前代表董事格雷格·凱利和日產汽車公司。 ^[6] 

2018年12月21日，日本東京地方檢察廳特別搜查部以涉嫌違反《公司法》，再次逮捕了日產汽車公司前董事長卡洛斯･戈恩。這是戈恩第3次被捕。他涉嫌在8年時間裏，少申報了80億日元（約5億元人民幣）的勞動報酬。 ^[13-14]  2019年1月28日，日本日產汽車公司證實，收到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的調查通知，正在配合調查。 ^[15] 

2019年2月7日，法國雷諾汽車公司提醒法國檢察機關，這家汽車製造企業經內部調查發現，雷諾2016年作出贊助凡爾賽宮決定同一年，後者安排時任董事長卡洛斯·戈恩免費使用一處宮殿舉辦婚宴，場地費用相當於5萬歐元（約合38.2萬元人民幣）。雷諾2016年決定資助凡爾賽宮230萬歐元（1757.5萬元人民幣）用於翻修，雷諾曾要求2016年10月8日免費使用大特里亞農宮舉辦“午餐會”，獲免除的場地使用費是5萬歐元。 ^[16] 

2019年3月4日，日產汽車前董事長卡洛斯·戈恩因違反日本《公司法》等罪名而被起訴，其代理律師弘中惇一郎在東京第三次申請保釋的理由稱“是戈恩的強烈要求”。向東京地方法院提議使用監控攝像頭，以限制戈恩保釋後與外界的交流。 ^[17] 

2019年4月4日，日本東京地方檢察廳逮捕日產汽車公司前董事長卡洛斯·戈恩，緣由是他涉嫌違規挪用資金，讓日產損失大約500萬美元。 ^[18] 

2019年4月8日上午，日本日產汽車公司在東京召開臨時股東大會，大會決定解除戈恩的董事職務。 ^[11] 

2019年4月22日，日本檢察機關對卡洛斯·戈恩追加第四項指控“嚴重背信”，緣由是他涉嫌給一家中東經銷商濫發獎金，藉此中飽私囊，令日產損失大約500萬美元。 ^[19] 

2019年4月25日，日本東京地方法院駁回了東京地方檢察廳特搜部不服法院批准戈恩，再次保釋而提出的申訴。戈恩繳納了5億日元保證金，於當晚結束22天的拘押離開東京拘留所。 ^[20] 

2019年12月31日，日產汽車前董事長卡洛斯·戈恩稱，他已在黎巴嫩，擺脱了被操縱的日本司法系統。 ^[7]  路透社2020年1月1日援引消息人士話稱，2019年12月30日，戈恩經土耳其伊斯坦布爾飛抵黎巴嫩首都貝魯特後，見了黎巴嫩總統米歇爾奧恩，並受到後者的熱烈歡迎。報道還詳細描述説，戈恩心情愉快，鬥志昂揚，感覺自己很安全。兩名消息人士表示，戈恩還向他們描述了會面過程細節。報道稱，在見面時，戈恩感謝了奧恩在自己被拘留期間對他和妻子的支持。消息人士還補充稱，在逃離日本後，戈恩需要其政府保護自己安全。不過，路透社表示，兩人此次會面並未對外公佈。而黎巴嫩總統辦公室的一名媒體顧問則否認兩人會面。 ^[21] 

2020年1月2日，黎巴嫩看守政府司法部長阿爾貝·塞爾汗表示，黎方已收到國際刑警組織針對卡洛斯·戈恩發出的“紅色通緝令”。黎巴嫩官方媒體援引塞爾汗的話報道説，黎公訴部門當天早些時候收到這份“紅色通緝令” ^[8]  。1月7日，日本東京地方檢察廳特搜部以涉嫌作偽證為由取得對卡洛斯·戈恩妻子卡蘿勒的逮捕令 ^[22]  。對於戈恩被捕事件，1月9日刊出的《中國青年報》分析認為，戈恩面對的遠不止是瞞報收入、挪用資金這樣的個人腐敗指控，背後更是日本與法國在汽車產業上的博弈和暗戰。 ^[2] 

2021年5月31日，卡洛斯·戈恩在他的藏身地、故鄉黎巴嫩首都貝魯特一家法庭接受了法國法官問訊。 ^[23] 

2021年6月14日，協助戈恩出逃的美國父子在日本東京法院出庭，承認了有關協助出逃的所有指控。 ^[24] 

2021年6月29日，美軍特種部隊“綠色貝雷帽”前成員邁克爾·泰勒及其兒子彼得·泰勒在日本東京出庭受審時鞠躬致歉。邁克爾説，他為自己幫助日產汽車公司前董事長卡洛斯·戈恩逃出日本一事感到後悔。 ^[25] 

2021年7月19日，日本東京地方法院對此前幫助日產前董事長卡洛斯·戈恩潛逃的兩名美國人進行宣判。 ^[26] 

當地時間2022年2月28日和3月1日，法國法官在黎巴嫩問訊兩名與卡洛斯·戈恩相關案件有關的證人。 ^[27] 

2022年4月21日，援引知情人士消息報道，法國檢察官已對日產汽車前董事長卡洛斯·戈恩及4名與阿曼一汽車經銷商有關人員發出國際逮捕令。上述人員被指控涉嫌參與從雷諾汽車公司轉移數百萬歐元。 ^[28] 

2022年5月30日，黎巴嫩當局就法國當局調查的汽車巨頭雷諾公司資金遭違規使用疑雲，對從日本逃亡至黎巴嫩的日產汽車公司前董事長卡洛斯·戈恩實施訊問。戈恩已被國際通緝，但在訊問結束後獲准離開。 ^[29] 

2022年11月7日消息，此前在日本服刑的幫助雷諾日產前董事長卡洛斯·戈恩（Carlos Ghosn）從日本逃往黎巴嫩的父子已經於上週被遣送回到了美國。 ^[30] 

2023年6月20日，彭博消息，一份起訴書顯示，日產汽車前董事長卡洛斯·戈恩在黎巴嫩最高上訴法院提起訴訟，起訴日產和公司關聯人員在2018年迫使他下台，並“安排致使”他因涉嫌財務不當行為被捕，就“財務與聲譽嚴重受損”索賠超10億美元。 ^[31] 

2016年10月8日，戈恩在凡爾賽宮舉辦奢華婚宴，迎娶第二任妻子。 ^[16] 

在很大程度上，卡洛斯·戈恩仍是個謎。過去3年中，關於他的報道的數量可能只有傑克·韋爾奇堪與之相比。但“中子傑克”意味的是已經結束的光榮時代，婚外情的緋聞更打破了這個原本的句號，而戈恩卻代表着仍未展開的遠大的前程，人人都想知道，如果一個人可以用1年時間拯救一家完全陷入絕境的龐大公司，用3年時間重新為一個國家的商業世界樹立形象，那麼他在未來還可能做些什麼？畢竟他才65歲，他對於改變世界的興趣與激情仍沒有停息。

探索一個傑出人物的成功秘密是一趟興奮、疲倦也可能毫無結果的旅程。我們總是被表象所迷惑，一廂情願的理解左右着我們的思維。關於戈恩的雷同的描述幾乎令人倒胃，他是一個在巴西出生擁有法國國籍的黎巴嫩後裔，他熟練地掌握四門語言。從1978年開始，他領導過米其林公司與雷諾公司不同地區的分支機構的工作。1999年他以一個外來者的身份成為日產公司的首席運營官。在一家傳統根深蒂固的日本公司，這個自稱對日本毫不瞭解的外國人創造了奇蹟。他不但使日產扭虧為盈，而且幫助已陷入谷底的日本商業世界重新恢復信心，他自己則成為一貫排斥外來文化的日本社會的偶像式人物。在過去150年的歷史中，可能只有3個人對於日本社會產生過如此顛覆性的影響：1853年的美國海軍准將佩裏，1946年的麥克阿瑟將軍，還有卡洛斯·戈恩。

但是卡洛斯·戈恩對此即使不是渾然不覺，也沒有表現得太過在意，或者就是他刻意掩藏住了內心的得意。在有些方面，他像極了斯蒂芬·茨威格《人類羣星閃耀時》中的人物，他們執著於自己的激情與發現，卻無意中撬動了一場更為廣闊的運動。與李·艾柯卡（他經常成為卡洛斯·戈恩的類比對象）不同，戈恩缺乏自我膨脹的慾望。儘管他穿梭於全球的商業領導人會議，在公共電視台做講演，將記者邀請到東京的公寓和他一起共進早餐，但他從不將自己塑造成商業政治家或是先知的模樣，他對超越他領域的話題所做的發言非常謹慎。他強調願景（Vision）的重要性，卻喜歡從具體的細節開始着手。在面對過分宏大的主題時，他會明確地告訴你他不知道。一個令人印象深刻的採訪發生在一家阿拉伯報紙與他之間，前者拼命想知道這位具有多元文化背景的商業領袖對於阿拉伯商業世界的看法。這絕對是場有趣的對話，在回答每一個問題時，我們的戈恩先生總是事先加上“坦白地説，我對此並不十分了解”。

戈恩的管理哲學的一個自相矛盾之處是，它在被過分神秘化的同時，卻簡單得沒有太多的探索空間。媒體熱愛戲劇性描述的本能，使他的成功看起來不可解釋。他是一個外國人，之前絲毫不瞭解日產與日本社會，但他用一年時間就完成了轉變。與此同時，人們在探詢他的成功秘密時，卻從未發現什麼真正新奇的東西。他是一名“成本殺手”，這樣的稱號適合很多《商業週刊》封面上的商業領導人，但他們中的很多人也因此而失敗；他對不同文化的理解的確令人欽佩，但在管理學領域，這個課題至少已經被研究了好幾十年，管理學家比他更善於總結它的特性；他擁有遠見，這是個多麼Clich的答案，哪個傑出領導人不需要遠見；他的了不起的跨部門團隊（Cross Functional Team）或許是一項了不起的方法，但同樣的方法戈恩早已在巴西、美國工作時使用過。

試圖瞭解戈恩，必須首先打破那些漫畫式的看法。奇蹟永遠不可能在一夜之間發生，它是漫長的作用力緩慢積累之後突然爆發的結果。一直到1999年之前，戈恩一生似乎都是在為了這個拯救行動而累積經驗。異質的文化對他意味着解放而不是壓抑，他可以輕易地從這一端跳躍到另一端。而日產公司儘管面臨着巨大的困境，也並非如媒體描述的那樣一無是處，它仍擁有領先的生產線，儘管士氣低沉，它的很多員工仍極為出色，藴涵着巨大的創造潛能。戈恩的行為再次證明了管理學的基本要義——它是常識的勝利。

不斷有人説，戈恩最令人欽佩之處在於，他能夠將複雜的思考轉化成簡單的語言，他提出了膽大包天的計劃，然後又從最細微處不斷檢驗成果。他説他從來不讀管理書籍，這多少是因為管理哲學更像是道德哲學，人人都知道該怎樣去做，卻往往由於性格上的弱點而無法實踐這些想法。所以，儘管鋪天蓋地的報道已將所有的細節覆蓋，戈恩自己也協助了其他作家完成了三部關於他的著作，但是我們仍不能肯定他在日產的做法就一定可以被複制到其他國家與其他公司。正如其他日本公司也有一些外籍領導人，他們也擁有不同的文化背景，可能也採取了類似的大膽行動，但他們卻未必獲得了成功。在2003年10月出版的一本關於他的新書中，他直言不諱地説，外來身份阻礙而非幫助他獲得成功，倘若他是日本人，他的成績單會更耀眼。

與其説戈恩為危機中的公司或社會提供瞭解決之道，不如説他為這些危機中的人們提供了希望。戈恩與他的成功故事，更重要的啓示在於他提供了一種成功的信念。這種信念又恰巧與正在變化的社會風潮吻合，也正因此，並非所有拯救沉船的首席執行官能獲得戈恩這樣的聲譽，拯救的時機也必須恰到好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