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魏特林

德國第一個空想共產主義的理論家，早期國際工人運動的著名活動家，十九世紀德國無產階級傑出的思想家之一，他十分憎惡資本主義制度，主張進行徹底的社會革命，但他不是馬克思主義者。他的思想帶有相當多的烏托邦主義的成份。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1888年英文版序言中指出：魏特林的共產主義思想“還是頗為粗糙的，尚欠修琢的，純粹出於本能的一種共產主義”。主要著作：《現實的人類和理想的人類》、《和諧與自由的保證》。

於1808年10月5日誕生在普魯士王國的馬格德堡（Magdeburg）。他是女廚師克里斯坦·魏特林（Christiane Weitling）和法國軍官特里揚（Guilliaume Terijon）的私生子。其父在拿破崙的侵俄戰爭中死去，魏特林是由母親撫養大的。少年時代的魏特林求知慾甚強，讀過《三十年戰爭史》、《拿破崙戰爭史》等書。他很崇拜德國民間傳説中殺富濟貧的俠盜辛德漢斯。10歲那年，他同另外兩個“小強盜”一起，由於一次行俠仗義之舉而遭逮捕，初次經歷了“囚徒生活”。 中學畢業後，魏特林學會了縫紉婦女服裝的手藝。1828年，他為了逃避兵役，捲起背囊到漢堡自由市去當裁縫，並得到了一張流動手藝人的證書，藉此漫遊德國各地。1830年，他到萊比錫，參加了革命活動，並寫詩諷刺專制暴君。1832年底，他到薩克森首都德累斯頓，兩年後又輾轉到奧地利帝國的首都維也納，開始研究社會問題。

1835年10月，魏特林來到法國首都巴黎。三十年代的巴黎是歐洲革命的中心。梅林説，巴黎“空氣中含有社會主義思想的種子，每個人隨時都在吸入”。魏特林的巴黎之行是他革命活動的真正起點。法國豐富多彩的社會生活開闊了魏特林的視野。他參加了半公開、半密謀的團體——“正義者同盟”的活動，併成為與卡爾·沙佩爾和亨利希·鮑威爾齊名的領導人。在同盟活動的初期,魏特林起着重要的作用。

1838年，正義者同盟在巴黎首次討論自己的綱領。魏特林受同盟委託,寫了《人類的現狀及其未來》，向無產階級指出“通向社會新秩序之路”。他大聲疾呼：“你們不要相信，通過你們同敵人的和解會得到什麼，你們的希望只是在你們的寶劍上”。魏特林不象當初路易·奧古斯特·布朗基那樣求助於小集團的密謀，而是主張依靠勞動階級。他指出,勞動人民災難的根源是在“宮殿的寶座”上。魏特林的這部著作既吸收了夏爾·傅立葉、巴貝夫、皮埃爾·約瑟夫·蒲魯東、拉梅耐等人的思想，又有新的發展。他認為，要通向人道主義的社會制度，就必須通過暴力革命，消滅主要的弊病——私有制。就這點而言，他大大超過了自己的前輩。魏特林首次向工人階級灌輸了共產主義思想。梅林稱他的這部著作是“共產主義信仰的告白”。

1839年5月12日,正義者同盟500名成員參加了布朗基主義“四季社”的起義。起義失敗，路易·菲利浦政府逮捕了沙佩爾和鮑威爾，並將他們驅逐出法國。他們到倫敦重建了同盟。從此，同盟的中心由巴黎移至倫敦，同盟亦由德國人的組織變成了國際性組織。魏特林仍留在巴黎，並把分散的同盟成員又聚集起來。

1841年，魏特林移居瑞士進行宣傳活動，在瑞士的鐘表業工人中很有影響。同年9月，他在日內瓦出版了月刊《德國青年的呼籲》（次年改名為《青年一代》）。他為刊物提出這樣的方針：“反對一切損害整體利益的個人利益，維護不排除任何個人利益的整體利益”。這是德國工人階級的第一個刊物，曾受到恩格斯的讚揚。魏特林為它撰寫了不少社論，剖析了資本主義社會的弊端。《德國青年的呼籲》第一期剛剛出版，魏特林便受到瑞士警察局的審訊。由於反動當局的威迫，此刊物在7個月中不得不3次改變印刷方式，兩次改變印刷地點。魏特林在瑞士進行的宣傳工作，在整個歐洲引起了很大的反響。

魏特林是在極度困苦的環境中從事宣傳和寫作的。他的戰友這樣描述他的生活：“一個瘦瘦的人深夜在斗室中徘徊，一塊牀板就算是寫字枱，間或有一杯黑咖啡——這就是他的生活用品。”他生活艱苦、學習勤奮，獻身人類解放事業的熱忱感染了周圍的人們。 1842年，魏特林撰寫了《和諧與自由的保證》。他在這部著作中，以通俗易懂的語言，闡述了他的社會政治觀點和關於未來社會的設想方案。

魏特林對當時的資本主義社會進行了激烈的抨擊。他認為，“私有財產是一切罪惡的根源!”由於有了私有財產才發生偷竊和搶劫，使人類的相互關係變為畸形。他無情鞭笞資產階級的道德和家庭關係。雖然他對資產階級、資本主義某些方面的批判是中肯的，但他尚未揭露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而把一切社會罪惡歸咎於金錢。他對商業資本嚴加痛斥，認為資本主義關係的消滅必須從廢除貨幣流通入手。

魏特林認識到，資本主義社會是劃分為階級的：即勞動者和不勞而獲者。他渴求人人平等，希望按普遍平等的原則組織生產和分配。他繼承傅立葉的學説，把人類的慾望看作是社會組織的要素，並把慾望歸納為三大類：知識欲，佔有慾和享受欲。他主張在任何一個社會中，人類慾望和能力應當永遠保持平衡。如果為了滿足某甲的慾望而抑制某乙的慾望，就造成社會關係中不平等的現象。因此，他呼籲每個人的自由和福利以及全人類的和諧必須得到保證。

魏特林還直率地提出“革命”的學説。革命不僅憑藉“精神的力量”，而且要用“物質的暴力剷除那些有錢有勢的人”；不能走改良的道路，而必須用強力推翻統治階級。由誰去推翻舊制度呢？魏特林不是寄希望於產業無產階級，而是流氓無產者。他甚至宣揚盜竊是窮人反對富人的手段。

魏特林還為未來的社會繪製了藍圖：“一個完美的社會沒有政府,而只有行政管理；沒有法律，而只有義務；沒有刑罰，而只有治病救人的手段。”他提出了能力選舉和交易小時的制度。擔任未來社會領導機構——大家庭聯盟的三人領導小組系由哲學家和科學家組成，工作人員的錄用主要考慮其能力大小。他把一切在規定的勞動小時以外所完成的勞動時間叫做“交易小時”，並制定了“交易薄”，記載交易小時及應得的享受。據魏特林看來，實現這些制度，便能保證個人勞動自由有更大的發揮餘地。

《保證》剛一出版便引起人們極大的重視。路德維希·安德列斯·費爾巴哈看到此書後頗有感慨地説：“這個裁縫幫工的思想和精神使我多麼驚奇啊!真的，他是他那個階級的一位預言家。這個手工業工人的熱忱、態度、求知慾多麼使我驚異！同這個手藝人相比，我們的那些大學生算得上什麼呢？”卡爾·馬克思把魏特林的《保證》一書稱之為德國工人的“史無前例、光輝燦爛的處女作”。他寫道：“只要把無產階級巨大的童鞋拿來和德國資產階級的矮小的政治爛鞋比較一下，我們就能夠預言德國的灰姑娘將來必然長成一個大力士。”《保證》當時在工人中間極受歡迎，爭相傳誦。德國早期無產階級從這部著作中學到了理論，吸取了力量。魏特林的歷史功績，在於喚醒和促進了無產階級的階級意識。一位漢堡工人説道：“我們完全是通過魏特林和他的這部著作才產生對共產主義的興趣的。”海因裏希·海涅稱此書是“德國共產主義者的問答教科書”。 《保證》使魏特林一舉成名，受到其追隨者的崇拜。但同樣也受到資產階級的憎恨。於是，迫害降臨到他頭上。憲兵到處搜尋他，搜尋他的著作。《青年一代》雜誌的銷路因此而鋭減，有一次被基佐政府沒收並燒燬了1200份。

《保證》的出版標誌着魏特林革命活動的頂點，後來他便走下坡路了。他的小資產階級的階級侷限性以及落後的思想意識日益膨脹。實際上，他僅僅是一位無產階級化了的手工業者代言人。一時獲得的聲譽使他變得自負起來。旺盛的戰鬥精神變成了固執己見的爭辯癖。謹慎變成了猜忌。1843年春天，他寫出了第三本著作《貧苦罪人們的福音》（以下簡稱《福音》）。這部書與《保證》相比，無疑大為遜色。在《福音》中，他鼓吹早期基督教共產主義，主張在塵世建立天堂。他給共產主義思想塗上了宗教色彩，想利用宗教去解放人類。他摘錄100條聖經，來證明自由思想的最大膽的結論同基督教教義的精神完全一致。他説：“讓我們用那幾乎在每個家庭中都能找到的福音書支持窮苦人，反對他們的敵人吧!” 《福音》出版前，魏特林發表了介紹該書內容和寫作意圖的廣告。蘇黎世教士説他侮辱了上帝，向檢舉廳檢查。1843年7月，魏特林被捕，9月進行審訊後，被判處徒刑，驅逐出瑞士。1844年5月，魏特林被戴上手銬腳鐐引渡給普魯士。而普魯士政府又無意關押這樣一位名聲頗大的人物，想把他攆走了事。

同年8月，魏特林在乘船赴美途中，在倫敦下船。他受到各式各樣的社會主義者的接待。在那裏,魏特林發表了幾次演説。聽眾一次比一次少，因為他的平均共產主義理論並不符合工業無產階級的口味。 正義者同盟領導人沙佩爾等與魏特林的分歧，愈來愈大，於是，決定在同盟中展開一場討論。魏特林為此提出了20多個問題。1845年2月到1846年1月間，舉行了“共產主義討論會”。流傳下來的討論記錄已殘缺不全。其中，1845年5月7日討論第五個問題:“共產主義尚未實現,這原因是什麼?”魏特林和“真正的社會主義者”克利蓋站在一邊，他宣稱：誰若“認為人類實行共產主義的條件還不成熟，那是反動派的言論”，他沉湎於立即實現共產主義的幻想。沙佩爾、鮑威爾等人則説，至今還沒有實現共產主義是因為人們缺乏知識，對共產主義的優越性尚未了解。沙佩爾還認為，在德國必須首先進行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8月討論第七個問題:“什麼人對實行共產主義最感興趣？”魏特林認為是流氓無產階級、容易激動的青年、感情用事的婦女。魏特林提出的問題並未一一討論，同盟領導便做出決定與魏特林公開決裂了。

1846年2月，魏林特遷居到比利時的布魯塞爾，首次會見了馬克思和恩格斯。馬克思和恩格斯曾竭力幫助這位有才幹的工人領袖，希望他能夠掌握科學的世界觀。然而，這時的魏特林自命不凡，拒不接受任何勸告，堅持錯誤觀點和宗派主義立場。在3月30日共產主義通訊委員會會議上，他與馬克思和恩格斯發生衝突，在關於如何統一宣傳共產主義以及制定完善的策略問題上爭論很激烈。魏特林認為，未來的革命必須直接導致共產主義社會，德國可以從封建君主制王國直接過渡到共產主義社會，而不必進行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馬克思當面批駁了魏特林的錯誤觀點，並聲明：在德國暫且談不到實現共產主義，行將來臨的革命首先要使資產階級掌握政權；誰若無視客觀歷史條件，用毫無意義的空想煽動工人，只能使工人作無謂的犧牲；無產階級要進行革命，除了熱情之外，必須有科學的社會主義理論為指導和嚴密的組織工作；誰若是輕視理論，阻礙工人接受科學社會主義，必將破壞工人運動。魏特林攻擊馬克思的理論工作是“書齋裏的分析”。馬克思憤怒地回答：“無知從來不會使人得到教益。”

5月11日，當馬克思領導的通訊委員會譴責自稱是正義者同盟駐紐約特派員克利蓋的謬論時，只有魏特林不同意馬克思恩格斯所起草的《反克利蓋的通告》，替克利蓋辯護，而與馬克思和恩格斯公開決裂了。他在寫給克利蓋的信中説：“我是他們最痛恨的敵人，他們首先要砍下我的腦袋……”。克利蓋趁此邀請他到美國去。於是，魏特林懷着滿腹牢騷於12月離開了歐洲。到美國後，他在紐約組織了“解放同盟”。1848年德國三月革命爆發後，他又回到柏林參加民主主義者大會，出版了雜誌《初選者》。1848年11月，革命失敗，魏特林又被驅逐出柏林，到漢堡成立了美國解放同盟的支部。1849年8月，漢堡當局再次驅逐魏特林，他又返回紐約。他在美國主要從事創辦《工人共和國》報，建立新的工人協會。

在五十年代的美國社會主義運動中，傅立葉和卡貝的思想影響頗大。《工人共和國》就是這種思想的宣傳陣地。它從1850年1月15日創刊，直到1854年12月6日停刊，歷時四年。在創辦初期，由於報道美國工人運動，討論其中出現的問題,它曾獲得四千訂户，遠銷歐洲。但後來日益陷入同馬克思主義者的爭論中，宣揚基督教社會主義理論，同美國工人運動相脱離，因而喪失了大量讀者。加之經費缺乏,被迫停刊。《工人共和國》沒有能表達工人階級的積極要求，只是舊時代的回聲。1852年12月23日，魏特林在《工人共和國》第52期上曾發表聲明，對1847年“正義者同盟”開除他的盟籍，深表不滿。

魏特林在“解放同盟”的基礎上建立了新的工人協會。1850年8月，在他的倡議下，召開了有2000人蔘加的大會。會上選出了13人組成的新同盟執行委員會，其中有國家改良主義分子，卡貝分子，布朗基分子，魏特林也被選為委員。同馬克思有聯繫的第一個在美國宣傳《共產黨宣言》的愛得姆德·考赫博士，也成為委員會成員之一。這個委員會的任務是建立新移民區和工會。魏特林把改造社會的主要希望寄託於建立共產主義移民區。1854年他結了婚，有了孩子和家庭。此後多年他埋頭於縫紉業的技術發明及天文學研究，最終脱離了工人運動。1871年1月25日在紐約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