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勇

馬勇，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員，1956年生於安徽濉溪，1983年畢業於安徽大學歷史系，1986年畢業於復旦大學歷史系。著有《中國儒學三千年》《漢代春秋學研究》《近代中國文化諸問題》《超越革命與改良》《中國文明通論》《重尋近代中國》《“新知識背後”：近代中國讀書人》《晚清二十年》等書。 ^[2] 

在過去數十年，馬勇教授主要從事中國學術史及儒家經學、近代中國文化、中國近代史、中國現代化史、中國文明史等研究，所著《漢代春秋學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1992年獲中國社會科學院第一屆青年優秀成果專著類二等獎；《梁漱溟評傳》（安徽人民出版社1992年），1992年獲華東地區優秀政治理論讀物一等獎，1995年獲中國社會科學院第二屆青年優秀成果專家提名獎；聯合主編的《中國現代化歷程》（江蘇人民出版社2001年）獲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一等獎、中國社會科學院一等獎、第六屆國家圖書獎、郭沫若歷史學獎等；所著《從維新運動到義和團》（《中國近代通史》第四卷，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年）獲新聞出版總署首屆“三個一百”原創工程獎。二十年已出版學術著作三十種，發表論文百餘篇。

在中國學術史及儒家經學研究領域，馬勇教授的《漢代春秋學研究》從比較廣闊的學術視角詳盡考察了春秋學在漢代的發生、發展和衰微，探討儒家學術官學化過程及其僵化，是儒家經學研究領域一部很有影響的著作，出版二十年來一直受到相關研究者的重視和廣泛徵引。

馬勇教授的《秦漢學術：社會轉型時期的思想探索》（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年）一書是在《漢代春秋學研究》基礎上對秦漢學術史的重構，作者將秦漢學術放在中國歷史大背景下進行考察，認為秦漢學術為後來中國奠定了思想文化基礎，後世中國的許多問題都可以在那幾百年思想文化發展中找到線索或萌芽形態。馬勇教授的這些觀點還見於他的一些專論，如《黃老學與漢初社會》（《中國史研究》1992年第4期）、《李斯的思想品格與秦文化政策的得失》（《齊魯學刊》1992年第5期）、《公孫弘與儒學中興》（《大陸雜誌》（台北）第85卷第3期，1992年9月）等。

秦漢學術史是馬勇教授的學術根基，中國學術史研究則是其擴展。馬勇教授的《儒學興衰史》（廣東人民出版社1996年）、《中國儒學》第一卷（東方出版中心1997年）等，在前輩學者研究基礎上，對儒家學術的全部歷史進行開創性的清理和研究。前者以簡練文字描繪了儒家學説的演變，後者以宏闊的歷史視野重建儒家學術的歷史。作者對儒學史上的許多問題提出了自己的解釋，見解獨到，論證嚴密，受到相關研究者普遍重視。

在近代中國文化研究領域，馬勇教授出版有《近代中國文化諸問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出版，東方出版中心2008年增訂版）。在這部著作中，馬勇教授對明末利瑪竇以來的中西文化論爭和中國文化發展進行了仔細研究，對這三百年文化發展重新評估，得出了與梁啓超、錢穆等人很不一樣的結論。作者認為，這三百年的中國學術並非有過中止或斷層，鴉片戰爭之前的兩百年，中西文化交流並非中斷，中國文明中的西學因素只是因為各種原因由顯而隱，包括乾嘉漢學在內的清學史必須充分估計西學因素。這些觀點，馬勇教授還有專文進行闡釋，像《乾嘉漢學與西學的內在關聯》（《東西方文化交融的道路與選擇》，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等，都在學術界有比較大的影響。

中國近代史是馬勇教授的職業，在這方面著述甚多，主要有《1894-1915：夢想與困惑》（雲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超越革命與改良》（上海三聯書店出版社2001年）、《從戊戌維新到義和團（中國近代通史第四卷）》（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年）、《1898年中國故事》（中華書局2008年）、《1900年中國尷尬》（中華書局2010年）等。

《中國儒學三千年》，馬勇 著，孔學堂書局，2021年10月。 ^[1] 

他是勤奮的、踏實的，沒有沾染有的小文人那種浮薄油滑習氣，顯示他屬於有希望那一面的青年學者，治學具有頑強的毅力。（馬勇的碩士導師、史學大家朱維錚） ^[2] 

這一路上，我所堅守的主要是學會放棄、甘於放棄。人生苦短，一輩子做不了好多事，堅守與放棄看似衝突，其實就是一件事。我佩服那些將實業或行政與學問雙肩挑的朋友，但我自我評估，一輩子大約也只是讀書，讀中國史。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