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慶新政

嘉靖帝死後，皇子朱載坖繼位，為明穆宗。第二年為隆慶元年。而隆慶帝面對的局面並不樂觀：此時的明朝商品經濟發展，思想也更加自由開放，傳統道德觀念受到強烈衝擊，官風和民風也深受影響。土地兼併嚴重，民間一片繁榮，政府税收卻是鋭減，而長期的官風腐化，也鬧得政府效率低下。 ^[1] 

儘管隆慶帝在位僅僅六年，卻博得了後世史學家的稱頌，他的一系列治國新政，被後人稱為“隆慶新政”。 ^[2] 

隆慶帝是個性格異常低調淡泊的人，執政的最大追求就是垂拱而治，國家大事，基本都是對大臣放手。重大決策都是大臣來討論，朝堂之上吵得很兇，而隆慶帝表現出奇的淡定。 ^[3]  隆慶帝一上台，就將明世宗信任與寵愛的方士王今、劉文斌等一併逮捕，下獄論死。他對方士亂國，浪費錢財的惡跡早就恨之入骨，所以一上台就毫不手軟的處死了這些人。同時欣賞那些在嘉靖一朝因為敢於冒犯皇帝，勸諫的那些忠臣，例如海瑞，隆慶帝不但沒有追究海瑞不尊敬其父的大不敬之罪，反而釋放了他， ^[4]  還官復原職，不久又提升大理寺丞。

同時，內閣首輔徐階和張居正共同起草明世宗遺詔，而明世宗的遺詔，並不是其本人臨死前口授的，而是用“遺詔”名義發佈的徐階和張居正的政見。為了撥亂反正，“遺詔”強調了已故皇帝對痴迷道教的錯誤有所反省，為那些因批評皇帝而遭到懲處的官員恢復名譽和官職，懲處主持玄修的道士，停止一切齋醮活動。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穆宗皇帝即位，他的登極詔書也是徐階和張居正起草的，基調和先帝遺詔完全一致，主旨是強調起用因反對玄修而遭懲處的官員，處罰道士，停止齋醮，破格提拔賢才，裁減冗員。嘉靖、隆慶之際的政治交接，徐階處理得巧妙、妥帖，先是以“遺詔”的形式表示先帝的悔悟，繼而以“即位詔書”的形式表示尊重先帝的遺願，避免了“改祖宗之法”的非難。 ^[5] 

隆慶三年（1569年），高拱復出後，力反徐階所為，重新評價明世宗，停止不加澄辨的平反，從而創造了良好的君臣關係和政治氛圍，為進一步改革找到了支點和依據。

在隆慶帝的支持下，內閣首輔高拱開展了整頓和改革，動作最大的當數吏治的整頓。嘉靖時期，明朝官場貪污腐敗，風氣大壞，面對這樣的局面，高拱先是嚴抓考核關，吏部的考核制度更是完善，每個官員每月的情況都要彙總，年終統一考核，不合格就要嚴辦。另外，官員的提拔，也改了規矩，鼓勵大批非進士身份的官員入仕提拔。同時，地方官員等職務，則交給年富力強的官員，而鹽政，馬政等以往被人輕視的職務，也格外重視，着力提高相關職務的待遇，並選拔才幹。 ^[6] 

這樣一來，明朝的吏治考核狀況，大大扭轉。官場效率提速。高拱還任用殷正茂去平定廣西地區的韋銀豹叛亂。 ^[6] 

隆慶帝時期還進行了大規模的整修黃河上，並大膽地提拔了潘季馴，主持了黃河修治工作。 ^[7] 

隆慶四年（1570年）八月，潘季馴被任為都察院右副都御使總理河道提督軍務。他根據黃河含沙量大的特點，又提出了“以河治河，以水攻沙”的治河方策。潘季馴主張合流，但為了防禦特大洪水，在一定條件下，他並不反對有計劃地進行分洪，如在《兩河經略疏》中就明確指出：“黃河水濁，固不可分。然伏秋之間，淫潦相仍，勢必暴漲。兩岸為堤所固，水不能泄，則奔潰之患，有所不免。”為了達到束水攻沙的目的，潘季馴十分重視堤防的作用。在束水攻沙的基礎上，潘季馴又提出在會淮地段“蓄清刷黃”的主張。 ^[12] 

潘季馴治河的成績是顯著的，特別是束水攻沙論的提出，對明代以後的治河工作產生深遠影響。不少水利史研究者和水利工作者都以極為欽佩的心情，對潘季馴的貢獻作出過很高的評價。

針對嘉靖朝的邊防弊病，明朝內閣提出加強北邊防務，修築加固長城，提高軍事防禦能力，並結合靈活戰略戰術的邊防新政。着力發展軍備邊防，而馬芳等名將也多次立功，連敗蒙古勢力，連邊防的境內的州縣也都換了精明強幹的官員。提高了相關待遇，因此邊防逐步穩定下來。 ^[7] 

隆慶元年（1567年），給事中吳時來嚮明穆宗上疏，建議讓戚繼光、俞大猷等人訓練薊門一帶的士兵。但朝議後決定只任命戚繼光即可。於是朝廷任戚繼光為神機營副將。當時譚綸剛剛在遼、薊一帶募集了三萬步兵，又在浙江招募了三千士兵，請求讓戚繼光對其訓練，得到了明穆宗的許可。 ^[8] 

隆慶二年（1568年），譚綸獲任命為薊遼保定總督，負責京畿防務。他再度舉薦戚繼光協防，自居庸關到山海關，修建防禦台三千座，使東北一帶防務大大加強。據稱譚綸及其部下斬獲的敵人首級，數目達二萬一千五百。同年，明穆宗讓戚繼光訓練薊州、昌平、保定等地的士兵，總兵官以下的官員都受戚繼光的節制。 ^[9]  戚繼光到任後，時薊州有總兵郭琥，而戚繼光為總理，無法統一號令，於是朝廷將郭琥調走，以戚繼光為總兵官，鎮守薊州、永平、山海等地。又以戚繼光前破吳平有功，進封為右都督。時北蠻子侵略青山口，戚繼光引兵將其擊退。 ^[10] 

隆慶四年（1570年）八月，明朝北邊有警，高拱以尚書陳希學、曹邦輔，侍郎王遴各率師背城列陣以待；以京尹慄永祿、南都御史護守山陵；又起御史劉燾在天津守通糧，而以總督王崇古、譚綸專征剿無內顧；以侍郎戴才理軍餉。由於佈置周密，防範嚴謹，蒙古兵未敢入犯。 ^[11] 

參見：隆慶開關

隆慶元年（1567年），隆慶帝宣佈解除海禁，調整海外貿易政策，允許民間私人遠赴東洋日本、西洋各國貿易，史稱“隆慶開關”。當時雖然倭寇平定，但是海禁問題依然沒有解決，不開海，照此下去，東南還是要鬧出事來；開海，就是違背祖制，大逆不道。 ^[3] 

平時表現淡定的隆慶帝，做出了一個聰明的決策：依照福建巡撫塗則民的奏報，做了一個小小的制度修正：海禁的祖制，表面不動。但是在福建月港，卻開放一個通商港口，准許沿海商民從這裏走出去，出海做生意。 ^[3] 

至此，大批的中國商人走出國門，擴展海外市場，大明的商品出口量，更是直線上升。 ^[3]  此後，民間對外貿易獲得了合法的地位，東南沿海各地商品經濟發展進入一個新時期，促成徽商、粵商、浙商、晉商等各地商幫的形成與發展。明朝出現一個比較開放局面。從開關到明朝結束的70多年間，估計有3.53億兩，或5億兩白銀流入中國，佔全世界生產的白銀總量的1/3以上。全球貿易的2/3與中國商人有關，中國是世界商品經濟最發達的經濟中心之一。

參見：隆慶和議、俺答封貢

明朝謀求與蒙古族建立和平相處和共同發展的關係。當然，國富兵強是前提，和解需要機遇。隆慶四年（1570年）底，俺答汗的孫子把漢那吉，竟然公開向明朝投誠，俺答汗立刻率領大軍，在明朝邊防地區要人。明朝看出，俺答汗雖然氣勢洶洶，但是，外強中乾，害怕明朝一怒之下殺掉其孫子。因此，明朝因勢利導，命人與俺答汗談判。不但封了把漢那吉的官職，還給了大量禮物，雙方關係一下子緩和下來。 ^[7] 

宣府大同軍政長官王崇古運用政治智慧妥善處理把漢那吉投誠，為結束長時期軍事衝突和重建和平創造條件。隆慶五年（1571年）三月，隆慶和議正式達成：明朝封俺答汗為順義王，其兄弟親戚甚至部下也都封了官，雙方互開貿易，第二年，正式建立和平有序的貢市貿易關係，史稱“俺答封貢”。 ^[7]  明朝與蒙古之間結束了長達二百年的敵對戰爭狀態，這之後六十多年裏，明朝北方邊疆得以休兵息戰，此後雙方再未爆發大規模的戰爭。

隆慶時期實為大改革的始創期，實為其後萬曆朝進一步的改革奠立基礎和確定政策走向的關鍵性時期。由張居正總攬大權以主持的萬曆十年改革，基本上是隆慶時期推行改革方案的合理延續和發展。兩者之間的承傳和銜接關係是非常明顯的。 ^[13]  後世史學家鮮明地提出了“隆萬大改革”或者“嘉隆萬大改革”的觀點。 ^[13-14] 

隆慶帝用人不疑，放手讓臣子去發揮才能，使得隆慶朝和萬曆朝前十年成了明王朝國運中興的時期，這一時期社會比較穩定，經濟比嘉靖朝後期有了重大的改觀，使明王朝向一個繁榮時期發展的過程中，起了重要的過渡作用。 ^[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