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拱

高拱祖籍山西洪洞，先祖為避元末亂遷徙新鄭高老莊村。他出身官宦世家，父親高尚賢，正德十二年（1517年）進士，歷任山東按察司提學僉事、陝西按察司僉事等，至光祿寺少卿。

高拱生於正德七年（1512年）十二月十三日，自幼受到嚴格的家教，“五歲善對偶，八歲誦千言” ^[2]  。稍長，即攻讀經義，苦鑽學問。十七歲以“禮經”魁於鄉，以後卻在科舉道路上蹉跎了十三個年頭，才考中進士，並選為庶吉士。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授任翰林編修，九年考滿，升翰林侍讀。 ^[1] 

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裕王朱載坖開邸受經，高拱首被當選，進府入講。此時皇太子朱載壡已歿二年而新儲未建，裕王與其異母兄弟景王朱載圳都居京城，論序當立裕王，而世宗似屬意景王。裕王前途未卜，朝廷上下，猜測種種、議論紛紛。高拱出入王府，多方調護，給裕王很大寬慰。 ^{[1]  [57]} 

當時，內閣首輔嚴嵩、次輔徐階正互相傾軋，牴牾日著，高拱泰然往返於二人之間，未見有所厚薄。兩人因高拱為裕王講官，以後騰達有日，故也頗器重於他，有時甚至避讓幾分。時嚴嵩權勢燻灼，高拱卻不十分顧忌。一次他以韓愈“大雞昂然來，小雞悚而待”詩句，調侃嚴嵩在見其鄉袞、下僚時的傲態，嚴嵩聽後，為之一笑。 ^[3]  在嚴嵩、徐階的相繼推薦下，高拱於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遷為翰林侍講學士。

高拱在裕王府邸度過九個春秋，於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升太常寺卿，管國子監祭酒事。九年裏，高拱講授經筵，敷陳剴切，謹慎用事。裕王深受教益。二人建立了深厚的王臣、師生關係。高拱離王府後，“府中事無大小，（裕王）必令中使往問”，裕王還先後手書“啓發弘多”“懷賢”“忠貞”等字贈賜。 ^[4]  翌年景王入藩之國，裕王為嗣的地位開始明朗，因而高拱與裕王的這層關係，不僅使高拱的上司、同僚對他刮目相看、趨之若鶩，而且也奠定了以後他在政治上大大發揮作用的基礎。

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景王薨於藩地，裕王的地位確立 ^[57]  。高拱升禮部尚書，召入直廬，並以青詞見寵，得賜飛魚服。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三月，由徐階薦舉，以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 ^[5]  剛剛入閣，高拱即欲展抱負示才。當時世宗久居西苑，大臣率以召入直廬為榮，閣事有所不周。世宗因諭曰：“閣中政本可輪一人往”。首輔徐階及“青詞宰相”袁煒以不能離開世宗須臾為由，不去閣中辦公。高拱對徐階説：“公元老，常直可矣。不才與李（春芳）、郭（樸）兩公願日輪一人，詣閣中習故事。” ^[4]  同年十二月十四日，世宗駕崩，朱載坖繼位為帝，封高拱為少保兼太子太保，並以文淵閣大學士入值內閣。不久，高拱與徐階反目成仇，竟至相互攻訐，後為胡應嘉、歐陽一敬所逼退。

隆慶二年（1568年）七月，徐階退休歸鄉。 ^[6]  隆慶三年（1569年），張居正與太監李芳等合謀，奏請復起高拱。是年十二月，冷落了一年多的高拱接旨後，不顧臘月嚴寒，日夜兼程，直奔京城，以大學士兼掌吏部重新登台。言路原多與高拱有隙，故人多不自安。胡應嘉聞高拱復出，驚嚇破膽而亡，歐陽一敬也在解官歸田途中鬱郁而死，一時人心惶惶。高拱通過門生腹心散佈言論，安撫言路諸官説，“徐階昔日對我有恩情，後來因為小事不睦，不足以怨恨”，“我自當徹底改變過去不好的思想和念頭，與諸君共同治理朝政”。言之鑿鑿，頗為大度，於是人心稍安。當時接徐階任首輔者為李春芳。李春芳為人寬厚，居政持論平，不事操切，雖無失措之舉，卻總顯得氣魄、才力不足。高拱仗着自己是朱載坖心腹之臣，慨然以天下為己任，發揮了李春芳起不到的作用。 ^[7] 

隆慶四年（1570年）八月，北邊有警，高拱以尚書陳希學、曹邦輔，侍郎王遴各率師背城列陣以待；以京尹慄永祿、南都御史護守山陵；又起御史劉燾在天津守通糧，而以總督王崇古、譚綸專征剿無內顧；以侍郎戴才理軍餉。由於佈置周密，防範嚴謹，蒙古兵未敢入犯。 ^[8]  十月，俺答汗孫子把漢那吉因與祖父發生衝突，率所屬阿力哥等十人前來求降。巡撫方逢時；總督王崇古主張受降。奏上，朝議紛然，多以為敵情叵測，不能貿然收留把漢那吉。高拱與張居正卻一致支持王、方意見，請奏朱載坖加封把漢那吉為指揮使，並“厚其服食供用”，以誠相待，結得其心，朱載坖準旨。接着高拱又命邊臣讓把漢那吉穿錦衣、坐華車、騎好馬，前呼後擁在街市行走。俺答得曉明廷厚待其孫，深受感動，遂決意與明朝和好，請封貢之事。此議一起，朝廷上下有如鼎沸，反對派援引宋朝講和之例，力言不可。高拱先利用考察科道之機，將極力反對與俺答汗結好的葉夢熊“降二級，調外任”，以息異議。他又發內閣舊藏明成祖封瓦剌、韃靼諸王故事，揀發兵部，力主封俺答汗為王，這種將蒙古與中原看成一個整體的觀念，比僅圖邊安的想法又高一籌。高拱批評反對派：“你們這些人喋喋不休，難道是國家籌劃輕重厲害嗎？徒念重大，恐有不效，留為後言耳！”遂無敢復言者。同年，貴州撫臣告土官安國亨叛，請進剿。高拱不輕信是言，經深入察查，知“國亨非叛，而巡撫者輕聽讒言以幸功也”，便專派員前去安撫釋嫌，避免了一場兵戎相加。

隆慶五年（1571年）三月，明廷封俺答汗為順義王，其他各部首領也分別封為都督指揮、千户、百户等有差。八月，明廷又準與俺答互市。時陝西三邊總督以該邊不同宣、大，不欲通貢互市。高拱擬旨切責。不久陝西三邊也開貢市。幾個月之間，邊陲晏然，沒有一個蒙古人侵擾，邊境百姓丟掉戈矛而拿起鋤頭耕作，關城熄滅烽火可以安枕，從此基本結束了明朝與蒙古韃靼各部近二百年兵戈相加的局面。在滿朝爭議的情況下，穆宗能如此迅速、圓滿地解決這一先朝遺患，與高拱等的着力贊襄是分不開的。在議貢過程中，主通貢互市的總督王崇古曾以人言求去，高拱知後，一面在朝廷力稱崇古議，一面抱病修書崇古：“惟公安心暢意，始終此事，不必更懷憂慮”，使崇古受到極大鼓勵和寬慰。方逢時因封貢事曾面會俺答下人，遭人彈劾，説他“輒通寇使，屏人語，導之東行，嫁禍鄰鎮”。高拱力斥其謬，“撫臣臨機設策，何可泄也”，保護了方逢時，使他免受貶謫。朱載坖以其“殫忠遠謀，勞績可嘉”，進高拱少師兼太子太師、尚書，改建極殿大學士。

俺答封貢事既成，高拱猶居安思危，擔心邊方兵將因無事而疏怠偷安，再壞邊備。他一向主張“不恃人之不吾犯，恃我不可犯；不恃人之不吾欺，恃我不可欺”，強調自強。於是再上疏，“請每歲特遣才望大臣四出閲視，以今視昔，錢穀贏幾何，兵馬增幾何，器械整幾何，其他屯田鹽法以及諸事拓廣幾何”，明白開報，若比往昔有所增益，則與過去戰時擒斬同功論賞；如果只保持以往水平，則罪如失機論處。”朱載坖讚賞這些意見並採納，兵部遂一一制定具體措施行之。以後的幾十年中，西北邊境始終安定，無大擾，此亦高拱一大政。 ^[9] 

高拱在南方兩廣、雲貴邊事上亦頗多建樹。隆慶初，廣西古田壯族人韋銀豹等據寨反明，有司多次往撫剿，均不效。高拱再起，薦殷正茂為總督往剿。正茂任法嚴、善戰，但性貪。高拱説：“吾捐百萬金予正茂，縱乾沒者半，然事可立辦”。其實，他在用正茂的同時，已着眼於提擢、培養本省人才，在兩廣郡縣中“多除制科，寬其薦額，勿拘成數”，引導民風向上。不久，果然“亂民樂業而向化矣”。時人都以高拱為善用人。

高拱勵精圖治，不數年內，政績卓然，自是一面。但他以才略自許，負氣凌人，“性迫急，不能容物，又不能藏蓄需忍，有所忤觸之立碎。每張目怒視，惡聲繼之，即左右皆為之辟易”，很是專橫跋扈，這是他的另一面。正是這一面，造成了他與同僚的仇隙不合，以致招來物議，釀成了以後被逐的悲劇。 ^[10] 

先是在隆慶四年（1570年）七月，曾也是裕府舊僚的大學士陳以勤，因與高拱有小嫌，又見高拱在內閣不可一世，恐終不為所容，便激流勇退，引疾罷去。不久，掌都察院大學士趙貞吉因高拱挾私憾考科道，上疏請止。高拱不悦，與之相傾，嗾使門生、給事中韓楫劾趙貞吉庸橫。趙貞吉也抗章劾拱。朱載坖眷高拱竟令趙貞吉致仕。趙貞吉曾因高拱以內閣掌吏部，權如真宰相，請李春芳謀與掌都察院，以遏高拱全力，李春芳答應了。趙貞吉離開後，李春芳自不安，李春芳又曾因徐階事與高有隙，遂於隆慶五年（1571年）五月乞休歸田。

高拱接任首揆，越發趾高氣揚。當時殷士儋入閣輔政。殷士儋也是高拱在裕府時的同僚，因不曲事高拱而久不得提拔。後取中旨入閣，高拱不悦。後有人劾高拱心腹張四維，高拱疑殷士儋指使，又嗾韓楫相脅。殷士儋不能忍，在內閣當面詬拱：“若先逐陳公，再逐趙公，又再逐李公，次逐我。若能長此座耶？”説罷竟揮拳擊高拱。隆慶五年（1571年）十一月殷士儋也被驅出。這樣，舊輔除張居正外，悉被高拱排斥一淨。高拱位居極品，頤指氣使，專擅國柄。 ^[11] 

高拱與張居正供職時國子監相識，二人志趣相投，相期將來入閣匡扶社稷。但當世宗去世當天，當時的朝廷首輔徐階只召自己門生張居正共同寫就嘉靖遺詔，並未通知已是閣臣的對手高拱，高、張二人頓生齟齬。此外，在隆慶五年高拱的親信傳言張居正接受徐階三萬兩白銀賄賂以救他的三個兒子，二人心中誤解日益加深。張居正暗中和對高拱不滿的司禮監秉筆太監馮保同盟。

隆慶六年（1572年）正月，高拱進位柱國、中極殿大學士。然而他專橫更甚。加之其門生韓楫、程文等日夜奔走其門，狐假虎威，專以博戲為務，人都惡之。高拱初尚持清操，後漸狎奢，常對人曰“日用不給，奈何？”門生、下僚聞之，爭相進獻，“賕納且集矣”，因此遭致物議。御史汪文輝上疏譏刺時事，語連高拱，高拱召而罵之，亟補寧夏僉事以出。尚寶卿劉奮庸也上疏糾拱，給事中曹大野則抗章劾高拱不忠十事，中有高拱擅權報復、排斥善類、超擢親戚鄉里門生故舊，以及親開賄賂之門等等，朱載坖不聽。二人皆謫外任。

是年五月，朱載坖病危，召高拱、張居正及高儀三人為顧命大臣，穆宗握著高拱的手説：“以天下累先生”。朱載坖去世後因遺詔問題，高拱計劃發動百僚驅逐馮保，雙方正式決戰。 ^[12] 

明神宗朱翊鈞即位後，張居正指使神宗“大伴”已是司禮太監馮保在皇貴妃李氏和陳皇后面前將高拱曾在內閣説過的一句話“十歲太子，如何治天下！”改為“十歲孩子，如何作人主。” ^[13]  宣稱高拱謀擁立藩王，皇貴妃和陳皇后大驚。六月十六日早朝，“召內閣、五府、六部眾至”，切責高拱擅權無君。到會極門，太監王榛捧旨宣讀：“今有大學士高拱專權擅政，把朝廷威福都強奪自專，通不許皇帝主專。不知他要何為？我母子三人驚懼不寧。高拱著回籍閒住，不許停留！”高拱聽旨後，“面色如死灰”，“汗陡下如雨，伏不能起”，從後趕來的張居正將他扶起。第二天一早，高拱乘柴車出京，頗為淒涼地踏上了歸程。 ^[53] 

回到老家，高拱意忽忽不自得，“角巾野服，恂恂一布衣”，不言國事，而“閉户卻帚下帷著書八十餘卷”。不料馮保又製造王大臣事件，欲置高拱於死地。幸賴吏部尚書楊博、御史葛守禮等力救，張居正“貽書相慰安，乃止。” ^[14]  高拱才得於倖免。不過從此他驚憂成疾，一蹶不振。 ^[53] 

萬曆五年（1577年），張居正回故鄉湖北江陵葬父，路過高拱的故里，專程探望高拱，兩人相見掩面而泣，感慨不已。

萬曆六年（1578年）七月二日，高拱在新鄭家中去世，享年六十七歲，葬於縣城北郊今閣老墳村。十二月，其妻張氏奏請卹典。神宗雖在萬曆七年（1579年）以“高某擔當受降，北虜稱臣，功不可泯”，贈復原官，但只給半葬，且不派官祭奠 ^[46]  。 ^[53] 

臨終前，高拱寫了《病榻遺言》四卷，記述張居正勾結馮保陰奪首輔之位的經過，將張居正描述為陰險刻毒的人物，大罵張居正“又做師婆又做鬼，吹笛捏眼打鼓弄琵琶”。張居正死後，《病榻遺言》刊刻，此書在北京廣為流傳，催化了神宗對張居正的清算。

萬曆三十年（1602年），神宗因高拱主持俺答封貢之功，詔贈其為太師，諡號“文襄”，蔭其子高務觀尚寶司司丞 ^{[48]  [53]}  。到萬曆三十五年（1607年）六月，加贈階官特進光祿大夫 ^[51]  。 ^[15] 

高拱在隆慶年間，參與了大臣爭奪首輔的角逐。但他也進行了一些改革。特別值得提出的是，他對選拔官吏的辦法進行了改革。隆慶三年（1569年）冬，他以大學士兼管吏部以後，為了遍識人才，“授諸司以籍，使署賢否，志爵裏姓氏，月要而歲會之”。這使得選用“皆得其人”。高拱又因邊防事務繁多，請增置兵部侍郎，“以儲總督之選”，由侍郎而出任總督，又由總督而調回兵部任職，“中外更番（輪換），邊材自裕”。他認為打仗是一種專門學問，“非素習不可應卒”，“儲養本兵，當自兵部司屬始”，因而主張慎選兵部司屬，“多得智謀才力、曉暢軍旅者，久而任之，勿遷他曹”，“他日邊方兵備督撫之選，皆於是取之”；“更各取邊地之人以備司屬，如全司分省故事”，使“題覆情形可無託格，並重其賞罰以鼓勵之”。對於在邊疆地區任職的官更，他也非常重視，認為“其責顧重，不宜付雜流及遷滴者”。這些主張，都得到皇帝的認可，“著為令”。另外，高拱反對過分強調資格，“奏請科貢與進士並用”；其考察官更，不單憑文書，而是“多所參伍”，也不拘人數多；黑者，一定要告訴緣由，“使眾鹹服”。高拱關於選拔官吏的上述措施，都是適宜的，因而被史家評為“練習政體，負經濟才，所建白皆可行”。 ^[58] 

高拱不僅是一個有幹略的政治家，在學術思想的研究上也有所成就。他不囿於先儒成説，以為“其不能得者亦不可強從”。直斥程朱理學“遠人情以為天理”；他很贊同同時代思想家王廷相的觀點，認為理在事物，無其事即無其理。他對“權”字更有一套獨到的見解，把“權”與“經”比作秤上的“錘”和“衡”，兩者關係是“蓋經乃有定之權，權乃無定之經，無定也，而以求其定，其定乃為正也”。即：權和經是對立的統一體，凡事皆有經，其事實行時應認真權一下，使權與經得以統一。在“義”和“利”的問題上，認為“苟出乎義，則利皆義也；苟出乎利，則義皆利”，只要擺正義和利的關係，言利也不是不好，痛斥了“君子不言利”的迂腐觀點。他還認為正因前人沒有把握住這種關係，才造成“經制之略置之不講”，善理財者不聞，禍國殃民。他自己十分重視理財，重視有關國計民生的政務，主張務實。他的學術思想正是他行使政務、取得政績的思想根源。 ^[53] 

朱載坖：“且值國家多事之時，先為社稷萬年之計。乃通海運，乃飭邊防，乃定滇南，乃平嶺表。制降西虜，坐令稽顙以稱藩；威撻東夷，屢致投戈而授首。蓋有不世之略，乃可建不世之勳；然必非常之人，斯可濟非常之事。” ^[16] 

朱翊鈞：

張居正：

王世貞：

沈鯉：“餘往守翰林，公與新鄭，時同在政府。其初謀斷相資，豪傑自命，即丙、魏、房、杜，固未肯多讓也。……其實兩公者，皆社稷重臣，未可輕訾也。近新鄭公論大明，業已蒙恩追恤。而海內亦漸多思公功，有形之章奏者，可見直道在人心不容泯，是非未有久而不定者。” ^[20] 

郭正域：“嘉、隆之際，相臣任天下之重，行誼剛方，事業光顯者，無如新鄭高公。而先後處兩才相之間，先為雲間（徐階），後為江陵（張居正）。雲間善藏其用，籠天下豪傑為之羽翼，故唯唯於履尾之時，而揚揚於攀髯之際，善因時耳。彼方墨墨，此則蹇蹇，宜不合也。江陵負豪傑之才，其整齊操縱，大略用高公之學，而莫利居先。” ^[4] 

何喬遠：“高拱勇於敢為，雖不稽眾觀理，顧其心在國家。幾陷大戮，鷙愎之過歟。” ^[56] 

李騰芳：“新鄭、江陵兩公皆負不世出之才，絕人之識。本以忠誠不二之心，遭時遇主，欲盡破世人悠悠之習，而措天下於至治。其所就雖皆不克終，然其所設施，亦已不可泯矣。” ^[18] 

馬之駿：“隆、萬間所稱最名相二：曰高新鄭公文襄，張江陵公文忠。兩公鍾異姿，膺殊寵，履鼎貴之位，豎震世之勳，皆大略相埒。第不幸而以相傾之材，處相軋之勢。以故袒文襄，則絀文忠；袒文忠，則絀文襄。然有識者恆致嘆兩賢之厄，何渠不渙枘鑿，而壎篪之要，皆豪傑之致也。” ^[22] 

張惟賢等《明神宗實錄》：“才氣英邁，遇事能斷……俺答孫降於塞，拱靖歸之，遂入貢，因求互市，朝議紛紛。拱奮身主其事，與居正區畫當而貢事成，三邊寧戢。又廣寇鴟張，遼東數與虜角一時，督撫剿除，拱主持力為多。” ^[48] 

孫奇逢：

支大綸：“高拱當鼎革之日，居保濟之任，開誠佈公，周防曲慮，不阿私黨，即古社稷之臣，何以加焉。”

談遷：“新鄭始志，不失為社稷臣。” ^[23] 

傅維麟：“高拱以藩邸腹心，得君行政，慨然以綜核名實為己任。其所條奏，銓政邊才，鑿鑿可施之當今。練達曉暢，救時賢相也。” ^[24] 

陳治紀：“且夫新鄭公之德，允為治安良相。”

張廷玉等：“徐階以恭勤結主知，器量深沉。雖任智數，要為不失其正。高拱才略自許，負氣凌人。及為馮保所逐，柴車即路。傾輒相尋，有自來已。” ^[25] 

李永庚：“公與予鄉太嶽張公，同以名相，顯重當時。其揆輔表見，勒在史冊，皆所稱賢豪大人也。仰典型者，莫不知曰江陵、新鄭雲。但江陵威重，新鄭篤實，其心同正，……而進江陵者退新鄭，進新鄭者退江陵，均之不知江陵、新鄭者也。” ^[26] 

魏源：“高拱、張居正、王崇古，張馳駕馭，因勢推移，不獨明塞息五十年之烽燧，且為本朝開二百年之太平。仁人利溥，民到今受其賜。” ^[27] 

孟森：

鄧之誠：“高拱以招致俺答一事為最成功，雖成於王崇古，而主持者則拱也。隆、萬以後，韃靼擾邊之患遂減。” ^[29] 

嵇文甫：

葛榮晉：“在政治上，出現了以高拱、張居正為代表的社會改革家。他們針對當時的社會弊病，從‘富國強兵’出發，提出了拯救社會危機的一系列方案，高拱大膽提拔潘季馴、王崇古、戚繼光等人，推行‘南剿北撫’政策，世稱‘救時宰相’。” ^[44] 

韋慶遠：

牟鍾鑑：“隆慶三年到六年，在穆宗充分信任與重託下，高拱大刀闊斧地進行了洗刷頹風、振興朝政的一系列改革，在清整吏治、選儲人才、安邊強兵等方面都頗有建樹，使明朝多年因襲虛浮、積弊叢生的內政外交，有所改觀，生出一股清明剛健的新風。” ^[30] 

崔瑞德、牟復禮：“在為地方職務選拔有才能的人方面，高拱和張居正是最擅長的。” ^[55] 

嶽天雷：“從明清至近現代的政治家、史學家的評價中可以看出，高拱在明代歷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歷史地位。在政治上，他針對嘉靖中期以後的諸多弊政，大力進行了一系列的整頓改革，開創了‘隆（慶）萬（歷）大改革’的先河，成為‘經綸偉業’的‘社稷名臣’、‘事業光顯’的‘救時良相’；在學術上，他又針對宋明理學家‘空寂寡實之學’的流弊進行了全面深入的批判，系統地闡發了他的以經邦濟世為核心的實學思想和以氣學為根本特質的哲學思想，建構起較為周延的學術思想體系，從而成為明代著名的‘博學精慮的思想家’。顯然，那種把高拱視為‘奸惡’、‘佞臣’，否認他是政治改革家的觀點，是一種歷史偏見；那種無視高拱的思想建樹，否認他是思想家的觀點，也有失偏頗。” ^[43] 

隆慶年間，貴州土官安國亨、安智互相起兵仇殺，當地巡撫以叛逆的罪名奏報，於是率兵征伐，沒有成果，且將成亂。 ^[33] 

新任巡撫阮文中上任前，先去拜見高拱。高拱説：“安國亨本來是被奸臣拔擢為官的，為了私仇而殺害安智的弟弟安信，致使安信的母親窮困不堪。安智懷恨報仇，他們之間關係惡劣，互相攻訐，出口都是仇恨的話，很難判斷誰是誰非。但巡撫偏向安信、安智，所以安國亨疑慮恐懼，不服拘捕；於是以叛逆的罪名奏報上來。什麼是叛逆？是侵犯朝廷。如今夷狄自相仇殺，和朝廷有什麼關係？縱然不服拘捕，也只是違逆而已，卻奏報朝廷，以軍隊去襲擊他們，夷民怎麼肯束手就死呢？雖然各有傷殘，然而從未聽説安國享有領兵抵抗的事。而一定要以叛亂來加罪於他，也太過分了。為人臣的專力於欺騙矇蔽，地方上有事隱匿不報，就挑動事端想得到非份的功勞；又把小事説成大事，把虛無説為事實。開始的時候把事態説得很嚴重，以便邀功，同時為將來預留餘地；最後極力促成其反叛情節，以證實自己先前所説的話。這難道就是對國家盡忠嗎？你確實有廉潔的美德，應平心靜氣去處理這件事。儘量不要給安叛逆的罪名，改為仇殺和違逆之罪，那他們一定會站出來辯駁、聽從判決；只要人一站出來，是不是叛變的情形自然就清楚了。只判處他仇殺和違逆的罪，必然沒有不服的。這才算是國法平正，天理公平。如今一些做官的人，往往喜歡把前任官吏所上報的事態説得更加嚴重，以表現自己的幹練。這是小丈夫的作為，不是正道人士所該做的。你好好自為之吧！” ^[33] 

阮文中到貴州以後，私下探訪，果然都像高拱説的一樣。於是公佈五項處理辦法：一，責令安國亨獻出安置職務的人犯；二，依照夷人的習俗，賠償安信等人的性命；三，命令劃分土地安插窮困的安智母子；四，削奪土司的職銜與其兒子世襲的權利；五，從重處罰，以嚴懲惡行。但是安國亨見安智還住在省城裏，心中更加疑懼，怕統兵官吏誘殺他。所以依舊擁兵，不服審判，並上疏辯解冤屈。阮文中被眾議所迫，又上疏請求用兵征伐。 ^[33] 

高拱心想征伐實在不是好辦法，不征伐卻又損害國家威嚴，於是暗中指示兵部，請吏部給事中賈三出面去審判這件案子。安國亨聽説有官吏奉命來審判，而不是軍隊來清剿，很高興地説：“我是聽審的證人，統兵官一定不敢殺我，我可以自己説明事情的經過。”於是趕出奸臣，親自到省府聽審。五件事都一一照辦，並願意罰銀三萬五千兩贖罪。安智還不肯聽從，阮文中又處理了那些拔擢安國亨的奸臣，安智才順服了，也被革除管事之職，聽任母親安排。朝廷的官吏還沒到，亂事已經便平定了。 ^[33] 

馮夢龍在評論此事時稱讚道：“如安國亨一事，若非高中玄力為主持，勢必用兵，即使幸而獲捷，而竭數省之兵糧，以勝一自相仇殺之夷人，甚無謂也。嗚呼！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吾今日安得不思中玄乎！” ^[33] 

高拱素好讀書，為文不好詞藻，而深重有力。他著述甚富，有《問辨錄》十卷、《春秋正旨》一卷、《本語》六卷、《邊略》五卷、《綸扉外稿》四卷、《掌銓題稿》三十四卷、《南宮奏牘》四卷、《政府書答》四卷、《綸扉集》一卷、《程士集》四卷、《外製卷》二卷、《日進直講》十卷、《獻忱集》四卷等等，後人輯為《高文襄公集》。 ^[53] 

高拱墓，俗稱“閣老墳”，位於河南省新鄭市北約0.5公里閣老墳村西北約100米處。坐北面南。據《新鄭縣誌》載，原墓地南北長250米，東西寬約150米，由南向北有石坊和拱形大門樓，門前有一對石獅。大門內為陵園，南北長230米，東西寬95米。二門內有神道石刻儀仗。後邊是拜台(即祭祀壇)，左右有廂房。最後是祀祠大殿，殿後60米有墓冢，上圓下方，高8米，周長95米。冢四周有5棵柏樹，意為“五龍捧壽”。陵園建築早年被破壞。墓前石刻僅存碑座。1982年1月，被原新鄭縣人民政府公佈為新鄭縣文物保護單位。

高拱祠堂位於河南省新鄭市老城北門裏城隍廟西側（今北街小學院內西側）。祠堂原有拱形大門樓一座，上砌“萬代瞻仰”四個大字。1944年被日軍拆毀。門樓前有石坊一座，上刻“明柱國太師文襄高公祠”。迎門建一坐北面南五間大殿，神龕中設深綠色高五尺、寬二尺牌位，上書金字：“明特進柱國太師兼太子少保累贈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高拱諡文襄公之神位”。神龕前懸掛深紅色木質對聯一副。上聯：“幾人得脱權閹手”，下聯：“此人終回少帝心。”院內東西陪房各三間。東房內的兩山和後牆上嵌有蘇軾草書《醉翁亭記》石刻24塊，每塊2尺見方。此石刻1959年春拆遷於鄭州市博物館。明末祠毀。康熙九年（1670年）知縣李永庚重修。1958年祠堂毀壞殆盡。 ^[54] 

河南省新鄭市東街路南（原新鄭影劇院）曾有高拱著書處，名為澄心洞達觀亭。洞內正間，懸掛高拱畫像。該亭1958年拆除。 ^[38] 

明官修《明實錄》世宗、穆宗、神宗朝部分

郭正域《高文襄公拱墓誌銘》 ^[4] 

王世貞《嘉靖以來首輔傳》卷6 ^[21] 

傅維麟《明書》卷135

張廷玉等《明史》卷213 ^[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