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命壽

鄭命壽是來自朝鮮平安道殷山縣的賤隸。《八旗滿洲氏族通譜》記載鄭命壽“國初來歸”（有學者推測他本為薩爾滸之戰中的朝鮮戰俘）。天命九年（1624年）六月為巴克什。天聰三年（1629年）四月，皇太極改書房為文館，鄭命壽與剛林、蘇開、託布戚同為文館筆帖式，負責翻譯漢文書籍，後文館又改為內三院，鄭命壽作為內國史院副理事官，參與修撰《太祖武皇帝實錄》。清軍入關後，主要在户部任職，官至户部員外郎。

鄭命壽更主要的活動是對朝鮮的外交。至遲在後金天聰七年（1633年），鄭命壽已作為通事出使朝鮮，地位不高。丙子之役時，鄭命壽的作用開始呈現。和談開始後，朝鮮方面的譯員就建議“賄遺鄭命壽，則和事似有庶幾之望”，並將他與此前丁卯之役時在雙方交往中的重要人物——劉海（劉興祚）相提並論。於是，朝鮮“乃以銀一千兩贈鄭命壽，龍（英俄爾岱）、馬（馬福塔）兩胡亦各贈三千兩。”此時，鄭命壽跟隨英、馬等駐留朝鮮，居中聯絡、穿梭傳語，甚至對朝鮮昭顯世子也嚴詞厲色，令朝鮮人錯愕不已。此後，在雙方所有重要的外交事務中都活躍着鄭命壽的影子。

崇德四年（1639年）春，朝鮮世子館（沈館）陪臣鄭雷卿、姜孝元欲揭發鄭命壽、金石乙屎二名通事盜減朝鮮貢品之事，但由於證據被毀、英俄爾岱等人又袒護鄭命壽，反遭案情逆轉，終以"誣陷"罪名被絞殺。同年十一月，因清朝敕使到來，朝鮮備邊司上啓：“今此敕使之來，既免贖銀，又減騎兵，至於助糧事，亦令以應運歲貢米計數移納，而馬使自以為有所周旋，請加別贈以表喜謝之意，鄭譯處亦宜有賜物，上從之。”跟隨馬福塔出使的鄭命壽，因在談判過程中有“周旋”之處再次受到朝鮮方面的重視。

崇德六年（1641年）五月，鄭命壽認為吏曹參判李植“黨護金判書（金尚憲）諸人”，李植遂從備邊司除名。

崇德八年（1641年）三月，因“鄭命壽請罷之故”，刑曹判書元斗杓去職，他是出送朝鮮抗清將領林慶業時的備邊司堂上官。五月十四日，朝鮮提到與清廷談判秋季發送折銀、房妓之事時，指出“鄭譯周旋之力居多”。

順治二年（1645年）二月，清軍進入中原，因南方漕運未通，發生糧食危機。清廷即派鄭命壽等三人為敕使，到朝鮮交涉運米20萬石、急馳北京事宜。談判由鄭命壽主持，幾經交涉後，鄭同意朝鮮“以十萬石給之”。於是朝鮮户曹“請以銀三千兩致謝於三使處，上命加兩千兩以準五千兩之數”，幾天之後，朝鮮國王“以銀一千六百兩遺北使兩人，以三千五百兩賜命壽，世子亦遺兩使一千二百兩，命壽一千兩。”鄭命壽所得賄賂比其他二使多出一倍以上（他一人所得不少於6000兩銀子）。除了户曹外的謝金外，朝鮮國王、世子也直接賄銀，鄭命壽的重要性顯然可見。通過賄賂鄭命壽，朝鮮得以免除10萬石糧食的沉重負擔。同年十一月，聽聞鄭命壽將至，朝鮮户曹判書閔聖徽請求遞職，因從前為遠接使時曾杖殺一依附鄭氏橫行的小吏，“命壽至，聞而笑曰：‘户判，國之重任，奈何以向日之細故，驟遞其職也！’”同時，吏曹原以李植為敕使館伴，因鄭命壽“輕侮”李植而不得不代以金堉。

順治三年（1646年）正月，鄭命壽冊封世子返清，朝鮮“贈敕使三人各銀一千兩，綢二百匹，細麻布六十匹，棉布三百匹，其中鄭命壽例贈銀七百兩，密贈三千兩，世子贈八百兩。”鄭命壽一人所得超出“敕使”三人的總和。他出使朝鮮，除有專門的“例贈銀”外，往往有更多的“密贈”銀，而且循以為常。

順治四年（1647年）三月，因為鄭命壽一句話，平安道觀察使及兩個地方官都被罷職。

順治四年（1647年）八月，因清朝減免朝鮮歲幣大米900石，木棉2100匹，弓角200桶，順刀10柄，胡椒10鬥，及方物中黑綢麻布代白細苧布等，朝鮮國王與備邊司堂上官員討論，談到“今之減幣，鄭命壽頗有力”，決定“賄遺以中其欲”，至十一月，秘密饋贈鄭命壽白銀二千三百兩。

順治七年（1650年）二三月間，發生六使詰責事件，主旨則是為皇父攝政王多爾袞求婚。鄭命壽與户部尚書巴哈納等六使絡繹入朝，詰責朝鮮起用金尚憲、趙絅、金集等三人，又召集六卿、兩司承旨等責問與日本交往狀況，警告朝鮮不得以“備倭”為藉口修城練兵。最終，朝鮮不得不發配領議政李景奭及前禮曹判書趙絅至義州白馬山城，並答應出送宗室女義順公主通婚。在六使中，鄭命壽雖排名最末，卻是最活躍的一個人。

鄭命壽是英俄爾岱的心腹，英俄爾岱又是多爾袞的心腹，因此鄭命壽的命運與多爾袞的沉浮息息相關。順治七年（1650年）底，多爾袞的突然去世，鄭命壽失去了強硬的靠山。次年，出使北京的朝鮮人已經發現“鄭命壽氣色則與前頓異，大有憂懼之色”。至順治十年（1653年），鄭命壽作為多爾袞黨羽而正式受到了刑部審訊，朝鮮方面積極參與。據朝鮮國王諮開：“古兒馬紅往來本國，積有年紀，其勒掯奸濫之狀，固不可一二計。只緣事系敕行，不敢違越，雖甚難堪，一向曲循，以至今日茲昔伏見。……朝廷既已洞燭，將本人籍產為奴，本國亦合將本人弟子及親屬之授官者革職論罪，又將本人殷山、義山兩處所蓄女人等並令發還原籍，兩邑官吏慟於威勢，不即報知，事甚可駭，亦皆究治，削奪官爵。……將本人親侄家小並皆革職論罪還籍。”清刑部認為他“把持朝鮮，違旨悖法，擅作威福”，建議“姑免死，家產着照披甲例與他，仍發本王為奴”。對於鄭命壽失勢，朝鮮孝宗十分欣喜，但又擔心“他日起廢而複用”，清使答以“萬無起廢之理”，孝宗方才心安。朝鮮也出現了“彼此晏然，西路接待漸至埋沒”的太平景象。

經歷變故後的鄭命壽，可能就任閒職國子監教官，此後下落不明。 ^[1] 

在處理內政方面，朝鮮君臣一直小心翼翼，以免受到詰責。順治元年四月，鄭命壽傳言要“處斷德仁”，朝鮮遂安置捲入沈器遠謀反案的宗室懷恩君李德仁於大靜縣。順治二年六月，朝鮮方面問詢鄭命壽，在得罪清朝的朝鮮陪臣中，除李敬輿、李明漢、申翊聖、翊全兄弟（即東陽尉，為朝鮮世子姑夫）“已許收用”外，還有誰某是“未許收用者”，鄭氏答之“清國別無籍名記罪之事，自本國差除少無所妨。”朝鮮任命大臣，首先要徵求鄭命壽的意見，甚至是宗室的處置也不例外。

總之，鄭命壽在朝鮮政治生活中所起的作用實在非同小可：上從宗室乃至備邊司官員、下至地方各道監司長官的任命、使用及處置，朝鮮君臣均需視其臉色行事。説鄭命壽在一個時期內（尤其是仁祖時期），很大程度上影響了朝鮮內政，當不為過。甚至在鄭命壽被廢后的孝宗朝，還有輔導朝鮮世子的東宮贊善宋浚吉曾因“前日李馨長、鄭命守[壽]之交構，有所不安”，在清使將來時請求歸鄉。鄭命壽雖去而餘威尤在，説明他對朝鮮政治造成的影響甚至不能在短時間內消除。

除直接干涉朝鮮內政外，鄭命壽還利用自己的特殊地位，大肆謀取私益。崇德四年（仁祖十七年）六月，為了結歡鄭命壽，朝鮮領相崔鳴吉建議給在朝鮮關西的鄭命壽之母予以食養，並賜鄭命壽“賞職”，鄭命壽十分高興，但為了掩人耳目，提出“願得官教而退書往年月日”，結果搖身一變成為明天啓八年（公元1628年）授予的“同知中樞府事”。因此鄭命壽之母在死後還得到“貞夫人”的贈號。崇德八年（仁祖二十一年）十月，鄭命壽的故鄉朝鮮平安道義州殷山縣被升格為府，次年，又以其父母葬地所在，成川府東面地界被割屬殷山府。

鄭命壽原本出身“賤隸”，社會地位十分低下，其親友也多半如此。隨着鄭命壽的得勢，他們一併雞犬升天。如鄭命壽的“同生之女”四生，原為“肅川官婢”，後被免除“官役”；妹夫林復昌原在成川為正兵，因鄭命壽所請，得免軍役。鄭命壽還將其“族屬免賤”一事專門提出，朝鮮備局也“不得不勉從”。

在“族屬免賤”的基礎上，鄭命壽培植了一個基層（尤其在朝鮮關西地區）關係網。他的妻弟奉永雲原為“定州官奴”，迫於鄭氏壓力，被授於“本道守令”，因其本人不願赴任落空，鄭命壽再次力請，終於得授寧遠郡守。族侄李玉錬，本為殷山貢生，得授文化縣令，不久又升“通政”，“玉錬時年二十三，挾命壽之勢，凌蔑同道守宰，至是又升堂上，人莫不憤惋。”養子鄭善為司導寺主簿職，甚至“從前有恩者”義州人韓得連也得任大吉號裏權官。鄭命壽在義州還有一心腹崔得男，“以賤隸居在義州，阿附鄭命壽，持國陰事，泄露甚多，命壽信愛之，朝廷希命壽風旨，授官至郡守”。

朝鮮關西地方的一些官職，甚至被鄭命壽族人“世襲”下來。如仁祖二十六年三月，鄭命壽方為異姓四寸親、族侄張繼禹請到義州“方山萬户”之職，至次年正月即升為安州邊將“老江僉使”，而原“方山萬户”又授予鄭命壽“同生弟女婿”博川校生金鈿。

朝鮮孝宗曾經談到：“清人豈盡知我國事乎？凡前後詰責，皆是鄭命守之所操縱也。”領議政鄭太和也説：“西路人與鄭命守親密者頗多，我國微細之事，無不相通。”可見，鄭命壽任用親信，培植了一個頗為靈驗的情報網，朝鮮大小事情都逃不出其掌握，成為朝鮮君臣十分忌憚的人物。

為了上下、內外相通，鄭命壽交結朝鮮大臣，又建立了一個上層關係網。仁祖朝宰臣李敏求，本為宰相之子，文才敏捷，因江都失職被謫西路，娶鄭命壽妻妹為妾，藉鄭命壽之勢挾持朝廷，影響極壞，“古今天下，為人臣子而交結鄰賊，挾制君父，豈有如敏求者哉！”儘管鄭命壽意圖救護，也有人因敏求文才欲薦以修史，終因名聲太壞而被廢棄數十年以卒。又如仁祖朝曾任“左相”的申景禛，被認為與鄭命壽“相厚”，“盡心於上國（指清），莫如左相”。而領議政崔鳴吉也有嫌疑，“清人每言鳴吉有功於彼此”，仁祖也知“清人之待領相異於他人”。崔鳴吉本人頗有才能，曾被認為是“救時之相”，但他挾送斥和之臣、傾軋士類，也被視為“小人”，與李敏求一樣，都是朝鮮主和派的代表，為清議所不容。李敏求、申景禛、崔鳴吉這些朝鮮相臣，或為鄭命壽姻親，或與其“相厚”，且與之交接的朝鮮大臣不止於此，鄭命壽能在朝鮮政治生活中發揮重大作用，原因不難理解。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