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泰祺

郭泰祺（1889年—1952年），1888年冬月生於湖北省廣濟縣（今武穴市）田鎮郭衝垸。民國時期“廣濟五傑”之一，其餘四人為居正、饒漢祥、劉文島、張導民。1912年中華民國成立後曾任北京政府副總統黎元洪的英文秘書。1946年2月任聯合國安理會首任中國首席代表，三月至四月中旬任安理會主席，聯合國原子能委員（安理會主席每月輪換一次，一次一國，此乃中國首任），1947年3月任聯合國常規軍備委員會委員，12月出任駐巴西大使，1949年退隱於聖巴巴拉，賓夕法尼亞大學贈予其法學博士。建國後，黨和國家領導人歡迎並屢邀郭回國工作，郭因病未能成行，於1952年2月29日病浙於美國加利福利亞洲醫院。 郭自幼酷愛讀書，課餘還從事放牛、拾糞等農事勞動，1903年考入武昌南路高等小學，次年16歲時，因成績優異，被選送赴美留學，清政府發給其家庭安家費白銀25兩。當時殷實人家不願子女出國留洋，怕冒風險，郭泰祺去後，有好事者嘲笑其你“25兩銀子質（賣）個兒子”。

1911年3月，郭泰祺在賓夕法尼亞大學獲美國優秀大學生，進研究生院社會學系並任《費城新聞》、《賓夕法尼亞》記者和編輯；1912年返國加入中國國民黨，任湖北省都督府外交股長（類今省外辦主任），次年赴京任副總統黎元洪的英文秘書；1916年黎繼任總統，郭兼任外交部參事、總統府等顧問；次年郭赴廣州任孫中山大元帥府參事。1919年，郭泰祺以中國代表團技術專員身份出席巴黎和會，1923年任外交部次長；1926年郭參加北伐，接洽軍事；1927年北伐軍攻取京滬後，武漢國民政府外交部長陳友仁派郭赴滬瞭解情況，以作外交準備；時值寧漢分裂，郭私受蔣介石委派，任江蘇交涉員兼上海政治分會會員，為將辦理外事。武漢國民政府中央執委會以此作出決議，永遠開除郭泰祺黨籍，明令通緝，並通電斥蔣，後蔣汪合作，此案不了了之。同年伍鮮樞辭外交部長職，由郭代理外交部長。

1932年郭泰祺任外交部政務次長，2月被聘為國難會議會員，3月18日以國民政府首席代表身份赴上海英領署參加中日停戰會議，議定淞滬停戰協定，同年9月奉命出任駐英公使，三年後升任駐英全權大使並獲倫敦大學所贈名譽法學博士學位，1934年兼任國際聯盟大會中國代表，1936年6月為互換“中愛（愛沙尼亞）友好條約”全權代表。抗戰期間，郭泰祺在倫敦多次照會國聯，要求採取措施，制止日軍侵略，申明中國不接受日英以中國領土作交易的協議，重申“我國此次抗戰乃為爭民族之獨立自由，非至敵人放棄其侵略政策，絕無和平可言”的立場，郭駐英時，李四光亦在倫敦供職，兩人同是黃崗同鄉加之湖北省南路高小同學，因而過從甚密。同時英牛津大學授予郭名譽法學博士學位。抗戰中郭和顧維均努力爭取國外的援助，曾從英國取得幾筆貸款，1939年8月，抗議英政府將天津漢奸程庚錫被刺案所拘之同胞移送日本侵略軍事當局，後又抗議日英以中國領土作交易所簽訂的有關在日佔區江岸海關税款交付的協定。

1941年4月郭泰祺奉調出任外交部長，7月又兼任國際最高會議常務委員，後以修建郭長官邸一事，為當時輿論界所指責，旋於12月被免除郭長職務；據隨郭泰祺任秘書多年的李鐵錚先生稱，郭泰祺被蔣介石免去外交部長職務事眾説紜紜亦與得罪戴笠有關；作家韓素英在《無鳥的夏天》中談到：“民國三十年（1941）初冬，一場反對外交部長郭泰祺的政治陰謀逐漸形成，一時重慶的社交界，上層人物，不談饑荒，不論救國，而專論一部長的桃色新聞，這是一場反對外交部長郭泰祺的陰謀”，實際上是戴笠，胡宗南的中傷輿論。 郭泰祺原配胡氏，與郭泰祺雖婚而未同居，一直在廣濟故鄉居住。郭泰祺另娶徐氏系蘇州殷實鉅商小姐。1931年家鄉水災，他給全垸三百多人各賑大米一斗。郭是武穴市也是湖北省歷史上的首位外交部長、第二位大使，中國駐聯合國首任安理會主席，人稱其為愛國的天才外交家。 蔣介石於1941年4月將郭泰祺內調回國，委任他為國民政府外交部長。同年12月因被免去外交部長，任最高國防會議外交委員會主席。1945年中國國民黨六大當選為中央監察委員。抗日戰爭勝利以後再度復出，於1946年赴倫敦參加第一次聯大會議,出任聯合國安全理事會首任中國代表。後任駐英及巴西大使。晚年旅居美國加州。1952年2月29 日，郭泰祺在美國病逝。

1902年，郭泰祺考入張之洞創辦的新式學堂-武昌南路高等小學堂。由於天資聰穎，成績優異，1904年，他被選送美國留學，先後完成中學和大學教育，最後獲政治學博士學位。1912年他回到國內，時值辛亥革命爆發後不久，經推薦擔任湖北軍政府的外交股長，開始了外交生涯。隨後，在王世傑的介紹下加入了國民黨。其後任總統黎元洪的英文秘書與總統府顧問兼外交部參事。

在此期間，郭泰祺與曾任外交總長的伍廷芳發生了密切的關係。伍廷芳非常賞識郭泰祺的能力與才幹，將大量的實際外交事務交給自己的兒子伍朝樞和郭泰祺打理，這為他以後在外交界立足打下了基礎。1917年張勳復辟以後，伍廷芳帶領郭泰祺南下廣州，參加了孫中山組織的護法運動，擔任護法軍政府參事及外交次長。第一次護法運動失敗後，郭泰祺再次跟隨孫中山、伍廷芳由上海至廣州，重組軍政府。

1918年，為爭取美國對廣州護法軍政府的支持，郭泰祺訪問美國，但其後美國並未給予實質性的幫助。1919年，他出席了巴黎和會，但由於因故延期到會而僅僅成為巴黎和會中國代表團的專門委員，雖未能像顧維鈞和王正廷一樣作為正式代表據理力爭，但他也是極力勸阻代表團在和約上面簽字的專門委員之一。

1924年，國立武昌商科大學學生驅逐原來的校長，郭泰祺作為威望較高的湖北人被選派為新任校長，但郭泰祺並沒有在教育界留戀過多，很快又涉足外交事務。

1927年3月，國民政府外交部長陳友仁派郭泰祺去上海瞭解蔣介石另立政府的情況。郭泰祺到上海後，卻投入了蔣介石幕府，幫助蔣介石與外國人的交涉事宜。寧漢合流後，伍朝樞為南京國民政府外交部長，郭泰祺就任外交部次長兼上海交涉員。但1928年2月，重新上台的蔣介石卻免去了他的黨政職務。1929年，失勢後的郭泰祺便與早在廣州任職時期結識的汪精衞走到一起，成為汪系干將之一。1930年，中原大戰爆發，他代表汪精衞與陳公博去勸説張學良反蔣，但張學良權衡得失，通電擁蔣，並派兵入關，使得汪精衞等人的陰謀落空。1931年，郭泰祺參加了汪精衞、唐紹儀等人組織的廣州反蔣政府。

九·一八事變後，中國政局風雲變幻，蔣汪相互妥協，汪精衞擔任行政院長。1932年一·二八事變後，郭泰祺作為中方首席代表參加中日停戰談判，中日雙方達成《淞滬停戰協定》。由於協定承認上海為非武裝區、中國不能駐軍，嚴重侵犯了中國的主權，5月3日，上海愛國團體代表數十人湧入郭泰祺住宅進行質問，情緒激動間有人將準備好的銀元以及桌上茶杯等物品朝郭泰祺砸去，郭氏躲閃不及，額眉為銀元所傷，鮮血直流，被送往醫院救治。1932年，郭被任命為中國駐國聯首席代表兼任英國公使。

從1932年9月受命使西到1941年4月奉命擔任外交部長回國，是郭泰祺外交生涯的輝煌時期。他在國聯講壇、英倫大地上縱橫馳騁，在中國外交史書上書寫了不可磨滅的一筆。

充分揭露日本侵華事實，將國聯變為中國控訴日本的講壇。1932年到1933年，郭泰祺與顧維均、顏惠慶等人力爭國聯通過譴責日本行為的決議。1934年9月，郭泰祺在國聯第十五屆大會上作了長篇演講，要求國聯正視中國問題，反對任何承認偽滿洲國政權的行為。1935年和1936年，郭泰祺等人又四處遊説，力排萬難，試圖恢復中國在國聯的非常任理事國地位。1937年盧溝橋事變以後，郭泰祺在第一時間與各國溝通聯絡，希望國聯對日製裁，然無功而返。於是，他對國聯徹底失去信心。

反對英國對日本的綏靖政策，推動英國開放中國軍事補給線滇緬公路。綏靖妥協是英國20世紀30年代對日政策的主要特點。1938年英日海關協定的簽署、1939年"有田-克萊琪協定"的出台，都是英國對日綏靖政策的結果。1940年，英國下令關閉滇緬公路，使郭泰祺十分氣憤，他以政府的名義對英國發出抗議："八年來致力增進中、英友誼，所以對我政府報告，總以英國重道義決不負我為言，此次英方處置，使祺痛惜深於憤懣"。以後，不斷地與英國首相、外長、外交次長等人進行會晤，首先解決了藥品、急救車輛的運輸問題，隨後步步緊逼，要求解除汽油禁運和三個月結束後開放滇緬公路。郭泰祺甚至以日本在中國大肆搜捕英國僑民的不爭事實，教訓英國對日本綏靖的危害。在郭泰祺的努力下，英國終於終止了關閉滇緬公路的協定，中國通過滇緬公路的軍事補給線路重新得以暢通。

多方謀取英國對中國抗戰事業的支持和援助，爭取英國民眾的理解和同情。在任期間，通過郭泰祺的種種努力，中國獲得英國對華援助總計1800萬鎊，摺合7200萬美金，為中國抗戰提供了重要的物質保障。為了促使英國民眾關心中國抗戰，他不拘於職業外交官的小圈子，廣泛開展公眾外交，儘量充分利用與英國民眾和官員見面的機會發表各種講演，宣傳中國的建設成就和抗日精神，在英國民眾中樹立了中國人民頑強抗戰的英雄形象，他因此贏得"出色演講家"的美譽。

1935年5月，中英兩國使節關係上升為大使級外交關係，郭泰祺被任命為中華民國首任駐英國特命全權大使。1938年初，英國牛津大學授予郭泰祺名譽法學博士學位，高度讚揚他在英國的外交成就。郭泰祺是第一位以大使身份獲此殊榮的華人。1941年4月，郭泰祺被任命為外交部長，立即在英國引起轟動，各種各樣的函電和賀信如雪花般飛來。英國《泰晤士報》記者評價郭泰祺在英國的工作稱："郭氏在駐英大使任內，其代表國家堅定而安詳……郭氏大使任內履行艱鉅任務，為各方所尊崇"。4月17日，郭泰祺離開英國回國赴任。

擔任國民政府外交部長以後，看似郭泰祺政治生涯如日中天，不曾想當年12月就被摘去了烏紗帽，就像一曲華麗的樂章突然在高潮的時候嘎然而止。

郭泰祺之所以被免職，社會傳聞是他本人生活“不檢點”。1941年12月22日，重慶《大公報》發表了題為《 擁護修明政治案》的評論文章，指出："某部長在重慶已有幾處住宅，最後竟用65萬元公款買了一所公館。……另聞此君於私行上有不檢之事，不堪揭舉。"某部長就是針對郭泰祺，私行上面的不檢之事，指的是郭泰祺回國以後與一位女子之間的風流韻事，據説郭泰祺與一女子形影不離，出入公共場合，引起廣泛關注，郭泰祺被罷官，坊間有"一吻丟官"的戲説。

但是僅以個人的私生活就斷然罷免職位如此之高的官員在國民政府內部還屬少見。一些研究者認為根本原因是郭泰祺早年曾跟隨汪精衞公開反對過蔣介石，蔣介石請他出任外交部長是不同政治勢力鬥爭的結果。郭泰祺常年在國外出使，對於國內政治鬥爭的殘酷估計不足，也是他被人抓住口實掀落馬下的原因之一。

郭泰祺被免去外交部長以後，蔣介石給了他最高國防會議外交委員會主席的空名。抗戰勝利後，經美國特使馬歇爾和王世傑的推薦，郭泰祺被派往美國，作為中國出席聯合國大會的首席代表。"此時的郭泰祺吸取了昔日的教訓，在紐約的生活過得十分謹慎，用錢節約，且時刻檢點自己的私生活。1946年2月，郭泰祺被任命為中國第一任駐聯合國首席代表兼出席安理會常任代表。按照各國國名字母順序，郭泰祺代表中國政府擔任安理會第一次會議第一任主席。郭泰祺利用其在國聯工作時的經驗，主持會議有條不紊，極為得體，在擔任主席期間為中國贏得了不少聲譽。"

1947年4月的一天，郭泰祺乘車從寓所到代表團辦事處，途中心臟病突發，隨即被送往紐約長老會醫院。至此，他開始了與病魔的鬥爭。1947年12月，郭泰祺被派擔任駐巴西大使，他以"巴西的天氣並不適合靜養身體"為由婉拒。之後，他退隱美國，直到1952年2月29日因病去世，終年63歲。 ^[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