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公博

自9歲開始至15歲，陳公博正式入學堂接受傳統的漢學教育，教書先生是自命為“康梁傳人”的梁雪濤。他在講解經義和歷史的時候，也不時説些康有為、梁啓超變法維新的故事和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思想，使陳公博在接受正統的封建傳統教育的同時，也接觸到一些新思想、新學説。對於四書五經的學習，似乎沒有在陳公博的心靈上留下好的印象，他對傳統的教學方法持尖鋭的批評態度：

陳公博對於舊小説依然情有獨鍾，日間背讀四書五經，晚間閲盡廣州能夠得到的小説。為了證實小説裏的事實，他又迷上了歷史書籍。先是讀《通鑑輯覽》和《易知錄》，隨後嫌綱鑑紀事過於簡單，便去翻讀二十四史。在閲讀順序上，也是跟着閲讀小説的需要走。為了印證《三國演義》，首先去讀《三國志》；為了印證《前後漢演義》《隋唐演義》《説岳全傳》等，接着讀《漢書》《後漢書》《唐書》《宋史》等，至於南北朝史、元明清史則放至最後才讀。由於歷史與地理有密切關係，陳公博又去翻地圖，讀《郡國利病論》等著作。由於歷史書籍中每多引證經書，促使陳公博重新翻閲經書，為的是進一步求真索本。他説：“對於四書，我最喜歡《大學》和《孟子》，對於趙普所謂以半部《論語》治天下，我慚愧沒有領悟到。至於五經，我最喜歡《春秋》，這或者有關歷史的緣故，其餘《詩》《書》《易》《禮》，我不敢説有什麼見解，或者他識我的程度，比我識他的程度高得多。” ^[2] 

1892年10月19日，陳公博生於廣州北門的一個官宦之家。1917年，他從廣州法政專門學校畢業後，又考入北京大學哲學系。當時的北京大學正是蔡元培任校長時期，各方名師彙集，各種思想廣泛傳播。陳公博與同時代的人一樣承受着新思潮的衝擊和洗禮，吮吸着蜂擁傳入中國的各種西方思想。

1920年夏，陳公博結束了在北大的求學生活，帶着極不定型的新思想和急於施展才華的抱負，返回廣東，開始踏上政治舞台。在陳公博返回家鄉前後，廣東已成為中國革命的中心：一方面，孫中山在第一次護法運動失敗後，再次舉起“護法”旗幟，1920年10月從上海重返廣州主政，革命蓬勃發展。另一方面，五四運動後的廣州，各種新思潮廣泛傳播，各種新刊物如雨後春筍般湧現，掀起了一股宣傳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的熱潮。在這種情況下，回到廣州的陳公博在時代潮流的衝擊下，開始接受和宣傳社會主義學説。1920年10月20日，他聯絡同學和一些進步知識分子創辦了以宣傳新文化、新思想為宗旨的《廣東羣報》，由陳公博任總編輯。《羣報》一經正式發刊，便以嶄新的面貌大張旗鼓地宣傳社會主義新思想、新文化，在廣東思想界引起巨大震動，受到進步人士的普遍歡迎。

陳公博主編的《羣報》，在廣東宣傳了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思想，為中共廣州支部的建立做了思想理論上的準備。1920年12月，陳獨秀受聘廣東教育委員會委員長之職來到廣州，幫助廣州方面建立共產黨組織。在此之前，兩名蘇俄代表聯絡廣州的無政府主義者建立了“無政府主義的共產黨”。1921年3月，陳獨秀與陳公博、譚平山、譚植棠等經過幾次醖釀，組建了新的共產黨廣州支部，譚平山任書記，譚植棠管組織，陳公博負責宣傳。共產黨廣州支部成立後，陳公博繼續任《羣報》主編，在陳獨秀的指導下，開闢了許多專欄，宣傳馬克思主義。《羣報》成了廣東地區傳播馬克思主義的一個重要陣地。

此外，陳公博主持宣傳員養成所，招收進步青年入所學習馬克思主義，培養了一批具有共產主義理論知識的革命骨幹。陳公博還參與了黨的外圍組織，如廣州馬克思主義研究會的組織工作。

1921年7月23日，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舉行。陳公博作為共產黨廣州支部的代表出席了會議。會議在討論黨在現階段的目標和策略時，特別是黨員能否當議員或到政府裏去做官等問題上，出現了分歧。這本來是十分正常的事，但陳公博卻視這種爭論為兩派互相摩擦，互相傾軋而“心內冷然”，從而導致“不由得起了待機而退的心事”。

1921年7月30日，會議受到上海法租界巡捕的騷擾，只好改在浙江嘉興南湖遊船上繼續舉行。陳公博沒能出席在嘉興南湖遊船上舉行的中共一大的最後一次會議。

以參加中共一大為轉折點，陳公博對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熱情急劇下降，以至於在幾個月時間內，對共產主義學説產生了懷疑和困惑，後來竟產生出國留學的念頭，以逃脱黨的工作和轟轟烈烈的大革命。

1922年6月，陳炯明發動叛亂，炮轟孫中山的總統府。為此，中共中央召開杭州西湖會議，決定聯孫反陳。會後，中央要求廣州黨組織斷絕與陳炯明的關係。但陳公博破壞黨的紀律，公然寫文章支持陳炯明，這理所當然地遭到中央的批評。中央要求他去上海回答黨內的質疑，他也不予理睬。後來，他竟公然聲明絕不受黨的羈束，不再履行黨的任務，與中共中央決裂。不久，他前往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就讀。 ^[5] 

1925年4月，陳公博結束了在美國的留學生涯，回到廣州，立即受到國民黨當局的重視。國民黨左派領袖廖仲愷約他面談，極力勸説他從政。最終，經廖仲愷介紹，陳公博在脱離中共三年後，又加入了中國國民黨，再次登上政治舞台。

由於汪精衞和廖仲愷的信任和支持，陳公博加入國民黨不久，便擔任了國民黨中央黨部書記。1925年7月，廣州國民政府成立，陳公博任軍事委員會政治訓練部主任和廣東省農工廳長，接着又出任中央農民部長兼廣東大學校長。1926年1月，在廣州召開的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陳公博當選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地位顯著提高。短短几個月，陳公博從一個剛剛入黨的新黨員，躍進國民黨核心領導層，這些都與汪精衞提攜密切相關。

1926年6月，北伐戰爭開始，陳公博成為蔣介石的重要隨員隨軍北上。攻克武昌後，蔣介石委任陳公博為湖北新政府的財政委員會主任兼政務委員會委員。稍後，陳又兼任外交部湖北省交涉員和江漢關監督。隨着北伐軍順利進軍，蔣介石的總司令部遷駐南昌，蔣將陳公博調至江西任江西政務委員會主任之職，主掌江西新政府大權。

隨着北伐戰爭形勢的勝利發展，1926年10月，國民黨中央決定國民政府遷都武漢，但蔣介石卻出於維護個人獨裁地位的考慮，提出要遷都南昌，於是國民黨內部左、右兩派圍繞遷都問題展開了激烈的爭鬥。陳公博受蔣之託，奔走各方，出謀劃策。基於當時蔣介石在政治上還處於劣勢，他勸蔣介石遷都武漢，並勸蔣，等過了危機，然後再想辦法。蔣考慮再三，接受了陳公博的“韜晦”之計。蔣一方面通電國民黨中央，同意遷都武漢，一方面改組國民黨中央黨部，由陳公博任代理組織部長。不久，陳公博由南昌來到武漢，很快成為國民政府中的顯赫要人。1927年4月，汪精衞到達漢口，成為武漢國民政府的首腦，陳公博再次靠向汪精衞，成為汪在政治上堅定的支持者。

1927年4月蔣介石在上海發動反革命政變後，同年7月汪精衞在武漢“分共”，轟轟烈烈的大革命失敗了。武漢國民政府反共後，陳公博隨汪精衞到南京，企圖“寧漢合流”。他們聯合南京國民政府中的桂系和西山會議派，逼蔣下野，但在成立國民黨中央特別委員會的問題上與桂系、西山會議派鬧翻，汪精衞被迫返回武漢，在武漢與唐生智結合，成立武漢政治分會，與南京“特別委員會”相對抗。陳公博則作為汪的代表南下廣州與張發奎結合，打出“擁汪護黨”的旗號，與“特別委員會”相抗衡。1927年10月，唐生智的軍隊被桂系擊敗，汪精衞不得不逃到廣州與陳公博會合。為了對付桂系和南京的“特別委員會”，蔣、汪又重新勾結，驅逐了在廣東的李濟深。“驅李”之後，粵、桂方軍隊在梧州一帶相持，中國共產黨人張太雷等乘廣州防衞空虛，舉行了著名的廣州起義。雖然起義被鎮壓，但“驅李”和廣州起義這兩件事情成為國民黨內攻擊汪、陳的口實，指責汪、陳為“準共產黨”。蔣介石乘機東山再起，將汪精衞和陳公博趕下台，1927年12月，陳公博被迫逃往香港。

不久，在政治上不甘寂寞的陳公博來到上海，利用社會上對國民黨當局的不滿，提出“重新改組國民黨”的口號，準備在政治上東山再起。

1928年初，陳公博發表文章，出版書籍，全面闡述他的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思想，在國民黨內和社會青年知識分子中產生強烈反響。在一些粵方委員的組織之下，出版了幾十種刊物，大做宣傳。陳公博還創辦了《革命評論》雜誌。在這個刊物上，陳公博發表了一系列文章，提出一整套“改組國民黨”的主張，希望恢復孫中山“十三條改組精神”。一時間，陳公博大出風頭，吸引了相當一批在大革命中迷失了政治方向的青年。陳公博在上海還發動創辦了大陸大學，為“改組派”宣傳主張，培養幹部。

陳公博所鼓吹的主張及其改組國民黨的政治活動，引起蔣介石的不滿。《革命評論》和大陸大學先後被封，但它們為國民黨“改組派”的形成，做了思想和組織上的準備。1928年冬，陳公博等宣告成立“中國國民黨改組同志會總部”。“改組派”組織成立後，陳公博多方活動，與蔣介石形成尖鋭對抗，掀起了“護黨救國運動”。汪精衞、陳公博聯絡各種勢力反蔣，造成軍閥大混戰和各種政治勢力相互傾軋。但經過幾個回合的鬥爭，陳公博領導的“改組派”敗下陣來，被迫解散。

九·一八事變後，各政治派別又暫時團結起來，蔣、汪開始了合作。陳公博就任國民黨中央民眾訓練部長、行政院實業部長。蔣、汪雖實現了合作，但兩人的關係卻極其微妙。汪雖任行政院長，但陳公博認為，行政院是“花落空庭，草長深院”，軍事、財政、外交等項大權，行政院無權過問。

1936年2月，汪精衞辭去行政院長職務，出國就醫療養，陳公博亦辭去了所有的職務，但仍留在南京，靜觀國內形勢的變化。同年12月，西安事變發生，蔣被囚禁，陳公博又活躍起來，主張對西安進行軍事討伐，置蔣於死地，並且要迎汪回國。他從香港將汪迎回上海，但是令汪、陳感到意外的是，西安事變已經和平解決，中國即將進入一個新的歷史時期——抗日戰爭時期，但汪派對國民黨停止內戰、團結抗敵的方針十分不滿。在國民黨內部團結抗日外表下，潛伏着抗日與降日兩大分歧，新的矛盾必將在抗日戰爭中爆發。

抗日戰爭爆發後，任國民黨中央民眾訓練部部長、軍委會第五部部長、11省黨部主任委員等職。1938年隨汪精衞叛國投敵，淪為漢奸。在汪偽政府歷任立法院院長、軍委會常委、政治訓練部部長、上海市長兼上海市保安司令、清鄉委員會委員長。1944年汪精衞死後，任汪偽國民政府代主席、軍委會委員長、行政院長。

1937年7月7日，七七事變爆發，蔣介石南京政府最終下定決心，抗擊日本侵略者，但同時他也想尋求通過外交途徑結束戰爭。1937年12月，陳公博以專使身份訪問歐洲各國，爭取意大利對抗日戰爭採取中立態度。正當陳公博在歐洲開展外交活動之時，日本向蔣提出了“議和條件”。1938年1月，日本近衞首相發表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的聲明，蔣介石對日本的條件心存顧慮，沒有接受。但汪精衞、周佛海等“低調俱樂部”卻秘密與日本政府進行談判，簽訂賣國條約。這一時期，陳公博雖對抗日戰爭也抱極度悲觀情緒，但還沒有參與汪、周等人的投降活動。1938年11月，汪告訴陳公博：準備離重慶，直接與日議和，陳公博大吃一驚，與汪爭論很久。不到一月，汪再次告訴陳公博：“中國國力已不能再戰”，“假使敵人再攻重慶，我們便要亡國。”此時，汪的代表已與日方代表在上海簽署了一系列協議，汪降日已成定局。

陳公博懷着極其矛盾和苦悶的心情在“走”與“不走”之間選擇。考慮再三，汪派小集團的私利在他頭腦中佔了上風。他不能忍受與汪關係中斷帶來的痛苦和自己在蔣政府中處於受人歧視的難堪境地。他決定隨汪離開重慶。

1940年3月，陳公博到達南京，擔任汪偽中央政治委員會委員、偽立法院長及偽軍事委員會政治訓練部部長等職。3月30日，汪偽國民政府“還都”南京，他以偽立法院長身份發表廣播講話説，他們“是要救回四分五裂的國家的，是要救回水深火熱的人民的”，跟着他們，“不但可以建設新的近代的中華民國，中日也可以永久和平”。

同年5月，陳公博訪問日本，希望日本對“國民政府”大力協助，調整汪日邦交。經過多次會談，日本表示：對於汪政府的承認，大致放在日汪基本關係條約簽字之時。同年11月，日汪基本關係條約正式簽訂，這個條約是一個地地道道的賣國條約。

陳公博參與和策劃了汪偽政府的每一項重大決策，並擔任了重要職務，成為汪偽政府的二號人物。1940年10月，偽上海特別市市長被刺殺，陳公博兼任偽上海特別市市長，同時還兼任各種高級職務，如“清鄉”委員會副委員長等。

1944年3月，汪精衞因病赴日治療。根據汪的提議，決定在汪治病期間，由陳公博代行偽國民政府主席之職，偽最高國防會議、偽中央政治委員會會議、偽軍事委員會常務會議等，也都由陳公博主持。同年11月，汪精衞在日本一命嗚呼。陳公博繼承汪精衞身前之職，任偽國民政府代主席。1945年1月，陳公博開始“重整黨務”。因為汪偽國民黨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黨部已形同虛設，很少有專人負責。8月，正當陳公博要召開會議之時，日本侵略者投降了。 ^[3] 

1946年4月12日，陳公博被以“通謀敵國、圖謀反抗本國”罪判處死刑。6月3日上午被執行槍決。刑前，他的反共反革命的行徑作了最後一次更充分的表演，他在寫給蔣介石的信中説：“懸懸放不下的還是一個共產黨問題，因為這個問題，關係到國家前途，關係到黨的前途，關係到先生的前途。”這封信，為他既是漢奸，又是蔣介石的走狗的雙料貨色作了註腳。 ^[5] 

陳公博參加了“一大”，但談不上有什麼貢獻。在陳看來，此次上海之行，既是開會又是蜜月旅遊，但度蜜月似乎比開會更重要。關於他的表現，大家評價都不高。張國燾回憶道：“陳公博對於陳先生的主張並沒有多加説明。他帶着他的漂亮的妻子住在大東旅社，終日忙於料理私事，對於大會的一切似乎不甚關心。在一般代表心目中，認為他像是廣州政府的一位漂亮的政客，而他所談論的，也多是關於廣州政局的實況。”劉仁靜回憶道：“陳公博與周佛海是另一種類型，他們不是專程來開“一大”的。陳公博帶着夫人順便到上海來度蜜月，住在豪華的大旅館，舉止闊綽。” ^[6] 

中國共產黨第一個綱領被陳公博寫入他在美國讀書的哥倫比亞大學碩士論文中，在附錄裏被美國的中國史教授韋慕庭意外發現。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