顏惠慶

顏惠慶於清光緒三年二月十九日（1877年4月2日）出生於上海虹口一個傳教士家庭，有兄妹六人中，在五位兄弟中排行第四 ^[16]  。顏家先世久居祖籍山東，後遷居福建同安嘉禾裏（今廈門島） ^[18]  ，清道光初年其祖父為躲避戰亂，從廈門舉家定居上海王家碼頭，以木棉行為生。 ^[3] 

顏惠慶父親顏永京，咸豐十一年（1861年）畢業於美國俄亥俄州甘比爾鎮凱尼恩學院，後獲該院碩士學位。是中國基督教聖公會早期的華人牧師之一，武昌文華書院和上海聖約翰書院的開創者之一 ^[25]  。顏惠慶的母親戚氏曾就讀於美國教會開辦的女塾，併到香港進修過英文 ^[7]  ，是顏惠慶的英語啓蒙老師。 ^[3] 

顏惠慶從小接受父母的啓蒙教育，掌握了不少中、英文字。年齡稍大後，他與季弟到家附近一位富商女婿開設的私塾中學習，讀過《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孝經》等中國傳統典籍。 ^{[7]  [16]} 

學生時代的顏惠慶(3張)

顏惠慶早年就讀於上海中英學堂，後入同文書院。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10月，顏惠慶赴美國留學，並在次年1月進入弗吉尼亞州亞歷山大市聖公會中學學習。中學畢業時，他曾獲“英文作文和辯論的金質獎章以及全能超越獎狀” ^[4]  。 ^[7] 

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9月，顏惠慶進入弗吉尼亞大學文學部學習。 ^[24]  在大學期間，他展現出其較強的適應能力。除按學校規定修滿德文、拉丁文、數學、經濟學、歷史、英國文學、物理學、地質學課程以外，還加選了哲學史、國際法與憲法這兩門喜歡的課程。顏惠慶後來在自傳中輕描淡寫地回憶：“本科學位規定的必修課程數量並不多，我的時間還綽綽有餘，所以我就額外選修了兩門課：哲學史和國際法/憲法學。”他還補充説後者對他後來的外交生涯非常有幫助。 ^[5]  功課之餘，顏惠慶還到紐約、華盛頓、弗吉尼亞的一些風景名勝區遊覽，有時到中國駐美公使館訪友，並結識了伍廷芳、周自齊等使館官員。 ^[7] 

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6月，顏惠慶大學畢業，獲文學學士學位。 ^[3] 

（以上圖冊參考資料 ^[4-5]  ）

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8月，顏惠慶回國，隨後應聘執教於上海聖約翰大學，負責教授中學部英文、地理和大學部數學、英文修辭、作文等課程，成為該校最年輕的中國籍教師 ^[5]  。 ^{[3]  [7]} 

除教課外，顏惠慶還積極參加校內校外的各種社會活動。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上海《南方報》特闢英文版一版，聘他為英文編輯，撰寫每日一篇的時事短評。雖為時甚短，但開創了中國人自辦英文報紙的先河。與此同時，商務印書館特邀顏惠慶擔任兼職編輯，主編英漢大辭典。他與數十名助手經過兩年努力，終成上下兩卷共3000多頁的《英華標準雙解大辭典》，由嚴復作序，商務印書館出版（1907年）。據學者考證，光緒帝學英語時也用到了這本詞典 ^[4-5]  。這部書有兩大冊，3000多頁，內容豐富，使用價值高，因此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裏，被學界讚譽為一本好書。 ^[7]  此後，顏惠慶又編譯了《編譯捷徑》《英漢成語詞林》《經濟學課本》等書，頗受歡迎。 ^[3] 

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10月，顏惠慶進京參加清政府舉辦的“考驗遊學畢業生”的會試，名列一等第二，賜譯科進士出身，並得到了慈禧太后和光緒帝的召見，被分發到學部任事。但他以上海原有職務為由，辭謝未就，仍回上海聖約翰大學繼續任教，後來被這一學校贈予文學博士學位。 ^{[3]  [7]}  還曾任駐荷蘭公使陸徵祥的翻譯官，駐美公使張蔭棠的參選官。 ^[12] 

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冬，伍廷芳第二次擔任出使美國、西班牙、秘魯及古巴四國大臣。顏惠慶向老朋友伍廷芳毛遂自薦，被聘請為中國駐美使館二等參贊，赴美任職。 ^[7]  自此，顏惠慶正式棄文從政，開始職業外交官生涯。 ^[3] 

顏惠慶到駐美使館工作後，負責起草使館所有諮送美國政府的照會、備忘錄的主稿、新聞記者的接見、留學生事務的管理等，他還經常陪同伍廷芳去美國各地及墨西哥，古巴等國處理有關公事，並替伍廷芳起草演説稿。他在公暇之餘入華盛頓大學進修，師從施柯脱（一譯施各特 ^[24]  ）博士學習國際法和外交知識，因此被美國國際法學會接納為終身會員。他積極參加國際俱樂部的活動，結識了不少知名人士，外交才幹不斷提高。 ^[7] 

宣統二年（1910年），在周自齊的推薦下，顏惠慶奉召回國出任外務部新聞處處長，但由於他抵達北京的日期延遲，新聞處長一職被他人捷足先登，於是他改任外務部主事，分管新聞處的工作，負責接見外國駐京記者、發佈新聞等事宜，同時又兼職於學部審定編譯館。8月，清政府再次舉行留學歐美及日本畢業生殿試，他又報名參加，結果被授予翰林院檢討，不久就由外務部主事升為參議，同時兼任遊美學務處總辦，管理考送留美學生及籌設清華學堂事務 ^[15]  。這年冬，他與外務部左丞施肇基在北京組織成立滿洲防疫處，承擔消除正在東三省流行的肺炎疫的任務。在各方努力下，防疫成功（參見詞條1910年鼠疫事件）。 ^[7] 

宣統三年（1911年）4月，顏惠慶以外務部代表的身份參加中英禁煙會議，與英國代表談判禁止英屬印度鴉片輸華問題。由於英印不願放棄既得利益，中方於是提出逐年減運辦法。經過多次商談後，中、英雙方在5月簽訂了《禁煙條件》10款，英國政府承認了禁煙原則，同意印度逐年減運鴉片來華。 ^[7] 

宣統三年（1911年）10月辛亥革命在武昌爆發後，清政府為維持自己的統治，被迫在11月起用袁世凱為內閣總理大臣。袁世凱為尋求外國的支持，經常訪問各國駐華公使，顏惠慶以外務部參議身份多次陪同前往，因此得到袁世凱的器重，不久就被擢升為外務部左丞。民國元年（1912年）3月袁世凱在北京繼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後，顏惠慶升任唐紹儀內閣的外交部次長（4月24日 ^[12]  ），協助外交總長陸徵祥一起致力於中國外交現代化改革 ^[24]  。由於袁世凱十分重視外交事務，聽以他經常被召至袁世凱官邸詢問有關問題。儘管當時內閣不斷變換，但他一直擔任外交部次長。 ^[7]  因長期居外交次長之位，故時人稱“不倒次長”。 ^[4] 

民國二年（1913年）1月 ^[12]  ，經陸徵祥推薦，顏惠慶出任中國駐德國公使，後兼任瑞典、丹麥公使，常駐德國首都柏林。他到任後積極開展外交活動，加強了與三國朝野人士及各國公使的交往，多次到德國各地及瑞典、丹麥參觀，以熟悉這些國家的情況。這年7月和次年6月，他作為中國代表兩次出席在荷蘭召開的第二次和第三次國際禁煙會議，他竭誠呼籲禁絕鴉片，根除毒害，但由於受一些販毒國家的阻撓，沒能獲得滿意的效果。 ^[7] 

民國三年（1914年）7月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顏惠慶的工作受到很大限制，但他仍通過外交途徑想方設法瞭解戰事情況，隨時向北京政府報告。8月，顏惠慶奉命約見德國外交部次長和海軍部次長，希望德國能將膠州灣租借地歸還中國，但遭到了德國的拒絕，結果這一租借地連同膠濟鐵路都被日本軍隊佔領（參見詞條青島戰役）。 ^[7] 

民國六年（1917年）3月，中國與德國斷交，8月，中國正式宣佈參戰並加入英、法協約國集團。在這一形勢下，顏惠慶從德國柏林移駐丹麥首都哥本哈根。 ^[7] 

民國八年（1919年），英法美等一戰戰勝國召開巴黎和會，擬定對戰敗國的“和約”。中國作為戰勝國之一，派陸徵祥（北京政府外交總長）、顧維鈞（駐美大使）、王正廷（南方軍政府代表）等5人作為全權代表出席會議，顏惠慶則奉命出任中國代表團顧問。會上，中國代表團的正當訴求未被滿足，英法等國反而把德國在山東的權利轉讓日本，因此激起了中國人民的極大憤怒，引發中國國內的五四運動。顏惠慶對巴黎和會非常失望，沒有等到會議結束便回到哥本哈根。 ^[7] 

民國九年（1920年）3月，顏惠慶辭三國公使職，返回上海。8月11日 ^[12]  ，受命署理北京政府靳雲鵬內閣的外交總長，主持中德新約談判。 ^[7]  11月，主持中蘇兩國建交談判。 ^[24] 

民國十年（1921年）5月20日，簽署《中德協約》。6月14日，靳雲鵬對內閣進行改組，顏惠慶仍留任外交總長，負責對日交涉琿春案、福州慘案和廟街事件。8月，在外交部設立中國出席華盛頓會議籌備委員會，主持中國參加華會籌備諸事宜。翌年2月，授權中國出席華盛頓會議代表團簽署《中日解決山東懸案條約》，使中國在華盛頓會議外交上取得一定成果。 ^[24] 

正當華盛頓會議緊張進行之時，靳雲鵬內閣由於遭到奉系軍閥張作霖、直系軍閥曹錕、吳佩孚及大總統徐世昌的反對，被迫在民國十年（1921年）12月17日宣佈辭職。第二天，徐世昌批准靳內閣辭職，並派顏惠慶代理國務總理，以資過渡。顏惠慶起初頗為躊躇，但徐世昌表示代理之期不過1周，最多10日，新內閣即可成立。於是顏惠慶發表聲明説，值此華盛頓會議之際，為了避免無政府狀態，不得不勉為其難，出任代理總理，但代理之期至遲到華盛頓會議閉幕之日止。6天后，徐世昌根據張作霖的推薦，任命梁士詒組成新內閣，顏惠慶仍任外交總長。由於新內閣中奉系色彩太濃，直系只有一人入閣，結果導致直系不滿。在吳佩孚的帶頭攻擊和直系各省督軍的同聲附和下，梁士詒無法安於總理之位，因此只好在民國十一年（1922年）1月告病避居天津，徐世昌只得又一次命顏惠慶暫代國務總理，顏惠慶於是便作了與上次同樣的聲明，稱為了避免無政府狀態，不得不勉為其難接受這個任務，但代理之期仍以華盛頓會議閉幕之日為限。華盛頓會議結束後，梁士詒既不辭職，也不銷假復職，顏惠慶也表示堅決不肯再代理下去，徐世昌只好在同年4月8日命周自齊署理國務總理。 ^[7] 

梁士詒內閣垮台後，奉系的張作霖不願善罷干休，在民國十一年（1922年）4月29日挑起直奉戰爭。隨後，奉軍兵敗，退守關外，北京政府完全被直系控制。6月，直系將領為了讓曹錕登上總統寶座，便演出了“法統重光”的事件，奉迎黎元洪入京重新就任大總統，並邀請顏惠慶組閣，想借此取得各國對他總統地位的承認。顏惠慶為幫助黎元洪渡過難關，同意組閣，但只答應短期維持。黎元洪當天（6月11日）任命他署理國務總理併兼外交總長，顏內閣於是成立。然而，由於新內閣成員多是黎元洪為應付各方所安排的，因此先天就不健全，再加上內閣成立後面臨許多內閣成員不願就職、財政十分困難等重重難題，這就使得顏內閣實在無法支撐下去。於是，顏惠慶履行他做出的短期維持的諾言，在7月30日宣佈辭職，並攜帶家眷離開了北京，他的第一次正式組閣生涯結束。 ^[7] 

民國十一年（1922年）秋到民國十二年（1923年）底，顏惠慶曾任財政整理委員會委員長。民國十三年（1924年）1月，他再次入閣，任孫寶琦內閣的農商總長（7月2日孫寶琦辭職後顧維鈞代理總理，顏惠慶仍留任）。他上任後，大膽裁撤了部內冗員，節省了大量行政開支；同時辭退了用重金聘請但又不能用其所長的外國專家，為部內因沒有機會施展所學的專業人才提供了適當的工作崗位，從而發揮了他們的專長。因此，他採取的這些果敢措施，收到了明顯的成效，使他的聲望提高。 ^[7] 

民國十三年（1924年）9月，顏惠慶在直係軍閥、大總統曹錕的支持下再度出任國務總理，併兼內務總長，開始了他第二次正式內閣生涯。但在曹錕因賄選醜行正日益受到各方痛斥、全國反直浪潮洶湧的形勢下，他這屆受直係軍閥支持而上台的內閣註定存在時間不會太長。隨後在曹錕經北京政變被馮玉祥囚禁、吳佩孚被張作霖打敗的情況下，顏惠慶被迫在10月31日辭職，他的第二次正式組閣到此結束。 ^[7] 

在此期間，顏惠慶還發起成立“關税研究籌備處”和“關税臨時研究會”，兼任中國紅十字會第六屆會長（1924年4月29日起）、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董事長（1925年6月3日起）。 ^[24] 

民國十四年（1925年）5月，上海發生震驚中外的“五卅”慘案，顏惠慶發表談話，對上海工部局進行了批評，並提出將租界治安權暫交中外秩序維持會，先使各業復工，停止罷工罷課罷市，然後再對撫卹、懲兇、撤警各條慎重計議，但他的主張卻沒有引起多大反響。6月，他被段祺瑞執政府聘為外交委員會委員，並充任滬案交涉的全權代表之一。但由於他不敢得罪英、日等國，因此在交涉中畏首畏尾，不願多負責任，僅在天津充當顧問 ^[24]  。同年10月，關税特別會議在北京召開，顏惠慶作為出席會議的中國代表之一，負責主持會議分設的“過渡委員會”甲種小組的工作，協商整理內外債問題。儘管他提出的過渡時期關税自主暫行辦法已有所妥協，但英、日等國仍不肯接受，只好擱置緩議。而這次會議除各國在原則上承認中國關税自主外，沒有產生任何預期的結果。 ^[7] 

民國十五年（1926年）4月，馮玉祥軍在直奉聯軍進攻下被迫退出北京，段祺瑞執政府也隨之垮台，北京政府一時陷入中斷。在這種情況下，顏惠慶參與組織了北京治安維持會，以維護正常的社會秩序。5月，吳佩孚進入北京，根據與張作霖達成的協定，主持組織政府，決定讓曹錕通電補行辭職，而由兩年前曹錕所任命的顏惠慶內閣復職並攝行總統職權。張作霖起初不同意這樣安排，但在各方會商同意的情況下，他做出讓步。顏惠慶內閣在5月12日復職，並攝行大總統職權。由於吳佩孚與張作霖在政治上仍存在很大分歧，使多數閣員感到內閣前途十分黯淡，不肯到任就職。顏惠慶只能勉為事實上的維持，最終這屆“光桿內閣” ^[24]  在6月22日因張作霖的反對而下台。不久後，顏惠慶舉家移居天津，從此離開北京政府的權力中心。 ^[7] 

退出政壇後，顏惠慶在天津曾擔任天津大陸銀行、大陸商業公司、啓新洋灰公司、開灤煤礦、慶豐麪粉廠、中原貿易公司、平漢鐵路、鹽業銀行、協和貿易公司、中國銀行、天津電車公司、天津大陸銀行 ^[11]  等多家企業的董事或董事長，憑藉其在政治上的聲望，對這些企業的發展起到一定的推動作用。 ^[3] 

在慈善和文教領域，顏惠慶曾先後當選華洋義賑會會長，中國紅十字會第六屆、第七屆會長，支持編寫了《中國紅十字會20週年紀念冊》，被上海聖約翰大學、北平燕京大學和清華大學聘為校董乃至董事會主席。天津許多文化機構都邀請他擔任董事、主席或顧問。 ^[3] 

民國十八年（1929年）1月9日，顏惠慶任南京國民政府外交部條約委員會高級顧問。冬，任大陸商業公司董事長。 ^[24] 

民國二十年（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後，退居天津的顏惠慶於是應南京國民政府外交部長王正廷的電邀，趕赴南京，受聘出任“對日特種委員會”的委員，參與商討和制定應付危機的對策。他堅決主張中、日雙方直接談判，尋求切實解決辦法，但南京政府沒有接受他的意見，而是採取了完全依賴國聯制裁日本侵略的外交方針。9月25日 ^[12]  ，南京政府為加強對美的外交陣容和爭取美國出面干涉日本對中國的侵略，特委派顏惠慶為中國駐美公使，顏惠慶接受使命後，便立即前往華盛頓赴任。 ^[7] 

民國二十一年（1932年）1月18日 ^[12]  ，作為中國代表團首席代表的顏惠慶由美國抵達瑞士日內瓦，參加國際聯盟行政院會議。他多次在國聯行政院會議和特別大會上據理力爭，駁斥日本代表的謬論，用事實譴責日本對中國的野蠻侵略罪行。同時，他還與其他中國代表在會下廣泛展開外交活動，力圖促使國聯制止日本的侵略行徑。但由於南京政府對日方針的錯誤及操縱國聯的英、法、美等國始終不願採取有效行動，顏惠慶等人的努力沒有效果。9月，出任國際裁軍會議的中國首席代表。自此年2月20日，與蘇聯外交人民委員李維諾夫在日內瓦開始秘密接觸。6月29日，國民政府正式授權與李維諾夫展開秘密談判。12月12日，在日內瓦與李維諾夫互換照會，中蘇兩國正式復交。 ^{[24]  [7]} 

任駐蘇聯大使時的顏惠慶（前排右一）與眾人在駐蘇使館前的合影(2張)

民國二十二年（1933年）1月31日，顏惠慶被南京國民黨政府任命為中蘇復交後的首任中國駐蘇大使。3月，他抵達莫斯科就任。 ^[7]  5月18日，赴倫敦出席經濟會議。7月22日，代表中國政府簽署《白銀協定》。9月15日，任中國出席國聯第14屆大會首席代表和中國代表團團長。民國二十三年（1934年）稱病回國期間，斷然拒絕日方對其參加華北自治政府的邀請。次年（1935年）3月，代表中國政府抗議蘇、日、偽滿三方正式簽署中東鐵路合同。9月，任中國出席國聯大會首席代表。 ^[24] 

在駐蘇期間，顏惠慶為加強中、蘇兩國的關係進行了多方面的努力。民國二十四年（1935年）3月，他借回國述職返任的機會，組織了京劇演員梅蘭芳及其班底和電影明星胡蝶等文藝界人士赴莫斯科進行中蘇文化交流，獲得成功，促進了兩國人民之間的交往。 ^[7] 

（以上圖冊參考資料 ^{[5]  [29]}  ）

民國二十四年（1935年）《何梅協定》簽訂後，顏惠慶致電南京政府提出批評，並建議爭取有關國家的援助，但沒有引起重視。他因此感到難以有所作為，於是就在第二年（1936年）3月辭去駐蘇大使一職回國，從此結束職業外交家生涯。 ^{[7]  [3]} 

顏惠慶歸國後，重返天津居住，經常參加一些文教、慈善等公益活動。曾任中華教育文化基金委員會主席、中國教會大學聯合會主席 ^[11]  。在北平、天津主持政務的宋哲元、張自忠等人多次向他徵詢有關對外交涉方面的意見。 ^[7] 

民國二十六年（1937年），顏惠慶在南開大學講授“外交實踐與慣例”課程，引起轟動，5月28日的《京津泰晤士報》對此進行了詳細報道。 ^[3]  “七七”事變發生時，顏惠慶正在青島避暑，由於無法返回天津，他只好把家移往上海。不久，淞滬會戰開始，顏惠慶發起組織紅十字會國際委員會，除救治傷兵、賑濟難民外，還積極爭取國外對中國抗戰的支持和援助。在他的努力下，他組織的紅十字會國際委員會救治傷兵和賑濟難民超過20萬人，募集捐款達美金250萬元，為中國抗戰盡了他自己的一份力量。 ^[7]  10月22日，在上海向美國發表題為《孤立主義像長城一樣是沒有防護作用》的廣播講話，呼籲美國拋棄“孤立主義”思潮，勇於承擔國際責任。 ^[24] 

民國二十七年（1938年）1月，顏惠慶當選為國際反侵略大會中國分會名譽主席團成員。6月，出席第一屆國民參政會 ^[12]  ，當選為第一屆國民參政會參政員。 ^[3] 

民國二十八年（1939年）8月11日，顏惠慶以蔣介石私人特使、中國出席第六屆太平洋國交討論會首席代表名義，離開上海赴美。9月14日，拜訪印度國大黨領袖賈瓦哈拉爾·尼赫魯。10月28日，抵達紐約。11月1日，在中國駐美大使胡適陪同下，謁見美國總統富蘭克林·羅斯福，並呈遞蔣介石的親筆信。11月下旬，出席於美國維多利亞港召開的太平洋國交討論會。會後，又應美國外交政策學會和外交討論會之邀分赴費城、紐約等地訪問、演講。 ^[24]  在美參加會議期間，顏惠慶接到蔣介石從重慶打來的電報，邀請他擔任國民黨政府的外交部長，這使他感到非常意外，於是就以不明政府最近決策為由婉言謝絕了。 ^[7] 

年會結束後，顏惠慶於民國二十九年（1940年）3月15日抵達香港，因不便返滬，決定暫時旅居九龍。 ^{[24]  [7]}  4月23日，任行政院中英庚款董事會董事。 ^[11]  12月，出任第二屆國民參政會參政員。 ^[24] 

民國三十年（1941年）9月10日，當選中蘇文化協會會長。 ^[24]  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香港淪陷，顏惠慶被日本佔領軍軟禁，失去了行動自由。據後人回憶，當時國民黨重慶政府改組，于右任曾向蔣介石建議請顏惠慶出任外長，但因他被囚禁而作罷。在被軟禁期間，日本軍官曾請顏惠慶任偽職，顏惠慶答稱：“衰病之身，無意入官場，只願做些文教慈善事業而已。” ^[14]  他利用這段時間寫成英文自傳一本，詳細敍述了他的生平。 ^[7]  次年（1942年）5月被日軍押返上海，自此閉門不出，拒不與汪偽政府合作。 ^[5] 

民國三十四年（1945年）8月抗戰勝利後，顏惠慶出面維持上海戰後秩序，並代表中國政府慰問在滬日本集中營內的各國俘虜。翌年（1946年）11月13日，當選“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遠東區域委員會”主席。 ^[24] 

民國三十六年（1947年）10月27日，顏惠慶任國民政府委員會委員 ^[11]  。翌年（1948年），當選為“行憲”第一屆立法院立法委員，6月堅辭 ^[24]  。 ^[12]  據説蔣介石曾竭力拉攏顏惠慶擔任立法院院長，被他拒絕。 ^[23] 

1949年1月，在解放戰爭三大戰役基本結束、國民黨主要軍事力量被摧毀殆盡的背景下，蔣介石被迫下野，桂系首領李宗仁代理總統。1月22日，李宗仁發表文告，表示贊同國共和談，同時派其政治顧問甘介侯前往上海與顏惠慶、章士釗、江庸等社會名流磋商，希望顏惠慶等作為中間人士前往北平（即北京），為國共兩黨和談搭橋。隨後，李宗仁又與邵力子一同前往上海，親訪顏惠慶等人，敦促顏惠慶等人儘快組成一個代表團趕赴北平進行和談。在這種情況下，顏惠慶便在2月14日率“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團”前往北平、石家莊與中國共產黨商討南北通郵通航事宜，期間得到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國共產黨領導人的接見，而解放區的繁榮昌盛給顏惠慶留下深刻印象 ^[23]  。4月，國共兩黨在北平進行正式談判，達成了《國內和平協定》，但國民黨當局最終拒絕簽字。談判破裂後，除邵力子、張治中留北京外，顏惠慶和其餘代表返回上海，他本人在上海延安中路959號家中養病。為了避免蔣介石在緊急時期強迫他去台灣，隨住進了美國基督教會醫院。4月20日，人民解放軍發起渡江戰役，迅速解放了南京、上海等廣大地區。當國民黨軍隊從上海撤退時，脅迫顏惠慶一同離開，但他以“我生在上海，死也得在上海”為辭拒絕了（一説蔣經國勸其離開，被婉拒 ^[14]  ）。 ^[7] 

1949年4月25日，在上海解放前夕，顏惠慶與李思浩、陳巳生、趙樸初、李文傑、徐國懋發起上海臨時救濟委員會。顏惠慶被推為主席。5月27日，上海全部解放，聯救會負責遣送難民回鄉生產，至7月底遣送10萬難民。 ^[14]  與此同時，顏惠慶還積極參加中蘇友好協會的籌備工作。 ^[7] 

同年7月26日，強烈颱風襲滬，南匯海塘缺口，聯救會工作人員緊急搶救台災。以後連續暴雨，淮河氾濫，蘇北、皖北一片汪洋，救濟籌款成為當務之急。因顏惠慶的聲譽，中國福利基金會、基督教世界委員會、天主教福利會均願意將自己在上海的基金與物資交聯救會統一使用。在經費有着落後，聯救會資助遣送回籍的災民5萬餘人。11月25日，聯救會支援蘇北棉墾區建設委員會成立，自動回鄉生產的災民多達35萬人。 ^[14] 

自從上海解放後，迭遭台灣當局所派戰機襲擊。1949年8月3日，江南造船廠被炸；1950年2月6日，蔣機對市區平民肆意轟炸，並在楊樹浦地區低飛掃射。顏惠慶向國際呼籲，請求美國製止這種對平民的暴行，台灣當局乃有所收斂。 ^[14] 

1949年9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在北平召開，顏惠慶作為特邀代表，出席了會議，並被選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國委員會委員。新中國成立後，他先後擔任了中蘇友好協會上海分會副會長 ^[24]  、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委員、華東軍政委員會副主席、中央人民政府政治法律委員會委員、中國人民救濟總會執行委員等職務。 ^{[1]  [3]  [7]}  由上海市市長陳毅特批，將顏家安置於延安西路955弄內一幢大花園洋房中，體現人民政府對顏惠慶的重視。 ^[33] 

1950年5月24日午後12時半，顏惠慶因心臟病在上海寓邸逝世，終年73歲（虛歲74歲 ^[14]  ） ^[7]  。毛澤東、周恩來特電致其家屬，深表哀悼 ^{[3]  [1]}  。其中毛澤東的唁電稱“顏惠慶先生因病逝世，無任悼念，特電致唁”；周恩來的唁電稱“驚悉顏惠慶先生因病逝世，殊深哀悼，謹此電唁”。 ^[34]  華東軍政委員會主席饒漱石派代表到顏家弔唁，並送來治喪款。5月26日，聯救會工作人員在華東軍政委員會大禮堂舉行顏惠慶主席追悼會；28日，顏氏家屬親友在五原路基督教救主堂舉行追悼會，由馬寅初致悼詞，追述顏惠慶一生對人民的功績。 ^[14] 

顏惠慶多次出任北洋政府的外交總長，擔任過北洋政府的代理國務總理，國務總理，也曾擔任過南京國民政府的駐外大使。不論是主持中國外交期間，還是在擔任駐外大使參與辦理外交期間，他都大力倡導主動積極外交政策，取得了一些外交成果。 ^[7] 

民國二年（1913年），顏惠慶出任駐德公使。期間，促成德國承認北京政府。 ^[18]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中德斷交。民國九年（1920年），任靳雲鵬內閣外交總長後，顏惠慶主持中國與德國的復交談判，並在第二年（1921年）5月20日締結了中德復交的《中德協約》。根據這項條約，德國戰前在華的一切特權全部被廢止，德國以鉅款賠償中國參戰的損失。因此，這項條約便成了民國以來中國第一次對外簽訂的平等條約條約簽訂後，不僅在國內反應極佳，而且在國外也產生了積極影響。 ^[7] 

由於十月革命後的蘇俄政府一再聲明廢止沙俄政府與中國簽訂的一切不平等條約，放棄沙俄在華特權，因此，顏惠慶出任外交總長後首先便取消了對沙俄的承認，明令停止沙俄駐華使館人員的待遇，停止支付對沙俄的庚子賠款；同時，他又派員接收了沙俄在天津、漢口的租界以及在哈爾濱的各級法院，終止了沙俄領事裁判權和在華俄人的治外法權。蘇俄政府對此表示滿意，並希望中、蘇兩國互派外交代表，建立外交關係。顏惠慶也試圖打破西方列強對中國的外交合圍 ^[18]  。但由於英、法、美等國的阻撓和反對，中蘇俄建交未能成功。 ^[7] 

民國二十一年（1932年）2月，顏惠慶通過與出席國聯會議的蘇聯首席代表、外交人民委員馬克西姆·馬克西莫維奇·李維諾夫的談判，達成了中、蘇兩國復交的協議，使兩國在同年12月12日恢復了大使級外交關係（一説24小時內辦妥復手續 ^[18]  ）。 ^[7]  這對遏制和延遲日本侵略起到一定的作用，為以後蘇聯支持中國的抗戰奠定了基礎 ^[28]  。次年（1933年）出任中國駐蘇聯大使後，着手與蘇聯政府就《中蘇商約》和《中蘇互不侵犯條約》展開談，並代表中國政府與蘇聯交涉，抗議蘇日間秘密轉讓中東鐵路。 ^[24]  均未能成功。 ^[18] 

在解決了沙俄遺留問題之後，顏惠慶又主持廢除《中日軍事協定》的談判。 ^[7] 

民國八年（1919年）兼任中國出席巴黎和會代表團顧問，支持代表團提出收回青島的主張，贊成提交《中國要求膠澳租借地膠濟鐵路及所有其它山東權利之直接歸還之説貼》。當以上要求失敗後又支持代表團發表《拒籤宣言》，震動世界。 ^[18] 

民國十年（1921年）8月，美國邀請中國參加華盛頓會議，時任外交總長的顏惠慶對此十分重視，便在收到會議通知後，立即在外交部內成立了“參加華盛頓會議籌備處”，親任主席。除積極研究向會議提出的議題外，他也審慎地挑選出席會議的代表及隨從人員，並通過內閣擬定了詳細的指令及章則，使代表能有所遵循。顏惠慶本打算親率代表團赴美參加會議，但終因政務纏身而未能如願。於是，他便選派施肇基、顧維鈞、王寵惠等作為代表出席會議，他自己則在國內密切關注會議的進展情況，以便對重要問題及時作出決定。11月，華盛頓會議正式開幕，中國代表團向大會提出了取消特殊地位、訂立公斷條約、關税自主等項要求，然而都未能得到圓滿解決。關於山東問題，施肇基、顧維鈞等代表徵得顏惠慶同意後，在英、美代表調停之下，與日本代表進行了多次談判，最後在民國十一年（1922年）2月正式簽署了《中日解決山東懸案條約》，使中國在山東的主權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復。華盛頓會議結束時，顏惠慶同意中國代表在《九國公約》上簽字，這就確認了美國提出的“門户開放”“機會均等”的原則，加深了中國的半殖民地地位。 ^[7] 

華盛頓會議之後，顏惠慶親任中國接收鐵路委員長，與日本討價還價，最終簽訂《山東懸案鐵路細目協定》，從日本手裏收回山東鐵路、礦山等權益。 ^[18] 

在南開大學校長張伯苓的影響下，顏惠慶憑藉自己在政府的地位，為南開大學爭取到了北洋政府的財政援助。民國十七年（1928年）1月，在張伯苓的邀請下，顏惠慶正式出任南開校董，參與到南開大學的建設中，並在範源濂逝世後，任南開校董事會主席。自此，顏惠慶與校董會一起，不遺餘力地為南開的建設到處籌措經費。他曾親自拜訪開灤煤礦董事會，談資助南開問題；他出席為章瑞庭舉行的宴會，説服章為南開捐獻鉅款。 ^[3]  他還親自為學生授課、捐贈藏書和期刊。南開系列學校的發展有顏惠慶的功勞。 ^[3] 

顏惠慶關注慈善事業，兩度擔任中國紅十字會會長。他在任期間，中國紅十字會積極開展各項活動包括戰地救護、賑災救荒、社會服務、國際交往等。而顏惠慶本人，憑藉自身的威望、號召力和人際關係，使更多的國內外人士和慈善組織瞭解和關注中國紅十字運動，不斷擴大中國紅十字會在國內外的影響。在卸任之後，顏惠慶仍然在為推動中國紅十字事業的發展而努力。當淞滬會戰爆發後，顏惠慶在上海籌劃成立了兩個獨立的紅十字組織，一個隸屬中國紅十字會，另一個直接隸屬日內瓦的國際紅十字總會，以此來開展對上海的救護工作，在此後，他為爭取國內外援助而殫精竭慮、積極奔走。 ^[10] 

與顏惠慶頗有交情的教育家張伯苓於新中國成立後曾對黃鈺生感慨：“我不如我的老友顏惠慶。” ^[23] 

教育家張元濟在顏惠慶逝世後撰輓詩道：“行路艱難況病軀，只緣國事勉馳驅。和平我亦曾呼籲，跋涉關山愧不如。” ^[13] 

曾任燕京大學校長、美國駐華大使的司徒雷登稱讚顏惠慶“擁有超凡的政治才能和高尚的人格魅力”。 ^[21] 

與顏惠慶同為近代中國第一批職業外交官的顧維鈞在為姚崧齡譯《顏惠慶自傳》所撰寫的序言中，盛讚亦師亦友的顏惠慶，稱他“才華軼羣，對於社交、教育、美術、人道、政治、外交，與夫國際問題各方面，無論學問上，興趣上，均極廣博而濃厚。且明知人，而觀察敏鋭。天賦如此，用能在政海中，迭膺艱鉅，應付裕如”。 ^[34] 

美國學者白魯恂評價：“北京政府的外交官是中國最成功的文人領袖，他們巧妙地利用國際均勢及當時的世界同情，達成與中國國力全不相稱的成果。” ^[34] 

美國喬治梅森大學研究教授李可柔（Carol Lee Hamrin）等人認為：“顏永京和顏惠慶，以及其家族成員，是最早居位於中國沿海城市的新型‘國際化民族主義者’，在19世紀和20世紀之交，成為連接東西文化的橋粱。” ^[25] 

2018年 ^[4]  ，在弗吉尼亞大學“顏樓”揭牌儀式上，時任弗吉尼亞大學校長特蕾莎·沙利文（Teresa Sullivan）曾説：“在顏惠慶先生的職業和公共服務生涯中，他展現的許多品質是我們對今天的弗吉尼亞大學學生的培養目標，包括好奇心、學術卓越、對其他文化的欣賞、外交能力、對其他國家和人民的尊重等。在‘全球公民’變為一個流行詞彙前，顏先生就已經是一位真正的全球公民。” ^[5] 

對顏惠慶頗多研究的弗吉尼亞大學中國代表處首席代表歐君廷（Justin O’Jack）認為，顏惠慶之所以能成為外交政界的“常青樹”，有四點原因：一是其愛國心；二是其出色的英語；三是其口才；四是其對國際法的精通。而歐君廷進一步指出，顏惠慶能夠得到三屆不同政府、不同政黨的一致認可，“就是因為他愛國，一直堅持做正確的事情，做對國家有利的事情，不將自己和派系利益凌駕於國家利益之上。” ^[4] 

顏惠慶有堪稱高超的英文水平。因為父親的關係，顏惠慶從小受中英文教育，18歲赴美留學時英文造詣已經很高，但還不是全無障礙，但入聖公會中學半年後，顏惠慶的夢中囈語都是英文，“從此使用英語，全無困難。”他在自傳提到，自己之所以被伍廷芳看中，從教育界轉到外交界，其英語能力便是重要原因。當在美國旅居5年剛回到上海時，一直習慣用英文的顏惠慶竟然一下無法用曾經熟悉的上海方言表達，“這是我一生奇特經驗之一”，顏惠慶在自傳中曾這樣回憶。 ^[4] 

聖公會中學畢業時，顏惠慶就曾獲得辯論的金質獎章，回到上海後，也經常被邀請擔任演講嘉賓在上海聖約翰大學執教期間，其演説才能也得到充分體現。據一位校友後來回憶，在一次學生為校園中某些問題鬧學潮時，顏惠慶“對學生們的談話使那天的局勢化險為夷”，由於他曾留學海外，故此在學生中享有很高的威望。 ^[26]  “久而久之，我對眾演説之名，遍傳上海。”顏惠慶在自傳中這樣講述。有一位記者則讚許顏惠慶是“弗吉尼亞大學畢業的最雄辯和最講理的辯論者”。 ^[4] 

顏惠慶在弗吉尼亞大學表現優秀，很受師生歡迎。據後人查找資料，發現弗吉尼亞大學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的年鑑中保留了當時校園內流傳的一首英文字母歌，其中有一句：“Y——我們這裏有一個，他的名字叫Yen（顏）” ^[4]  在他上大學的最後一年，學校領導甚至免除了他的學費，並對他説：“你在我們州里待了那麼久，我們現在都可以把你當弗吉尼亞人了！”顏惠慶自己也在傳記中寫到“感覺就像生活在自己家裏一樣”。 ^[5] 

即使在顏惠慶離開弗吉尼亞之後，他和學校之間的聯繫還非常緊密。宣統元年（1909年）6月，在畢業九年後，顏惠慶成為弗大ΦΒΚ（Phi Beta Kappa）聯誼會的非駐地會員，成為第一個進入弗大ΦΒΚ聯誼會的國際學生。民國十四年（1925年），他向弗大捐贈了1000美元。 ^[5] 

顏惠慶對母校感懷至深。他曾多次在日記和自傳中提及弗吉尼亞美麗的自然風光和愜意舒適的生活，最後在遺囑中將部分財產贈予弗大，並要求身穿弗大畢業服下葬。 ^[5] 

有一則流傳甚廣的故事，與顏惠慶斥責日本軍國主義者有關。

顏惠慶堂堂正正的回答，博得在場記者的熱烈掌聲。中國代表首次在國際會議上提出“田中奏摺”問題，就在世界範圍內引起極其強烈的反響。 ^{[20]  [22]} 

顏惠慶在民國曆任外交官當中，以“最擅長經商”著稱。他對企業經營管理頗具心得，而在資金鍊、家族管理等方面，更是提出了極富預見性的見解。 ^[27] 

據記載，顏惠慶在天津曾與友人成立“大陸商業公司”，顏惠慶躊躇滿志，準備大展身手，卻因經驗不足，使經營最終以失敗告終。一些學者認為是公司內部管理層間的矛盾影響了公司的業務，而在顏惠慶的日記中，是這樣描述這段往事的：“我的一位銀行界的老朋友，其人精明老練又富於愛國心，堅邀我與他共同組建進出口貿易公司。他認為不能再容忍外商壟斷中國的商貿。開業初期，公司業績頗佳，因為僅限於大宗土特產的出口，業務單一紮實。不久業務範圍擴展過快，經營項目過多，而商品進出口貿易又需累年經驗始能貫通，我們缺乏歷練，結果公司損失加重。加上時局愈來愈糟，於是決定偃旗息鼓，終止業務。我同期參與的其他實業公司（我在其中充任公司董事）則皆能按時付給股東利息，即使突然爆發戰爭，也未能影響股息的付給。” ^[27] 

這一次的親身經歷讓顏惠慶對股份制經營有了新的認識：“我參加股份貿易公司的經驗證明，只要利息按時付給，股東一般不會找公司的麻煩。主持年度股東大會之人應當公佈公司經營狀況，尊重不滿意的股東行使正當權利，遇到股東質詢時應及時解釋，以防止事態擴大，導致其他股東加入這一因誤傳引起的質問行列中。同時，也可消除股東對公司章程細則方面的誤解。有時對那些專事鬧事的股東，必須查明其動機，然後行使相應的分配權利。一般的股東無非求年息收入支持家用，不管公司贏利與否，他一定要得到他的紅利，方可相安無事。這樣，就使公司的積累或降低股息利率都非常困難。如果公司板起面孔非要減息積累，則必不為廣大股東理解與歡迎，公司困境就將如屋漏偏遇連陰雨—般。”顏惠慶認為，國人缺乏投資習慣，喜歡將積蓄直接存到銀行賺取低利息也不願意投資到實業賺取高回報，主要還是與大多數股份制公司的經營理念有關。 ^[27] 

除此以外，顏惠慶早已經遇見到“資金鍊不暢”和“家族壟斷”在現代企業經營中容易出現的問題。他認為：“檢查一般公司經營失敗的原因，可以歸結於兩類：其一，資本太小無法滿足需求，資金週轉不利，難有作為；其二，在創立大實業公司的過程中，缺乏管理經驗。此外，中國人的家族觀念根深蒂固，普遍認為血緣關係是最緊要的團結信任的基礎，如果缺少這層關係，任何合作事業的成功都會變得不可靠。但在實際運作中，家族經營的實業必須引入外姓人才，方能使產業發展。新的教育、新的思想和新的經驗正迅速地改變着我們的生活方式和傳統陋習。新的秩序與制度也將在商貿事業中發育成長。” ^[27] 

（圖冊參考資料 ^[32]  ）

顏惠慶留有以英文撰寫的日記30本，記述了他自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進入外交界以後四十多年的外交政治生涯，包括其親身經歷過的北伐戰爭、“九一八”事變、“一二八”事變以及巴黎和會、國際聯盟、日內瓦會議、太平洋戰爭等重大歷史事件。後由其子顏植生捐贈給上海市檔案館，翻譯後出版為三卷本《顏惠慶日記》（1996年，中國檔案出版社） ^[8]  。 ^[4]  還用英文撰有《顏惠慶自傳》（有姚崧齡 ^[34]  、吳建雍 ^[3]  兩種譯本）。

顏惠慶主持編有第一本完全由中國人編成的大型英漢辭典《英華標準雙解大辭典》（1907年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印行出版）及《編譯捷徑》《英漢成語詞林》《經濟學課本》等著作。 ^{[3]  [7]} 

顏惠慶墓位於中國上海市長寧區的宋慶齡陵園（原萬國公墓）內。 ^{[4-5]  [34]}  顏惠慶舊宅位於中國天津市和平區睦南道24～26號，被列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6] 

1987年11月，全國政協舉行顏惠慶誕辰一百一十週年紀念會。 ^[28] 

2018年，美國弗吉尼亞大學曾將一棟學生公寓改名為“顏樓”。該大學後設立顏惠慶中國基金。弗吉尼亞州州長拉爾夫諾瑟姆也在2021年表示將為顏惠慶設“公路歷史標記”。以上舉措，均為紀念弗吉尼亞大學首個獲得學士學位的中國留學生顏惠慶。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