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大戰

北伐戰爭期間，“蔣李馮閻”中的馮玉祥與直係軍閥吳佩孚派遣的劉鎮華髮生戰爭，主要戰場就在西安。劉鎮華是當時北洋政府 ^[57]  任命的陝西省長，帶領“鎮嵩軍”與西北軍馮玉祥展開了著名的“二虎守西安”戰役。最終以北伐戰爭節節勝利，劉鎮華退軍而宣告結束。

此後，陝西地區即由西北軍馮玉祥主政。

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以後，1928年2月，國民黨召開二屆四中全會，蔣、馮、閻、李四派新軍閥獲得了“統一”。同年4月，四大軍事集團聯合伐奉，迫使張作霖退回東北。“二期北伐”完成。 ^[3] 

1928年6月，國民革命軍攻克平、津。1928年底，東三省易幟，其與南京中央維持着“分治合作” ^[4]  的關係，在政治、軍事、財政上，均保有自主地位。 ^[5]  北伐後的中國，大致形成南京、廣州、武漢、開封、太原、瀋陽等6個軍權中心。 ^[6] 

1929年1月1日至25日，國民政府於南京成立國軍編遣委員會，舉行國軍編遣會議，將李宗仁、閻錫山、馮玉祥部列入第一期整編，東北軍列入第二期整編；規定每個軍事集團最多保留11個師 ^[7]  ，李宗仁部、馮玉祥部先後舉兵反抗，均告失敗。同年8月，全國編遣實施會議召開，規定各編遣區以團為單位實施編遣，軍隊數量一律壓縮到7-9個師 ^[8]  。東北軍並未參與其中，張學良且與閻錫山等人聯名通電“擁護中央統一” ^[9]  。但因“中東路事件”及與蘇聯交涉問題 ，奉張與南京中央有了矛盾。 ^[5]  張學良既未出席歷次編遣會議，也未執行會議決議，財政方面依然自收自支。

軍隊編遣和取締政治分會。使蔣介石操縱了全國的軍政大權。國民黨二屆四中全會後，蔣介石雖然取得了“正統”地位，卻未真正統一國民黨，國民黨內四分五裂、派系林立。面對這種形勢，蔣介石希望通過召開三全大會來穩固自己的地位。1929年3月15至27日，召開了國民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會議除通過“以三民主義、五權憲法”等為“最高之根本法”，《訓政時期黨、政府、人民行使政權、治權之分際及方略案》《外交決議案》外，還決定：追認編遣方案，從法律上肯定了蔣介石消滅地方實力派為合法。

開除李宗仁、白崇禧、李濟深、陳公博、甘乃光等人的黨籍，對汪精衞予以書面警告，桂系及改組派勢力被完全排除於三大中央之外。

開除國民黨二屆中央中共黨人的國民黨籍，並對鄧演達、彭澤民、路友一尹等人以開除黨籍或停止職權的處分。 ^[10] 

馮玉祥所主政的陝西關中地區，一場大災荒對“中原大戰”的走向產生了重要影響。

民國十八年發生在陝西關中的大饑荒，又名“民國十八年年饉”。

陝西人把一年中一料未收稱為饑年，兩料未收稱為荒年，連續三料未收稱為年饉。而民國十八年年饉是三年六料基本未有收成。有人説是百年一遇，也有人説是三百年一遇。

實際上民國十八年年饉從民國十七年就開始了，據近代大量史志和報刊資料記載，民國17年（1928年）陝西始露旱情，夏季二麥歉收，秋未下種，冬麥亦無透雨下播。民國18年（1929年）全省旱象更加嚴重，春至秋滴雨未沾，井泉涸竭，涇、渭、漢、褒諸水斷流，多年老樹大半枯萎，春種愆期，夏季收成不過二成，秋季顆粒未登，饑荒大作，草根、樹皮皆不可得，死者日眾、殍滿道旁、屍腐通衢、流離逃亡，難以數計。

據當年9月5日陝西救災委員會統計，在全省92個縣中，發生旱災的縣達91個，除濱渭河各縣略見青苗外，餘均滿目荒涼，盡成不毛之地。在91個災縣中，有特重災縣24個，重災縣27個，一般災縣15個，輕災縣25個。長安、武功、鳳翔、扶風、乾縣、岐山、眉縣、興平、咸陽、臨潼、渭南、周至、蒲城、合陽、寶雞、隴縣、澄城、淳化、長武、褒城、禮泉等縣為重災區。全省940餘萬人口，餓死者達250萬人，逃亡者約40萬人，有20多萬婦女被賣往河南、山西、北平、天津、山東等地。

1927年，蔣介石在南京建立了國民黨新軍閥政權。6月，蔣介石與馮玉祥通過徐州會議，實現了國民黨兩派新軍閥的合作。1928年2月，蔣馮結拜“換譜兄弟”。4月，在北伐奉系張作霖的戰爭中，四派新軍閥組成的“二期北伐”軍迫使奉張軍退回東北。其後蔣、桂、馮、閻四派對張作霖的臨時團結立即解散，變為四派內部激烈鬥爭的局面。蔣、馮之間的矛盾也日益明顯突出。 ^[11] 

“二期北伐”開始之前，蔣介石控制國民黨中央政權，據有滬、寧、杭等富庶地區，需要藉助馮玉祥的軍事力量，北伐奉張，佔領北方地盤，進而“統一”中國。馮玉祥控制西北，地瘠民貧，且交通不便，需要乘北伐奉張之機到北方爭奪自己的地盤。尤其對財源充裕和交通便利的北京、天津等，甚為看重。“二期北伐”結束以後，蔣介石擔心馮勢力發展過快，利用閻錫山與馮玉祥的矛盾，把河北、京津等地劃給閻錫山。任命閻錫山為京津衞戍司令，允許閻的第3集團軍開進北京。而馮的第二集團軍只允許留駐南苑，不準進入北京城。為此，馮玉祥對蔣介石極為不滿，他命令所屬撤兵，退回山東與河南，本人託病在河南新鄉，不肯前往北京。 ^[11] 

政治上馮玉祥強調“平民政治”，反對獨裁。在國民黨建設上反對蔣介石的主張，要求建立廉潔政府，提倡共辦實業，救濟災民，反對貪污腐化，反對中央政府委員加薪，以各派的實力大小分配中央領導權，反對蔣介石包辦黨務與南京政府、這與蔣介石的主張發生了尖鋭的矛盾。 ^[11] 

“北伐”勝利後，蔣介石提出要編遣軍隊。在編遣軍隊的問題上，蔣、馮展開了激烈的鬥爭。1928年7月6日，蔣介石在北平邀請馮玉祥、閻錫山、李宗仁、白崇禧召開座談會，在會上，馮玉祥和其他派系首領大力反對蔣介石的裁兵計劃，座談會不歡而散。1928年8月8日，蔣介石在南京主持召開國民黨二屆五中全會，企圖壓服各派系裁兵。在會上，蔣介石重提《軍事整理案》。由於粵籍中委的支持，議案得到通過。致使蔣介石的裁兵計劃列入了國民黨中央的決議。受到《軍事整理案》的威脅，馮玉祥往返於隴海道，開始巡視西北軍。在西北軍五原誓師2週年時召開紀念大會，舉行閲兵式。1928年10月，南京國民政府改組後，蔣介石委任馮玉祥為行政院副院長兼軍政部長，並要馮玉祥立即到南京供職。馮玉祥託辭不肯“進京入職”。隨後在輿論的壓力下，馮玉祥和其他派系首領被迫到南京參加編遣會議。1928年12月26日，蔣介石在南京召開編遣會議預備會，實行以派制派的方針，在各派之間進行挑拔和拉攏。馮提出了“三有三遣”的編遣方案，這一方案首先遭到閻錫山和李宗仁的反對，蔣介石暗中拉攏閻錫山，授意閻炮製了一個抬蔣壓馮的提案。1929年1月1日，全國編遣會議在南京召開，議討論馮、閻兩個裁兵方案時，多數人贊閻案，反對馮案，後通過了有利於蔣介石的《國軍編遣委員進行程序大綱》。馮、閻、李很快從相互攻訐轉為相互同情，表示要共同設法抵制編遣會議。 ^[11] 

1929年3月，蔣桂戰爭爆發。為集中兵力，消滅桂系，蔣介石派邵力子等人到華山拉攏馮玉祥，以行政院院長及鄂、湘兩省地盤為條件，要馮繼續與蔣合作，並請馮出兵助蔣討桂。馮表面答應了蔣的要求。隨即在豫鄂邊界頻繁調兵，希望待蔣、桂兩敗俱傷之時，乘機出兵佔領武漢。但蔣很快打敗了桂系，增加了蔣介石的怨恨，使蔣、馮之間的矛盾無法調和了”。 ^[12]  蔣介石隨後把進攻的矛頭對準了馮玉祥，大舉向山東、河南調兵，造成對馮系大兵壓境之勢。接收濟南事件則成了蔣、馮矛盾爆發的導火線。 ^[13]  蔣介石以武力把孫良誠擠出山東。馮玉祥看到蔣介石消滅西北軍的主意已定，便採取防禦策略，命令山東、河南的守軍西撤，以便集中兵力縮短戰線，鞏固西北。同時，馮系在南京供職的鹿仲鱗、熊斌也同時辭職，返回了西北。馮玉祥完成了一系列的軍事調動之後，於5月中旬在華陰召開軍事會議，決定武裝反蔣。5月16日，西北軍將領孫良誠等人發表反蔣通電，推舉馮玉祥為護黨救國軍北路總司令。蔣介石調兵遣將，設作戰總部于徐州，在湖北和山東，隨後用金錢收買了馮系將領韓復榘和石友三倒戈，致使西北軍受到很大削弱。 ^[3]  在政治上蔣挾國民黨中央的名義，指責馮“破壞革命”、“大逆不道”、“統一之梗”和“反叛中央”。5月23日國民黨中央常委會決議革除馮的一切職務，並永遠開除出黨。5月25日蔣致電馮，要馮下野出洋，交出兵權。馮玉祥在政治上陷入極端孤立的境地。面對蔣介石強大的軍事和政治壓力。為了在政治上爭取主動。馮玉祥於5月27日通電全國表示下野。 ^[11] 

為了緩和蔣介石的進逼，並爭取同閻錫山合作，馮攜夫人及女兒於6月21日離陝赴晉，對外聲稱赴晉轉道“出洋”。閻先後軟禁馮於晉祠和建安村。在馮被軟禁期間，閻鼓動馮以電報指揮駐陝西的馮部將領於1929年10至11月間，發動了第二期反蔣戰爭，又因閻的出賣而失敗，馮玉祥設法由鹿鍾麟帶密信到陝，指示部屬派人與蔣聯絡，“擺出秘密聯蔣的姿態淨並故意讓閻偵知”，使閻產生蔣、馮勾結的錯覺，同時公開致閻電，“要求放回馮，共同反蔣”。此時，正值蔣、閻矛盾尖鋭化，蔣已派人向西北軍表示，希望“合力倒閻“ ^[14]  。鹿秘密派往南京的代表與蔣介石的代表何應欽談判，鹿同時又派聞承烈、李忻赴河南與韓復榘、石友三聯繫。韓、石表示堅決打倒閻錫山。閻得悉馮部聯蔣討閻的消息，為擺脱危局，立即向馮表示堅決聯馮倒蔣。彙集於太原的各反蔣派別的代表擬訂了倒蔣的軍事組織方案，以閻為中華民國陸海空軍總司令，馮與李宗仁、張學良為副司令 ^[15]  。劉驥為總參謀長。1930年2月27日，閻親臨建安村看望馮，抱頭痛哭一番，彼此表示：“同生死，共患難，反蔣到底”，並歃血為盟 ^[16]  。次日上午，閻宴請馮夫婦。即日各方反蔣實力派代表34人召開軍事會議，即所謂太原倒蔣會議，議決了8項關於聯合反蔣的決策。馮玉祥由此參加了反蔣聯盟。

1929年初，蔣介石以劃分“國税”和“地方税”為名，迫使閻錫山將平津税收劃歸中央；閻錫山卻申請發行省公債3000萬元，但未獲結果。 ^[10]  北伐後期，閻錫山從蔣馮相爭中獲利，開府北平，蔣介石雖委任閻錫山為京津衞戍司令，但卻派遣何成浚為北平行營主任兼市長。上下左右的人事佈局，使閻錫山惴惴不安。 ^[3] 

1930年1月13日，前往鄭州參加軍事會議並準備履行國民黨軍副總司令就職儀式的閻錫山在得知蔣介石命令河南省政府主席韓復榘逮捕自己的密令後，連夜逃回山西太原，並決定倒蔣。閻錫山回太原後不久，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吳鐵城奉蔣介石之命趕到太原，請閻錫山補行國民黨軍副總司令就職儀式。閻錫山在就職儀式上發表公開演説，提出要建立“整個的黨，統一的國”，反對蔣介石的獨裁統治和武力政策，並公開指責蔣介石是引發內戰的根源。

李宗仁想借參加“北伐”發展實力，奪取國民黨中央統治權。“北伐”前的寧漢分裂時期，桂系逼宮使蔣下野（1927年8月13日），企圖取而代之。 ^[3] 

北伐前後，桂系兵力極度擴張，李宗仁統率大軍，坐鎮武漢，統轄兩湖，居長江上游的腹地。武漢政治分會名義上服從蔣介石國民黨中央，實際上財政、軍事均自成系統。 ^[3] 

1929年2月，蔣桂戰爭中，由於桂系將領李明瑞倒戈，桂系迅即失敗。兩湖被蔣佔領，李宗仁敗逃香港。 ^[3] 

北伐成功以後，南京政府名義上是中央，但無權威可言，當時中國之狀況，與此前軍閥割據之形勢別無二致。一場血流成河的戰爭之後，根本問題並未得到解決。如果非要説有變化，那就是各方軍事力量重新洗了一次牌。1930年代的經濟大蕭條，使歐美各國自顧不暇，本應是中國振作的時機，但中國積重難返，內耗使1930年代中國的危機並不亞於歐美各國。 ^[17] 

1930年1月，閻錫山自鄭州返回太原後，豫中形勢即漸現混沌；2月10日，閻氏致電蔣介石，主張禮讓為國 ，力言武力統一不宜用於民主黨治之下，約蔣氏“共息仔肩”，以弭黨爭。12日，蔣覆電雲：“革命救國本為義務，非為權利，此時國難正亟，非我輩自鳴高蹈之時。” 21日，李宗仁、黃紹竑、白崇禧、張發奎、胡宗鐸5人響應閻氏行動，推其為全國陸海空軍總司令；23日，閻錫山、馮玉祥、李宗仁等45人聯名通電提出黨統問題，主張由全體黨員投票以解決黨國糾紛，汪精衞亦通電覆和之。 ^[18]  3月14日，第2、第3、第4集團軍57位將領聯名通電促蔣下野，次日，通電推舉閻錫山為“中華民國”陸海空軍總司令，馮玉祥、李宗仁為副總司令，武力討伐蔣介石。4月1日，閻、馮、李分別於太原、潼關、桂平就中華民國陸海空軍總司令、副司令職；5日，國民政府下令通緝閻錫山，並積極備戰。7日，南京國民黨中常會決議永遠開除閻的黨籍。 ^[19] 

反蔣軍共編制了8個方面軍：桂軍為第1方面軍，由李宗仁統率併兼總司令，北出湖南，進趨武漢；西北軍為第2方面軍，由馮玉祥統率，總司令鹿鍾麟，擔任河南境內隴海、平漢兩線作戰任務；晉軍為第3方面軍，由閻錫山統率，總司令徐永昌，擔任山東境內津浦、膠濟兩線和隴海線東段作戰任務；石友三部為第4方面軍；內定張學良的東北軍為第5方面軍；劉文輝部為第6方面軍；何鍵部為第7方面軍，樊鍾秀部為第8方面軍。作為主力軍的西北軍、晉軍己全部動員起來，開赴隴海、平漢、津浦各線。閻還委石友三為山東省主席，率部由豫攻魯，委孫殿英為安徽省主席，攻入安徽亳州一帶。

晉閻和寧蔣自5月中旬展開大戰，反蔣軍的戰略是：閻軍自津浦路南下，馮軍自隴海路東進，謀奪取徐州；同時，李宗仁軍隊向湖南進兵，威脅武漢。戰爭初期，反蔣聯軍在南北戰場均取得主控權，獲得大部戰役的勝利， 6月下旬攻陷濟南。7月下旬，作戰重心由隴海線轉向津浦線，戰場形勢亦急轉直下；8月15日，蔣軍克復濟南 ，晉軍退往黃河北岸。討蔣聯軍的組織系統和作戰方略是：

（1）閻錫山任中華民國陸海空軍總司令，馮玉祥、李宗仁為副總司令，以劉驥為總參謀長；

（2）桂軍為第一方面軍，由李宗仁統率，出兵湖南，進趨武漢；

（3）西北軍以第二方面軍，由馮玉祥統率，擔任河南省境內隴海、平漢兩路作戰任務，分向徐州、武漢進攻；

（4）晉軍為第三方面軍，由閻錫山統率，擔任山東省境內津浦、膠濟兩路作戰任務，與第二方面軍會攻徐州，然後沿津浦線南進，直搗南京；

（5）石友三為第四方面軍，以主力進攻濟寧、兗州，以一部協同第三方面軍會攻濟南；

（6）內定張學良為陸海空軍副總司令（並擬定東北軍為第五方面軍），積極爭取共同討蔣。內定四川的劉文輝為第六方面軍，湖南的何鍵為第七方面軍。為了鼓勵非直屬部隊的將領，任命石友三為山東省主席，萬選才為河南省主席，孫殿英為安徽省主席。在這以後，又加派樊鍾秀為第八方面軍總司令。

1930年3月10日，馮玉祥於由山西回到潼關。下旬，馮在潼關組成了陸海空軍副總司令 ^[20]  部，西北軍的兵力共有26萬餘人，馮決計全部動員開赴前線，以便聯合各方力量，對蔣介石集團進行一次破釜沉舟的決戰。

1930年4月1日，馮在潼關就陸海空軍副總司令職（閻錫山同日在太原就總司令職），任鹿鍾麟為前敵總司令，進駐鄭州部署前方軍事，隨令各路大軍陸續東下。河南省主席韓復榘看到馮玉祥發動討蔣，向蔣介石請求率部開往山東境內抵禦晉軍，蔣從其請，韓即於3月下旬率部東撤（東撤時，騎兵師張德順部乘機回到西北軍），西北軍得順利地佔領了洛陽、鄭州等重要城市，萬選才部乘勢東進，旋即佔領開封、歸德，萬即接任河南主席。4月中旬，馮軍第一、二、三各路分別進至平漢路以西之淅川、內鄉、葉縣一帶及隴海路西段之洛陽、鄭州一帶。晉軍孫楚、楊效歐、關福安各部及大部炮兵，由徐永昌、楊愛源指揮經鄭州轉往豫東蘭封一帶。駐驥南、豫東和皖北的石友三、劉春榮、萬選才、劉茂恩和孫殿英等部均歸其指揮。在津浦線方面的晉軍，由傅作義、張蔭梧分任指揮，進出德州、濟南。

1930年5月1日，蔣發表了討閻、馮誓師詞，閻錫山、馮玉祥會於新鄉，3日同車到達鄭州 ^[21]  。4日，閻、馮在鄭州召開會議，部署作戰計劃。 ^[22]  8日，蔣通令各軍在10日前完成戰備。

蔣軍投入隴海線作戰的是劉峙的第二軍團，所轄的顧祝同、陳繼承、蔣鼎文、熊式輝、陳誠、衞立煌、張治中等師，都是蔣軍精鋭部隊。配備在平漢線的是何成俊的第三軍團，在津浦線的是韓復榘的第一軍團。蔣在徐州設行營，親自坐鎮指揮。閻馮軍主力部署是，隴海線由晉軍、西北軍共同承擔而以晉軍為主力，孫殿英、萬選才、劉茂恩、劉春榮等部及石友三之一部歸其指揮；平漢線以西北軍為主力，樊鍾秀部配合作戰；津浦線則由晉軍擔任。

1930年5月11日，蔣下總攻擊令，第二軍團由徐州沿隴海線向歸德方面進攻，雙方開始大規模接觸。因蔣軍來勢兇猛，又有空軍配合作截，萬選才部退到歸德，孫殿英部退到亳州，蔣軍陳繼承師在玲爵佔領了歸德以東的馬牧集。接着，劉茂恩在寧陵倒戈投蔣，誘捕了萬選才，歸德被蔣軍順利佔領，孫殿英部被隔斷在亳州。蔣雖然初戰得手，但整個戰局對蔣方並不妙。隴海線上，蔣軍佔領歸德後，閻急調楊耀芳軍及張會詔軍的一部前往增援，也派孫良誠、吉鴻昌協同作戰。雙方在5月下旬展開持續激戰，蔣軍受到重創。蔣在朱集車站火車上指揮，也幾乎束手就擒。激戰十餘日後，蔣軍全線動搖，撤到了魯西南。平漢線上，蔣命令集中在郾城的何成浚第三軍團向北發動進攻，在臨潁、許昌一帶與西北軍展開激戰，企圖牽制西北軍向隴海線增加兵力。

1930年5月25日，何部佔領臨潁，6月7日又佔領許昌。這時，在廣西境內與蔣、粵軍膠着的桂軍，為了配合閻、馮反蔣軍事，揮兵北上，進入湖南，5月18日克永州（零陵）、祁陽，28日下衡州、寶慶（邵陽），6月4日、8日，先後佔領長沙、岳陽，前鋒進入湖北境內。馮利用這一有利時機，於10日向平漢線蔣軍發動全線進攻，激戰兩晝夜，蔣軍潰敗，退向漯河以南。但馮沒有聽從部下直取信陽、與桂軍會師武漢的意見，下令停止向南追擊，移師豫東，擬佈置口袋戰殲蔣主力。蔣軍在隴海、平漢線兩度受挫，並丟了長沙，士氣十分低落。

1930年6月中旬，馮玉祥調整作戰計劃，在隴海線再度發動進攻，蔣介石親赴柳河督戰，集中劉峙、蔣鼎文、陳誠等部及教導師三萬餘精鋭，配以炮兵，由杞縣、太康向西北軍陣地攻入，企圖經通許、陳留襲取開封。但這正好投入了馮的口袋形包圍圈。蔣軍倉皇退卻時損失十分嚴重。津浦線上，閻將傅作義、李生達、馮鵬蠢、張會詔、豐玉璽、秦紹觀六個軍及三個炮兵團編為第四路軍，以傅為指揮官，沿津浦線南下，分左右兩側渡河抄襲濟南。韓復榘為保存實力，未作有力抵抗，致使晉軍輕取濟南。

1930年6月底7月初，戰況發生變化。湖南戰場，蔣組織何鍵、錢大鈞、夏鬥寅三路軍反攻長沙，調海軍陳紹寬率艦入湘協攻，並令尾追桂軍入湘的第八路軍蔣光鼐、蔡廷鍇兩師出兵衡陽。6月9日，蔣、蔡兩師佔領衡陽，桂軍首尾不能相顧，便退出岳陽、長沙，反攻衡陽。月底，雙方在湘南激戰，桂軍潰敗，於7月4日退回廣西。接着，蔣軍又將孫殿英困守的隴海、津浦三角地帶的亳州拿到了手，解除了側背的威脅。8日，蔣任命劉峙為津浦路總指揮，從隴海線抽調陳誠、馮軼裴、胡伯翰、胡宗南、楊勝治等師及陳調元的三個警備旅到津浦線增援，又將蔣、蔡兩師也調到津浦線，將李楹布師由海路運至青島登陸。

1930年7月13日，閻錫山、馮玉祥聯合國民黨內的改組派汪精衞、陳公博和西山會議派鄒魯、謝持等在北平召開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擴大會議，另立國民黨黨統。 ^[5] 

1930年7月底，蔣在津浦線發動總攻，8月15日重新佔領濟南，晉軍倉惶往黃河北岸撤退，適逢河水上漲，被蔣軍俘虜或入水溺斃的不計其數。閻軍在津浦線首告失敗，這對整個戰局形勢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

津浦線上晉軍受挫時，馮軍在隴海線發動了以徐州為目標的火力攻勢，希望將津浦、隴海兩線聯成一氣，挽回頑勢，與晉軍會師徐州。7月6日總攻開始，激戰七晝夜，蔣軍岌岌可危，幾乎要從隴海線正面和歸德以南地區撤退。但因連日大雨，河水氾濫，馮軍在泥濘中奮戰，給養又得不到補充，晉軍也不予配合，終不得不停止進攻。這使蔣軍得到喘息，穩定了陣線。 閻、馮軍8月受挫，成為整個戰局的轉折點。以後的形勢便轉而對蔣有利了。

1930年8月21日，蔣在濟南召開軍事會議，決定對黃河北岸晉軍取對峙監視態勢，而把津浦線蔣、蔡、李及陳誠、胡宗南等部調到隴海、平漢線方面來，將進攻重點放在平漢線上，同時進擾隴海線西段以截斷西北軍退路。24日，蔣懸賞各軍：先佔領鞏縣者賞洋20萬元，先佔領洛陽、鄭州者各賞洋100萬元。

1930年9月1日，北平國民政府正式成立，與南京國民政府形成對峙的局面，彼此互爭正統。 ^[24] 

1930年9月6日，蔣軍開始總攻。馮認為還有實力與蔣決一死戰，便將平漢、隴海戰線縮短，集結兵力於鄭州外圍，想在晉軍協助下背城一戰，挽回頹勢。但閻為保存實力，卻密令隴海線晉軍也向黃河以北撤退，使馮部無力支持。17日，蔣軍楊虎城部攻佔了洛陽附近的龍門，截斷了馮軍西撤退路，馮軍只得轉向豫北撤退。

1930年3月1日，張學良發表通電，表示中立。 ^[25]  為了籠絡奉張，寧蔣方面主要透過三個管道：（1）蔣經常親自致電張氏；（2）何成浚與張學良保持密切聯繫；（3）派方本仁、吳鐵城、李石曾、張羣等人，前往瀋陽進行勸説與談判。晉閻方面為了拉攏奉張，主要通過：（1）派遣代表赴沈向張學良勸説；（2）秘密透過崔廷獻等結納張學良，同時讓與部分控制區 ^[26]  。 ^[5] 

1930年4月1日，閻錫山、馮玉祥、李宗仁分別於太原、潼關、桂平通電就任中華民國陸海空軍總司令、副司令職 ^[27]  ，奉張維持其中立態度，未就北方副司令職。晉閻方面調和西山派 ^[28]  、改組派黨統之爭後，於1930年7月13日在北平成立“擴大會議”，隨即欲籌組國民政府與南京國府“爭正統” ^[29]  。9月1日，擴大會議通過“國民政府組織大綱”，推舉閻錫山、馮玉祥、李宗仁、汪精衞、唐紹儀、張學良、謝持等7人為國府委員，以閻為主席。 ^[30]  擬於新政府部會首長中，委以較多奉系人士。 ^[31]  9月2日，張學良當面向晉閻代表傅作義表示，他並未贊成新政府的成立。 ^[32]  張氏除拒出任國府委員外，同時召回已被內定為北平國府部會首長的顧維鈞、羅文幹、湯爾和等人。但卻保薦且同意王家楨、胡若愚等就任南京國民政府外交部次長、青島市長等職 ^[33]  。 ^[5] 

1930年6月10日，李石與張學良會商出兵條件時，同意中央先匯款200萬元，給予東北作為出兵費用，並如期於6月12日匯出。 ^[34]  6月13日，蔣介石電請張保薦河北省政府委員，表示以北方政治相委託，敦促東北軍3日內出兵以挽救危局。 ^[35]  6月21日，國民政府正式任命張學良為陸海空軍副司令 ^[36-37]  。6月21日、22日張學良發出通電，建議戰爭雙方撤軍停戰、設立緩衝區。8月，李石再度北上與張學良商談東北軍出兵事宜，張學良以“金融吃緊、兑現紛來”，要求南京中央即付500萬元作為軍用，再借給公債1000萬元以為穩固金融之用。 ^[38]  蔣介石允諾奉張條件，並電請宋子文速匯出兵費用500萬元，並另籌公債1000萬元，以安張學良之心。 ^[39]  在張羣、吳鐵城等催促下，張學良口頭表示：如蔣軍能將濟南攻下，東北即可出兵。 ^[40]  8月中旬，爆發“馬廷福事件”，使寧蔣和奉張關係幾乎決裂 ^[41]  。蔣介石除親電張學良解釋外 ^[42]  ，於8月21日赴濟南制止南京中央軍渡河北上，取得奉張的諒解。8月15日，蔣軍克復濟南，閻軍退至黃河北岸；奉張即於8月底由葫蘆島返沈，9月10日在北陵別墅召集東北軍高級幹部會議，已決定出兵擁護南京中央。 ^[5] 

1930年9月18日，張學良通電籲請“各方即日罷兵以紓民困”、“靜候（南京）中央措置”，同時派遣于學忠、王樹常率東北邊防軍第1、2軍入關。10月9日，在瀋陽就任全國陸海空軍副司令之職。 ^[5] 

閻接到其駐唐山部關於東北軍入關的報告後，立即召集會議研究對策。張每到一地，即通知晉軍讓防。閻按通知節節退兵。21日和26日，東北軍一槍未發，和平接收了平、津。為了保持同晉軍的關係，東北軍只到河北、察哈爾為止，沒有進入山西。東北軍入關，對反蔣軍產生了極大影響。隴海線晉軍過黃河，分兩路退回山西。孫殿英、劉春榮等部及西北軍龐炳勳部也隨晉軍行動，向黃河以北撤退。石友三19日通電擁護張學良，率部由魯西開往豫北。馮部面臨後路被截、重兵包圍的形勢。蔣又派人四出活動，多方利誘，使馮部迅速分化。

1930年9月28日起，吉鴻昌、梁冠英、焦文典相繼倒戈投蔣，平漢線的反蔣軍處境險惡。

1930年10月3日，隴海線蔣軍攻入開封，進追鄭州，南京政府宣佈大赦參與中原大戰的諸多將領。 ^[43]  4日，汪、閻又密赴鄭州，促馮共同發表停戰通電。馮陷入眾叛親離四面楚歌境地，只好在5日率副司令部人員撤到黃河以北的新鄉。6日，鄭州為蔣軍十一師陳誠部所佔。馮部陸續退到豫北、晉南。10月5日，閻、馮、汪聯電張學良，表示願意停戰，聽候矛譯平解決。15日，閻、馮決定聯袂下野，閻將晉軍交給徐永昌 ^[44]  ，馮將西北軍交給鹿鍾麟，聲稱出國暫避（實際上2人均未出國）。閻12月29日在日本人保護下逃往大連 ^[45]  ，馮則隱居在山西汾陽峪道河 ^[46]  。同日，西北軍由鹿鍾麟領銜通電“即日遵令撤防”，“通傷各部罷兵息民”。

1930年11月4日，閻、馮通電取消太原海陸空軍總司令部。至此，蔣、馮、閻中原大戰已告結束。

1930年11月4日，閻錫山發表通電，即日釋權歸田。隨後，取消太原的中華民國陸海空軍司令部，中原大戰徹底止息。“中原大戰”歷時7個月，雙方動員兵力110萬人以上，支出軍費5億元，死傷30萬人，戰火波及20多省。“雙方死傷達30萬之巨” ^[47]  ，其中至少有一半是冀魯豫等省的青壯年男子 ^[48]  ，“南方每月所需軍費約三千萬元，北方每月約需一千萬元” ^[49]  。“雙方軍費總數，達二萬萬元以上” ^[50]  。新軍閥對老百姓加捐加税，濫發紙幣。

戰禍所及，破壞嚴重。作為戰場的中原人民，河南洛陽等27縣嚴重受災，農業損失量為常年產值的160.2%；雎縣等十幾個縣農民平均每户損失牲畜0.22頭，大車0.07輛 ^[51]  ，河南省“因戰事死亡達12餘萬口，受傷1.95餘萬口，逃亡在外者118.5餘萬口，被軍隊拉夫者達129.77餘萬口，其中因以致死者3萬餘口，而兵士之死亡者尚不在內。財產損失包括破及焚房屋在內，總計為65146.9萬餘元。全部損失估計10年之後方可恢復” ^[50]  。以鄭州為例，開戰以來，“每日必來飛機，來必擲炸彈。……而每擲一次炸彈，必死伍若干人民，毀壞若干建築”；“夫此種情況，不止鄭州，凡戰地都會，隴海、平漢兩路附近之各縣城與各村落，處處如是，白日皆然” ^[49]  。

工業衰敗，農業破產。戰爭使工農業生產遭到極大破壞，嚴重阻礙社會經濟的發展。“舉凡國家財政、社會經濟，兩俱枯竭” ^[50]  。僅鐵路交通一項，“計資本損失22165504元；駐軍提款4206155元；軍運計帳29958042元；營業損失17018271元。總計亦達7300餘萬之巨” ^[49]  。“農產品中之煙葉一項，謂豫魯皖三省，當煙葉收割之期，正戰事劇烈之日，其損失當在2千萬至3千萬元之間。損失之巨亦倍於戰費” ^[50]  。其他如航業、礦業、紡織業等，“因船舶之被扣，交通之阻斷，直接間接所受之損失，則其為數當必不小” ^[49]  。

蔣介石徹底打敗對其威脅最大的軍事力量。其後蔣扣押胡漢民，釀成新的“寧粵對峙”事件，並迅速形成了國民黨內前所未有的各派反蔣勢力的大聯合 ^[53]  。西北軍隊戰力強但軍備差，在中原大戰之後被初步瓦解。東北軍軍備強但戰力差，幸運的是未受戰事影響。晉綏軍戰力與軍備實力相差不大，也未受戰事影響。新桂系軍備差而戰力強，但是由於蔣桂戰爭，實力被大大的削弱。中原大戰之後的局勢發生了比較大的變化。

馮玉祥領導的西北軍徹底瓦解，分裂成了四大派系。閻錫山領導的晉綏軍也受到重創，內部的商震和傅作義等將領也前後聯合成一個系別。東北軍因為進入關中幫助中央軍，所以在戰後得到了華北的地盤，緊隨其後又收編了大量的西北軍和晉綏軍派系的殘餘勢力，一舉成為全中國第二大的軍事派別。新桂系撤退回廣西以後，在陳濟棠派粵軍的幫助下自保。與此同時，派系領袖中的黃紹竑退出了新桂系。

在中原大戰之後一些小軍閥的勢力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響。建國豫軍的首領樊鍾秀陣亡，他領導的派系也在戰後被收編了。石友三領導的西北軍由張學良收編。而後因為密謀奪取華北，被蔣介石和張學良左右夾擊致使全軍覆沒。楊虎城領導的陝軍因為協助蔣介石而得到了陝西地盤。張發奎領導的粵軍因戰鬥實力大損，不得不依附於新桂系。陳濟棠領導的粵軍在幫助了蔣介石後並未得任何好處，導致矛盾激化。後來以胡漢民被囚為藉口，和新桂系聯合反對蔣介石。

中原大戰使國家元氣大傷，“國力之疲，已如風前之燭奢” ^[50]  。東北軍的入關，造成邊防空虛，入關後的張學良和東北軍，轉而關注於華北事務，予日本以可乘之機，一年後的同一天（1931年9月18日），日本發動“九· 一八”事變。 ^[5] 

中原大戰，使國民黨地方實力派和中央互相削弱，消耗實力，同時放棄進攻紅軍，成為中共領導的紅軍和紅區的存在和發展的有利條件 ^[54]  。在中原大戰期間，中共領導下的農民戰爭區域已蔓延到江西、湖北、福建、廣東、廣西、湖南、河南、四川、安徽、江蘇、浙江等11省。紅軍共成立14個軍，人數約10萬，並建立了中央（贛南、閩西）、湘鄂贛、鄂豫皖、洪湖湘鄂西、閩浙贛、廣西右江左江等根據地，革命力量得到較快較大的發展。 ^[3]  中原大戰結束後，蔣介石即開始對中央蘇區發動了第一次軍事“圍剿” ^[55]  ，而政治上則再次陷入內部紛爭的混亂局面。 ^[56] 

中原大戰的性質是非正義的，爭權略地是貫穿戰爭全過程的實質，戰爭雙方基本上都是代表城市買辦階級和鄉村豪紳階級利益的新軍閥，他們曾聯合鎮壓了人民革命，並且在混戰中也不忘以“縱共”指責對方。以閻錫山為首的反蔣派雖最終敗北，但他們喊出的“反對專制、獨裁”的口號，揭起“民主政治”的旗幟，制定的具有聯邦精神的憲法，其作用也是顯而易見的。蔣介石在軍事上打敗了對手，可在政治上卻很被動而不得不接受反對派的主張，召開了國民會議、頒佈了約法，並提前召開了國民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國民政府”則形成了蔣介石主軍、汪精衞主政，蔣汪分治共管的“均權制”局面。 ^[10]  （範力《論中原大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