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散文

在本世紀開始，桐城派古文繼續產生影響。道光中，姚椿《國朝文錄》就是繼姚氏《古文辭類纂》而編選的。桐城派古文奉唐宋八家古文為正宗，而受時文即八股文的影響，已成為數百年不變之局。在駢文方面，則有阮元的着力鼓吹。道光三年（1823），他自序文集，認為其文或説經，或近於史，或近於子，只有賦即駢體有韻之作，才“近於古人所為文者”。他要繼承《文選》序以“沉思”、“翰藻”為文的傳統，排斥經、史、子之為文。並作《文言説》、《與友人論古文書》等，以自張其説。

但是，由於道光以來，時代危機的日益嚴重，為現實所需要的，既不是桐城派古文，也不是揚州派或常州派的駢文，而是各式各樣的實際有用的經世之文，因而出現古文的新趨向。不過由於這些新一輩作家無名位或年輕而不為人所重視。首先是包世臣，他著有《安吳四種》，批評“近世治古文者，一若非言道則無以自尊其文”（《藝舟雙楫·與楊季子論文書》），認為“古文一道，本無定法，惟以達意能成體勢為主而已”（《齊民四術·再答王亮生書》）。他所要達的意，不是抽象空洞的孔孟或程朱之道，而是實際有用的農、禮、刑、兵之學和河、漕、鹽之事。他的《安吳四種》言事説理質樸，“皆經世之言，有關國計民生，不為空疏無用之學”（丁晏《石亭記事·包倦翁〈安吳四種〉書後》）。包世臣的較年輕的朋友魏源於道光六年（1826）編成的《皇朝經世文編》，搜採的也都是言學、言治等經世之文。並在《敍》裏提出“善言心者，必有驗於事矣”，“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矣”等觀點，主張文章貴能聯繫實際，切合實用。在《國朝古文類鈔·敍》裏，提出“文章與世道為污隆”的觀點，即一個時代的文章與當時的政治、社會有正比例的關係。他認為清代文章“駕兩漢兩晉三唐而上”，肯定文章今勝於古，否定了擬古主義的基礎。魏源著《聖武記》、《海國圖志》等，都是針對抵抗外國資本主義侵略有為而發。其文風亦與包世臣相近，樸實曉暢，條理嚴整，邏輯性強。和包、魏在一起，思想更近於魏源的是龔自珍。他以批判的歷史家自任，認為文章和政治必須統一起來。他寫了許多實際有用的政論文。如《明良論》、《平均篇》、《西域置行省議》、《罷東南番舶議》（已佚）、《送欽差大臣侯官林公序》等，也寫了許多諷刺性的寓言小品和雜文。他的這些文章對現實社會、政治進行批判，“語含酸辣”，在當時被目為禁忌。在風格上龔文與包、魏不同。他繼承了先秦兩漢以來廣泛的傳統，而形成了自己獨特的風格，語言表達上頗為奇特，一般是散行中有駢偶，簡括中有鋪陳，瑰麗中有古奧。包世臣、龔自珍、魏源是嘉慶、道光間新興的經世文派。惟龔文的文學性較強，把政事和文學統一起來了。此外還應包括同時的湯鵬，他著有《浮丘子》12卷。他們是地主階級開明派的代表，近代改良運動的啓蒙人物，開啓了近代進步文派。他們的古文發出改革清王朝腐朽內政、抵抗外國資本侵略的呼聲，對於傳統的各種文派以及他們本身的文風問題，大抵則已處於次要的地位，除龔自珍以外，繼承的是子史特別是“子”的傳統。包世臣以“達意”為主的文，自以為近於“子”，魏源的《默觚》上下亦“子”之類，湯鵬更以著《浮丘子》為榮。

中英鴉片戰爭時期前後，進步的古文即散文為這劃時代的歷史事件服務。黃爵滋《嚴塞漏卮以培國本疏》、林則徐《密陳夷務不能歇手片》，都是奏議、政論文；魯一同《關忠節公家傳》、袁翼《江南提督陳忠愍公殉節記略》、呂世宜《記遊擊張公死事略》、郭柏蒼《定海縣姚公傳》、蔣敦福《書寶山烈女死夷難本末》等，都是傳記文；又有無名氏呼籲奮起抗英，為抗英殉難英雄立傳，以及記載人民死難的古文等等，都表現了反帝愛國精神。

在龔自珍、魏源兩大家和鴉片戰爭時期眾多的進步散文之後，隨着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發展，明白提出反對或拋棄桐城派古文的有馮桂芬和王韜。他們都是早期的改良主義者。馮桂芬在《復莊衞生書》中對桐城派古文提出了尖鋭的批判。他承認“文者所以載道”，但認為“道必非天命率性之謂，舉凡典章制度名物象數，無一非道之所寄，即無不可著之於文”。打破了桐城派古文家所標榜的程朱“義理”。他還認為“長於經濟者”的論事之文以及“長於考據者”的“論古之文”未必不如韓柳古文，否定了桐城派古文家所標榜的“義法”。他聲稱：“操觚者以義法為古文而古文卑，必非先秦兩漢之作也。”（《顯志堂稿》卷五）馮桂芬從內容到形式，反對僵化的桐城派古文，要求一種內容廣泛自由抒寫、不受陳法約束的新體散文，是要求文體解放的先聲他的著名的《校廬抗議》一書，就是他的“當世有用之學”的代表著作，也是他的表達思想的新體散文。它的重要部分所“載”的不是封建階級的“義理”，而是成長中的資產階級的改良主義。王韜是一個新體散文家，他從1872年起，在香港辦《循環日報》，“時以所見，達之於日報”，到了1883年，集成《園文錄外編》12卷。他感於“自中外通商以來，天下之事繁變極矣”，所見所言，多是洋務和變法，把它們“達之於日報”，使文章社會化。他不管什麼“古文辭的門徑”，而只求文章能夠“達”，明白清楚，人人能懂，毫無隔閡。他説：“文章所貴，在乎紀事述情，自抒胸臆，俾人人知其命意之所在，而一如我懷之所欲吐，斯即佳文。”（《園文錄外編·自序》）他的社會化的報章日用的新體散文，在近代散文發展史上，有劃時代的意義。

在馮桂芬、王韜時代，又有太平天國的革命散文。根據洪秀全的指示，洪仁等發佈的《戒浮文巧言諭》，徹底拋棄桐城派古文，提出文章革新的明確主張。它認為文章的產生本來是為了社會實用，而“一應奏章文諭，尤屬政治所關”。因此提倡“文以記實，一一敍明，語語確鑿，不得一詞嬌豔，毋庸半字虛浮”，以期“樸實明曉”，人人易懂。它反對“古典之言”，特別是那些不倫不類，荒誕無稽，飽含封建色彩的陳詞濫調。從革新實際看，太平天國領袖們的敍事議論，自覺運用通俗的語言和形式，確實是向着“樸實明曉”的文風努力的。

由此可見，從19世紀中葉開始，文壇上激起了一股拋棄桐城派古文，創造新體散文的潮流，龔自珍、魏源、馮桂芬、王韜和太平天國的領袖們，以及稍後著《盛世危言》（亦是子書形式，屬於改良派）的鄭觀應都是這一潮流中的代表作家。他們的散文成為不斷髮展的新體散文的先驅。

大致和新體散文的發展同時，桐城派古文也正在作“中興”的努力。它的代表作家，先有梅曾亮，後有曾國藩。姚鼐有幾個著名學生，如姚瑩所説：“海內文章有惜翁，新城學士（陳用光）得宗風；方（東樹）、劉（開）、梅（曾亮）、管（同）均堪畏，輸退家難是阿蒙。”（《雪橋詩話》卷十引姚石甫詩）姚瑩也是姚鼐的學生。其中梅曾亮佔有重要地位。道光二年（1822），他到京師作官，“居京師二十餘年，篤老嗜學，名益重，一時朝彥歸之，自曾滌生、邵蕙西、餘小坡、劉椒雲、陳藝叔、龍翰臣、王少鶴之屬，悉以所業來質”。在姚鼐之後，由於他的堅持努力，桐城派古文有了活躍的趨勢。梅曾亮雖知道，“文章之事，莫大於因時”（《柏梘山房文集》卷二《答朱丹木書》），即隨着變異日新的時代，反映不同的現實社會內容，但因為他思想囿於舊傳統，甘於脱離現實，他的古文一般是缺乏現實社會內容的，書序、贈序、壽序等文字較多。他在文字上用功夫，不為浮詞語，亦能運用自然，達到“清淡簡樸”的地步，有一定成就。他的有些記敍自然風景的小品文，如《小盤谷記》，文字洗煉乾淨，句句落實，富有文學意味。

繼梅曾亮之後，把桐城派古文推向所謂“中興”局面的是曾國藩。曾國藩在太平軍革命事起前，在京師作官，治義理之學,兼為詞章、考據，與邵懿辰、孫鼎臣等往來於梅曾亮之門先後近10年。他推崇姚鼐，以為“姚先生持論宏通”，自稱他的“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啓之”（《聖哲畫像記》）。他作《歐陽生文集·序》，宣揚桐城派古文，敍述桐城派古文授受源流和眾多的作者，除高等弟子四人之外，還歷稱各處的桐城派古文家，以見其影響所及，至為廣大。由於他的地位漸高，幕府網羅人材甚眾，他對文章的理論和提倡，影響很大。他自己“又為文章領袖，其説一出，有違之者，懼為非聖無法”（李詳《論桐城派》），這樣，以曾國藩為中心，以他的門生幕僚為聲勢，先後相承，轉相授受，使桐城派古文形成一個“中興”的局面。不過他“平生好雄奇瑰瑋之文”（《湖文集》卷六《與岑論文派書》），顯然與桐城派古文一般“清淡簡樸”的作風並不相同；他在《送周荇農南歸序》中“略述文學原委，明奇偶互用之道”，頗讚賞清中葉以來的駢文家。他的《經史百家雜鈔》，補充了姚鼐《古文辭類纂》的缺陷，擴大桐城派古文學習的源流，於桐城派標榜的義理、考據、詞章之外，加上“經濟”一條，使古文有了致用之道。曾國藩實際是繼承並發展了桐城派，而創立了“湘鄉派”。李詳説：“文正之文，雖從姬傳入手，後益探源揚馬，專宗退之，奇偶錯綜，而偶多於奇，復字單義，雜廁相間，厚集其氣，使聲採炳煥，而戛焉有聲，此又文正自為一派，可名為‘湘鄉派’，而桐城久在祧列。其門下則有張廉卿裕釗、吳摯甫汝綸、黎齋庶昌、薛叔耘福成，亦如姬傳先生之四大弟子，要皆‘湘鄉派’中人也”（《論桐城派》）根據曾國藩的意見，黎庶昌編《續古文辭類纂》，包括經、子、史、集，皆以補姚氏姬傳《古文辭類纂》所未備。黎庶昌指出：“循曾氏之説，將盡取儒者之多識格物，博辨訓詁，一內諸雄奇萬變之中，以矯桐城末流虛車之飾。其道相資，無可偏廢。”（《續古文辭類纂目錄序》）湘鄉派矯正桐城末流專在文詞上洗刷而掩飾空虛的內容，是有所見，可取的。曾國藩亦承認：“古文之選，無施不可，但不宜説理耳。”（《致吳南屏書》）這裏所説古文，當指桐城派古文。因為“説理”則需要格物博辨，必然破壞清淡簡樸的風格。可見湘鄉派比桐城派要前進，學桐城派而不墨守桐城派。曾國藩利用桐城派，“私立門户”，開創湘鄉派，擴大古文隊伍，左右文壇，宣傳封建道德，提倡洋務，實質為鞏固封建統治服務，因而得到封建統治階級的信任和支持。但曾國藩辦洋務，客觀上有利於近代化。他創辦上海機器廠，培養技術人員，翻譯西洋科學文化書籍，選送青年學生出國留學西洋等等，都是有利於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成長的。

此外還有吳敏樹。他自以為不是桐城派，實際並沒有遠離桐城派。吳敏樹值得稱讚處，在於終身不受曾國藩的牢籠。道光二十四年（1844），進北京後，雖見知於梅曾亮而得古文名，但始終企圖在以方苞、姚鼐為古文正宗的桐城派古文之外，尋找自己的古文創作道路。他“以為文必古於詞，則自我求之古人而已，奚近時宗派之雲。”（《湖文集》卷十二《梅伯言先生誄辭》）孫鼎臣稱讚他的文章，“吐氣成虹聲裂石”（《蒼莨初集》卷七《送吳南屏廣文敏樹還巴陵》）。可惜他只知道擺脱方、姚“義法”的束縛，直接“求之古文”，“求之古書”，不知道這恰是步趨方、姚的後塵。因此，他就不能離開桐城派古文的僵化道路。他的古文，同樣只在語言形式上用功夫，文字整潔枯淡，一般缺乏現實社會政治內容。他鄙薄功名利祿，湖光山色和隱居生活是他的古文突出的一面。

資產階級的新體散文首先打破了桐城派古文“中興”的局面，促進晚清新體散文進一步發展的社會力量是新生的民族資產階級改良派。新的社會物質基礎、階級關係和思想文化的產生，要求新的表達形式和表達方法。資產階級改良運動，由於開通“民智”、擴大社會影響的宣傳需要，已有提倡文字改革和語文合一的文體改革的呼聲。陳榮袞、裘廷梁等主張用俗話寫白話文。白話報也在各地先後辦了起來，從語言形式上否定了桐城派古文或一切傳統古文的表達作用。但因為資產階級改良運動的不徹底性，這種白話文運動的影響不大，未被文壇或文化界所重視。當時影響最大的則是梁啓超等改良派的新體散文。它接近於語文合一，但又未能完全擺脱古文。代表作家有康有為、譚嗣同、梁啓超等。

康有為是改良運動的領袖。他的散文，思想解放，直抒己見，或散行，或排偶，富於想象和瑰麗之詞，而又能利用傳統古文，有龔自珍的影響，但比龔文汪洋放縱得多而奇詭較少，打破了傳統古文的程式定局，是梁啓超散文的先導。

譚嗣同在思想上要衝決一切羅網，在文體上也尋求自己的道路。他“少頗為桐城派所震”，後來，喜尚魏晉間文，愛其“沈博絕麗”，並且認為“所謂駢文非四六排偶之謂，體例氣息之謂也”（《譚嗣同全集》卷二《三十自紀》）。譚嗣同否定了桐城派古文，創造了自己的新體散文。他的散文從學習駢文中來，句法謹嚴整潔，絕少浮語。他頌揚“報章文體”，又曾運用口語的自然句法編寫南學會講義，可見已傾向散文的通俗化。

梁啓超是改良運動傑出的思想家、政治家和宣傳家，也是新體散文最著名的代表作家。他辦過許多報章雜誌，提倡“文界革命”，試過“語文合一”，自覺地注意文體的通俗化，大膽地從傳統古文束縛下解放出來。他曾評價自己的文章説：“啓超夙不喜桐城派古文，幼年為文，學晚漢魏晉，頗尚矜煉。至是自解放，務為平易暢達，時雜以俚語、韻語，及外國語法，縱筆所至不檢束，學者競效之，號新文體。”（《清代學術概論》）這近似韓愈的古文運動，是古文通俗化運動。所以“老輩則痛恨，詆為野狐。然其文條理明晰，筆鋒常帶情感，對於讀者，別有一種魔力焉”（同前）。這是一種很恰當的自我評價。他的散文著作，空前豐富，包括政論文、傳記文和雜文。並世諸家。政論文論題明確，邏輯性強，論據充分，感情動人，語言暢達。傳記文有傳統史傳體和西洋評傳體。前者有文學性，突出人物形象，如《譚嗣同傳》；後者歷史性強，似未注意塑造人物形象，夾敍夾議，如《李鴻章傳》。雜文，即隨感錄，不限形式，早期如《自由書》，實雜文集。其他如《少年中國説》、《呵旁觀者文》、《過渡時代論》等，自説“開文章之新體，激民主之暗潮”（《清議報一百冊祝辭……》），可視為雜文一類的代表作；提出問題，思想解放，感情充沛，寫得詳盡，不嫌反覆強調，運用語言，又非常自由，既無所顧忌，又不求修飾，只以表達明白為主。這種文章對桐城派古文或傳統古文來説，確是一種“新文體”，一種解放了的新體散文。梁啓超的散文從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發生了廣泛的影響，對當時的思想解放和文體解放起了促進作用。隨着改良主義思想日益與民族民主革命為敵，趨向反動，他的散文也就失去其進步鋭利光輝，成為宣揚他的保守思想的工具了。

資產階級民族民主主義革命者，同樣由於宣傳的需要，也趨向於文體的通俗化。鄒容作《革命軍》，“自念語過淺露”，章炳麟以為“感恆民當如是”。所謂“淺露”，就是通俗化。這是一本宣傳反對滿洲貴族統治進行革命的小冊子，內容與改良派的主張完全不同，但就文體看，顯然有梁啓超的影響。陳天華更自覺地用通俗語言來宣傳革命，他的《猛回頭》是白話的説唱體，《警世鐘》也是白話文。近代民主革命家秋瑾提倡家庭革命，男女平權，曾用白話文發表過宣言。這些都代表着走向文體通俗化的趨向。

但是，桐城派的古文或其他傳統流派古文的影響還是存在的。在資產階級改良派和革命派中間，為古文找到新生命的學者，以嚴復林紓章炳麟為最著名的代表。嚴復翻譯西方資產階級的社會科學著作，提出“信、達、雅”的譯文標準。雅是指文體，他聲明要用古文，認為“精理微言用漢以前字法句法則為達易，用近世利俗文字則求達難”（《譯天演論例言》）。他所譯的《天演論》一書，桐城派古文家他的古文老師和朋友吳汝綸譽為“與晚周諸子相上下”。他認為他翻譯的是“學理邃賾之書”，“非以餉學童而望其受益”，而是“待中國多讀古書之人”（《與〈新民叢報〉論所譯〈原富〉》）。可見嚴復翻譯西方資產階級著作，只是為了少數“多讀古書之人”，而不是為了廣大的社會羣眾。由於內容的全新和一種謹嚴的古文格調，嚴復的翻譯書，特別是第一部《天演論》，在當時的知識界是少有的，引起了思想震動，獲得了普遍的讚譽。林紓從光緒八年（1882）中舉以後，就專心學習桐城派古文，後來他和懂西文的人合作，也用古文翻譯西方資產階級小説，同樣在知識界引起興趣和注意。章炳麟以古奧難懂的文章，表達強烈的反清思想。他主持《民報》時，不滿意漢文和唐宋文，以魏晉文相號召。他認為魏晉之文“持論彷彿晚周”，“守己有度，伐人有序，和理在中，孚尹旁達，可以為百世師”；效魏晉之文者，“上不徒守文，下不可御人以口，必先豫之以學”。他是一個有學問的革命家，他的政論文是以他的廣博淵深的學問為基礎的。章炳麟的古文雖很難懂，但由於它的充實的革命內容，在當時也發生很大的影響。但是，日益增長變化的革命形勢，需要的不是各種流派的古文，而是通俗文。嚴復的先秦文，章炳麟的魏晉文，林紓的唐宋文或桐城派古文，都是行不通的。以曾國藩為中心的桐城派支流──湘鄉派古文，如著名的張裕釗、吳汝綸、黎庶昌、薛福成等，雖能適應時代要求，接觸新思想，其古文已非桐城派古文所能限，但也是行不通的。至於王先謙的《續古文辭類纂》，死守桐城派古文家法，以求“清淡簡樸”的古文，則更無希望了。此外與古文相對的駢文，自道鹹以來，雖不乏著名作者，清末如王運、李慈銘等，模擬守舊，更與時代背道而馳。革命形勢的發展和深入，新文化運動的興起，以無產階級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以反帝、反封建為主要內容，以通俗化為形式的改良派或革命派的新體散文進一步的發展，終於過渡到“大眾化”的白話文，代替了語、文分離的傳統古文的長期統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