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韜

清道光八年十月四日（1828年11月10日），王韜生於蘇州府長洲縣甫裏村（今江蘇省蘇州市吳中區甪直鎮），初名王利賓。五歲時，由母親教識字。父親王昌桂是鄉村私塾先生，其隨父親熟讀四書五經，打下紮實的經學基礎。 ^[2] 

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王利賓到崑山應縣考，中秀才。督學張芾稱讚他文章筆法奇崛，因此得以以第一名入縣學。為紀念此改名為王瀚。 ^[3] 

道光二十七年（1846年），王瀚到金陵應考，不第。 ^[3] 

道光二十八年（1847年），王瀚到上海探望教書的父親，順便參觀倫敦會傳教士麥都思主持的墨海書館，受到接待，並參觀印刷廠房。他還結識了美魏茶、慕維廉、艾約瑟等傳教士。 ^[4] 

道光二十九年（1848年），王昌桂病故，此時王瀚家有嬌妻幼女，必須尋找工作，維持生計，幸得麥都思的聘請，到上海墨海書館工作。他作為麥都思助手，協同重譯《聖經》。由於中文通順，此譯本被採納為海外標準本，成為在中國廣為流行的聖經譯本。 ^[5]  還先後和偉烈亞力、艾約瑟等傳教士，翻譯出版《華英通商事略》《重學淺説》《光學圖説》《西國天學源流》等書，為西學東漸作出了貢獻。 ^[6] 

咸豐四年七月初三日（1854年8月26日），王瀚接受洗禮，正式成為基督教徒。 ^[7] 

咸豐十年（1860年），太平天國忠王李秀成指揮蔡元隆、郜永寬等部圍攻上海，焚燬江海關，兵鋒直逼英法租界。 ^[8] 

咸豐十一年三月初二日（1861年4月11日），英國在華海軍司令何伯和參贊巴夏禮奉英國特使額爾金之命訪問天京，與太平天國討論是否進攻上海問題。其隨僱主艾約瑟和慕維廉等也搭乘軍艦隨訪天京，上岸活動。 ^[9]  此行使其獲悉太平天國攻打上海的時間。雙方的談判只得到了在本年內不進攻上海的許諾。因此，王韜在同年冬將老母妻女匆忙送回蘇州家鄉。 ^[8] 

同治元年正月初四（1862年2月4日），因其瞭解太平天國缺少人才，王瀚便化名黃畹上書太平軍將領劉肇鈞（“長毛狀元”外號由此來），並請劉肇鈎轉呈李秀成以資決策。 ^[10]  他在信中為太平天國領導人剖析攻打上海的利弊，指出洋人不是太平天國的主要敵人，所以，應該把主要力量放在打擊清軍上面。由於這一建議與太平軍原訂的進攻上海策略相悖，故未被採用。 ^[8] 

同治元年三月六日（1862年4月4日），清軍、華爾洋槍隊及部分英法軍隊攻佔上海外圍太平軍營壘，並在搜查中發現了署名黃畹的上書。江蘇巡撫薛煥閲後覺得事關重大，呈報清廷。 ^[8]  三月二十七日（4月25日），清廷下令捉拿。 ^[11]  案發後，王瀚立即潛赴崑山鄉間，清吏無從拘拿。慕維廉知道消息，一面通知他不要急於赴滬，一面與道台吳煦進行交涉。但王瀚不慎走露風聲，吳煦便派人追捕。幸虧麥都思的兒子、英國駐上海領事麥華陀庇護，加之英國公使卜魯斯斡旋，他得以在英國領事館避難四個多月。 ^[5]  八月十一日（10月4日），搭乘英國怡和洋行“魯納”號秘密離開上海前往香港。自此改名為王韜。 ^[5] 

香港英華書院院長理雅各是麥都思的老友，便安排王韜住在香港倫敦教會的宿舍，並聘請王韜協助翻譯《十三經》。理雅各在其協助下翻譯出《尚書》和《竹書紀年》。王韜初到香港，無親無故，多仗理雅各資助才能渡過難關。 ^[12] 

在此期間，王韜還兼任香港《華字日報》主筆，這是他從事華文新聞事業的開端。王韜旅居香港，工餘之暇，勤涉書史。王韜尋訪故老，收集關於香港的資料，著《香港略論》《香海羈蹤》《物外清遊》等三篇文章，記述香港的地理環境，英人未來前的狀況，英人割據香港後的制度與社會狀況等歷史資料，是有關香港早期歷史的重要文獻。 ^[12] 

同治六年十一月二十日（1867年12月15日），受到朋友的邀請和資助，王韜開始了他在歐洲的遊歷。他取道新加坡等地，出地中海，經意大利墨西拿抵達法國馬賽，又轉搭火車經里昂到達巴黎，遊覽羅浮宮等名勝後搭火車到加來，轉搭渡輪到英國多佛爾港，最後到了倫敦。 ^[10]  在倫敦，王韜應邀前往牛津大學作學術演講，介紹孔子的仁愛之道。 ^[13] 

同治七年正月十七日（1868年2月10日），王韜同理雅各住在蘇格蘭杜拉村，隨後協助理雅各完成了《詩經》《易經》《禮記》等中國經典的翻譯。期間，他應用西方天文學方法研究古代日食記錄，寫出了《春秋日食辨正》《春秋朔閏至日考》等天文學著作。 ^[5] 

同治九年十二月四日（1870年1月5日），王韜同理雅各起程轉道倫敦、巴黎。在倫敦，他將所攜一萬一千卷中國書籍贈給大英博物館。倫敦文化界對此舉"無不同聲嘉嘆"。在愛丁堡教堂講古詩文時，還高聲吟誦白居易《琵琶行》和李華《弔古戰場文》。 ^[10]  在巴黎，他拜訪了法國漢學家儒蓮博士，與他討論中國文化問題，切磋翻譯技巧。王韜對儒蓮的印象極深，後來在他準備撰寫法國曆史著作時，還特地致信儒蓮，邀請合作。 ^[14] 

同治九年（1870年）4月，王韜回到香港，在鴨巴甸（今香港仔）租了一間小屋，名之為“天南遁窟”，自號“天南遁叟”，從事著述之餘，仍舊出任《華字日報》主筆。在此期間，王韜編譯了《法國志略》《普法戰紀》，先後在《華字日報》《申報》轉載。 ^[15] 

同治十二年（1873年），理雅各返英，王韜買下英華書院的設備，於次年創辦世界上第一家華資中文日報——《循環日報》。隨後王韜任主筆十年之久，共發表八百餘篇政論，鼓吹變法，興辦工業以自強。 ^[16] 

同治十四年（1875年），王韜發表了《變法自強上》《變法自強中》《變法自強下》三篇政論，在中國歷史上首次提出“變法”的口號，影響頗大。 ^[16] 

王韜的《普法戰紀》一書和發表在《循環日報》上的政論，深受日本維新派重視。於是王韜於光緒五年（1879年）應日本一等編修重野成齋、《報知社》主筆慄本鋤雲、蕃士岡鹿門、中村正直、寺田望南等名士的邀請，前往日本進行為期四個月的考察。在此期間，他結識一批日本維新人士，考察了東京、大阪、神户、橫濱等城市，寫成《扶桑遊記》。他還在東京謁見清廷駐日大使何如璋、副使張斯桂、參贊黃遵憲等官員。 ^[17] 

光緒八年（1882年），王韜回上海探路，矚洪茂才校對《弢園文錄外編》，由香港印務總局排印。 ^[18] 

光緒十年（1884年）春，在丁日昌、盛宣懷等人的斡旋下，王韜回到上海，定居在滬北吳淞江濱的淞隱廬。並被聘為《申報》編輯。 ^[3] 

光緒十一年（1885年），王韜創辦弢園書局，以木活字出版書籍。 ^[4] 

光緒十二年（1886年），王韜主持格致書院，推行西式教學。 ^[3] 

光緒十三年（1887年），王韜著《淞濱瑣話》。 ^[4] 

光緒十六年（1890年），王韜出版《漫遊隨錄圖記》，並被聘為《萬國公報》特約寫稿人。

光緒二十年（1894年），孫中山拜見王韜，王韜為其修改《上李傅相書》，安排在《萬國公報》發表。 ^[5] 

光緒二十三年四月二十三日（1897年5月24日），王韜病逝於上海城西草堂，享年七十歲。 ^[19] 

王韜是一個對"僅關注器物之變"持否定態度的批判者，是中國最早倡導洋務而又最早對洋務只重器物提出批判的思想家。他認為洋務派的所作所為不能從根本上改變中國的內部狀況，只有進行深層次的政治變革，才能挽回民心。 ^[20]  王韜認為要"去弊"，即消除封建君主專制制度和政策中不合理的部分。可概括為三項：第一，精簡官僚隊伍，裁撤冗吏，懲治貪官。第二，改革儲才和用人制度。第三，停止妄費，與民休息。可見這時的王韜已經超越洋務派學習西方“器物”的層面，認識到政治制度改革的必要。 ^[21] 

在中國歷史上，王韜最早提倡廢除封建專制，建立“與眾民共政事”的君主立憲制度。同時王韜把君憲制與中國上古三代相比較，認為有其遺風。以君憲制比附三代的原始民主制度。他認為，禦侮、自強、推行君主立憲政治，三者都是中國的當務之急，而王韜最強調的重點是後者。 ^[20]  但王韜對西方議會制度的認識還是比較片面的，對於近代西方民主政治的本質精神——人的自由和平等沒有深刻的領悟。 ^[22] 

王韜繼承了古代進步思想家的民本學説，並把它與近代西方資產階級的民主理念溶合起來，使它成為一種批判封建君主專制主義的理論武器。 ^[23]  在承認“民”決定國家治亂和民族盛衰的前提下，王韜提倡以“重民”取代清朝的“輕民”政策，他認為首先要通民情，達民隱，撤專制堂簾；各級官吏要與民溝通，與民共其憂樂；其次，開放言路，尊重百姓的問政權；再次，與民開誠佈公，實行政事公開。地方官亦由百姓選舉。王韜把傳統的民本思想朝向近代民權思想拉近，創造了頗具時代特徵和個性特點的新思想，引領中國近代資產階級民主潮流。 ^[24] 

王韜受資本主義思想的影響，從重農輕商的思維中擺脱出來。他認為中國雖以農業立國，是個農業國家，卻不知科學種田。因此王韜提出國家應學習西方的資本主義模式，積極發展資本主義工商業，使其成為國家的富強之源，立國之本。王韜還提出“恃商為國本”、“商富即國富”的思想，主張減輕商税徵收。他認為厘金税加重商人負擔，阻礙商品流通，應予裁撤。 ^[22]  在理性不足的社會環境下，王韜高張“商為國本”的旗幟，將"商"的發達視為富國強兵、保國禦侮的前提條件，獨具慧眼。它體現了王韜經濟思想的深刻性。 ^[25] 

“興利”是王韜經濟改革思想中的中心議題。他多次鼓吹“興利”意義。他指出興利是資本主義潮流下中國人必須做出的選擇。 ^[26]  王韜主張學習西方經驗，發展新式工礦業來增加財政收入。 ^[27]  他的“興利”主張具有完全不同於傳統經濟思想的視角。傳統經濟思想屬於"政治經濟學"，而王韜的思想更接近“商品經濟學”，是建立在對“利”的充分肯定和全面估價的基礎之上的。 ^[26] 

王韜所倡導的興利活動中的新興行業從生產力角度講屬機器大生產。他堅信引入機器是中國工業振興的前提。從生產關係角度講，他指出新行業應是資本主義的工商企業。王韜把他的機器生產和商辦主張貫徹到農業生產中去。他説機器推廣於耕織，將帶來"事半功倍"的好處。他特別提到在開荒的過程中應廣泛“水火二力”，同時，允許和鼓勵商辦農業，以分其利，快其速。這二者是資本主義農業生產方式的內容，王韜已經觸摸到它的邊緣。 ^[26] 

王韜在強調"利"的同時， ^[28]  還注意到企業的組織形式問題。王韜認為仿行西方的股份公司是最好形式，他要求將創辦工礦企業由民辦公司獨立經營，希望以資本主義的自由競爭取代封建主義的官辦經濟，結束官權壟斷的局面。王韜還承認資本生殖原則，承認出賣勞動力並得到報酬的權利。這標誌着王韜已經打破"以德為本"的束縛，實現了經濟思想從傳統形態到現代形態的飛躍。 ^[26] 

英國之行，使王韜對中國軍隊的首要任務有了清晰的認識，王韜認為首先就是軍隊裝備的改進，主張革新兵器，廢除弓箭、大刀、長矛，換成新式火器；將帆船換為輪船。對於如何提高中國軍隊裝備水平的問題，王韜反思了之前洋務派的做法，因此他在洋務派“引進來”的思想基礎上提出自己的觀點，即“走出去”，由官方派遣留學生學習西方的軍事技術。 ^[22] 

王韜還認為改革兵制是一支軍隊走向近代化的核心動力。雖然清政府擁有數量龐大的軍隊，但軍紀敗壞、素質低下。針對此，王韜提出具體辦法是：先改變軍隊的規章制度，更改軍隊體制，裁減士兵的數量，增加軍餉撥出，以軍事素質、軍事技能等為標準提拔軍官，建立一支精幹的近代化軍隊。作為一名早期維新思想家，王韜則提倡依照西法練兵，以槍炮為先，輪船為尚，對兵法進行全面革新。 ^[22] 

為了培養一批適應近代戰爭的新型軍事人才，王韜提出了兩條方法，一是派員出國學習，並且強調“遣之多國，兼收幷蓄。”二是在國內設立專門的武備學校，由國家設立文武學塾，以為訓習。王韜還建議廢棄以往的弓矢等冷兵器，將教授的科目設為“水陸兩途”。他以培養海軍人才為例，提出“肄習水師武備，國家宜另設學校，教之以司炮駕舟，佈陣制器，俾其各有專長。” ^[29] 

英國之行使王韜對英國先進的海軍裝備、作戰技能以及整個社會對海軍的重視程度有了全新的認識，也使王韜意識到中國海防建設亟待加強。王韜分析，在“今海外大小諸國皆叩關入境，通商互市於沿海口岸”的情況下，改變傳統觀念，加強海防，建設近代海軍就顯得尤為重要。因此王韜強調：“須於長江水師之外專設海軍。” ^[22]  王韜指出，新式海軍的着眼點應在國土防衞，而不在於遠洋作戰，這支海軍以防禦為主。這就與西方列強炮艦政策有着本質的區別。其次，王韜提出應以小搏大、以多拒寡，建立一支精煉的海軍，並採取狼羣戰術拒敵於國門之，頗有現代海戰的特點，可見其對近代世界海軍的發展動向有着敏鋭的直覺。第三，王韜訓練水師的思路立足於一個“變”字，即學習西方先進的駕駛和作戰技能，但其並不贊同一味的迷信西方，甚至把指揮權交予西人，而是在自身現有的條件下，學習借鑑西方先進的訓練方法，培養出適合中國的近代海軍。 ^[22] 

王韜認為不同的國家有不同的國情、不同的外交目的和策略。俄國是還未完全擺脱農奴制陰影的君主制國家，擴張領土的野心卻很大。俄國在歐洲受阻後，必然將矛頭指向亞洲，而中國首當其衝。而英國與中國通商四十年，市場聯繫緊密，一旦有事，則會阻礙貿易大局。所以，英國希望中國保持和平之局。對於俄國咄咄逼人之勢，英國急欲謀求抵制。日本雖逐漸富強，但本身亦為西人欺侮的對象，北方受到俄國的極大壓迫。鑑於這樣的局勢，王韜明確指出中國外交的基本策略應該是聯日結英拒俄。這也沒有離開主和的基調。相反，制俄的限度應控制在固有均勢不變的範圍之內，而不是去有意觸怒俄國。 ^[30]  他認為應在土、俄交攻，英、俄相忌時主動加強與俄國的交往。 ^[22]  可見，王韜在對俄問題上採取兩條腿走路的方針，既聯合其他國家對其加以防範，使之不敢以軍事手段侵略中國，同時也用外交手段和平化解與俄國的矛盾。 ^[31] 

王韜歷來主張用外交手段這一較温和的方式與西方解決爭端，儘量不訴諸武力。他用四句話來概括“與鄰為善”的外交思想，即“毋尚勢力，毋恃兵戎，各泯意見，共矢和同。”所以，“和”的思想是王韜外交理念的核心，但這並不意味着一味忍讓、退卻，他指出應當抓緊和平的機會“自強以禦侮”。 ^[32]  可見其在思考如何與西方打交道時考慮的非常全面。應“和”、“戰”並重，以和免戰、以戰促和，這樣才能在與西方交往中佔據主動地位。既順應了近代外交的發展方向，也有助於維護中國的利益，為中國近代外交領域開創了一片新的天地。 ^[22] 

王韜終生提倡學習西學，提出了許多“變法自強”的改革主張，他不斷地反思中國的舊教育，分析傳統教育的弊端，抨擊科舉制度毀滅人才，引進西方先進的教學經驗，提出了許多先進的教育主張，設計了一套系統的教育改革方案，形成“融匯中西”的教育改革思想：漸進改革科舉制度，廢時文倡實學；推行義務教育，在基層普遍設立新式學校，把女子納入教育對象；由政府出資在通商口岸設立各類專科學院並從培養青少年抓起，培養實用技能人才。 ^[33]  對中國近代教育改革產生了重要影響。 ^{[34]  [35]} 

王韜的教育改革既包含有西方先進的理念，又繼承了中國傳統模式中的積極因素。與此同時，他對洋務派只知學習西方格致之法的方式提出批評，認為其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只知其表，不知其裏。可見，此時王韜在教育改革和人才選拔方面早已走在了洋務派的前面，其思想之先進可見一斑。 ^[22] 

王韜就任格致書院山長後，繼續主張設置西國語言、格致之學等科目，“擬廣招生童，前來肄業，延請中西教讀，訓以西國語言文字，授以格致機器，象緯輿圖，製造建築、電氣化學。“ ^[36]  隨後王韜認為近代化還需要有效的制度體系作為保障，因此他提出學子也要注重對西方政治的研究和學習，要討論時事政治關心國家大事，“或詢西學，或問時務，一時肄業士子，潛心致力，頗多創穫，不少特見。” ^[36]  這種學習“西政”的主張在當時學習“西器”“西藝”為潮流的社會時局下是大膽的、超前的，打破了當時中國傳統社會桎梏的局面，為之後中國傳統社會提倡學習西方政治、深化“中體西用”思想開闢了道路，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王韜提出學習“西政”的前瞻性與開拓性。 ^[34] 

王韜在教育教學過程中，改變書院原先單純學習自然科學和課堂關門面授的做法， ^[37]  結合書院本身的特點，吸收西方的教學經驗，同時在傅蘭雅的建議和支持下，經過不斷的總結 ^[38]  ，創立了一種把學習自然科學知識與探討國內外實際問題揉合在一起的新知考課制度。王韜以舊瓶裝新酒，每年舉辦四季考課，命題圍繞着科學技術知識與時事，不涉及四書五經的內容。 ^[38]  參加者圍繞某一擬題展開議論，寫定後交王韜組織評閲，優秀者可得到一定獎金。 ^[37]  王韜自己並不命題，他只是根據現實需要設計範圍，均聘中外官紳，尤注意於主政大吏及具有時代眼光之士出題。 ^[38]  如邵友濂、盛宣懷、李鴻章、曾國荃、沈秉成、劉坤一、鄭觀應等。 ^[37]  在書院學習的學生十分努力，他們在題目的引導下所作的回答順着王韜設計的思考方向，切中了時代脈搏和現實要害。以西學，包括自然科學、技術甚至哲學和政治學説為利器，大膽剖析存在的問題，闡述改革的必要性，為中國走向富強尋找有效之方， ^[37]  給格致書院帶來了新的生機和活力。 ^[34]  王韜還吸取西式學分制的經驗，規定按照教學計劃，學生要分科研修，分別考試，直至修完。書院還採取百分制的計分方法，“百分中能考得七十五分以上者為中式。” ^{[39]  [40]} 

王韜創立考課制度的用意在於，他不僅僅引導參加者研究西學、探討時事，還力圖推進中國現實政治與經濟的改革實踐。他試圖惜助於應考學生自由發表見解與方面大員評閲考卷所造成的上下溝通機會，實現上策當道、加快改革的初衷。而批閲官員的確也有不少表示願意採納實行的。 ^[37]  考課制度的創立，極大地推進了西學在中國的滲透和學人對國事的關心。格致書院也因此由科技學校變為既研究西學西藝，又探討中外時務的理論聯繫實際的學術重鎮和思想策源地。 ^[37] 

王韜是晚清改良主義思想家的巨擘，中國傳統觀念向現代思想轉變的津樑，反思現代性的前驅。作為其改良思想和中西文化思想之理論基礎的哲學思想，可以概括為“道一觀”、“尚智論”和“一我論”，王韜的思想較其前輩更進一步打開了自兩宋以降閉合的傳統思想格局，接納了更多的近代西方思想，由此啓導了他的後輩。 ^[41] 

在王韜為其改良思想尋求合理性根據時，他往往也將中國古聖先賢之教統合於他的“道一觀”中。他強調，唯一之道的人道性，乃是中國古聖先賢早已揭示出來並予以肯認和踐行的。在這一意義上，西方那種唯一之道的文化，便與中國古聖先賢所揭示、肯認並踐行的道乃是一致的。因此，以西方為範本的改良也就並不存在“中道”與“西器”的割裂或是“變器”與“守道”的扞格。 ^[41]  由此，西方充當了實現中國聖道的工具角色；而西方的先進也恰恰是在促使中國通過仿效西方改良社會政治以符合本有的聖道。 ^[43] 

王韜認為中西的物質文化出自同源，但精神文化出自異源。前者以人倫為中心，後者探求自然為宗旨。兩種精神文化雖來源不同．但因都是人類文化，故而在本質上具有同一，中西精神文化的這種異源同質性，正是兩種精神文化互補的根據。王韜提出中西在文化的三個層面都是互通的，但存在一個由物質而精神的過程，他認為物質和制度屬於“器”，易相通，而“道”的精神文化則較難通。故他提出先吸取兩方在物質和制度文化方面的長處，再“融會貫通”西方的精神，最後達到大同的境界。 ^[43]  他不僅以歷時性的縱向思維思考“六合為一”的發展趨勢，而且還由橫向思維建構起新的立體座標系，各方位、多角度審視歷史、觀察世界。將中國真正置於“事變繁極”的世界格局中、視中國與世界為一體。因此，王韜的世界一體化思想也孕育着一種強烈的開放意識。 ^[42] 

王韜的“道器”説是在接受西方近代科學技術，研究西方資本主義發展的歷史，考察西方物質文化的基礎上提出來的，是在探索中國歷史發展前景的思考中形成的。 ^[42]  王韜接受西方的先進科學技術，但他認為就僅僅只在於形而下的器物與制度層面，天下的“道”卻是一致的。“形而上者中國也，以道勝；形而下者西人也，以器勝。” ^[42]  因此他進而指出“器”只能進行地理上的征服。要想把世界聯在一起，唯有“道”才能完成這樣恢宏的目標。通過世界各國的相互交流和吸取之後，先進的社會生產方式一定能成為人類共同的財富。形而下的“器”混一終將致使形而上的“道”同一。而中國作為“道”的發源地，必將成為推動世界向“大同”發展新的動力源。 ^[42] 

王韜在《智説》中指出，基於聖賢遺教而形成為傳統觀念的智觀，乃是“不知智之為用”的世俗陋見，故需起而對智的地位、作用及其本質重新加以發明。在他看來，智是唯一至高無上的“德”，其餘仁、義、禮、信，若無智的統馭與規範，則都將成為非德乃至缺德。王韜對智的本質的解説，即所謂“其識足以測宇宙之廣，其見足以燭古今之變”，也基本上剔除了道德屬性，而將智認定為一種純粹的認識功能。這些看法雖與實證主義有一定差距，但與近代西方思潮比較吻合，因而在由傳統觀念向現代思想轉變的脈絡中具有不可忽視的意義。 ^[41] 

王韜在《與友人》一文訴説個體的種種存在狀態以及感受，諸如渺小、膈膜、孤獨、自私、定命、齊物、無意義如此等等。這與作為中國傳統主流的儒家傳統的人生觀大異其趣。儒家的信仰指向超越而內在的道德本體，相信通過主體工夫，便可能接續先聖先賢，並且相信善惡由人、禍福報應論。但是，對於茫昧難知的神魂之事，儒家卻又並不是一概否定。而且儒家重視對於天地、祖宗的祭祀。所以儒家決不悲觀地認為人在宇宙中只是一種渺小、孤獨、無意義的存在。而王韜的思想卻是與存在主義鼻祖、丹麥哲學家克爾凱郭爾理念相近，可見王韜的本體認知論思想具有近代西方思想的影響。 ^[41] 

王韜有關今文經學方面的著作豐厚，大都是用來給傳教士理雅各提供翻譯材料所撰寫的。他通過對《周易》《禮記》《毛詩》的註釋，闡發了今文經學的變革思想。王韜博採眾家之長，在深入發掘古經內涵價值的同時又注入自己新的改革理念，實現新舊思想的融會貫通和古代經學的創新性轉化，為自己的變革理論提供紮實的古代的經典依據。 ^[44]  以《毛詩集釋》為例，王韜以傳統的“集釋”體闡釋《詩經》，徵引甚夥；選擇辭句條目式的編撰體例，雖不夠全面，但方便理雅各查閲釋疑；內容上《毛詩集釋》既根植於傳統經學觀點又有所創新，既彙輯前人的研究成果，又融會王韜自已的訓詁考證，綜合了總釋、比勘異同、同類匯釋、考訛訂謬、理校求證等方法，所釋內容涉及名物訓詁、文字校勘、音韻考訂、章句訓釋等，其案語探賾叩寂，別有創見，體現了清末《詩經》研究上的成就與發展。《毛詩集釋》廣泛汲取乾嘉道時期吳地《詩》學研究成果，是新的歷史環境下對《詩》學的繼承與發展。 ^[45] 

其《春秋左氏傳集釋》中對王念孫、王引之、洪亮吉等人的音韻訓詁亦步亦趨，鮮少發明。然而《春秋左氏傳集釋》的地理考證與微言大義卻表現出與乾嘉漢學全然不同的治學風氣，體現了其獨特價值。王韜的地理考證不再追隨乾嘉漢學從文獻到文獻的舊路，而觸及了乾嘉漢學唯有紙上功夫的痛處。王韜在《春秋左傳》的註疏中徵引宋人經義，打破了乾嘉時期漢宋之爭的格局。他借經學作政論，批判現實政治，與清代官方經學高唱反調，此為清代《春秋左傳》學史所罕見。是傳統學術在晚清變局下力求尋找出路的新體現。 ^[46] 

王韜歷史著述的特點，一是其所涉及的領域新。王韜的史學貢獻主要是對西方國家歷史的撰述，在當時，西國曆史對中國人來説，基本還是未墾的處女地。因此，王韜的西史著述是迫切需要的耳目一新之作。二是作為長期與西方人合作又有深厚中國傳統學術修養的學者，王韜的著述既吸收了西方史學的一些元素，又繼承了中國史學的優良傳統。 ^[47] 

王韜的史學著作體裁、體例運用靈活。在體裁選擇和內容編排上，王韜根據表述的需要，不拘成例、靈活安排，從而使《重訂法國志略》《普法戰紀》在繼承前賢的基礎上，又別具風格。 ^[48]  《重訂法國志略》採用了綜合體的編纂手法。寫法國曆代政治沿革時，類似正史的本紀。但它採用紀事本末體與編年體相結合的手法，以時間為經，以事件為緯，既做到線索清晰，又力求敍事完整。從寫法國的外交則用紀事本末體。其他方面則用書志體。就體例而言，佈局嚴謹，斷限清晰，標目簡明扼要，所言準確樸實。階段性清楚明瞭，政治流變清晰可見。 ^[47]  《普法戰紀》則採取了紀事本末體、紀傳體和編年體互相結合的手法，並充分運用了地圖。既有助於讀者詳細瞭解當時情況，也有助於增加史著的表現效果。 ^[47]  在編排方面，《普法戰紀》詳細編織出普法戰爭的歷史圖景。第十三卷以編年體的形式進行總結，提綱挈領，條分縷析，使始末得以清晰展現。另外，王韜還以傳記的形式對一些人物進行介紹。 ^[48] 

在中國傳統學術史上，春秋編年一直是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為了校對春秋的編年，王韜悉心研究了所掌握的全部歷學資料，分條分理地分析了前人研究的不足，認為他們都沒有能夠對春秋歷學進行足夠深入的研究。如僧一行的《開元大衍曆》雖遵循古法，但是對經、傳的記載卻多有違背；杜預的《春秋長曆》只是對《春秋》《左傳》的上下日月推排了干支，遇到疑難的地方，則一概置閏；郭守敬用授時歷將所記載的三十七次日食一一推校，可惜“猶未以西法”。 ^[49]  而西方學者一般依據周曆去推測春秋歷日，往往不合。王韜認為，欲得春秋曆法，不能預設一定之曆法，而是以天文歷算知識推算真實歷日，以此推知春秋時代的歷法。王韜利用西方天文歷算知識，清理了傳統的春秋曆法認識，使之成為完整的體系，並使春秋曆法獲得了可信性。王韜因採用西法而為中國天文學史帶來的變革與自新，集中國傳統歷學之大成，故在學術的視野上，傳統與現代並存，經學與西學並重。 ^[50] 

湛約翰不明春秋曆法，在認識上受西方曆法的制約，對《春秋》《左傳》、杜注等史料缺少辨別利用的功夫；不能綜合考慮經傳，推算出經得起驗證的春秋歷日。湛約翰的不盡完善之處，是西方天文學知識輸入中國時遭遇的水土不服。對比之下，王韜不僅辨析《春秋》《左傳》的史料，還不盲從杜注，對杜注有全面的整理，有繼承也有糾正；王韜不僅利用了西來的歷學知識，而且綜合考慮了春秋時期的歷法狀況，儘可能地採信《春秋》《左傳》的史料。只有中西結合，才能發覆春秋歷學的真面目。中國古代文獻在春秋曆法上的記載混亂，諸家解釋紛亂，王韜用他先進的歷學知識完善了春秋曆法文獻的考證方法，使混亂歸於有序，紛亂變而為體系。 ^[49] 

王韜的歷學成就不僅僅因為他有先進的西學知識，更重要的在於他不放棄中國傳統歷學，中西兼採，融會貫通，以先進的西學知識完善中國傳統的歷算學，在春秋歷學領域走在了同時代中西學者的前面。 ^[50]  王韜以西方歷學方法推合春秋時所記日食，其失閏前後大致與元代所記載的相同。為此，他還專門撰寫了《春秋日食中西對勘表》和《春秋朔閏冬至細表》各一卷，用以比較中、西兩種方法所勘定的春秋日食結果的異同，考據周量，結果十分精密。 ^[49]  王韜在觀念上不設屏障，這更利於他推陳出新。這也使他對中國古代歷學及其文獻的研究更令人信服。王韜也因此“成為可能是第一個求助於西方天文數學知識探究這一問題（春秋曆法）的中國人”。 ^[49] 

王韜論詩主性情，反對模擬古人，求新求奇，要求詩歌創作應有自己的個性、見解和學識；在詩歌功能上重視濟時用世及立言傳世。王韜詩學思想中的創新精神在清代後期擬古主義詩風普遍籠罩的情況下，具有大膽變革衝出窠臼的積極意義。王韜的詩學思想在承襲傳統的基礎上具有強烈的批判色彩和鮮明的革新意識，直接影響了黃遵憲，推動了梁啓超的“詩界革命”，對“詩界革命”的發生、發展具有開路先鋒的作用。 ^[51] 

在王韜的詩集《蘅華館詩錄》中，詩歌題材內容非常廣泛，大致可分為五類內容：窮愁之音、酬唱之情、愛國之憂、海外新聲、閒暇之樂。其中不乏對傳統詩歌內容的延續，但是也有一些發展和創新。 ^[52]  酬唱之作，記述了與中外友人的交往和他們之間的真摯友誼。抒懷之作主要表達了作者懷才不遇、報國無門的悲苦境遇。還有一些反映社會現實和抨擊時政的作品，可以説是鴉片戰爭後愛國主義詩歌的延伸，具有很強的思想性和現實意義。如記水災給人民的生活帶來的艱辛，和太平軍蹂躪下人民的慘痛生活。此外還諷刺了清政府的投降賣國、官吏的因循苟且等，對晚清官場的弊政和官吏的腐朽無能進行了無情的鞭撻，具有強烈的批判意義，對研究當時的社會歷史有重要作用。在王韜的整個詩歌創作中，一直都充斥着強烈的愛國精神和憂時傷民的情慷，上馬殺賊、壯志未酬的悲苦之情也貫穿始終。 ^[53] 

王韜詩歌風格多種多樣，可以説清麗纏綿、豪邁卓爍兼而有之。基調總體上趨於雄渾低沉， ^[53]  其中歌詠賢士名人之作及記錄時事之詩多以雄渾為主，而自感身世遭際及憂嘆蒼生社稷之作輒多顯沉鬱之態。《春日滬上感事》四首是王韜現存最早的時事詩，詩歌以“蒼茫”作起，盡顯廣袤，氣勢宏大。蒼茫水國和兇狠外敵的對照將王韜之於外強侵略的仇恨刻畫地漓淋盡致。《聞官軍收復蘇州有感》以豐富的想象描繪了一幅戰爭勝利圖，場面激盪，流溢出王韜的滿心歡喜，字裏行間卻又充滿沉思。這類詩歌之所以具有雄渾之氣，還表現在在意象的選擇上。王韜的詩歌中不乏具有雄渾之氣的意象，如“蛟龍”“大海”“戰場”“天地”等等，他往往通過意象的組合，營造出雄大的氣勢，加之豐富的想象，最後達到情與景的交融。 ^[54] 

王韜的詩歌清新樸實，直抒胸臆，感情真摯，用語不事雕琢，於平淡中見真性情。其詩歌在意象的使用和意境的傳達上頗值得注意。王韜在詩歌中大量使用夢、愁、寒、殘燈、殘月、秋、客、故鄉等意象，出現頻率非常之高，傳達了作者身在異國他鄉的悽苦心境和遊子對故鄉的懷念與牽掛。 ^[53] 

王韜非常注重形式、文風，創建了一種新型政論體。在寫作技巧上，單刀直入、立場鮮明、開門明確觀點的寫法，確保讀者第一時間瞭解文章要旨。王韜的政論繼承和發展了我國古代論説文的傳統，突破了當時梧桐時文和八股文的侷限，強調文章是“載道之器”，指出“文章之貴在乎紀事述情”，不應拘泥於文法，墨守成規。他的政論對報章文體和政論文風的改觀和發展影響很大。 ^[1] 

在字數處理上，王韜的政論多千字左右，至於重大題目，則巧妙採取了分篇連載的論述方法。在形式上，文體短小精悍，簡潔明暢，更趨於緊湊，時事性和可讀性強。在語言上，以短句為主，既朗朗上口又言簡意賅，有音樂美。把生澀難懂的文言改變為通俗淺顯的文言，語言清新活潑，通俗易懂，開闢了政論文體社會通俗化的先河。在結構上，顯示出空前的多樣性和豐富性，文體條分縷析，結構清晰。如《英俄經營亞洲》一篇，先是總説了英俄野心，並列舉了對此論説不同的觀點。然後分別論述兩種觀點並進行分析，最後得出結論。採用總分總的結構，使人一目瞭然。在表達方式上，為了加強情感表達的力度和論據的可靠性，王韜大量運用舉例子、作對比的表達方式，舉一反三，使論述更加深刻得理。文中還大量使用排比的藝術手法，一氣呵成，給人以排山倒海之勢。 ^[53]  王韜此時的世界性視角也使其政論形成了比較鮮明的對比性結構——常將別國的情形與中國的現狀放置一起，產生是非優劣自見的對比效應。在對比中，王韜形象揭露了現狀問題之所在，也間接介紹了改進之途徑。 ^[55] 

王韜的報章政論開創了政論文的新形式，是近代報章文體的先驅，有着獨特的藝術風格。它夾敍夾議，充斥着王韜強烈的愛國熱情和憂患意識，文風質直樸素，語言通俗簡潔。文中還體現了王韜的經世致用思想、民本主義思想和辨證思維等。自抒胸臆，暢所欲言，有先秦縱橫家之遺風。 ^[53] 

王韜的遊記表現出鮮明的時代性和現代性特徵。他不僅以這種文體描繪了令人耳目一新的西方世界，將全球納入藝術視野，而且插入了大量的政治性議論，表達他對西方經濟、政治、教育、文化、市政建設等的觀感。如《巴黎盛概》中對建築的描寫，表達了對巴黎建築人性化和合理性的欣羨。再如《博物大觀》中的描述，表達了對西方經濟制度的讚賞。這種直接的個人政論表達，脹破了遊記散文固有的寓情於景和寓理於遊軀殼，而獲得了論辯散文的某些特點，直接地議論闡發。這種風格影響了後來的遊記創作，梁啓超的《夏威夷遊記》就繼承了這種風格，政論在遊記中佔據了重要的比重。 ^[53] 

由於這兩部作品多是寫海外題材的，所以有一種奇異美，充滿異國風情。尤其是描繪歐洲自然景物和建築、舞蹈、戲劇的篇章，讓當時的中國人大開眼界在形式上與傳統的中國古代遊記散文有所不同，大多篇幅較長，內容充實且貼近現實生活和古代遊記小品文空靈飄逸的風格有所不同，注入了更多實用色彩，筆法細膩，風格趨於清新樸實在體裁上，記敍描寫與議論並存，採用對比的手法，讓論述更有説服力和感染力語言趨於通俗化和自由化，並雜有許多新名詞，如將舞蹈稱之為“單純”和“公司”、“啤酒”等，體現了在中國近代化的潮流中游記散文的新變化。 ^[53] 

晚清官場極其墮落，王韜從社會下層走來，中年以後又與清朝地方官多有周旋，深知封建官吏的貪狠暴戾和下層平民百姓的淒涼哀怨。所以，他把描寫封建官場的黑暗腐敗作為他的小説的最重要內容。書生卜元，考中進士之日，便開始收取賄賂。皇帝對他大加賞識，先是授之翰林，隨後，卜氏青雲直上，升到內閣大學士。王韜犀利的筆觸為人們描繪了一大串卜元這樣的人物。“某觀察大人”為升官而陷同鄉僚屬於罪，奪其女以上獻某王爺（《淞濱瑣話》）；某縣令視人命如草芥，糊塗判案，以致良家女子被迫當堂自殺抗議（《遁窟讕言》）。這是一幅封建官場的百醜圖，其中的惡官、昏官以及他們的幫兇，個個形象醜惡。在王韜看來，清王朝從上到下、從裏到外已經"壞透"和不可救藥。 ^[56] 

在王韜小説中，以描寫青年戀愛與婚姻為主題的作品也佔有相當重要的地位。王韜所撰寫的愛情故事情節曲折，內容駁雜。其中一些作品通過花妖鬼魅和人的戀愛寫出了青年男女對幸福愛情忠貞不渝的追求。作品中的男女主角大都不顧封建禮教的約束，大膽地追求心愛的生活伴侶，並最終戰勝艱難險阻獲得幸福結局。如《蓮貞仙子》中的書生錢萬選愛上了花妖蓮貞仙子，不料有道士極力阻擾。蓮貞仙子為求得愛情，以柔弱之身與道士頑強搏鬥。王韜愛情小説所包含的愛情觀體現了一位思想開放的近代文化人對人性的新認識。在王韜看來，男女之愛既不應阻遏，也不可偽裝打扮。在此主題思想指導下，小説中的痴男情女都被塑造成"唯情主義者"。為了愛情，他們可以拋棄一切，可以不計生死。宋明以來"存天理滅人慾"的唯理主義在這裏遭到無情地揶揄和奚落。 ^[56] 

生活在新舊交替的時代，王韜的小説明顯帶有新舊之間的過渡痕跡。王韜在小説中反映了大量新事物、新現象，為後人瞭解時代變化打開了一扇窗口。其中經常寫到的事物有鴉片、手槍、洋燴、輪船、海盜、瓜皮艇、望遠鏡、照像術、萬國商會等。這些物品在小説中反覆出現，為作品增添了摩登色彩。王韜有時還利用這些舶來品作為故事的道具組織情節。洋人、西方習俗、西方文明的介紹使作品顯得新鮮，富有時代氣息。 ^[57] 

王韜的小説想象力豐富，引人入勝，這也是他的作品的魅力之一。王韜小説想象力豐富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情節的曲折，如《遁窟讕言》篇中的《李酒顛傳》，想象極為曲折，王韜為了突出李七的酒量，多層渲染，先寫他在家中和酒徒豪飲比量，後又寫他和有海量的顧君之間的較量，李七醉倒數年後，真正的酒神遊方僧解了他的酒。李七嗜酒如命的性格，飲酒角量的過程，一波三折。在人物形象塑造上，層層鋪設，曲折通幽。王韜用天下酒徒烘托李七，用李七映襯顧君，又用顧君烘托酒神遊方僧；二是細節的生動；三是離奇精彩的新鮮事物。 ^[57] 

淺顯、凝鍊、形象、優美的語言，是王韜小説創作風格最易見的特徵。王韜的小説使用的是淺顯易懂的文言，正所謂“文不甚深，言不甚俗”。淺顯表現在很少運用典故，不弔書袋子，意在文中很少用生僻字，多用常見字、通俗的詞彙，只是運用了文言句式化用口語、方言入文。 ^[57] 

王韜是我國維新運動興起前最重要的新聞思想家，他集辦報實踐家與學者於一身，站在中西匯通的角度上，全面闡述了對新聞事業的認識。他的理論代表了維新變法前報刊理論的最高成就，對中國新聞思想的奠基與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直接影響了維新思想家們的辦報理念及辦報實踐。 ^[16]  王韜的報刊思想如下： ^[58] 

王韜在創辦並主編報刊上頗具創新，開創和引領了晚清乃至20世紀文人辦報和文人論政的傳統。王韜在墨海書館時期，就曾參與上海第一個中文刊物《六合叢談》的編輯工作，到香港以後還曾擔任過《華字日報》的主筆。後來王韜創辦的《循環日報》則一直是香港最具影響力的報紙之一，也是中國第一份由國人自己主編並取得成功的報紙，在中國新聞報刊出版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61] 

在《循環日報》之前，一方面我國傳統的“邸報”等報紙既不發行，登載的內容覆蓋面又非常狹窄，僅限於傳抄上諭、刊發奏章；另一方面，由外國傳教士引入中國的近代意義上的報紙，在這之前或者僅以傳播基督教教義、刊載船訊商情為主，或者以商業投資的方式創辦，以營利為目的，以刊載奇聞軼事為主。王韜的《循環日報》則開闢了一種全新的報刊運營模式，它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家由文人創辦的報刊，也是第一家不以盈利為目的，而以鼓吹變法自強、批評時政為主的報紙。《循環日報》這種以政論為主的辦報風格，不僅在當時取得巨大成功，也開闢了晚清和民國文人辦報和文人論政的傳統，後來的梁啓超創辦《新民叢報》，陳獨秀創《新青年》、鄒韜奮創《生活》，無不以文人辦報和文人論政的傳統為標榜並將之發揚光大。 ^[61] 

王韜（自評）：老民於詩文無所師承，喜即為之下筆，輒不能自休，生平未嘗屬稿，恆揮毫對客，忌者或訾其出之太易。至於身遭讒謗，目擊亂離，懷古傷今，憂離吊逝，往往歌哭無端，悲愉易狀，天下傷心人別有懷抱也。（《弢園老民自傳》） ^[62] 

理雅各：①譯者亦不能不感激而承認蘇州學者王韜之貢獻。餘所遇之中國學者，殆以彼為最博通中國典籍矣。彼以滿懷熱忱，進行工作，隨處為餘解釋或論辯。彼不特助餘工作，且於工作辛勞之際，併為餘帶來樂趣也。②我的中國助手王博士（王韜）對我是那樣的重要而不可或缺。現正在譯述詩序，他的作用尤其重要。對我來説，只有第一流的中國學者才有價值。我還沒有遇到過一個能夠與他匹敵的本地學者。 ^[63-64] 

梁啓超：王紫詮之翻譯事業，無精神，無條理，毫無足稱道者；我國學界中，亦久忘其人矣。雖然，其所譯《普法戰紀》中，有德國、法國國歌各一篇，皆彼中名家之作，於兩國立國精神大有關係者，王氏譯筆亦尚能傳其神韻，是不可以人廢也。（《飲冰室詩話》） ^[62] 

孫瑞：紫詮太守別號天南遁叟，生平足跡曾繞地球一週，著述不下百餘種，名重中西。久為格致書院山長，培植人材，卓有成就。公長訣矣，南極星沈，東山木姜，千百卷六藝羣言，名山著述，直剩鄴侯架滿，陸氏廚盈，家學守遺經，硯捧範喬，他日括杯卷繩祖德。 ^[3] 

蔡爾康：吳郡王紫詮先生，博極羣書。凡鐵甲船、火輪船、火輪車、槍炮、飛天球之制，以及算學、化學、重學，無不融會於心。 ^[3] 

唐才常：諸人議論，靡不詳貫周曉。可見海外博通中西之士甚多，而中國如魏源、何秋濤、李鳳苞、王韜、黃遵憲，寥寥可數，而識史家公理者，尤其人以言措用顛乎躓矣。（《論各國變通政教之有無公理》） ^[65] 

魯迅：迨長洲王韜作《遁窟讕言》《淞隱漫錄》《淞濱瑣話》各十二卷，其筆致又純為《聊齋》者流，一時傳佈頗廣遠，然所記載，則已狐鬼漸稀，而煙花粉黛之事盛矣。（《中國小説史略》第二十二篇　清之擬晉唐小説及其支流 ） ^[66] 

張舜徽：清季士夫喜言洋務而又洞究於海外諸邦政藝者，蓋以韜為一時之選。是集（《弢園文錄外編》）文字，則其鼓吹變法自強之總集也。韜文筆犀利，而氣又足以振之，自足以激起一世之人。若是集所論變法、重民、除弊、興利、禁遊民、練水師、設電線、制戰艦、建鐵路、禁鴉片諸篇，盱衡中外，斟酌古今，語重心長。其於清末政教之革新，關係實巨。抑亦考論近代史實者之重要資糧也。……韜自序謂文章所貴，在乎紀事述情，自抒胸臆，俾人人知其命意之所在，而一如我懷之所欲吐，斯即佳文；至於古文辭之門徑，則茫然未有所知云云。今觀韜之為文，亦實在能暢所欲言，而無不達之情，非規規於古文義法者所能及也。（《清人文集別錄》卷二十） ^[62] 

費正清：①另一些基督教改革派，如王韜（1828—1897年）和馬良之弟馬建忠（1844—1900年），人們給予他們應得的評價是改革者，而不是基督徒。王韜著的書和他每天寫的關於時事和改革的政論文章，使他享有西方問題專家的聲譽。 ^[67]  ②一個西化的知識界正在產生。它麇集在幾個通商口岸，比起舊式文人來他們與農民的接觸更少。最初的代表人物之一王韜，他的個人命運深受國家動盪、文人日益貧困、太平軍失敗、洋人和傳教士廣泛地出入於中國的影響，也同樣深受他自己的學術經歷的影響，他因而成了一個完全以寫作為生的報人。另外一些人名氣雖然不如他，但都在亦步亦趨地效法他。（《劍橋中國晚清史》） ^[68] 

柯文：從19世紀70年代初起，王韜有關“洋務”的社論和著述得到同代人的愈來愈多的承認。由於一些官吏開始徵詢他的建議，而中國年輕的改革者也將自己的作品送給他指正，他的社會價值感自然增加了。王韜作為記者和政論家而“達”了，這樣，他就從總體上對中國知識分子新的事業模式的形成，起到了推動作用。（《在傳統與現代性之間：王韜與晚清改革》） ^[69] 

遊國恩：“馮桂芬、王韜接受西方資產階段思想影響較多，改革內政的願望和主張也愈來愈明確、具體，因而成為近代早期的改良主義者。王韜是中國早期的新聞工作者，他的散文衝擊了古文辭的門徑，平易暢達，切實有用，開始成為羣眾的讀物，走上社會人化的道路。”（《中國文學史》第九編近代文學──晚清至"五四"的文學（公元1840～1918）） ^[70] 

張海林：“中國知識分子是時代浪峯上的弄潮兒，他們以輝煌的思想在中國近代歷史舞台上構築了一座座豐碑。在這片碑林之中，有一座不是最高最大但卻處在前排顯眼位置的碑碣，上面鏤刻着：王韜，中國近代資產階級第一代思想家、政論家、教育家、新聞工作者，曾在風雨如晦的時代裏批判現實，提倡西學，倡導改革，為中國現代化貢獻了畢生的精力。”（《王韜評傳》） ^[71] 

王人博：“洋務運動的一個直接結果就是造就了像王韜、鄭觀應等這樣一代更開明的知識羣體。他們中的許多人曾是洋務運動的支持者或直接參加者……由於他們個人的坎坷經歷以及他們活動的範圍大都處在中西文化交融的前沿——沿海，有的曾遊歷西方諸國，比如王韜，這就使其對西學的觀察、體認比他的前者多了一份全面和深刻，能夠超越“洋務”，提出更新的“借法自強”方案。當脱胎於“洋務”陣營的王韜、薛福成、鄭觀應高舉着“君民共主”的政治大旗繼續向西學邁進的時候，洋務派人士的主張和措舉已經被拋在了歷史的腦後。”（《中國近代憲政思潮研究》） ^[72] 

阮青：“早期改革派自強思潮的代表者是馮桂芬、王韜等人。他們繼承龔自珍的“自我”愈識和社會批判思想，沿着魏源“師夷長技”的思路，進一步探索中國社會與西方社會之間的根本差異及產生差異的根源……王韜用“智”去取代“仁”，決不是一種簡單的詞語轉換，而是要求用理性的“智”去取代作為封建主義禮教基礎的愚昧和迷信，用理性去重新審視一切倫理道德和人們的相互關係，這可以説是從根本上動搖封建主義意識形態基礎的開始，開啓了中國人要求擺脱封建思想束縛的歷史進程。”（《中國個性解放之路》） ^[73] 

在王韜旅行歐洲的年代，許多西方人從沒見過中國人是什麼模樣。王韜在英國鄉間行走時，出現聚觀者阻塞道理，嘖嘖嘆異的情形。 ^[10]  甚至有一次在阿貝丁，王韜被人誤認為是"ChineseLady"，是華僑商人詹五的"Wife"。因此王韜的長期居住為歐洲民間瞭解中國提供了一個樣本。比如，他在馬賽時，到酒館喝酒，館內女侍獲知他們是從中國來的文人時，極感興奮，稱讚王韜衣物華麗。在倫敦，有照相師第一次見到中國人，堅邀王韜攝影留念，王韜慨然允諾，"既成，懸之閣中"。倫敦牧師華祿欲詢中國近事，王韜便"往宴其家"，為他全面介紹中國文化和民情風俗。王韜曾與世博會沿途某小站上的賣酒女郎相熟悉，該女郎每逢王韜到來，"必問華事"，王韜總是為之解答，並從其父那裏瞭解到火車發展的歷史。在旅英的後半段時間裏，王韜在英國已經是小有知名度的人物。 ^[14] 

王韜私人藏書豐富，擬建“香海藏書樓”，有“弢園”、“淞隱廬”，並有《弢園藏書目》附《續目》，著錄圖書近千種。又寫有《弢園藏書志》2冊，僅集部別集類就有700餘種。藏書印有“弢園王氏真賞”、“墨藻”、“南山歸敝廬”、“淞北鯫生”、“遁叟藏書”、“王韜秘籍”、“天壤第二王郎”、“淞北倦民韜園王氏真賞”等多枚。 ^[74] 

參考資料： ^{[3]  [2]  [76]} 

王韜著作中已刻書目有《普法戰紀》二十卷、《弢園尺牘》十二卷、《瀛儒雜誌》六卷、《弢園文錄外編》十二卷、《蘅華館詩錄》五卷、《甕牖餘談》八卷、《遁窟讕言》十二卷、《淞隱漫錄》十二卷、《火器略説》二卷、《扶桑遊記》三卷、《海陬冶遊錄》七卷、《花國劇談》二卷等12種，此外，未刻書目有《光學圖説》《春秋正文朔閏日至考》《泰西著述考》《重學淺説》《淞濱瑣話》等24種。 ^[77] 

王韜紀念館位於甪直中市下塘街6號，建於清道光年間，原系金融界人士沈再先老宅，1998年在其基礎上成立紀念館，當代書畫藝術家錢君陶題寫館名。建築佔地約1000平方米。坐東朝西，有一路三進，主體建築有門樓、前廳（王韜生平事蹟陳列館）、鴛鴦廳（王韜故居）和弢園等。 ^[78] 

表格參考資料： ^[7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