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説類文體

宋代學者真德秀在《文章正宗》 ^[1]  中將文章分為“辭命”、“議論”、“敍事”、“詩賦”四大類。他認為“議論之文，初無定體”，“凡秉筆而書，締思而作者”都是議論文。《文章正宗》選錄的議論文，包括對策、奏疏、史傳論贊、贈序、書信等文體。真氏所言“議論之文”是指廣義的論説文，可以涵蓋所有的説理論事之作。

狹義的論説類文體，則是指以闡釋、議論、辯駁為主的説理文章。由於議論文體內涵的廣泛性，歷代學者對此類文體的界定，可謂是見仁見智。劉勰的《文心雕龍．論説》將議論文體統稱為論説文。論説文又可分為“論”與“説”。 劉勰認為，“論”體的淵源是先秦諸子的學術論文。論體包括多種子文體：“詳觀論體，條流多品；陳政則與議説合契；釋經則與傳注參體；辨史則與贊評齊行；銓文則與敍引共紀。”指出議、説、傳、注、贊、評、敍、引都是論體文，可以用來陳政事、釋經典、辨史實和銓文章，對論體文的範疇與文體功能進行了論述。劉勰認為，所謂“説者，悦也。兑為口舌，故言諮悦懌”。説體文是用言辭説服某人，使其心悦誠服。劉勰將“説”的源頭追溯到上古三代大臣向君王進諫論説之辭，並將戰國遊士的雄辯之辭都納入“説”體。他認為秦代李斯的《諫逐客書》、西漢鄒陽的《上吳王書》等是説體文的代表作。來裕恂《漢文典》也將議論文體概括為“論説文”。

清代姚鼐《古文辭類纂》和吳曾祺《文體芻言》將議論文稱為“論辨”文。姚鼐將論辨文體的源頭追溯到春秋戰國時的諸子學説。吳曾祺認為“論”之名始於古聖賢的問答之辭，如《論語》，不過《論語》之“論”不具有文體意義。諸子百家為了闡述自己的學説而寫的論着與後世的論辨類文體性質最為接近，可以説是論辨文體的濫觴。吳曾祺將論辨類文體分為二十四類，分別為論、設論、續論、廣論、駁、難、辨、義、議、説、策、程文、解、釋、考、原、對問、書、喻、言、語、旨、訣等。本文擇其要者，略述於下。

論主於議論、陳述事理，《説文》雲：“論，議也。”《釋名．釋書契》曰：“論，倫也，有倫理也。”論體文往往要確立一箇中心論點，進行反覆辯證，以期達到定是非，辨然否的目的。因此，論體文注重邏輯嚴密，説理透徹，見解精深，即陸機所云：“論精微而朗暢。”古代論體文的範疇十分廣泛。劉勰《文心雕龍．論説》指出論説文的文體特徵：“論也者，彌綸羣言，而研精一理”、“論如析薪，貴能破理。”但他所説的“論”從嚴格意義上來説是一個文類概念。近代學者林紓在劉勰的基礎上進一步引申説：“論之為體，包括彌廣。”他將唐宋人的贈序、文集詩集序，甚至於歐陽修等人撰寫的雜記，都包涵在論體內，並認為“有言即論”（《春覺齋論文》）。劉師培則認為諸子百家中“凡能推闡義理，成一家之言者，皆為論體”。以上諸人確定的“論”體範疇相當寬泛。

蕭統《文選》收有設論、史論、論三種文體。明代徐師曾《文體明辨》進一步根據論體文的內容，將論分為理論、政論、經論、史論、文論、諷論、寓論、設論共八品。這八品中，史論收錄了部分史書卷末的評贊，當歸入“史評”；設論是對問體的異名，其收錄的《非有先生論》與《四子講德論》雖以“論”為名，但二者的文體結構為典型的對問體結構，因此設論不應納入論體。除此之外，徐師曾對論體範疇的確定是合理的。從其所選作品來看，都是以“論”名篇，獨立城文的單篇文章。這些文章重在説理論證，論點明確。

任昉《文章緣起》以漢王褒《四子講德論》為論體之首，但是文體學家與古代文章選本一般以西漢賈誼的《過秦論》作為現存最早的以“論”名篇的單篇文章。這篇文章性質無疑是論説文，但其篇名，在當時未必就已明確地定為《過秦論》，很可能只叫《過秦》。《文選》把它作為“論”的首篇，確定了它在論説文中的地位。《過秦論》緊緊圍繞秦代興亡的歷史，旁徵博引大量史實，闡述國家興亡之理，對後代統治者進行戒勵。其邏輯的嚴密性、論辯的藝術性非常高，成為千古傳誦的論説名篇。由於漢代去古未遠，其論體文還帶有戰國策士們遊説的風格特點，説理講究氣勢磅礴，文辭則往往縱橫捭闔，“説”的特色非常濃郁。

自漢至唐宋，論體文得到了很大的發展。特別是唐宋時期的統治者將論作為科舉考試的科目，進一步確立了論體文的地位。據《新唐書．選舉志》記載，“建中二年，中書舍人趙贊權知貢舉，乃以箴論、表、贊代詩賦”。宋神宗熙寧年間，王安石改革考試製度，也是“罷詩賦及明經諸科，專以經義、論、策試士”。《宋史．選舉制二》記載：高宗建炎二年，科舉考試中第二場試論一道。論，作為選拔人才的文體，刺激了士子們的創作熱情，同時也使論體擺脱了“説”的特徵。唐宋時期的論體文，更為集中地圍繞某個論點、扣緊某個論題進行議論、辯證和説理。如柳宗元的《封建論》圍繞“彼封建者，更古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而莫能去之。蓋非不欲去之也，勢不可也”這一論點，從對歷史事實和傳統觀念的重新審視中，表達了自己的政治觀念，反覆強調分封建疆這一政治策略是勢使之然。宋代“三蘇”也是寫作論體文的高手。蘇洵的《管仲論》、蘇軾的《荀卿論》、蘇轍的《三國論》等都是論體文中的精品。

作為場屋文辭的論體文，其文體體制在宋代形成了固定的格式，特別是南渡之後，論體的形制、程式日漸趨於嚴密。宋人魏天應《論學繩尺》是一部專門探討論體的形制、寫法、風格，以方便士子備考的參考用書。魏天應總結宋代論體的結構，有認題、破題、原題、講題、使證、結尾等部分；又有論頭、論項、論心、論腹、論腰、論尾的説法；小講、冒子等術語。可見，科舉制度下的論體已形成相對穩定的格式。四庫館臣認為“南渡以後，講求漸密，程式漸嚴，試官執定格以待人，人亦循其定格以求合。於是雙關、三扇之説興，而場屋之作遂別有軌度”。一些學者甚至將明清八股文的源頭追溯到宋代科場中的論體，四庫館臣又説：“且其破題、接題、小講、大講、入題、原題諸式，實後來八比之濫觴，亦足以見制舉之文源流所自出焉。”（《四庫全書總目．論學繩尺》）俞長城評蘇轍的制義時也説：“潁濱之文亦論也，而其理較淳，其法較密，則論也實為經義之祖焉。”（《可儀堂一百二十名家制義稿》）明清以八股取士，科舉考試時依然考論體，但僅僅流於形式，不起重要作用。

辯，是與論相近的一種文體。《説文》雲：“辨，判也，從刀。”“辯，治也，從言。”徐師曾將二者結合起來，解釋“辯”體，文曰：“按字書，辯文有二，一從言，治也；一從刀，判也。蓋治其言行之是非真偽而判別之，則義實相須，故世多通用。”古代“辯”與“辨”二字可相通，故吳訥《文章辨體》、賀復徵《文章辨體匯選》又作“辨”。

辯，作為一種語言行為方式，很早就已出現。如孟子善辯，戰國策士們的滔滔雄辯，更是讓人歎為觀止。但遲至唐宋時期，辯才被確定為一種獨立的文體。《文體明辨．辯》：“漢以前，初無作者，故《文選》莫載，而劉勰不着其説。至唐韓柳乃始作焉。”宋代文章總集《古文集成》、《古文關鍵》、《文章軌範》都收入“辯”體文章，“辯”體很可能也是因為有了韓愈的《諱辯》與柳宗元的《桐葉封弟辯》等名篇而得名的。辯主於辯駁、辯論，剖析事物言行的真偽而論之。郝經認為辯體是“別嫌疑，定猶豫，指陳是非之文”。賀復徵解釋曰：“辨者，析疑似也。”韓愈的《諱辯》，是對當時一些錯誤的避諱要求進行批駁；柳宗元的《桐葉封弟辯》則是批駁周公對“桐葉封弟”這一事件的處理意見。可見，辯主要是駁斥他人的見解，與“駁”的文體功能一致。就文體性質而言，辯體與論體很難斷然區分，往往是論中有辯，辯中有論，如陸士衡的《辨亡論》、劉孝標的《辨命論》，均是辨、論合一的論説文。

因文章名而立體，是古人確立文體名稱的方式之一。説、解、釋等文體即是如此。就文體性質而言，説、解、釋三體並無本質區別。首先，三者的字義可以互訓，如《説文》雲：“説，釋也，從言兑。”“釋，説也，從心睾。”“釋，解也，從辨，辨取其分別物也。”《玉篇》雲：“解，釋也，説也。”其次，從文體功能來看，説、解、釋都是對事物義理的闡述説明。《文心雕龍．書記》雲：“解者，釋也，解釋結滯，徵事以對也。”吳訥認為“説者，釋也，述也，解釋義理而以己意述之也”。王兆芳認為“釋者，解也，解釋文字也，主於因文解義，正名事物”。另外，從語體而言，三種文體都用散文書寫。因此為避免分類過於瑣碎，本文將此類文體放在一起進行討論。

最先對説體進行文體論述的是陸機的《文賦》，其文曰：“説煒曄而譎誑。”六臣注《文選》曰：“説者，辨詞也，辯口之詞，明曉前事，詭譎虛誑，務感人心。”劉勰《文心雕龍．論説》將自古以來賢臣向君主的進諫之辭，戰國辯士遊説之辭，都歸入説體。這些遊説之辭形諸筆墨，着於竹帛，就是陸機所論及的風格煒曄譎誑的“説”。陸機和劉勰所言的“説”，講究雄辯，帶有明確地説服他人的目的，所以其辭要“以感動為先”（《文選》李善注）。不過，這些“説”是對遊説之辭的記錄，並不具備獨立的文體意義。後世學者認為的説體文是對事物義理進行參以己意的解釋和説明，具有現代説明文的性質。此類説體帶有論説的性質，但不強調雄辯，而是通過對事物的解説，以他人樂於接受，即“言諮悦懌”也。如孔子的《説卦》，是對《易經》卦辭的闡發説明；許慎的《説文》，是對文字音義的解釋。

説體內容廣泛，有闡發經義、學理之作，如孔子的《説卦》、周敦頤的《太極圖説》，林紓將此類“説”稱為“經説”、“學説”；也有解釋事理之作，如柳宗元為御史時主持祀事，為解答有司的疑難問題，寫有《祀朝日説》。朱熹有《坐跪拜説》，呂大均有《譜牒説》等；有些以“説”命名的作品，是借事物發表議論，如韓愈的《師説》、《雜説》，柳宗元的《捕蛇者説》，羅隱的《説天雞》，蘇軾的《烏説》等等，此類“説”體類似於現代的雜文，是“説”體中最有思想性與藝術性的部分；另有“字説”，或題名為“字序”、“字解”、“字辭”、“名説”等，如宋蘇洵有《仲兄文甫字説》、《名二子説》，這些文章是古人對名、字意義的解説，有告誡、訓諭之意。還有一種贈人之“説”，如柳宗元有《説車贈楊誨之》、蘇軾有《稼説》，題下自注曰“送張琥”。二文以“車”、“稼”為喻，闡述做人為學的道理，以之贈別朋友，其實是贈序文。

“解”體主要是為剖析疑難，解除困惑而作。黃佐《六藝流別》説：“解者何也？判也。從刀，判牛割會，講説分析之意，以名文也。”可見解這一文體的寫作要求如庖丁解牛，切中肯綮，層層析理，最終使事情物理明白於天下。最早以“解”命名的單篇文章是揚雄的《解嘲》。不過，揚雄《解嘲》的文章構架為客主問答的形式。很多學者將之排除“解”體之外，如吳曾祺將之歸入“設論”體；蕭統《文選》和賀復徵《文章辨體匯選》將之歸入“問對”體。韓愈的《進學解》，仿揚雄的《解嘲》而作，也是假設問答形式，此兩篇為“詞賦之流，徒事敷陳，不關辨釋”（《漢文典》）。從文體形成與定名來看，雖然揚雄已有《解嘲》之作，但是把“解”單獨作為一種文體，卻是宋代以後的事。《崇古文訣》、《文章軌範》、《古文集成》、《古文關鍵》都收入“解”體。如《古文集成》的“解”，就收入韓愈的《獲麟解》、《進學解》、《擇言解》、《通解》等文，明顯是因韓愈文章而立體的。很多文體學家認為《禮記．經解》、《論語集解》、《史記集解》等解釋文義的學術著作才是“解”。不過，“解”並非只關辨釋。一些作者借“解”之名，行“議論”之實。如韓愈《獲麟解》、盛均《人旱解》、沈顏《象刑解》等等，都寓意深遠，有抨擊諷刺時政的意味。

“釋”為“解”之別名。文體論者認為其源出於《爾雅》，主於解釋文字，因文釋義。如漢劉熙的《釋名》、陸德明的《經典釋文》等具有很強的學術性。最早以“釋”命名的單篇文章是蔡邕的《釋誨》，從其自序來看，作者是有意仿照東方朔《答客難》形式，進行自我戒勵。另有皇甫謐《釋勸》、束晰《玄居釋》等文，這些作品並不是解釋字義，而是因文生義，進行自我勸慰，另有寓意。再如唐代韓愈的《釋言》，別出心裁，以此文大發議論，對自己遭受的讒言進行解釋辯駁。此類“釋”文均為借文見意、以“釋”明志之作。

對問

自人類語言開始形成，就存在了對話交流。“問”和“答”是人類交流時本能的語言行為方式。而人類早期的歷史記載，幾乎都是以問、答的形式出現。因此，先秦時期的典籍中具有問答結構的文章很多。但是，並不是所有問答結構的文章都屬於對問體。作為文體概念的對問，是指君臣、師弟、客主、朋友之間圍繞一個主題，以問答的形式進行論難辯駁，由此形成的有中心論題，思想集中緊湊的論説文體。辯論性是對問體區別於其他同樣具有問答結構文體的重要特徵。

對問體的名目繁多。在文學總集和文體論着中，有對問、問對、難、設論、設難、答、應、問、對等名稱。王之績《鐵立文起》認為“文體有問對，足矣。如難，如論，名義稍別；曰答，曰應，獨非對乎”，他統以“問對”來概括這些文體的名稱，有以簡馭繁之功。

吳訥雲“問對體者，載昔人一時問答之辭，或設客難以着其意者也”，將對問體分為兩大類。《文選》“對問”收錄了宋玉的《對楚王問》；賀復徵《文章辨體匯選》“問對”又選載了明代李夢陽的《月塢痴人對》、《馬對》，何景明的《師問》，王守仁的《龍場生問答》等。這些文章記載客主雙方的問、答，是實有其人其事的，即吳訥所謂“載昔人一時問答之辭”。而且，此類文章討論的問題並非只關乎個人人生際遇，其反映的社會生活面較廣。如《對楚王問》是宋玉對別人詆譭自己有“遺行”的辯駁；《月塢痴人對》是作者向他人解答字型大小的意義與來由，由此寄喻自己的人生志向；《師問》則在闡述古今為師之道的差異時，抨擊“士相師以求食”的社會現象等等。

設論在對問體中又另有特色。此類文章即是吳訥所云“設客難以着其意者”。《文選》“設論”收錄的文章有《答客難》、《解嘲》、《答賓戲》，這三篇文章皆是假設他人對自己發出責難，問方、問題都是虛擬的，是假設之辭。例如東方朔的《非有先生論》，甚至直接將主人公命名為“非有”。設論文體辯論的中心是圍繞作者懷才不遇，志高位低，抱負不得實現等個人問題；作者通過反覆問答辯難的形式，自譬自解以抒發自己的憤懣與不滿。因而吳訥謂：“至若《答客難》、《解嘲》、《賓戲》等作，設辭以自慰者焉。”黃佐曰：“設所宜為問答之辭，而論己之志也。”

評

評是古代議論文體之一。《廣雅．釋詁三》曰：“評，平也。”劉勰雲：“評者，平理。”王之績言：“評者，平也。凡作評斷，須評得古今心悦誠服乃可。”因此，寫作“評”要堅持公正的原則，切忌是非失中，言傷其實。

根據評的內容特點，可以將之分為兩大類：一為史評；一為雜評。早期的評是史家對歷史史實進行評論、褒貶之辭，篇幅短小，多附於卷末。史評歷史悠久。早在左丘明傳《春秋》時，遇到重要的史事，都要借“君子曰”發表自己的評論。《公羊傳》、《?GB759?梁傳》則以“公羊子”和“?GB759?樑子”的名義評議史實。至司馬遷作《史記》，每卷末都以“太史公曰”引出議論。此後，史書卷末附上簡短的史評，成了史書修撰的一個體例。此類史評名目繁多，有云“評”、“贊”、“論”、“序”、“詮”、“述”等，也有一些史書繼承《春秋》三傳的作法，以“史臣曰”、“臣曰”來發表評議，其實質都一樣。很多學者在討論文體時，以“評”總括這類史評文辭，如徐師曾、王之績、吳曾祺、來裕恂等。今依其例。

唐宋後，以“評”命名的單篇文章增多，“評”體的創作內容也趨於多樣，除史評外，還有對詩、文、書、歷史人物或一些社會現象的評論。徐師曾將史評以外的評論文章稱為雜評。

在眾多的雜評文中，詩文評的創作方法與寫作風格很獨特。作者在對詩文進行評論時，往往極其簡要地對詩、文的創作風格進行高度凝鍊的概括。如宋代敖陶孫《詩評》曰“魏武帝如幽燕老將，氣韻沉雄；曹子建如三河少年，風流自賞；鮑明遠如餓鷹獨出，奇矯無前”，以人或其他動物的體貌風格比喻詩歌風格；明代涵虛子有《元詞評》曰“馬東籬如朝陽鳴鳳，張小山如笙鶴瑤天，白仁甫如鵬摶九霄”，以事物的行為意象比喻各家詞的創作風格。王之績贊曰：“涵虛子《元詞評》，只以四字盡其人，尤為簡潔可喜。”另外，王世貞《國朝文評》、《國朝詩評》都是此類行文風格。在這類詩文評中，作者用具象比喻抽象，使本應進行純理性思維的評論，蒙上了一層感性、朦朧的色彩。文學批評史上將此類詩文評的評論方法稱為意象批評或象徵批評。這種詩文評論的方法，是遙承了漢末以來盛行的人物品評傳統。郝經認為“評”之名始於漢末名士許劭的“月旦評”，有其合理性。郭紹虞《中國古代文學批評史》認為此類“象徵的比喻，多本於六朝之品評書法而踵之”。而六朝“書”評未嘗沒受到人物品評的影響，如袁昂的《古今書評》即是典型的意象批評法。另外，此類詩文評還有一個重要的特點，那就是隻評不論，更體現了“評”的文體特色。

在其他的雜評文中，如唐代程晏《祀黃熊評》、陸龜蒙的《大儒評》、明代袁宗道的《春秋大夫評》等雜評，作者往往是評中有論，評、論結合。此類評文與論體文很難有一個清晰的界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