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變

劇照(2張)

1935年，張學良、楊虎城去南京參加國民黨“五全大會”（中國國民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楊派進步人士田文浩與我黨北方局南漢宸聯繫後，田來到楊虎城寓所，帶來了我黨發表的“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八一宣言》，激起了楊的愛國抗日熱情。當時的張學良，正為陝北“剿共”失利，受到蔣介石的斥責而大為苦惱。後來，他到上海探望進步人士杜重遠，傾吐了心中的苦悶。杜建議張與楊合作，並向他指出：出路就在西北。在延安，毛主席、周恩來、彭德懷等同志正在研究紅軍東渡黃河抗日的軍事部署，李克農回來報告張學良希望與中共接觸、楊虎城完全同意《八一宣言》主張的消息。毛主席決定派人與楊虎城聯繫。張、楊回到西安後，中共上海地下黨通過杜重遠和李杜介紹丁力到張學良處。這時，楊虎城也秘密會見了毛主席派來的人，並收到了毛主席的親筆信。蔣介石安插西北“剿總”的特務一直注意張、楊的活動，密報南京。東北軍高福源團長被我俘虜後，深受我黨抗日救國偉大方針的感召，表示要回去做張學良的工作。一天，張學良接到東北軍王以哲軍長的電話報告，中共派李克農與張學良見面。張去洛陽王以哲軍部會見了李克農。事後，李克農向毛主席等領導彙報了張要求見中央領導的意見。毛主席決定派周恩來在延安與張進一步會談。“延安會談”達成我黨與東北軍停火的協議，張還表示要説服蔣介石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國民黨特務抓了張學良的趙副官，想弄清張飛往延安的內幕，但趙副官被楊虎城的十七路軍執法隊搭救脱身。張為這事怒火中燒，下令抄了國民黨陝西省黨部。丁力建議張給南京發電報，了卻此事。張、楊於此事中以誠相見，終於攜起手來。南京蔣介石接到張關於抄西安省黨部請求“處分”的電報，被迫表示“不予追究”。參加軍事會議的將領對“惑不解。

1935年10月22日，蔣介石以“避壽”為名從洛陽轉抵西安，下榻臨潼的華清池。張、楊主動求見，以探虛實。楊已察覺蔣來意不善。當蔣約張個別見面時，蔣譴責張學良辜負了他的器重。張則不斷苦諫，被蔣拒絕，蔣嚴令張、楊全力“剿共”，否則將採取斷然措施。此時，西安上萬學生衝出中山門前來臨潼請願，蔣命令憲兵團對學生“格殺勿論”。一場血腥的屠殺即將發生。張學良趕到，力勸學生保持鎮靜，並保證以實際行動，答應學生的請求。

12月12日，張、楊被迫對蔣實行“兵諫”，在西安、臨潼兩地同時進行。經過激烈的戰鬥，終於活捉了蔣介石。張、楊互祝成功並決定一方面以“八項主張”通電全國，一方面邀請我黨來西安共商解決事變。蔣被活捉的消息傳到南京，軍政部長何應欽與日本大使密談後，以“拯救委座”為名，準備轟炸西安。宋美齡堅決反對，並戳穿了何企圖取代蔣的陰謀。中共中央接受張、楊的邀請，派出以周恩來為首的代表團飛抵西安。周恩來對張、楊全面闡述了中共關於和平解決這次事變的方針，又親自面見蔣介石，不僅向他分析了中國國難當關頭的局面，並且揭露了何應欽的滅蔣野心，蔣才不得不考慮何去何從。在中共和張、楊以及宋氏兄妹的三方面會談中，達成了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協議。但是，東北軍和西北軍的少壯軍官得知張、楊同意在蔣不履行簽字手續的情況下放蔣回南京，寫了“抗議書”，表示誓死反對。張學良看到“抗議書”後，匆匆親自送蔣回南京，當週恩來獲知這一消息趕到機場時，飛機已離開地面，周恩來對此深感遺憾。 ^{[2]  [25]} 

演職員表參考資料 ^[3-5] 

角色介紹參考資料 ^{[2]  [6]  [7]  [8-9]  [10]  [11]} 

1962年，北影廠導演成蔭就有了把“西安事變”搬上銀幕的想法。因為成蔭的岳父申伯純當過楊虎城的交際處處長，是中共地下黨與西北軍的聯絡人，他常聽岳父談起那段歷史。成蔭寫了一個劇本提綱，請周總理審閲。周總理的意見是：片子晚些時候再拍，可趁很多當事人還活着的時候收集材料，先把劇本搞出來。1966年，“文革”爆發，成蔭拍攝《西安事變》的計劃中斷 ^[19]  。

粉碎“四人幫”後，為了緬懷周總理，甘肅省話劇團和西安話劇院分別創作了話劇《西安事變》。1978年，兩台《西安事變》進京演出，受到首都觀眾的好評。文化部決定以話劇為基礎拍成電影，並將任務交給北京電影製片廠導演崔嵬。籌備期間，崔嵬不幸病逝，成蔭最終成為該片導演 ^[19]  。

在創作劇本時，編劇成蔭和鄭重就希望將“西安事變”的前因後果真實地再現到銀幕上，不主觀地褒貶任何一方，而用真實可信的內容感動人，達到影片的教育目的。在籌備和拍攝過程中，成蔭都強調以“一切為真”為創作前提 ^[14]  。

該片涉及的歷史人物眾多，劇組在全國範圍內尋找與歷史人物外形相像的演員。導演成蔭認為片中有兩個人物必須選好，一個是張學良，另一個就是蔣介石 ^[1]  。金安歌本來是準備飾演戴笠的，成蔭發現他外形極似張學良，經過化妝試戲，決定由他扮演張學良 ^[20]  。各角色慢慢都有了人選，唯有蔣介石的扮演者遲遲沒有落實，成蔭則堅持寧可不拍也不湊合。這時，孫飛虎在北影廠工作的一個老同學向劇組推薦了他。劇組通過貴州省話劇團要了兩張孫飛虎的劇照後，讓他來北京跟演周恩來的王鐵成配了兩場戲。成蔭當即決定，電影可以開機了 ^[1]  。

在角色塑造方面，導演成蔭強調演員們要走現實主義表演道路，啓發他們掌握角色在特定情境中的內在心理狀態 ^[1]  。

對於蔣介石的角色定位，成蔭認為不能將其演成漫畫式的，而是為這個人物定下“軍事家和政治家”的基調。他告訴孫飛虎不要去看那些野史，多翻翻歷史資料。於是孫飛虎就利用開機前的時間查閲了大量的資料，包括一些從國民黨那裏繳獲過來的、附有蔣介石各個時期照片的歷史文獻（這些資料是經過特批才可以調閲的）。直到看過那些照片後，孫飛虎才對蔣介石的形象有了真正的認識。蔣介石説話的口音很重，説的是地道的寧波話。孫飛虎在表演中保留了寧波官話中比較有特點的詞彙，結合普通話，創造出一種獨有的語言模式 ^[1]  。在表演時，孫飛虎還着力讓自己“生活在角色中”，更多地考慮蔣的處境，揣度蔣在當時情境下的心理活動，有意識地使語言生活化，注意在不同的心理節奏中語言節奏的變化 ^[9]  。

金安歌的個性與張學良相差比較大，他本人很老實、拘謹，平時不太修邊福。為了更接近人物，他在學習資料、揣度人物心理之外，更改變生活習慣，主動到同事家串門，也開始注意衣着的整潔合身。為了展現張學良的軍人氣質，他還有意識地使自己從身體到精神都處在訓練狀態。不但平時坐立行都要腰板挺直，而且在一年中堅持早上跑步，晚上練正步走，一天只吃四兩飯，體重減了近二十公斤，還糾正了駝背和外八字腳的毛病 ^[6]  。

扮演楊虎城將軍的辛靜查閲了大量歷史書刊、楊的信件及上千張圖片資料，走訪了楊的親屬和部下。為了突出人物的主要特點，辛靜與導演商議後，捨棄了楊虎城一些比較明顯的外部特徵和行為習慣，比如歷史上的楊虎城一口陝西話，走路時外八字腳，而將這些照搬上銀幕未免令人物失之滑稽，所以捨棄不用。另一方面，辛靜保留了當別人讀文件時楊虎城閉目傾聽的習慣，突出人物的“大智若愚、老謀深算” ^[7]  。

根據劇情，攝影部門認為影片不適合鮮豔、飽和的色調，根據影片劇情發生的歷史因素、地理因素（黃土高原）、氣候因素（冬季），攝製組將影片的色調定為以棕色調為主，兼用土黃色、灰色、黑色和白色，以提高影片的整體效果，使觀眾更易入戲。為了儘量給人以肅穆莊重之感，攝影師着力把彩色片拍出“黑白片”的效果，在開頭表現楊虎城父子遇害的戲時，用墨綠色樹林、灰色台階構成冷調環境。在光調方面，為了向紀實性靠攏，不搞多餘的裝飾光，以求得到逼真的統一感，對正反人物既不美化也不醜化，對蔣介石、何應欽等反動人物並沒有用腳光、頂光、冷色光去故意醜化 ^[13]  。

在鏡頭運用方面，為了渲染同一畫中出現的眾多人物或兩個主要人物之間的相互關係，攝製組採用了全景中景鏡頭與近景特寫交替結構的方法。為了使鏡頭活潑，使用了許多移動鏡頭 ^[14]  。

由於該片的紀實性原則，美術部門將創作核心定為“刻意求真、質樸大方”。從1978年起，美工師張子恩等人就開始蒐集歷史資料，由於導演更換問題，工作一度暫停。1980年，當重寫的劇本初稿出來後，美工師們又開始了收集工作，先後在西安、上海、北京、南京等地的圖書館、檔案館查閲史料，翻拍照片，察看景地，繪製建築平面、立面構造圖等，並多次訪問事件親歷者。在正式開始案頭工作前，他們已將千餘幅人物、服飾、環境、道具、歷史資料等各類照片彙集成冊 ^[21]  。

在環境方面，由於劇情中涉及的歷史建築大多保存完好，所以影片多處採用實景拍攝，而美工師們則在實景基礎上按歷史原貌佈置道具。如在美齡宮內拍宋氏兄妹商談的戲時，美工師佈置了高級梳妝枱、基督教內容的繪畫，以襯托人物的身份背景。對於另一些已不復存在歷史性景物，攝製組進行了重建，如潼關城門、原華清池大門等。在追求真實的同時，攝製組也沒有拘泥於實景，而是從整個戲的氛圍出發，靈活掌握，改景或在攝影棚搭景，例如，西安事變指揮部原址是位於新城的一幢土灰色建築，其貌不揚，為了強調銀幕形象的氣魄感，攝製組便改用關押過蔣介石的新城黃樓做指揮部外景 ^[21]  。

該片涉及歷史人物眾多，化妝師通過翻閲歷史資料、觀摩各種影片，分析歷史人物各自的特色，同時也根據演員的外形、氣質制定肖像造型方案。例如，張學良在發動“西安事變”時沒有留背頭，而是短寸頭，小鬍子也颳去了。化妝師考慮到金安歌本人的氣質與張學良有差距，為了使其靠近張學良那種精明幹練的“少帥”氣質，化妝師還是決定為金設計了背頭、小鬍子的造型 ^[15]  。

一般來説，如果影片中出現多個肖像造型，會採取在演員臉上附加膠乳零件的塑形，但是，該片的化妝師考慮到膠乳容易出現痕跡，並要塗厚重的油彩才能使之與皮膚相銜接，易造成膚質失真，所以，他們決定在演員的嘴唇部位用膠乳雕塑造型法改變嘴形，而在鼻子、眉弓、耳朵部位採用膚蠟雕塑造型法。例如，孫飛虎臉型較凹，而蔣介石臉型較凸，化妝師使用了膚蠟把孫的鼻子墊高，使凹型臉凸了起來 ^[15]  。

《西安事變》雖然從廣闊的範圍內描寫了一場激烈的歷史風雲，卻沒給觀眾以蕪雜、堆砌之感。這是編導佔有大量翔實的史料，正確處理整體與局部的關係，把深刻的歷史橫斷面與生動的人物刻畫很好結合、精巧構思的結果。導演充分調動電影藝術的特殊手段，儘量發揮自由交叉時空的特長，緊緊抓住“捉蔣”這一中心事件，把各種各樣的矛盾、糾葛，有機地、巧妙地交織起來，並且由於鏡頭的跳躍，節奏的加快，構成了強烈的戲劇衝突，扣人心絃，引人入勝。該片之所以能在革命歷史題材創作上取得大的突破，關鍵在於導演掙脱了條條框框的束縛，擯棄以簡單的政治概念去描寫“壞人”、“好人”的做法，對反動派不加醜化，對進步人物與革命者也不拔高，而是嚴格遵循現實主義創作方法，以歷史唯物主義的眼光，還歷史本來面目，儘量使影片中的人物形象成為各有鮮明個性的活生生的人 ^[22]  。（原中國電影出版社社長兼總編輯許南明評）

成蔭以一個成熟藝術家的氣魄勇敢地捨棄了慣常的藝術構思方法（虛構的“小人物”加真實的大人物），而採取了追求徹底的紀實性的藝術構思方法，並且其上達到了目的，使該片成為一部有着獨特風格的電影史詩。片中蔣介石的形象相當準確、豐滿、生動 ^[23]  。（作家劉心武評）

該片在塑造國民黨營壘中的人物形象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但在表現中共領袖人物方面，卻很一般化，甚至顯得蒼白。儘管片中為中共領袖安排了不少場景，但卻沒有在這些情境中展示人物性格。以毛主席為例，影片為其安排了四場戲，從戲劇結構上看，劇情一直是平直髮展，沒有起伏，很難產生鮮明的人物形象和藝術魅力，而電影語言也是舞台式的，鏡頭呆板。這幾場戲沒有給人物提供多樣而豐富的戲劇情節，人物性格色彩就顯得單調。產生這些不足的原因，主要還是創作思想問題，還是不敢表現領袖人物的複雜的內心活動 ^[24]  。（《電影藝術》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