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多菲·山陀爾

一八二四年十一月裴多菲兩歲時，他的家便遷居到菲爾艾吉哈茲。這是一座不大的只居住匈牙利人的半農業小城。在這裏，詩人的父親開設肉鋪，他當屠夫，殺豬宰羊，贏得較多利潤，日子很快就富裕起來。裴多菲一直把這座小城當作他的故鄉，並在自己的作品中多次提到，因為他在小克洛什村只居住了兩年就移居到這座小城來，在這裏度過自己的童年，留下他幼年時期的美好記憶。

一八二八年裴多菲五歲，父親把他送進菲爾艾吉哈茲小城的學校，但不久又轉學到克奇克梅特城讀書。他在這裏，除了學習匈牙利語以外，還學習拉丁語。彼得羅維奇對自己的兒子抱有更大的希望，希望把他培養成一個牧師或者商人。對於一個只有七歲的幼兒來説，遠離家鄉和父母的照料，食宿於學校，十分困難。

一八三〇年彼得羅維奇全家遷到薩波德薩拉什，父親把他接回家，在本村的小學只讀了一年書。一八三一年裴多菲又被父親送到薩爾山特列林茲小城的學校，專門攻讀拉丁語。裴多菲遠離家鄉和雙親，他心情沉重，養成了一種喜愛孤獨、性情孤僻、不愛交際的性格，只是苦讀書、專心寫詩作文。童年時期，裴多菲相當聰明，學習成績優異，特別是他有掌握語言的才能。除了匈牙利語以外，他還能用斯洛伐克語自由交談。

一八三三年裴多菲十歲時，彼得羅維奇的願望終於實現了。他把兒子送進布達佩斯最好的學校學習拉丁語和德語。在布達佩斯學習期間，裴多菲厭煩校方的拉丁語和神學課；但是他對匈牙利古典作家，例如巴拉塞·巴林特、茲里尼·米克洛什、秋柯諾依·維德茲·米哈依、包恰尼·雅諾什等，特別是魏勒斯馬爾蒂·米哈依的作品使裴多菲沉醉與迷戀。他日夜攻讀文藝作品，其中包括拜倫、雪萊以及海涅和貝朗瑞的詩歌。此外他對戲劇產生強烈的興趣。他幾乎每天晚上都到布達佩斯民族劇院看戲，成了劇院的常客。這一時期，裴多菲的學習成績突然下降了。這使裴多菲的父親很惱火，他認為自己的兒子進入大城市，受到了上流社會惡習的影響，便決心讓兒子離開繁華都市。裴多菲在布達佩斯只學習了一年，又被父親送到多瑙河岸邊的奧賽德的學校學習。他在奧賽德學習了三年，由於閲讀許多歐洲進步書籍和匈牙利古典文藝作品，他的思想產生了深刻的變化。他的這一段艱苦生活，在《旅行書簡》中有較詳細的記述：

一八四三年冬末至一八四四年春初，正是寒氣襲人的季節，我在這城裏度過了極其艱苦的歲月。我捱餓，受凍，落得孤身一人，病倒在一位窮苦、善良的老太太家裏。感謝上帝！我沒有死去。如果不是她對我的憐憫，分擔我的痛苦，我一定會死亡。親愛的朋友，如今這封信，我只好從另一個世界上給你發送了。那時候，我是一個被拋到人世之外的年輕的流浪演員，上帝和人毫不理睬我，對我冷若冰霜。三年半以前，我在劇院裏扮演過配角，引不起任何人對我的注意。後來我走下舞台，來到廣大的人民羣眾中間，成了他們當中的一員。只有在這個時候，我的耳邊才響起了陣陣的、熱情的、雷鳴般的呼聲：“裴多菲·山陀爾萬歲！”

裴多菲希望成為一個演員，渴望通過舞台的藝術生活向人民羣眾宣傳先進思想。裴多菲想當演員的願望終於實現了，一八四二年十一月十一日在佩斯民族劇院上演莎士比亞的名劇《李爾王》時，他扮演劇中一個傻子的角色。關於這次演出，裴多菲寫下了《我第一次扮演的角色》的八行小詩：

我成了演員。第一次我登台表演，在舞台上我第一次露出我的笑臉。

我表演得非常得意，微笑從我的心底湧出；啊，我不知什麼緣故，表演時我失聲慟哭。

裴多菲參加了流浪劇團。通過步行、乘驛車和雪橇，他幾乎遊遍了半個匈牙利的江山。他夜宿在酒店、小客棧、軍營、露夭帳篷和多瑙河橋頭下面。這使他有機會接觸下層勞動羣眾，瞭解他們的悲慘生活和命運。在流浪劇團裏，裴多菲開始蒐集民歌。他採用勞動人民的口語運用民歌形式開始創作詩歌。在十九世紀初的匈牙利詩壇上，當時流行着拉丁語詩的風潮，格律繁嚴、語言晦澀，與勞動人民隔絕。裴多菲希望通過蒐集民歌，突破拉丁語詩的限制，採用民族語言，在詩歌創作上探索出一條健康的道路。他認為民歌是勞動人民的創作，有着真切的感情，但是民歌必須加以提煉，提高到真正的藝術珍品。裴多菲嘗試的結果，證明他所走的道路是正確的。在這種創作思想指導下，他陸續寫下五十多首民歌體詩篇。從發展上來看，民歌賦予了裴多菲以新的生命，哺育着詩人成長。就是到他後期，在戰場上完成的戰歌，同樣保留着他前期採用民歌體進行創作的優點。

一八四四年一月，裴多菲開始擔任《佩斯時裝報》的助理編輯。他的流浪性格稍有改變，漂泊生活逐漸趨於穩定。他開始組織佩斯的激進青年，努力從事政治與文學研究。裴多菲所領導的以畢爾瓦茲咖啡館為活動中心的青年，後來形成名為“三月青年”的組織。他們在佩斯起義中起過巨大的推動作用。裴多菲不僅是這個組織的領導者，而且是這一批青年人的精神領袖。這一時期，裴多菲作為瓦豪特·依姆雷的助手，共同從事《佩斯時裝報》的編輯工作。這個刊物並非純文學雜誌，為了迎合婦女們的需要，經常刊登時髦服裝樣式，宣傳巴黎婦女所追求的服裝改革。它是一個帶有封建性質、崇拜歐洲文化、輕視民族文學傳統的守舊派刊物。裴多菲做了這個刊物的助理編輯，只是由於生活所迫，為了有固定的薪金收入。更主要的，是裴多菲有了一個安靜的寫詩的環境。裴多菲精力充沛，意志堅強，對未來抱有必勝的信念。他期望以《佩斯時裝報》和科蘇特創辦的《佩斯新聞》為陣地，向本國的封建復古派和德國的反動浪漫派作家們進行鬥爭。在他擔任一年的助理編輯時期，受到封建復古派作家和自由妥協派作家們的瘋狂攻擊。除此之外，裴多菲開始寫下了一系列的政治抒情詩，例如《愛國者之歌》、《貴族》、《給在國外的匈牙利人》、《為什麼我不出生在一千年以前？》、《奴隸國的兒子》等。這些抒情詩標誌着裴多菲革命詩歌的開始。他在《愛國者之歌》一詩的開頭，就表達了他熱愛祖國的感情：

我是你的，我的祖國，都是你的，我的這顆心，我的靈魂；假如我不愛你，我的祖國，我能愛哪一個人？

裴多菲把自己比喻成教堂，把祖國比喻成祖壇，在他的心靈中虔誠地供奉。在這首詩中，詩人發誓他的愛國主義思想永遠不變。一八四四年一月，裴多菲在德布勒森的一所草棚裏寫他的第一首政治諷刺詩《貴族》，開始向貴族地主階級進行挑戰；把那惡棍吊上鞭刑柱吧，用棍棒來清算他的罪惡；他偷，他搶？？鬼知道，他乾的壞事實在太多。

匈牙利啓蒙運動時期的進步作家也曾經創作過揭露貴族地主階級的貪婪、落後、愚昧等方面的諷刺作品，但是他們的目的在於教誨他們如何改正或者克服，以求得進步。裴多菲和他們完全不同了。他號召奴隸們起來同貴族地主階級進行血戰。

這一階段，裴多菲除寫作政治詩以外，也是他採用民歌體寫作和蒐集歌謠最豐收的時期。例如他的《穀子成熟了》、《我走進廚房》、《誰能讓花不吐蕊》、《傍晚》以及被魯迅引入《七論”文人相輕“——兩傷》的雜文中的《我的愛情並不是？？》等民歌體詩篇，被音樂家譜曲傳唱，深受匈牙利人民的喜愛。裴多菲用極流暢的語言、和諧的音調，把大自然的美、草原上的牧羊人、多瑙河與蒂薩河畔的漁夫、田野裏勞動的男女青年、巴空尼大森林裏的山盜，都描繪在他初期採用民歌體創作的詩歌裏了。他把自己的詩稿在農村小酒館、大車店裏朗誦，聽取勞動人民的意見和接受他們的審查。他前期的許多詩篇，都經過這種考驗之後才最後定稿的。他把下層勞苦大眾的反應作為衡量自己詩歌的重要標準，努力使每一首詩從內容直到形式都為羣眾所喜愛。雖然裴多菲在早期的嘗試中也有時失敗，但是他認定民族詩歌發展的方向，毫不灰心地向前探索。為了創立民族詩歌，為了實現”詩歌革命“的理想，裴多菲不顧反動作家們的叫囂，充滿信心地宣佈：”？？將來詩歌本身也許把我帶進最完善、最真正的匈牙利詩歌的形式中去。“（1847年《詩歌全集序》）

一八四四年冬季，裴多菲愛上了一位十五歲的少女喬包·愛德爾卡。他們一見鍾情，互相愛慕。詩人寫下初戀階段的愛情詩，獻給這位少女：

可是他們相識不久，喬包·愛德爾卡突然患病，於一八四五年一月七日死去，被埋葬在蓋萊伯斯陵園裏。這給詩人精神上很大的打擊。喬包·馬麗亞在她的《回憶片斷》中這樣記載她妹妹喬包·愛德爾卡死後的情形：”聖誕節剛剛過去兩週，愛德爾卡死去了。兩位詩人——我的丈夫和裴多菲將她埋葬。裴多菲在靈柩前痛哭失聲。安葬了愛德爾卡以後，裴多菲在我們家裏住了十四天，他住在停放過愛德爾卡屍體的房間，也就是睡在愛德爾卡生前所睡的牀上。“在這位清秀的少女逝世後的兩個月裏，裴多菲經常來到蓋萊伯斯陵園，並且寫了許多悼念愛德爾卡的詩篇。同年三月二十日，出版了詩集《愛德爾卡墳上的柏葉》。詩集共收三十四首短詩。這部詩集從內容來看，詩人深切表露對初戀少女愛德爾卡的天真的懷戀。裴多菲同他前輩詩人的墳頭詩有所不同，在裴多菲的詩中有控訴時代的激進的成分。在《愛德爾卡墳上的柏葉》組詩中，裴多菲熱切地表露了對這位少女的純潔的愛情的嚮往、追求與懷念，並以濃厚的感傷主義的情趣，哭訴少女過早夭亡；同時詩人賦予了理想中的愛情以一種美好的浪漫主義的色彩。例如《唉，葬儀的鐘響了！》、《古老的大地》、《枝頭的花瓣紛紛地飄落》以及被我國革命詩人白莽譯成漢文的《雪呵，你是大地的壽衣》等詩，都屬於這一類作品。一八四五年四月一日裴多菲開始了他的長途旅行。他乘驛車從布達佩斯啓程，向喀爾巴阡山腳下進發。他幾乎遊歷了半個匈牙利，於同年六月二十四日返回布達佩斯，歷時將近三個月。他這次旅行的重要收穫，是完成了《旅行札記》散文作品。旅途中，裴多菲受到勞苦人民的熱情款待。經過北部山區艾伯利耶什、吉什——馬爾克山城時，青年男女排着隊伍，奏着音樂，舉着火炬，向他表示歡迎。由於裴多菲的詩獲得讀者的高度評價，人們都以結識這位新詩人為榮。當他旅行到利姆——松包特和戈摩爾州的時候，時逢大選，他被選舉為上訴法官。他在詩友蓋雷尼和頓姆巴的家裏住了一個月的光景，他們討論了關於民族詩歌的發展方向問題，並進行賽詩，還有參觀古蹟等活動。他參觀了匈牙利北部的菲萊克、薩莫什克、薩爾溝城堡的遺址，聽到許多山民關於古代反抗土耳其人的戰鬥傳説。這一切增添了裴多菲在旅途中的興致。他在《旅行札記》中寫道：”除了人民，哪些詩人能有這樣豐富的想象呢？“一八四六年，他寫下長篇敍事詩《薩爾溝城堡》，這是此次訪問三座城堡遺址的重要收穫。

《旅行札記》不僅是裴多菲按照旅行路程記載途中見聞，而且他借題發揮，抨擊了資產階級議會選舉中，地主資產階級政客們鑽營祿位、搞投機、拉選票等卑劣手段；同時他對當時文藝界浪漫派作家的矯揉造作與虛弱無力，對封建復古派作家的墨守成規和陳詞濫調，都作了有力的批判。本篇遊記尚能幫助讀者瞭解詩人青年時代的苦難生活和對祖國壯麗河山的描繪，反映了詩人的愛國主義思想。寫作本篇遊記時，裴多菲年僅二十二歲，他那時的思想尚未成熟，未經受一八四八年革命的戰鬥洗禮，缺少飽滿的生活和戰鬥經歷。遊記的某些段落或對個別事件和景物的描寫，並無深刻的含義，有些地方顯得油滑，甚至流露出自然主義的色彩。本篇的薄弱之處，反映出作為傑出的詩人裴多菲早期創作中的缺點。

裴多菲完成北部高地一帶的旅行回到布達佩斯以後，他應劇作家艾格萊希·戈包爾（1808—1866年）的邀請，完成了劇本《卓爾特·馬爾奇》的創作。由於這個劇本不適於舞台演出，民族劇院委員會沒有通過這個劇本。裴多菲在一氣之下，將手稿燒燬。匈牙利的進步作家和評論家們，總為詩人的這一”憤怒“和”激動“所造成的無法彌補的損失而感到惋惜。

裴多菲少年時期的流浪生活，給他帶來無窮的困苦；但是這也使他有機會從各方面接觸窮苦大眾。一方面他看到京城的輝煌、富麗和奢華，貴族地主的豪橫野蠻，投機商人的牟取重利；另一方面也看到了流浪在多瑙河岸邊的乞丐、窮人的黑麪包和孤兒寡婦的淚痕，勞動人民的汗水和疲憊的人影。

在十九世紀四十年代裏，裴多菲把布達佩斯看成是兩個階級的生活矛盾表現最為鮮明、最為尖鋭的城市。一切矛盾都集中在這個古老的都市裏。裴多菲以勞動人民的眼光來看待這個古老的京城，再加上他本人就受着剝削的重壓和窮困生活的煎熬。他把自己和那些享福作樂的貴族地主們對立起來，沿着平民詩人的道路前進，以平民歌手的姿態出現，無情地揭露那些飽食終日、無所用心、愚昧無知、不求進取的貴族老爺們。這一時期，裴多菲詩歌創作中的鮮明的民主傾向和反抗舊世界的激進因素增多了。裴多菲越來越感到作家責任的重大，嚴格要求自己，堅定地前進，同舊勢力展開鬥爭。他一再強調：”誰是詩人，誰就得前進，千辛萬苦和人民在一起！“（《致十九世紀的詩人》）同時他又善於團結他周圍的作家，引導他們為勞苦大眾進行創作。例如被魯迅引入《詩歌之敵》和《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説二集》的序言中的裴多菲的詩《題B·B2·夫人照相詩》（即《題在瓦·山夫人的紀念冊上》），並將這首詩譯成了散文：”聽説你使你的丈夫很幸福，我希望不至於此，因為他是苦惱的夜鶯，而今沉默在幸福裏了。苛待他吧，使他因此常常唱出甜美的歌來。“這首詩是裴多菲題給瓦豪特·山陀爾夫人喬包·馬麗亞的。裴多菲批評了這位女詩人在婚後的生活中沉醉於個人的所謂幸福當中。魯迅一再引用這首小詩，就是因為當時中國現實社會中的一部分作家沉淪於個人主義的狹隘圈子裏。

1823年1月1日，裴多菲·山陀爾生於奧地利帝國統治下的多瑙河畔的阿伏德平原上的一個匈牙利小城，父親是一名貧苦的斯拉夫族屠户，母親是馬扎爾族的一名農奴。按照當時的法律他的家庭處在社會最底層。

一部分祖先來自中國漢代匈奴西遷部落的匈牙利，帶有東西兩種文化的激烈碰撞的特點，在歐洲歷史上居於特殊地位。由於長期受到周邊民族的歧視壓迫，匈牙利人近千年來一直擅長用詩歌作為鼓勵本民族戰鬥的號角，近代更湧現出一大批傑出的愛國詩人。17世紀以後，匈牙利又一直受奧地利帝國的統治而喪失了獨立地位，爭取自由的起義鬥爭此起彼伏。

生活在這種環境下的裴多菲，少年時代就願意聽老年人講述民族英雄胡斯領導起義的傳説。在小酒店和同伴談論着當年匈牙利民族爭取獨立而鬥爭的故事，在他幼小的心靈上深深打下烙印。這種“自由論壇”的氛圍，也極大地促進了裴多菲語言的發展和進步，很小的時候他就能用匈牙利語和斯洛伐克語自由交談，拉丁語也有了一定的基礎。

1835年，12歲的窮孩子裴多菲有機會到奧賽德求學，三年時間裏他盡顯了聰明才智，完成校方規定的課業外又組織起進步的學生團體，閲讀和研究法國大革命的歷史和匈牙利古典作家的作品。1838年，裴多菲寫下了他的處女裴多菲·山陀爾作諷刺詩《告別》。該詩繼承發揚了匈牙利古典詩歌的傳統，初步體現了他畢生所一直遵循的詩歌語言大眾化的特點。他又當過兵，做過流浪演員，任過《佩斯時裝報》的助理編輯，豐富的社會經歷更深化了他創作的源泉。

1846年9月，23歲的裴多菲在舞會上結識了伊爾諾茨伯爵的女兒森德萊·尤麗婭。這位身材修長、有淺藍色眼睛的美麗姑娘的清純和率真，使年輕詩人一見傾心，擁有大量土地莊園的伯爵卻不肯把女兒嫁給裴多菲這樣的窮詩人。面對阻力，裴多菲對尤麗婭的情感仍不可抑制，在半年時間裏發出了一首首情詩，如《致尤麗婭》、《我是一個懷有愛情的人》、《你愛的是春天》、《淒涼的秋風在樹林中低語》、《一下子給我二十個吻吧》等。這些抒情詩中的珍品，鼓動尤麗婭衝破父親和家庭的桎梏，在一年後同裴多菲走進了婚禮的殿堂。

此刻，歐洲大地已湧起革命洪流，匈牙利人民起義也如湧動的岩漿。蜜月中的裴多菲歡樂與憂鬱交織。他不願庸碌地沉溺於私家生活，寫下了著名箴言詩《自由與愛情》：

這首名作，此後百年間一直是激勵世界進步青年的動人詩句。 ^[2] 

1848年春，奧地利統治下的匈牙利民族矛盾與階級矛盾已經達到白熱化程度。裴多菲目睹人民遭受侵略和奴役，大聲地疾呼：“難道我們要世代相傳做奴隸嗎？難道我們永遠沒有自由和平等嗎？”詩人開始把理想同革命緊緊地連在了一起，決心依靠貧苦人民來戰鬥，並寫下一系列語言凝練的小詩，作為鼓舞人們走向民族民主革命的號角。

他與其他起義的領導者在佩斯的一家咖啡館裏議定起義事項，並通過了旨在實行資產階級改革的政治綱領《十二條》，當晚，裴多菲便寫下起義檄文《民族之歌》：

起來，匈牙利人，祖國正在召喚！

是時候了，還不算太晚！

願意做自由人呢，還是做奴隸？

你們自己選擇吧，就是這個問題！

15日清晨，震驚世界的“佩斯三月起義”開始了，1萬多名起義者集中在民族博物館前，裴多菲當眾朗誦了他的《民族之歌》。起義者呼聲雷動，迅速佔領了布達佩斯，並使之成為當時的歐洲革命中心。翌年4月，匈牙利國會還通過獨立宣言，建立共和國。恩格斯曾指出：“匈牙利是從三月革命時起在法律上和實際上都完全廢除了農民封建義務的唯一國家。”

面對布達佩斯起義，決心維護歐洲舊有秩序的奧地利皇帝斐迪南馬上聯合俄國沙皇尼古拉一世，34萬俄奧聯軍向着人口僅有500萬的匈牙利兇狠地壓來。民族危難時刻，裴多菲給最善戰的將軍貝姆去了一封信：“請讓我與您一起去戰場，當然，我仍將竭力用我的筆為祖國服務……”在1848這一戰火紛飛的年份裏，裴多菲寫下了多達106首抒情詩。翌年1月，裴多菲成為一名少校軍官，他寫詩同時又直接拿起武器參加反抗俄奧聯軍的戰鬥。

三月十五日在匈牙利首都佩斯，爆發了有學生參加的市民起義。領導這次起義的就是愛國詩人和民主主義革命家裴多菲。這次革命的目的是廢除封建制度和把匈牙利從奧地利統治下解放出來。三月十五日清晨，一萬多名革命羣眾冒雨集合在民族博物館前，裴多菲當眾朗誦了他在三月十三日即維也納起義的當天晚上寫成的戰鬥詩篇《民族之歌》。裴多菲領導的起義隊伍，以匈牙利三色旗為前導，向全國最大的蘭德納印刷所前進，以人民的名義奪取了印刷機器。他們衝破書報檢查，印出了裴多菲的《民族之歌》和由約卡伊·莫爾起草的、實行資產階級改革的《十二條》。起義隊伍衝向布達監獄，釋放了因創辦《工人報》而被囚禁的政治犯譚啓奇·米哈依。裴多菲在《民族之歌》中，提出了那個時代最尖鋭的問題：“做奴隸，還是做自由人？”他這樣激昂地高呼：起來，匈牙利人，祖國正在召喚！是時候了，還不算太晚！願意做自由人，還是做奴隸！你們選擇吧，就是這個問題！

奧地利皇室的統治與國內封建帝制的壓榨，迫使農民多次起義，以反抗外國侵略和地主階級的壓迫。一五一四年在多熱·久爾吉領導下的，首先在特蘭西瓦尼亞，後又遍及匈牙利全國的農民起義，震撼歐洲各國，它為一八四八年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打下了深厚的思想基礎。

三月十五日，起義的遊行隊伍一直延續到深夜。整個布達佩斯沸騰起來了。條條街道，裝上了彩燈和彩旗，到處懸掛着裴多菲的畫像。起義的當天晚上，在佩斯的民族劇院上演了考託諾·尤若夫的反抗德國統治的著名悲劇《邦克總督》。裴多菲的《民族之歌》已被譜上曲，全場響起一陣悲壯的歌聲，使出席者紛紛淚下。歌聲剛一停止，羣眾要求剛從獄中被釋放的譚啓奇·米哈依登台演説。裴多菲在三月十五日《日記抄》中寫道：“匈牙利的自由啊，在你誕生的這一天，我向你致敬！我曾經為你祈禱過和鬥爭過，現在我第一個表示歡迎你。我的快樂是那樣無邊？？”裴多菲認為，一個民族沒有獨立與自由，牛馬般地生活下去，那是恥辱。一八四八年在匈牙利歷史上，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已達到白熱化程度。裴多菲和匈牙利勞動人民一樣，目睹祖國長期遭受土耳其和奧地利等帝國的侵略和奴役，而他們自己卻受盡折磨，為什麼不能致力於自己的解放事業呢？裴多菲認為，奪取政權，以掌握民族命運的時機已經到來，重整旗鼓，高舉農民起義領袖多熱·久爾吉和拉科治·費倫茨的大旗，向革命邁進的時機已經到來；手持軍刀，走向寶座，砍斷國王頭顱的時機已經到來。所以裴多菲在三月二十一日寫給阿蘭尼的信中説：“我認為，革命是一種暴力改造！”他在三月十七日《日記抄》中又寫道：“凡是我們要求的，應該用武力取得。”裴多菲在革命必須走武裝道路這一點上，他同自由妥協派作家們完全不同。

裴多菲領導的三月十五日佩斯起義，影響着整個匈牙利的各個階層。革命浪潮衝擊着偏僻落後的村莊和農舍。三月十八日宣佈廢除農奴制，西北地區的農民自動起來平分了莊園主的土地。在貝克什州和喬納第州，起義羣眾佔領了伯爵老爺們的牧場，並且衝進文書管理所，燒燬了全部地契和公文，

並把土地平分給貧苦農民。裴多菲高度讚揚農民起義的英勇行為。他把人民起義的浪潮比喻成洪水，歌頌洪水的力量，讓洪水奔騰、咆哮，沖毀腐朽的封建制度。

1849年夏，匈牙利革命軍在強敵壓迫下戰至最後時刻。7月31日晨，貝姆將軍將還能戰鬥的300人組成了一支騎兵隊，在戰鬥打響前又特意叮囑裴多菲留下。詩人卻違背了將軍的命令，跟在騎兵隊後面出發。這些英勇的匈牙利戰士與數倍的敵人膠着在一起時，很快便被淹沒和融化了。身材削瘦的詩人也被兩名俄國哥薩克騎兵前後圍住，一柄彎刀兇狠地向他劈來，詩人閃身躲開，但同時另一把尖利的長矛已刺進了他的胸膛，詩人痛苦地倒下了……

此後的數十年裏，匈牙利人民始終不願相信他們的詩人已不在人世，傳説不斷出現。有人説曾在一個農民家裏看見過他，有人稱自己被俘後在俄國見過裴多菲。匈牙利議會還專門進行了調查，但令人失望的是，這個“目睹者”既沒當過兵，更未被俘虜過……

經過匈牙利人民的反抗鬥爭，奧地利帝國被迫在1867年同匈牙利簽訂協定，承認在奧國皇帝為統一元首的前提下，可以建立二元化的聯合國家政體，國名也改稱奧匈帝國。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時奧匈帝國崩潰，1918年末匈牙利實現了完全獨立建國。

裴多菲犧牲時僅26歲，身後留下22歲的妻子和1歲半的幼子。他一生中寫下了800多首抒情詩和8部長篇敍事詩，此外還有80多萬字的小説、政論、戲劇和遊記，且有相當部分在戰火中完成。這樣的高產率，在歐洲文學史上是非常罕見的。

在匈牙利文學乃至其整個民族的發展史上，裴多菲都佔有獨特的地位。他奠定了匈牙利民族文學的基石，繼承和發展了啓蒙運動文學的戰鬥傳統，被人譽為“是在被奴隸的鮮血浸透了的、肥沃的黑土裏生長出來的‘一朵帶刺的玫瑰’”。一個多世紀以來，裴多菲作為爭取民族解放和文學革命的一面旗幟，也得到了全世界進步人士的公認。他那一首首膾炙人口的詩篇，仍在廣為傳誦。

一八四五年夏天，在愛德爾卡逝世半年以後，裴多菲又愛上了一個地主女兒麥德尼阿斯基·伯爾娜。她有着驚人的美麗面容。只因為她的美，使裴多菲在愛德爾卡的愛情悲劇之後，擺脱了精神上的苦惱，使愛情的女神在詩人的心靈中甦醒。這位驕傲的莊園少女對裴多菲這樣一個全國聞名的詩人是羨慕的。她愛裴多菲的詩，但並不喜歡裴多菲這樣一個瘦弱多病的窮苦人。裴多菲自己十分清楚，他與這位“鄉下美女”沒有任何共同的語言。但是，裴多菲被她的美所迷戀，寫了許多愛情詩獻給她。

一八四七年二月間，裴多菲接到阿蘭尼·雅諾什（1817—1882年）的長詩《多爾第》的手稿，讀後大為讚賞。裴多菲認為這首長詩是匈牙利文壇上的最大的成就之一。裴多菲讀完《多爾第》手稿，立即給阿蘭尼寫了一封熱情洋溢的信，並附《致阿蘭尼·雅諾什》一詩。這首詩和附上的信件，不僅是裴多菲和阿蘭尼的友誼的開始，更重要的是十九世紀四十年代匈牙利文壇上討論關於創作人民詩歌的良好開端。從他們通信討論人民詩歌開始，到裴多菲於一八四九年七月三十一日在瑟什堡一帶反沙皇戰役中陣亡為止，在兩年多一點的時間裏，來往書信共六十二封。信中談到關於創作人民詩歌的問題，商討共同翻譯莎士比亞戲劇，以及關於裴多菲在戰爭年代出徵、結婚、生子等等，説明兩大詩人的友誼的深厚。

《多爾第》的創作成功，不僅給阿蘭尼帶來了聲望，而更重要的是給他帶來了裴多菲的友誼。裴多菲最早發現阿蘭尼是一位偉大的人民詩人。他們的政治信仰相同，有着一致的文學創作原則，兩大詩人互相起着有益的影響。他們那種積極向上、拯救祖國於危難的心情十分相近。他們來往的書信，除了討論文藝問題之外，特別是在愛國戰爭爆發後，裴多菲奔赴戰場的贈詩和通信，那種相依為命的關係，更可見兩大詩人之間的友誼深厚。

裴多菲對於創作人民詩歌的論述，是他給阿蘭尼書信中的精華。我們可以從中看到裴多菲的那種鋭利的眼光。一八四七年二月四日裴多菲在寫給阿蘭尼的信中，闡明瞭他的詩歌理論：

不管人們怎樣講，可是真正的詩歌是人民的詩歌。我們都贊成這樣的意見：應該使它成為統治力量。一旦人民在詩歌領域中成為統治者，那就意味着他們在政治上成為統治者的日子已經不遠了，而這正是本世紀的任務。實現這個任務，是每一個具有崇高心靈的人的目標，這樣的人再也不能袖手旁觀，眼看兒千個人過舒服的日子和享福作樂，而千百萬人民卻在受苦受難。讓人民上天堂，讓貴族下地獄！

一八四七年二月間最初的幾封通信中，裴多菲提出了關於創作人民詩歌的理論；從創作方法、詩歌內容，直到詩的形式，都得到了阿蘭尼的贊同。裴多菲主張在作品中歌頌勞動人民，絕不要歌頌國王，即使起過進步作用的國王也不要歌頌。他説，“要曉得，無論是黑狗還是白狗，總而言之，一句話——都是狗。”

裴多菲主張在作品中要歌頌農民起義領袖，發揚羅馬奴隸主長期統治下的斯巴達克思的反抗精神。所以在裴多菲後期的作品中，越來越多地出現反抗舊世界的英雄人物的形象，這同他的創作理論是分不開的。他的指導思想，就是通過對歷史人物的描寫，激勵人民同哈布斯堡王朝進行鬥爭。在這種思想指導下，裴多菲陸續寫下了《為了人民》（1847年）、《拉科治》（1848年）、《刑揚》（1848年）以及長詩《使徒》（1848年），他高度頌揚主人公錫爾維斯特的反抗精神。

從一八四七年起，裴多菲的民主主義思想更加成熟，在詩歌創作上更趨於定型。關於“詩的美”的問題，裴多菲也有他精闢的見解。他於一八四七年三月三十一日給阿蘭尼的信中説：“我是一個為了‘真’連‘美’也可以犧牲的人。只要是‘真實’的，也就一定是‘自然’的，是好的，而且我也認為必然是‘美’的！這就是我的美學觀”裴多菲不僅把他的美學觀點在實踐中加以運用，而且從理論上證明文學的人民性的重要。他在一八四七年二月四日給阿蘭尼的信中説：“不管人們怎樣講，可是真正的詩歌是人民的詩歌。”他又繼續闡述政治與文藝的關係，指出：“一旦人民在詩歌領域中成為統治者，那就意味着他們在政治上成為統治者的日子已經不遠了。”在文學與政治的關係問題上，可見裴多菲的先進思想。

裴多菲和阿蘭尼開始只是通信，很長時間未能見面。一八四七年六月七日，裴多菲來到阿蘭尼的故鄉索倫塔，兩大詩人初次會晤。他們的相會，成為匈牙利文學史上的一件大事。裴多菲在給蓋雷尼·符利捷什的信中説“你知道為什麼我急忙來到索倫塔，而又在這裏住了一個星期呢？因為在索倫塔住着一個偉大的人物，他是我的朋友，《多爾第》的作者阿蘭尼·雅諾什。如果你讀過了這首詩，我也就連一句話也不必説了。這首詩是一位很平常的鄉村公證人寫的。他住的房屋長不過五步，寬不過兩步。這房屋是他的全部家產。我的朋友，繆斯女神並非是保守的女人，她們在一百年以前，飛出了天國，翅膀連接着翅膀來到人間，並且高呼‘人民萬歲！’。繆斯女神從壯麗的赫利孔高山上下來，飛進簡陋的茅舍，並在那裏定居。我是多麼幸福，因為我就是誕生在草棚裏啊！”

裴多菲離開索倫塔回到布達佩斯以後，曾經多次寫信給阿蘭尼，邀請他來作客。特別是在裴多菲結婚以後，那種邀請的心情更加真切。一八四七年九月九日裴多菲給阿蘭尼寫信説：“我在驚惶失措地準備迎接你來佩斯——來我家作客。直到今天我仍然是一個窮光蛋，然而你來了，我們三個人（指裴多菲、阿蘭尼、裴多菲夫人——筆者）在一起就更加困難了。？？我們三個人擠在一起，三個人睡在一張牀上，三個人吃兩盤子食品。如果飯菜不夠了，我就説我不餓？？那就讓你們倆吃個飽。”裴多菲的這些話雖然帶有嬉戲的成分，卻也説明他們之間的友誼多麼深厚。裴多菲的開朗的性格、堅強的政治信念，以及對未來人生的渴望，在他給阿蘭尼的信中反映得特別完整。特別是在一八四八年至一八四九年愛國戰爭爆發後，裴多菲將他妻子森德萊·尤麗亞和兒子卓爾坦安頓在阿蘭尼的家裏，從此裴多菲就走上永別的戰場。這是何等激動人心啊！他們的友誼一直延續到裴多菲戰死，直到晚年阿蘭尼的心情還不能平靜，一直軫懷裴多菲的友誼。

一八四六年秋天，裴多菲在艾爾多特的一個舞會上結識了森德萊·尤麗亞。裴多菲向她求婚，尤麗亞允許了，但是遭到她父親的拒絕。尤麗亞的父親森德萊·依格諾茨是一個死守陳規舊例的莊園主，他極力反對女兒嫁給像裴多菲這樣一個流浪詩人。他無法理解年輕一代的思想發展與社會的進步，更無法理解他女兒在婚姻問題上的先進思想。若是同裴多菲結成親戚，又怎能門當户對呢！裴多菲同他的岳父始終是勢不兩立的死對頭，後來在他許多的作品中，留下了他岳父的殘暴、愚昧、落後等地主階級的形象。

裴多菲與尤麗亞一見鍾情，互相愛慕。裴多菲寫了許多愛情詩獻給她。詩中充滿着追求、讚美、懷疑與渴望，例如《給尤麗亞》、《我是一個熱戀的人》、《我見到東方最豔麗的花枝》以及採用民歌體寫成的《小樹顫抖着？？》，等等，都是裴多菲與尤麗亞初識時留下的優秀的愛情詩篇。

一八四七年九月八日裴多菲與尤麗亞在艾爾多特村舉行結婚儀式。從一八四六年九月裴多菲與尤麗亞結識，到一八四九年七月三十一日裴多菲戰死時為止，在不到三年的時間裏，詩人寫給他妻子的愛情詩總共一百零二首。這些作品絕大多數是健康的，充滿着強烈的政治內容與青年人渴望新時代誕生的氣息。例如他的最著名的愛情詩《自由與愛情》（“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二者皆可拋。”）就是這一時期最有代表性的革命箴言詩。

裴多菲與尤麗亞結婚後，取道科爾多、索倫塔，直奔布達佩斯。他們在首都定居後，裴多菲的生活頗為安定，詩歌創作量達到了最高潮。這一年裏，他寫了一百五十七首抒情詩，三首長篇敍事詩：《薩爾溝城堡》、《法官》、《傻瓜伊斯托克》以及由二十封書信組成的《旅行書簡》和兩個短篇小説。

裴多菲曾經説過：“愛情是我寫詩的源泉。”他同尤麗亞結婚後，他覺得他自己無比幸福。他不僅有一個美麗而善良的妻子，更重要的是他們的志趣和意願相同，有着共同的理想與生活目的。正如他在《致尤麗亞》（1847年）一詩中寫道：“我不僅愛她外形的苗條，更愛她心靈的美麗。”尤麗亞背叛了她的莊園主家庭，同窮苦詩人結了婚。她勤奮好學，用心思索，追隨裴多菲進行詩歌與散文的創作。特別是在一八四八年三月十五日佩斯起義的日子裏，她成了裴多菲的得力助手。從《自由與愛情》（1847年）開始，裴多菲獻給他妻子的每一首愛情詩，都在引導她向革命邁進，使她跨越原來階級的侷限，努力理解全人類解放的重大意義。裴多菲獻給尤麗亞的充滿強烈政治內容的愛情詩，對她的思想轉化起過巨大的作用。在佩斯起義的日子裏，裴多菲以有這樣一個革命伴侶而感到驕傲。她走在裴多菲的思想和行動計劃的前面，“像一面軍旗在隊伍前面迎風招展。”這就使裴多菲在革命年代毫無顧慮地投身於革命戰爭，例如，在《旗幟》、《告別》、《我的妻子和我的寶劍》等愛情詩中，表現得特別明顯。

雖然在裴多菲與尤麗亞度蜜月期間，他們的內心充滿着無限的幸福與歡樂，但是在詩人的心靈中卻也積聚着憂鬱和沉悶。例如在他的最著名的抒情詩《九月的最後一天》中，就充滿着無限的憂傷。他預料他自己必將死在戰場上，而且預示在他死後，他的妻子很快地會忘掉他。裴多菲的預料完全正確。他在戰場上陣亡差十天不到一年，森德萊·尤麗亞脱掉黑紗，嫁給布達佩斯大學一位名叫霍爾瓦特·阿爾帕德教授。

貝姆出身於波蘭貴族家庭，青年時期當過炮兵，參加過一八三〇年的波蘭起義。起義失敗後，貝姆流亡國外。葡萄牙革命時期，他曾經戰鬥在里斯本。一八四八年三月，他來到維也納指揮戰鬥，後轉戰匈牙利，被任命為特蘭西瓦尼亞一帶軍事總指揮。恩格斯曾對貝姆作過很高的評價：“如果説當時還有人能挽救維也納的話，那麼貝姆便是惟一的一個。”

一八四九年一月十五日，裴多菲離別妻兒，從匈牙利第二大城市德布勒森出發，去特蘭西瓦尼亞，參加貝姆軍隊。臨行前，他把他的妻子和兒子安頓在阿蘭尼·雅諾什的家裏。裴多菲的到來，受到貝姆將軍的熱情歡迎。這樣一位著名詩人和三月十五日佩斯起義的青年領袖來到戰場，貝姆高興極了，任命他為自己的少校副官，消息頓時傳遍全國。裴多菲來到貝姆將軍身邊，同貝姆一起戰鬥，他的心情是愉快的。他在四月十一日給《公報》編輯部的信中説：“對於任命我為少校，我卻感到冷漠；對於我當貝姆的副官，我是非常高興的！”

在同俄奧聯軍英勇奮戰的日子裏，裴多菲的戰功卓著，他受到貝姆將軍的獎勵。貝姆親自把勳章掛在裴多菲的胸前。當時貝姆的右手受了傷，包紮着。貝姆對裴多菲説：“我用我的左手替你掛勳章，因為它距離我的心是那樣的近啊！”裴多菲在授獎大會上流着熱淚，傾吐他對貝姆將軍的深情厚意，“？？我的將軍啊，對我來説，您比我的父親還要親，父親只給了我生命，而您卻給了我榮譽。”貝姆將軍已年逾五旬，須鬢斑白。在年齡上他比裴多菲大了一倍，貝姆把裴多菲作為自己的兒子來看待。

一八四九年七月二十五日，裴多菲同貝姆將軍在拜萊茲克相會。這正是魯迅所説的詩人“三去其地”的最後一次了。在戰地上，貝姆將軍從快馬車上一眼看見了裴多菲，便大聲喊起來。貝姆流着眼淚，用法語連聲喊着：“我的兒子！我的兒子！我的兒子！”裴多菲與貝姆在戰鬥中結下了深厚的友誼，他們的關係親如父子。

裴多菲在戰場上寫下一系列歌頌貝姆將軍的詩篇，例如《愛爾德利的軍隊》、《炮聲響了四天》、《瓦依達——胡尼亞第城堡》等，熱情歌頌貝姆將軍高度的國際主義精神。正是這位波蘭籍出身的將軍，為被壓迫被侵略的弱小民族的獨立與自由而不息地戰鬥着，贏得全體匈牙利人民的崇敬。一百年以來，他的青銅像高聳在布達山的向陽坡上，作為國際主義的象徵，被匈牙利人民的後代銘記不忘。

《私奔》

《爺爺》

《淡黃馬和棗紅馬》

《絞吏之繩》

《老虎與鬣狗》

《旅行札記》

《旅行書簡》

《愛爾德利之行》

《日記九篇》

《歷史札記》（片斷）

《我的兒子卓爾坦長到七個月的時候的生活史》

《一八四八年五月二十七日，佩斯告吉什庫恩薩格選民書》

《一八四八年八月十日，佩斯答覆魏勒斯馬爾蒂》

《對一個非常骯髒的問題的最初的也是最後的發言》

《一八四八年九月十七日，佩斯 “平等協會”宣言》

《寫給國民代表大會的信》

《一八四九年一月九日，德布勒森回憶貝姆將軍》

《民族劇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