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書章

北宋蘇耆、蘇舜欽有“佩六相印之裔”等印。南宋賈似道有“秋壑圖書”等印。明末清初藏書家萬貞言的藏書印上刻有“吾存寧可食吾肉，吾亡寧可發吾槨，子子孫孫永勿鬻”等字,情深意切。明清以後,宋元版書倍受藏書家珍惜，家藏宋版書者競相誇耀，這類藏書印極盛一時。明朝文人多自號“山人”、“居士”等，故多在藏書章印上刻有這種文字,如“文水道人”,“五峯樵客”、“五峯山人”、“牆東居士”等；很多官宦之士喜歡刻藏書章，如明季振宜有印“吾道在滄州”、“柱下史”,葉盛有“鎮撫燕雲關防”、“巡撫宣府關防”印，表達他們“春風得意馬蹄疾”的情感。還有些藏書家在書印上表達追思前人之意 , 如明江蘇吳寬 有“延州來季子後”印。

顧千里有“陳黃門侍郎三十五代孫”印,陸芝榮有“忠宣第三十七世孫”印。明清之間婦女藏書章有歸有光妻王氏的 “魏國文正公二十二代女”印，阮元繼配孔經樓的“闕里阮孔經樓”、“孔子七十三代長孫女”印。有的藏書印極力表白家族的榮光，如袁忠徹的“袁氏父子列卿”、“忠孝世家”印、馬思贊的“玉音孝友著於家庭信誼隆於鄉黨”印。有的藏書印告誡後人不要丟失圖書，例如常刻有“子孫保之”字樣，清陳鱣有“得此書費辛苦後之人其鑑我”印。有的藏書家對借書非常謹慎，唯恐有失，如明代錢穀有“百計尋書志亦遷，愛護不異隋侯珠，有假不返遭神誅，子孫不寶真其愚”印。毛晉有“在在處處有神物護持”，張蓉鏡還在書上蓋有“在處有神物護持”印。藏書家痛恨後人賣其藏書，如清王昶的藏書印上有“如不材，敢賣棄；是非人,犬豕類，屏出族,加鞭箠”的話，全印共64字，是迄今所見字數最多的藏書印。字數最少的只有一個字，如清何焯的“髯”字印。古代藏書家的書印一般不只一枚，有的多達十多枚乃至數十枚。

中國古代藏書章對於後人瞭解文獻的收藏和流傳以及鑑別古籍版本等都具有重要價值。

現代圖書館也常在所藏圖書資料上加蓋藏書章。全稱如“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書”、“北京圖書館藏刊”。有的藏書章上還有入藏日期或圖案。有的則採用不帶色的鋼印。圖書的藏書章一般蓋在書名頁的下方正中，也有在書名頁蓋章以外，還在書中固定的某一頁和在最後一頁的下方正中各蓋一個章。期刊和其他資料則多將藏書章蓋在封面上。

藏書章形狀多半是正方形和長方形，也有其他不規則形狀。現代圖書館的藏書章形狀多樣，除了長方形和正方形以外，還有圓形、三角形、稜形、橢圓形等。藏書章的用料也有多種，有木質、石質、金屬、動物骨、象牙、塑料、有機玻璃等等。

古往今來，大凡喜歡藏書的名人雅士無不愛在自己的藏書上鈐上印。印章上除名號之外，往往還留有別的文字，用以反映藏書者的人品和氣質，讓讀者感到妙趣橫生，韻味無窮。 　最早的藏書印章要追溯到唐代，相傳為唐太宗李世民自己寫的“貞觀”二字連珠印。此後，唐玄宗李隆基“開元”二字連珠印、李泌“端居”寶印，李煜“建業文房”之印等也頗有名氣。

明代以後，使用藏書印的風氣逐漸普及開來，私人藏書尤為重視藏書印的應用。明代文學家黃宗羲的藏書印上刻著“窮不忘買，亂不忘攜，老不忘讀，子子孫孫，鑑我心曲”，愛書之情，盡在其中。 明代“汲古閣”主人毛晉藏書之豐舉世皆知。他有一方56個字的大藏書印章，印文為“趙文敏於書卷末雲，吾家業儒，辛勤置書，以遺子孫，其志如何，後人不賣，將至於鬻，頹其家聲，不如禽犢，若歸他屋，當念斯言，恥非其有，無寧舍旃”。 可謂蔚為壯觀。

清代“揚州八怪”之一的鄭板橋，他的私人印章寓人品於字裏行間，頗具韻味。常見的鈐印有“七品官耳”、“動而得謗，名亦隨之”。初看印文平淡，細究方覺可貴。 藏書大師馬太龍自刻一藏書印章，印文為“印奴”。由於藏書甚多，他的書常被人盜走。他一氣之下又刻了“警印”，鈐於書之扉頁：“竊書非雅賊”。

現代許多文藝家藏書印章獨具特色。瞿秋白、楊之華夫婦常合用一印鈐於書扉頁，印文是“秋之白華”，含二人名字在內，構思巧妙，用意深刻。 茅盾所藏的《莊子集解》上，蓋有他的“玄珠68歲後所讀書”的藏書印記，頗有深意。 鄭振鐸對洋裝書籍，往往只在封面籤個名，線裝書才加鈐“長樂鄭氏藏書之印”。魏建功替他鐫刻了兩枚印章，長形者曰“長樂鄭氏藏書”，方形者曰“長樂鄭振鐸西諦藏書”。都是朱文寫經體，前一枚每字加框，古風純然，令人喜愛。國畫大師張大千的藏書印章大都自撰自刻，比較耐人尋味的有“大千掌握”“藏之大千”“南北東西只有相隨無別離”等，愛書之情，溢於言表。

魯迅先生藏過不少石刻拓本、古籍和其他書籍。他用過的藏書印章有“周樹人所藏”“會稽周氏收藏”“俟堂”等。魯迅曾結識著名國畫家、金石家陳師曾。陳師曾先後為魯迅刻過“周樹人所藏”、“俟堂”等5方印章。鄧拓先生的藏書印也別有格調。他曾刻有一枚“書生之氣不可無”的藏書印，形象地表達了自己堂堂正正做人、勤勤懇懇做事的學者風度。董必武愛藏書，他所有的藏書均鈐上一方橢圓形“樂益堂”的藏書印，“樂益堂”是他居室客廳的匾額。

毛澤東一生酷愛讀書，解放後他的個人藏書達數萬冊。他曾有一枚藏書章，是1963年委託陳叔通請上海博物館的篆刻家吳樸堂刻的一方鐵線朱文印“毛氏藏書”印章。吳樸堂在刻這方印時，妥善處理了“毛氏”和“藏書”四字筆畫疏密和佈局的矛盾。這個印章深得毛澤東喜愛，他的所有藏書上均有這枚藏書印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