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樹藩

17歲參加工人運動，20歲加入中國共產黨，中共七大正式代表。長期擔任軍隊和工會領導職務，獨臂將軍。

1922年9月參加安源路礦工人大罷工，曾任工人代表。

1923年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同年任礦區團委委員。

1925年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

1927年起任中共漢口口區區委委員兼勞動童子團團長。七一五反革命政變後被逮捕，經黨組織營救出獄。1928年7月作為中共代表團成員，參加共產國際第六次代表大會。同年起先後入莫斯科中山大學和列寧學院學習。

1930年回國，1931年初進入中央蘇區，任中華全國總工會蘇區執行局宣傳部部長，後任組織部部長。1931年冬至1932年7月、1933年春至6月任紅二十二軍政治委員。

1932年12月至1933年6月任紅五軍團政治委員。

1933年1月至1934年1月任紅一方面軍黨委委員。1933年6月至8月任紅一軍團第一師政治委員。同年10月至1935年3月任紅九軍團政治委員。

1933年10月至1935年2月兼任紅九軍團第三師師長。

1934年1月當選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委會委員。參加中央蘇區第四、第五次反“圍剿”鬥爭和中央紅軍長征。

1935年3月至同年夏任中央軍委縱隊第一梯隊政治委員，6月至8月任中央軍委縱隊政治委員，9月至11月任紅軍陝甘支隊第三縱隊副政治委員、政治部主任。1935年9月至1936年任中共中央編制委員會成員。到達陝北後，1935年11月起任中華蘇維埃人民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西北辦事處司法內務部部長（至1937年5月）。

1936年4月、同年秋至1937年任紅三十軍政治委員、陝甘寧邊區第二作戰區政治委員。全國抗日戰爭爆發後，1938年6月至1940年6月任八路軍第一二九師政治部副主任。

1940年6月至1943年10月任八路軍第一二九師政治部主任兼太行軍區政治部主任。

1942年9月起任中共中央太行分局委員。

1943年入延安中共中央黨校學習。

1944年12月至1945年8月兼任太行軍區政治部主任。

1945年4月至6月作為晉冀魯豫代表團成員出席中共七大。同年9月至1948年5月任晉察冀軍區政治部副主任。

1945年9月至11月任中共張家口市委委員。

1946年2月任晉察冀區行政委員會復員委員會主任委員。

1948年5月至1949年任華北軍區政治部副主任。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

1949年11月至1954年12月任中共中央西南局委員、西南局職工工作委員會書記（1949年12月起）。

1950年6月至1953年3月任西南軍政委員會委員、勞動部部長。1950年7月起任中華全國總工會西南辦事處主任。

1953年1月至1954年1月任西南行政委員會委員。

1953年5月至1957年12月任全國總工會執行委員、主席團委員。

1954年11月至1958年10月任國家體育運動委員會副主任，1955年1月至1958年10月任中共黨組副書記。

1955年12月起任中央國防體育俱樂部主任。中共第八屆中央候補委員。

1958年10月17日出國訪問途中,因飛機失事在蘇聯卡納什遇難，終年53歲。 ^[4] 

1922年參加工人運動，任安源路礦工人俱樂部代表。1923年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1925年轉入中國共產黨。1927年赴蘇聯莫斯科，先後入東方大學、勞動大學和列寧學院學習。1931年後任中國工農紅軍第二十二軍、第九軍團，第三十軍政委，陝北蘇維埃政府內務部部長，八路軍一二九師政治部主任，中共中央太行局常委，晉察冀軍區、華北軍區政治部副主任。 ^[2] 

建國後，蔡樹藩從軍隊轉入地方工作，歷任全國總工會執委、西南辦事處主任，中共西南軍政委員會勞動部部長，中共中央西南局委員，1954年調任國家體育運動委員會副主任兼黨組副書記。同年，當選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1956年當選為中共八大代表並被選為候補中央委員。1958年因空難逝世，終年53歲。 ^[3] 

1927年赴蘇聯留學，先後在東方大學、勞動大學和列寧學院就讀。1928年出席在莫斯科舉行的中共六大。回國後於1954年任國家體委副主任，曾協助賀龍主任主持體委常委工作，積極開展羣眾體育活動，熱情支持賀龍同志倡導的體育運動，並在國家體委中積極工作，為新中國建國初期體育事業的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1956年在中共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當選為候補中央委員。1958年10月17日與鄭振鐸一起出訪時因空難在蘇聯境內喪生，享年僅53歲。 ^[1] 

1927年7月汪精衞在武漢發動反革命政變時，他被捕入獄，由黨組織營救獲釋後，於同年8月派往蘇聯莫斯科，入東方共產主義勞動大學學習。後又挑選到列寧學院深造。1928年6月，他當選為中共六大代表，在莫斯科出席了六大會議。1929年，他當選為中國工人代表團成員，在莫斯科出席了第五次國際工人代表大會。

1930年，他奉命回國，到上海全國工會總部工作。隨即調往中央蘇區全總執行部工作。

1931年冬，蔡樹藩任紅二十二軍政治委員，協同羅炳輝指揮了著名的廣昌戰役。在粉碎第二次反革命“圍剿”中，他冒着槍林彈雨、身先士卒，負傷9處。在第三次反“圍剿”戰鬥中，負傷失去左臂，因戰功卓著，被紅軍稱為獨臂將軍。1933年底，紅二十二軍擴編為紅九軍團，他任軍團政委，兼該軍團第三師政委。 ^[5] 

1931年4月，蔡樹藩在廣昌參與指揮了第二次反“圍剿”作戰。戰鬥中，他衝鋒在前，身上已八處負傷，仍堅持不下火線。這時，敵人的子彈又向他射來。警衞員眼疾手快，一個箭步撲上去將他推倒，順勢撲在他身上，才躲過了子彈。可蔡樹藩和警衞員剛爬起，敵人的子彈又從陣地側翼掃射過來，擊中蔡樹藩的左腿。頓時，他眼前模糊，差一點摔倒在地。警衞員見他傷勢很重，臉色煞白，虛汗順着臉頰往下淌，要揹他下去。蔡樹藩不肯離開陣地，他説：“戰鬥正進行到緊張關頭，部隊就要發起衝鋒，一名指揮員在這時離開戰鬥崗位，勢必會影響部隊情緒。”説罷，他順手撕破襯衣，在警衞員的幫助下，迅速包紮了一下傷口，又一瘸一拐地繼續指揮戰鬥，直到戰鬥勝利結束，才被抬到紅軍醫院醫治。

同年6月，紅軍進行整編，軍縮編為師，蔡樹藩任紅一軍團第1師政治委員。7月，蔣介石親自擔任“圍剿”總司令，又向中央蘇區發動了第三次“圍剿”。

在紅軍醫院養傷的蔡樹藩聞知後，按捺不住激動的心情，跑去找院長，軟磨硬纏，要求出院。院長拗不過他，只好勉強答應了他的要求。

一天，部隊剛到達目的地，蔡樹藩便帶着作戰參謀王繼成和警衞員張小富到前沿陣地實地觀察。三人不斷地向敵軍陣地靠近，張小富提醒他：“政委，不能再走啦，危險！”但為了查明敵人的兵力、火力部署，使部隊進攻時減少傷亡。蔡樹藩依舊一面朝前走一面觀察。蔡樹藩又朝前走了幾步，選了一棵歪脖子樹，靠在上面，側着身子，用左手舉着望遠鏡觀察。突然，一聲槍響，不及躲閃，左臂被敵人的冷槍擊中了。這是蔡樹藩第十次負傷，這次負傷使他永遠地失去了左臂，從此成為一位“獨臂將軍”。當時部隊正在行動，沒有醫術很高的醫生跟隨，加上藥品奇缺，天氣炎熱，幾天後傷口感染化膿，被送到後方醫院治療。

軍情緊急，戰報頻傳。蔡樹藩不願意久留醫院治療，幾天後便一次次要求儘早出院，重返前線。但由於傷勢過重，難以癒合，他急得吃不下飯，睡不着覺。一天，蔡樹藩從戰地小報上得知紅軍在與白軍交戰中傷亡較大，心情十分沉重。經過反覆考慮，他下決心鋸掉傷臂。醫院領導和醫生們都對蔡樹藩的請求感到驚訝。戰事頻繁，缺醫少藥，弄不好傷口會惡化感染，危及生命。面對大家的好心勸説，蔡樹藩斷然地説：“治不好了，還不如及早截肢，早痊癒，早上前線！”

截肢手術是在條件十分簡陋的情況下進行的，沒有麻藥，沒有手術刀，連手術枱也是臨時搭成的，一把普通的鋸子還是鋸木頭用的。由於鋸子太鈍了，拉鋸就換了三位醫生，手術時間長達兩個多小時，蔡樹藩完全昏迷了過去。護士見狀，忍不住失聲痛哭。蔡樹藩的堅強意志，讓醫護人員肅然起敬。

截肢手術後，蔡樹藩的身體逐漸得以恢復，又投入到新的戰鬥中去。

1934年12月湘江之戰，是一場攸關紅軍生死存亡的關鍵一戰。羅炳輝和蔡樹藩率紅九軍團斷後，他們冒着敵人的槍林彈雨率紅九軍團全體官兵與敵人血戰到底，終突破敵人重圍，為掩護中央紅軍渡過湘江立下汗馬功勞。

長征途中，蔡樹藩又得了十二指腸潰瘍病。他忍着病痛，在包座指揮紅軍殲滅胡宗南一個師。到達陝北後，他擔任陝北工農民主政府內務部部長。

1934年10月，他率紅九軍團長征。1935年1月遵義會議召開，調任中央軍委縱隊政治委員。9月，張國燾拒絕北上，中央軍委決定將一、三軍團及軍委縱隊改編為北上抗日先遣隊，他任先遣隊第三縱隊政委，繼續北上。在毛兒蓋會議上，他堅決擁護黨中央對紅軍的絕對領導，嚴厲譴責張國燾分裂紅軍的野心，隨即調任紅四方面軍三十軍政委。勝利到達陝北後，任陝北工農民主政府內務部長。

1937年10月19日，蔡樹藩協同129師769團團長陳錫聯率部冒雨襲擊崞縣陽明堡日軍飛機場，殲守敵一個大隊（營），焚燬敵機24架。同年11月，129師師長劉伯承率部向晉東南挺進，創建太行、太嶽根據地，組建中央太行中央局，任命蔡樹藩為局常委。1945年，蔡樹藩被選為中共七大代表。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中，蔡樹藩跟隨鄧小平、劉伯承、聶榮臻參與了許多重大戰役，均被載入解放軍戰史。 ^[6] 

1958年10月17日，由鄭振鐸任團長、蔡樹藩任副團長的中國代表團，赴阿富汗和阿拉伯聯合國酋長進行友好訪問，途經蘇聯卡拉什地區上空時，因飛機失事遇難。後被追認為烈士，終年53歲。蔡甸區現建有樹藩體育館，以示對他的懷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