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化

嘉靖三十八年（1559）進士，授衡州推官。丁母憂，服闕，補任鳳陽推官，擢户科給事中。

隆慶初年，升任刑科都給事中。明穆宗任用宦官，旨令多從宮中發出。舒化進言：“法律是天下的公理，大小罪犯應該全部交付給法司。不恰當的地方，則由我們疏論、彈劾。如果全然由敕令直接執行，則或喜或怒之事未必恰當，而法司與我們都形同虛設。”明穆宗下詔肯定了他的説法。冬至到郊外祭天，舒化聽到明穆宗的咳聲，推斷陰陽相遇次數又增加了，請皇帝效法上天培養藏匿的陽氣，話語很真切、耿直。有詔書稱災禍又來臨了，是因為部院不處理政事，讓廠衞秘密監察的緣故。舒化與同僚上奏稱：“廠衞在京城巡察，希望查辦犯法作亂的人、禁錮盜賊。駕馭百官是天子的權力，而糾察非法的人和事，則是御史的職責，豈能由廠衞處置？現在指令他們刺探、查訪，必將打開羅織罪名的大門，施展陷害的權術，禍害善良的人們，使人人屏聲靜氣，不敢移步，從何治理。況且廠衞又不能親自查訪，必然將此事委派給衞卒，陛下不相信大臣，反而相信此類人嗎？”御史劉思賢等人也極力陳述它的危害。明穆宗都不聽從。不久，此事最終停止。校尉揹着屍體由北安門出來，兵馬指揮孫承芳看見了，懷疑有奸詐，將他囚禁在監獄進行審訊，供詞牽連太監李陽春。李陽春驚懼，嚮明穆宗訴説。稱校尉背的不是死人，出城後才死，孫承芳妄自滋出事端，對校尉施加刑罰。明穆宗相信了他，杖責孫承芳六十，貶為平民。舒化請求將李陽春的奏章下達給法司核查，明穆宗不接受。

隆慶四年(1570)，熱季審訊，他請求釋放被囚禁的大臣鄭履淳、李芳，等到朝廷會審，又請求釋放李巳，他們都得到寬恕。當時高拱執政，路楷、楊順因為誣陷並殺害了沈煉而判死罪。高拱想改變路楷的處境，稱楊順是禍首，楊順處死，路楷可以不處死。舒化將獄案文件向高拱展示説：“案獄中本來沒有沈煉的姓名。他的姓名被加入，從路楷開始。路楷的確是禍首。”高拱又提議寬恕方士王金等人的罪過，舒化説：“這是先帝的遺詔的指示，假如想免罪，應該怎麼解釋？”與高拱相牴觸，被貶出京城，任陝西參政。他再次上疏請求退休回家。

萬曆初年，起任山東參政。升任太僕少卿，擢山西按察使。又因病回鄉。起任河南按察使。不久，擢升太僕卿，又請假歸鄉。起任光祿卿，舒化推辭不上任。起任南京光祿卿，歷任南京大理寺卿、刑部左侍郎。平定了雲南、緬甸的亂賊，明神宗駕臨於午門樓察看俘虜。舒化宣讀奏詞，聲音洪亮，抑揚頓挫，明神宗的目光盯着他。遇上刑部尚書空缺，皇帝親擬詔令錄用舒化。舒化上奏稱：“陛下的仁慈出自天性。知府錢若賡、知州方復乾因為酷刑而死於戍邊。請求申命大小臣僚，讓他們各自遵守律法條例，不要濫施酷刑。《大明律》一書，明太祖在兩廂房中閲覽，親手更改、審定。現在還沒有經過詳細審議的案子就命令從重治罪，已經審定了的案子又下詔指令加罪而後斬殺，這就是説律法不值得為根據。去年冬天不時下雨下雪，災異頻繁出現，過錯就在此處。”明神宗下優詔答覆他。遇上續修《大明會典》，於是他編輯了嘉靖三十四年(1555)以後事例與刑法名稱相關的案子三百八十二條，上奏明神宗。明神宗下詔將它告示朝廷內外。

萬曆十四年(1586)，他響應詔令上奏陳述。請求皇帝講求詔令的信用，使獄案訴訟清廉，迅速審訊定罪，嚴格檢驗，禁止冤屈和濫施刑罰，而以恪守天條、安撫百姓、迴歸本源的聖心。明神宗接納並嘉獎了他。明神宗顧慮手下的大臣進行欺騙，間或有人揭發，就派遣官吏去加以逮捕，搜取證據，文書累疊積壓。舒化稱：“主上治政法則貴在抓住綱要，不應當侵擾有司；徒然使人將過失歸咎於皇上，而下屬反而藉機掩飾過失。”潞王府的小校因事被兵馬司吏目鞭笞，皇帝惱怒，將吏目逮捕，投入詔獄，拷打致死，又將七名捕卒治罪。舒化為此爭辯。皇帝下詔將為首的一人治罪，其餘的都被寬恕。

第二年，京官考核，南京科道抨擊舒化。於是他多次上疏請求回鄉，明神宗不同意。遇上考察囚犯的事，他又開始辦公。宦官中的貴人傳達皇帝的旨意要寬恕三十多名死囚，舒化爭辯主張不寬恕。詔令最後依從了他的建議。不久他稱病重，於是回到家鄉。去世後，贈封為太子少保，諡號莊僖。 ^[1-2] 

《明史》：古稱文昌政本，七卿之任，蓋其重矣。萬士和諸人奉職勤慮，異夫依阿保位之流；劉應節、王遴、舒化、李世達尤其卓然者哉。李汝華司邦計，值兵興餉絀，請帑不應，乃不能以去就爭，而權宜取濟，遂與裒刻聚斂者同譏。時事至此，其可嘆也夫！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