穗積陳重

1855年8月23日（安政2年7月11日）出生於四國伊予國宇和郡宇和島中ノ町（今愛媛縣宇和島市京町），出身藩國重臣之家。穗積家在宇和島藩伊達家與仙台藩伊達家分家以前，世代為伊達氏的譜代家臣，傳説先祖是饒速日命（日本神道中的神祇）的子孫。江户時代，穗積家一度改姓鈴木，祖父鈴木重麿是國學大師，將國學（日本傳統思想文化學術）之思想引入宇和島藩，父親鈴木重樹是國學家、宇和島藩家老，明治維新後，重樹恢復祖先姓氏——穗積氏，在藩校設立國學教科並擔任教授，同時經營國學之私塾。 ^{[7]  [8]  [9]  [10]  [11]  [12]  [13]} 

穗積陳重是穂積重樹的次子，早年入藩校明倫館學習，內容涉及漢學、國學、英語、算術和柔道等。1870年（明治3年），他作為貢進生（各藩推薦）被保送到東京的大學南校（今東京大學法理文三學部之源流），次年1月入學。1874年（明治7年），東京開成學校開設了英吉利法學科，穗積陳重等9人作為法科學生入學。 ^{[8]  [9]  [10]  [11]  [12]  [13]} 

1876年（明治9年）6月19日以文部省留學生遠赴英國進修法學。同年8月轉道美國，在橫渡太平洋和大西洋後抵達英國，同年10月進入倫敦大學倫敦國王學院，同年入中殿律師學院學習。在學校時深受英國實證主義法學，特別是英國古代法制史學家梅因的影響。他在學校時正逢查爾斯·羅伯特·達爾文的生物進化論和赫伯特·斯賓塞的社會進化論的激烈爭論，他對這個問題做了深入研究。後來他用天賦人權論來檢驗進化論。他站在進化論的立場，嚴厲批判了天賦人權論，研究日本的傳統習俗，提出法律也同生物和社會一樣，都是隨着時代進步而進化的。他在晚年編撰出版《法律進化論》以試圖完成其學説體系，但終其世也未能實現。 ^{[8]  [9]  [10]  [11]  [12]  [13]  [14]  [15]} 

在刑法領域，穗積陳重研究了切薩雷·龍勃羅梭的天生犯罪人理論，將新派刑法理論介紹到了日本。穗積陳重對效益主義（功利主義）哲人傑里米·邊沁極為推崇，並在日後以他為法典編纂的楷模。 ^{[14]  [16]} 

1879年（明治12年）畢業並獲得大律師稱號。1880年（明治13年）3月3日轉入德國柏林洪堡大學，師從海因裏希·鄧恩伯格，研究德國法，其領域涉及法理學、民法和立法論等，深受弗里德里希·卡爾·馮·薩維尼的學説的影響，這為以後日本民法典引入潘德克頓法體系（潘德克頓學派）提供了契機。1881年（明治14年）5月16日歸國。 ^{[8]  [9]  [10]  [11]  [12]  [13]  [17]} 

1881年（明治14年）7月28日，穗積陳重入東京大學法學部擔任講師，講授英國法，並在日本歷史上第一次開設了“法理學”的課程，積極傳播西方的資產階級法學觀。1882年（明治15年）2月15日，穗積陳重升任東京大學教授兼東京大學法學部長，就任後推進東大總理加藤弘之的德意志法振興政策，在盛行法國法的當時，引入英國法和德國法，專心致力於法學教育體制，對處於創世期的日本法學界產生了重大影響。1882年（明治15年）3月10日兼任東京大學文學部勤務，同年4月28日兼任文部省少書記官兼調查課長。1884年（明治17年）9月22日免兼調查課長，同年10月2日免兼文部少書記官。 ^{[8]  [9]  [10]  [11]  [12]  [13]  [18]  [19]  [20]} 

穗積陳重作為日本的先驅者和開拓者，在民法、刑法、國際法、國際私法、比較法學、法史學、法哲學、法人類學、監獄學等的法律學的廣泛領域，都扮演了早期研究者們的導師的角色，他緊握法的進化論，雖然反對激變，但認為未來將不可避免地向自由主義方向的進化。他闡明瞭天皇制的禁忌人類學，1912年（明治45年）明治天皇駕崩後，陸軍大將乃木希典夫婦自殉，穗積陳重對此持批判態度。 ^{[8]  [9]  [10]  [11]  [17]  [14]  [15]} 

1885年（明治18年）9月10日，穗積陳重與增島六一郎、菊池武夫等一起創立英吉利法律學校（1889年10月改稱東京法學院，今日本中央大學），旨在全面教授英美法學，將經驗主義的自由主義之精神導入日本，以確立司法制度為目標。英吉利法律學校與專修學校（今專修大學）、明治法律學校（今明治大學）、東京法學校（1889年5月改稱和仏法律學校，今法政大學）、東京專門學校（今早稻田大學）並稱當時的私立的“五大法律學校”。 ^[21-23] 

1885年（明治18年）12月25日任東京大學法政學部部長心得。1886年（明治19年）3月，東京大學改稱帝國大學，東大法政學部改稱帝大法科大學，任帝國大學教授。1893年（明治19年）3月1日任帝國大學法科大學教授兼法科大學教頭（教育長），同年3月10日任帝國大學評議官，同年4月10日敍奏任官二等。同年12月2日任私立法律學校監督委員長。1894年（明治20年）10月4日任文官試驗委員。1895年（明治21年）5月7日被授予法學博士學位，成為日本國設立學位制度後的第一代法學博士。1897年（明治23年）4月1日在監獄官練習所講授《刑法法理講義》。同年4月30日任文官高等試驗委員。1890年（明治23年）9月29日——1892年（明治25年）2月17日任帝國議會貴族院議員（敕選）。1890年（明治23年）12月23日升敍奏任官一等。1891年（明治24年）10月19日兼任法科大學教授，1892年（明治25年）9月9日兼任法科大學教頭。 ^{[8]  [9]  [10]  [11]  [12]  [13]  [18]  [19]  [20]} 

明治22年（1889年）至明治25年（1892年），日本圍繞舊民法實施（明治23年法律第28號、第98號）的延期和斷行展開“民法典論爭”，持法律實證主義·科學主義·德國法學立場的穗積陳重和富井政章鼓吹延期論，持自然法論·法國法學立場的梅謙次郎則主張斷然施行。在高等學府，強烈要求延期施行民法的所謂“延期派”主要以英國法學派據點——東京帝國大學法學部和英吉利法律學校為中心。要求延期的理由主要有：“第一，新法典破壞倫常；第二，新法典減小了憲法上的命令權；第三，新法典與預算的原理相違背；第四，新法典缺少國家思想；第五，新法典擾亂社會經濟；第六，新法典改變了税法的根源；第七，新法典以強力推行學理”等。穗積陳重等人主張，民法典的編纂，應以德國法為範本，建立一個家父長的支配體制（家制度），也就是宗法制的近現代版。著名的法學家、東京帝國大學教授穗積八束（陳重之弟）甚至喊出“民法出、忠孝亡”的口號。 ^{[8]  [15]  [24]  [25]} 

主張新法典應立即施行的所謂“斷行派”主要以法國法學派的據點——和仏法律學校以及明治法律學校為中心。提出的《法典實施斷行意見》提出了立即施行新法典的主要理由：“第一，法典施行是當今的急務；第二，延期派誤解法典，譭誣法典；第三，延期派發布了不負責任的言論”等。這場爭論延伸至帝國議會上下兩院，延期派和斷行派議員展開激烈的論戰。儘管想施行民法典的明治政府極力強調推行民法典的必要性，但最終由於保守派、復古主義者和自由民權運動者共同組成的聯合戰線要求法典延期，使舊民法典最後歸於流產。延期派在貴族院取得壓倒性多數，在眾議院也佔據多數，1892年（明治25年） ，舊民法被否決。 ^{[8]  [15]  [24]  [25]} 

1893年（明治26年）4月13日，穗積陳重與富井政章、梅謙次郎共同擔任法典調查會主查委員兼民法起草委員，起草、編纂日本民法典。穗積陳重在民法、户籍法、商法、民事訴訟法、刑法、刑事訴訟法等立法事業中實際發揮了中心主導作用。他受伊藤博文之命呈報的關於法典調查的方針意見書，提出民法的修正，應進行根本的修改，除了家庭法、繼承法大部分保留外，整部民法編纂基本上已脱離舊民法的方向，舊民法參酌的是意大利民法典、荷蘭民法典、比利時民法典，但基本上是以法國民法典為範本。而新民法更多的是引用、參照了德國民法典第一草案，穗積陳重等人認為，相較於德國民法，法國民法冗長而重疊。第一篇·第二篇·第三篇（財產法：總則、物權、債權）作為民法的基本修改方針，參照了德國民法典以及奧地利、瑞士、英國等其他30個國家的民法。第四篇·第五篇（親族法、繼承法）不適用於外國人，這減少了不平等條約談判中的障礙。1896年（明治29年）4月27日，日本民法典公佈，1898年（明治31年）7月16日施行（明治31年法律第9號）。新民法典成為日本戰前社會的綱紀，對日本的現代化與經濟發展貢獻良多，餘風延至戰後今日。 ^{[8]  [15]  [24]  [26-27]} 

穗積陳重提到法典編纂有五種目的：治安、守成、統一、整理、更新。而日本明治維新的政治性質，已經規定日本法典的性質必須是立足於更新。 ^{[16]  [28]} 

在他看來，一般而言，法典可以立足於其中一種目的，而兼有其他一兩種目的。他認為明治2年（1869年）刑部省頒佈的《新律綱領》，雖是作為更新策的法典，實亦兼有統一策、守成策等等其他目的，而且，他提到此新律參酌《大寶律令》與德川的法例，同時折中於中國唐明諸律，言下之意，就是守成過於更新。在他的理解，這就是後來明治政府下令要編纂法典的主因，因為，“明治維新的革命，不單是政體的變更，更是封建制度的廢止，外交貿易的開通、教育、商業、工業、印刷、禮儀、風俗等，迄今古今未曾有之大變動”，所以法典的編纂需要趨附此局勢之進化而進化。 ^{[16]  [28]} 

因為，他對明治維新的本質有相當政治正確的理解，儘管他也是反對日本政府在明治23年（1890年）公佈的新民法條文，他對整件爭議周詳深入的法學認識與中道穩健的政治立場，使得明治政府覺得精於英國法與德國法的穗積陳重，乃是極為合適的折中人選來主持修改條文，編纂日本新時代的法典，其他兩位法典編纂委員；富井政章精於法國法與德國法，梅謙次郎精於法國法；富井政章屬於歷史法學派，與屬於自然法學派的梅謙次郎往往針鋒相對，穗積陳重立足於徂徠學派的精義，糅合法律實證主義與效益主義，居中調停兩造。 ^{[16]  [28]} 

穗積陳重曾言：“難解的法文是專制的表現，平易的法文是民權的保障”。只要法律是國民的權利和自由的保障，這在任何時候都比國民讀法律條文更為重要，理解那些都是必須的。國民閲讀卻無法理解，不是為了國民，而是維護權力的方式，這不是法律所應有的形象。 ^[29] 

在《大日本帝國憲法》發佈施行後的1891年（明治24年），沙皇俄國皇太子（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訪日途中，在大津遭遇擔任沿途警戒的日本巡警津田三藏行刺未遂，即“大津事件”。日本政府決定以“大逆罪”罪名處決罪犯津田三藏，承擔國際法上政府責任，外交上息事寧人。穗積陳重的同鄉出身的老前輩、大審院院長兒島惟謙向穗積徵求意見時，穗積陳重建言“即使在外國，除非是戰敗國，沒有自國的法律彎曲的先例”並言“在與政府的對決中應堅持自己的主張贏得勝利”。他指出必須有守護法治主義的姿態。穗積陳重以此激勵兒島反對犯人死刑論，在審判和定罪量刑的過程中抵制行政干預，倡導司法獨立，傳播三權分立的意識。 ^{[8]  [15]  [24]  [29]} 

1893年（明治26年）9月21日補帝國大學法科大學學長，同時還擔當法理學講座主講人。同年11月29日任外交官及領事官試驗委員。1894年（明治27年）3月31日——1902年（明治35年）3月31日任法典調查會委員，同年5月24日任文官高等試驗常任委員。1895年（明治28年）10月12日免法科大學學長。1896年（明治29年）4月22日當選東京學士會院（仿法蘭西學院設置）會員（院士）。1897年（明治30年）4月22日，帝國大學改稱東京帝國大學，仍任教授。同年8月28日升敍高等官一等。1899年（明治32年）2月當選法學博士會會長。同年5月1日赴意大利羅馬出席第十二屆萬國東洋學會並赴歐美各國考察。1901年（明治34年）9月28日——12月2日任外交官及領事官試驗臨時委員長。1903年（明治36年）6月1日——1904年（明治37年）3月29日任教員檢定委員會臨時委員。1906年（明治39年）7月12日任帝國學士院第一部長，學士院會員按專門研究的領域分為不同學部，也就是學部制，第一部為人文科學·社會科學學部。1906年（明治39年）——1919年（大正8年）任國家學會評議員長。 ^{[8]  [9]  [10]  [11]  [12]  [13]  [18]  [19]  [20]} 

1912年（明治45年）3月4日，穗積陳重因病不堪教務，辭去了東京帝國大學法學部教授的職務，改授東京帝國大學名譽教授，迴歸故鄉。1915年（大正4年）12月1日依功勳特旨敍男爵爵位，列入華族。1916年（大正5年）1月26日任樞密院顧問官。1916年（大正5年）10月20日——1925年（大正14年）10月12日任帝國學士院院長，登上日本學術界最高地位。1918年（大正7年）10月26日任常設仲裁裁判所裁判官。1919年（大正8年）7月9日——1925年（大正14年）3月31日任臨時法制審議會總裁。1924年（大正13年）4月15日——1925年（大正14年）12月3日任文政審議會委員。1925年（大正14年）3月30日——1925年（大正14年）10月1日任樞密院副議長，1925年（大正14年）10月1日任樞密院議長，成為國之重臣，位列宮中席次第一階第三席。1925年（大正14年）10月10日補議定官。1926年（大正15年）4月8日在樞相任內病逝，享年71歲（虛歲72歲）。 ^{[8]  [9]  [10]  [11]  [12]  [13]  [18]  [19]  [20]  [30-31]} 

穗積陳重的岳父是號稱“日本資本主義之父”的澀澤榮一子爵。哥哥穗積重穎是宇和島藩藩主伊達侯爵家家令，後任第一國立銀行（今瑞穗銀行）行長。弟弟穗積八束是著名的憲法學家、東京帝國大學教授，講授憲法學、國法學和行政法學，倡導國權學派，強硬主張天皇絕對主義憲法論（天皇主權説）。 ^[7] 

穗積陳重的妻子是澀澤榮一的長女歌子，育有三子三女。 ^[7] 

長子穗積重遠是著名法學家、“日本家族法之父”，歷任東大教授·法學部長、最高裁判所判事等職。三子穗積真六郎，曾任朝鮮總督府殖產局長，是朝鮮半島“產業革命”的總指揮。 ^[7] 

大女婿澀澤元治（澀澤榮一的侄子）是電氣工程學家，東京帝國大學教授·工學部長、名譽教授、名古屋帝國大學初代總長。二女婿石黑忠篤（日本軍醫之父石黑忠悳子爵長子）是官僚、政治家，歷任農林大臣、農商大臣、貴族院議員、參議院議員，被譽為日本的“農政之神”。三女婿市河三喜是英語學家、東京帝國大學教授、名譽教授。 ^[7] 

長孫穗積重行是西洋史學家、東京教育大學教授、大東文化大學學長，專攻近代英國史。 ^[7] 

穗積陳重是日本著名的學貫東西、博古通今的資深法學大家，日本近代法律的主要奠基人，一生成就頗豐。他的貢獻是多方面的。 ^[6] 

首先，他創造了日文漢字“法理學”（源自德文Rechtsphilosophie，原譯“法論”、“法哲學”），創立了法理學這一學科，這不僅對日本法學產生了重大影響，也為中國人引入西方法理學開闢了道路。中國最早的法理學的名稱和內容，也來自穗積陳重等日本學者的成果。

其次，倡導和傳播了資產階級法學觀，他把狄驥等法國自由法學派法學家的理論引入了日本。

再次，於1884年系統地提出了法律進化論的思想，他認為世界上的法律制度，一般可以分為五大族：印度法、中國法、伊斯蘭法（回回法）、英國法和羅馬法；1904年，他又在原先五大法族基礎上，增補了斯拉夫法和日耳曼法，從而劃分為七大法系。穗積陳重於1924-1927年著成的《法律進化論》，更是其代表著作。

最後，穗積陳重參與了明治民法典的編纂工作，雖然當時法典調查會由伊藤博文任總裁，穗積陳重和富井政章、梅謙次郎任主查委員，但其核心人物無疑是穗積陳重。在該部民法典中深深地烙下了穗積陳重關於公民權利、婚姻家庭進化的觀點。可以説，穗積陳重的血和民法典一起融入到日本整個近代法律文化之中。 ^{[15]  [24]} 

穗積陳重一生髮表、著述眾多研究成果，主要著作有《法典論》（1890）、《隱居論》（1891）、《法國民法的未來》（1894）、《五人組制度》（1902）、《『新日本民法典， 新日本民法典講義》（1904）、《由井正雪事件與德川幕府的養子法》（1913）、《法窗夜話》（1916）、《祖先祭祀與日本法律》（1917）、《關於名諱的疑問》（1919）、《日本民法典：比較法學研究》（1920）、《法律進化論》（1924）、《神權説與民約説》（1928）、《祭祀及禮與法律》（1928）、《習慣與法律》（1929）、《穗積陳重八束進講錄》（1929）、《復仇與法律》（1931）、《續法窗夜話》（1936）、《相續法原理講義：穗積陳重文庫》（1990）、《禁忌與法律：法律淵源之信仰規範及其諸面》（2007）等。 ^[32] 

穗積獎學財團編有《五人組法規集》（1921）、《穗積陳重遺文集》（四冊，1932~1934）。 ^[32] 

晚年的穗積陳重構思創作結構完整、體系宏偉的法學名著《法律進化論》，由兩部六卷十二冊構成。雖然最終他沒有完成這一寫作計劃，但通過留下來的三冊書稿，已經比較清楚地將穗積陳重關於法律進化的基本觀點，傳達給了學術界及廣大讀者。作為一名為學術奮鬥終生的法學家，穗積陳重一直到去世都在寫作。他的家屬回憶，在生命的最後日子裏，穗積陳重已經無法坐起來，只能在病牀上放一張斜的書桌，他靠在枕頭上，吃力地用筆一個字一個字地撰寫或修訂他的著作。直至1926年4月去世，筆始終握在他的手中。 ^[33] 

中國國內已出版的穗積陳重教授的著作為《法律進化論》（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7年12月）、《法典論》（商務印書館，2014年1月）、《法窗夜話》（中國法制出版社，2015年2月）。

1882年（明治15年）3月7日-正七位； ^{[18]  [19]  [20]} 

1882年（明治15年）6月1日-從六位； ^{[18]  [19]  [20]} 

1885年（明治18年）5月7日-正六位； ^{[18]  [19]  [20]} 

1891年（明治24年）12月10日-正五位； ^{[18]  [19]  [20]} 

1893年（明治26年）12月28日-勳四等瑞寶章； ^{[18]  [19]  [20]} 

1896年（明治29年）12月21日-從四位； ^{[18]  [19]  [20]} 

1897年（明治30年）12月28日 -勳三等瑞寶章； ^{[18]  [19]  [20]} 

1898年（明治31年）6月29日-勳二等旭日重光章； ^{[18]  [19]  [20]} 

1902年（明治35年）3月31日-正四位； ^{[18]  [19]  [20]} 

1903年（明治36年）5月21日-金盃一個； ^{[18]  [19]  [20]} 

1906年（明治39年）4月1日-勳一等瑞寶章； ^{[18]  [19]  [20]} 

1907年（明治40年）5月20日-從三位； ^{[18]  [19]  [20]} 

1912年（明治45年）3月11日-正三位； ^{[18]  [19]  [20]} 

1913年（大正2年）12月27日-勳一等旭日大綬章； ^{[18]  [19]  [20]} 

1915年（大正4年）11月10日-大禮記念章； ^{[18]  [19]  [20]} 

1915年（大正4年）12月1日-男爵； ^{[18]  [19]  [20]} 

1916年（大正5年）4月1日-金盃一組； ^{[18]  [19]  [20]} 

1919年（大正8年）4月17日- 一等大綬嘉禾章（中華民國）； ^{[18]  [19]  [20]} 

1919年（大正8年）9月29日-金盃一組； ^{[18]  [19]  [20]} 

1923年（大正12年）2月10日-從二位； ^{[18]  [19]  [20]} 

1924年（大正13年）1月10日-御紋付銀盃； ^{[18]  [19]  [20]} 

1926年（大正15年）4月8日-正二位、勳一等旭日桐花大綬章、帝都復興記念章。 ^{[18]  [19]  [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