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學家

以往對“國學”的釋義，大致有以下幾種：

這一釋義與清朝大員、洋務運動的代表人物張之洞等所倡導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有關。但因有“西學”一説而提出與之對應的“中學”並不周全，因為與“中學”相對應的概念應是“外學”，而“西學”則僅僅是“外學”中一部分，並不能涵蓋日學、印度學等等所有“外學”。另外，因世界各國學校一般都有大、中、小學之分，用“中學”這樣的概念，也很容易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引起誤解。

但顧名思義，“國粹”即國家學術文化之精粹。“國學”與“國粹”不論外延或內涵其實都不一樣，硬把兩者等同起來，無疑與事實不符：因為“國學”並非一切皆“粹”，而是有“粹”有“渣”。因此，把“國學”與“國粹”等同，要麼名不副實，要麼等於把傳統學術文化“精粹”以外的內容排斥在外，又因人們對傳統學術文化“精粹”之理解不盡相同，自然就很難使“國學”的內容及其解釋規範化。而在實際操作上，這樣的釋義也行不通。主張這一説法的人，實際上認為中國傳統學術一切皆“粹”，因而把傳統學術一籃子兜進了“國學”的筐子裏。

這一釋義，是針對“國粹”一説太籠統，又鑑於中國傳統學術文化並非一切皆“粹”而提出的。這種提法曾經被當時許多著名學者所認可。“五四運動”時期的“舊派”、“新派”“國學”家們，幾乎都使用過“國故”一詞。1919年初，新舊文化激烈交鋒，北大較保守的學者創辦《國故》月刊以“昌明中國故有之學術”。在此背景下，毛子水、傅斯年在《新潮》雜誌撰文，針對“抱殘守缺”、“追摹國故”的傾向而提出用科學的態度和方法“整理國故”。所謂“整理”，並非限於考證、訓詁，還包括了評判價值、探尋因果。他們既以現代觀念發掘、闡揚古學，又強調清理“國渣”，打倒“偶像”。

曾經將“國學”、“國粹”和“國故”並用、互換的章太炎，後來覺得“國故”比“國粹”妥帖，便把其闡述“國學”的第一部著作名之為《國故論衡》。甚至有人用“國故”取代“國學”，併發起了“整理國故”的運動。

這一釋義，起初當以章太炎和鄧實等表述得比較明確。章太炎在旅居日本主編《民報》時，曾舉辦“國學講習會”、“國學振興社”，併為設在上海的“國學保存會”機關報《國粹學報》撰文。他認為：“夫國學者，國家所以成立之源泉也。吾聞處競爭之世，徒恃國學固不足以立國矣。而吾未聞國學不興而國能自立者也。吾聞有國亡而國學不亡者矣，而吾未聞國學先亡而國仍立者也。故今日國學之無人興起，即將影響於國家之存滅，是不亦視前世為尤岌岌乎？”又説：“夫一國之所以存立者，必其國有獨優之治法，施之於其國為最宜，有獨立之文辭，為其國秀美之士所愛賞。立國之要素既如此，故凡有志於其一國者，不可不通其治法，不習其文辭。苟不爾，則不能立於最高等之位置。而有以轉移其國化，此定理也。”

可見，章太炎認為“國學”是一國固有之學，並把“國學”之興亡與國家的興亡聯繫在一起了。對此，《國粹學報》主編鄧實表述得更加明確：“國學何者？一國所有之學也。有地而人生其上，因以成國焉。有其國者有其學。學也者，學其一國之學以為國用，而自治其一國者也。

“國學者，與有國而俱來，因乎地理，根之民性，而不可須臾離也。君子生是國，則通是學，知其愛國，無不知愛其學也。”

既然“國學”是“一國固有之學”，而中國是個有諸多個民族所組成的大家庭，那麼，把“一國固有之學”理解為“中華民族固有之學”，似更妥帖。

“國學即中國固有的或傳統的學術文化”。這一釋義經過幾代學者的努力堅守，成為“國學”的通常定義。如在商務印書館出版的《現代漢語詞典》中，對“國學”一詞的解釋就是沿用了這樣的定義：“稱我國傳統的學術文化，包括哲學、歷史學、考古學、文學、語言學等。”

張岱年先生在其所編纂的《國學通覽》所作的序中，這樣寫道：“國學，亦稱中國學，即中國學術的簡稱。”

張先生既沿用了百年來通常的説法，卻把“文化”二字剔掉，可能是鑑於《國學通覽》所涉及的內容比人們所理解的一般文化層次較深之故。但張先生在應序中又使用了“中國文化是世界三大文化系統之一”，“現代的中國人應對於傳統文化有比較明晰的認識”這樣的用語，説明張先生並非排斥“國學是中國固有的傳統學術文化”一説。

首先，把“國學”與“中國學”等同，並視為“中國學”的簡稱，容易引起歧義：因為“中國學”既可以以中國傳統學術文化為研究對象，也可以以整個中國為研究對象，尤其自從改革開放以來，伴隨中國經濟和社會令世人矚目的發展，以整個中國為研究對象的“中國學”在海內外勃然興起，所以不宜再用“中國學”來泛稱“國學”。

其次，“國學”的原有釋義是從其外延上切入的。有的甚至談不上“定義”，只不過是一種通常的説法，就好比把張家的物件説成“張家物”，把中國的學術説成“中國學”，再簡稱一下罷了。從外延上來界定、釋義“國學”，由於把“國學”的研究範圍或對象與其定義相混淆，所以，很容易在研究和著述時導致以下的侷限性：

第一、若按《四庫全書》的“經”、“史”、“子”、“集”編目排序，那麼，“國學”著作汗牛充棟，實難盡述，無論對於研究者和學習者而言，無異等於作繭自縛；而若擇其要者闡釋，則見仁見智，很容易導致眾説紛紜，難於體現一個學科（學説）的嚴謹性；

第二、若按歷史順序來講述或闡釋中國的學術文化，則冗長不説，更重要的是難於同哲學史、思想史等釐清界限，而且更容易導致見仁見智、掛一漏萬等弊端。

因此，現今廣為流行和講授的某個學説，很少再有這樣釋義，而幾乎都是從內涵上予以釋義。所以，必須改變從外延上對“國學”釋義的傳習，而宜從內涵上另加釋義。 ^[2] 

鑑於上述缺陷，有的學者嘗試從內涵上重新釋義《國學》，如宋定國教授在其《國學三部曲》（首都師範大學出版社2013年1月版）中，就作了這樣的闡釋：

“國學”是“中國學術”或“中華學術”的國內簡稱，是研究中國即中華民族之傳統學術文化之源、流及其發展的基本規律，以推動我國和世界學術文化的進步和發展為目的的科學。

這一釋義明確了以下幾點：

1、“國學”作為“中國學術”或“中華學術”之簡稱，不僅包括在中華民族大家庭中占主導地位的、為各個民族所共有的傳統學術文化，還應包括漢、滿、蒙、回、藏等各個民族所特有學術文化。這樣，就與清末民初所談論的“國學”區別開來：當時所説的“國學”不僅不包括其它民族的特有學術文化，而且提倡“國學”最積極的“國粹派”，還有強烈的排滿情緒。同時，這一釋義也與海外所稱謂的“漢學”區別開來：海外人士所説的“漢學”有時泛指中國學術文化，正如他們把“漢文”泛指“中文”，把“漢醫”、“漢藥”泛指“中醫”、“中藥”一樣。

這一釋義所揭示“國學”之內涵，剔除了原來僅從外延上加以釋義之侷限性。

也許有人會認為：這一釋義有違“國學”提出之初衷。

“國學”當初提出時確實沒有面臨像今天這樣的形勢，甚至可以説大相徑庭：當時所面臨的“滅種滅族”的危機，與今日所面臨的“和平崛起”的形勢，恰成鮮明的對比！因此，以這樣的釋義來突破其初衷，則正是適應了時代進步和形勢變化之需要。因為只有這樣，才能使我們的“國學”突破原來把中國固有的學術文化，用一個“籃子”一股腦兜起來的簡單作法，而引導人們不僅要用一個籃子把中國固有的學術文化兜起來，而且着重研究籃子裏所兜的東西的源、流及其發展變化的內在規律，並使人們在瞭解其規律的基礎上，使之更有利於推動我國和世界學術文化的進步和發展。所以，這樣做不僅不是、也決不會貶低“國學”，而且恰恰相反，把“國學”置於本該置於的恰當位置上，使它在地球人類的學林中佔有本應具有的舉足輕重的地位。 ^[1-2] 

“國學家”是指專門從事“國學”即中國學術的研究，並對於該領域之研究具有相當高的造詣，取得相應豐碩的成果，獲得業內人士和有關部門之廣泛認可者。按照科學之一般分類，“國學”屬於人類科學即人文社會科學之研究範圍，而“國學家”則是其中的佼佼者。 ^[1] 

梁啓超（1873年～1929年），字卓如，一字任甫，號任公、飲冰子，別署“飲冰室主人”，廣東新會人，著名思想家、活動家、國學大家。“八歲學為文，九歲能綴千言”，17歲中舉。早年師從康有為，一起發動“公車上書”運動，與黃遵憲一起辦《時務報》，著《變法通議》，為變法制造輿論，成為戊戌變法（百日維新）的領袖之一，失敗後流亡日本，先後創辦《清議報》、《新民叢報》，鼓吹改良，反對革命；同時大量介紹西方社會政治學説。1906年，清政府宣佈“預備仿行憲政”，他表示支持並建立“政聞社”，期望推動君主立憲；爾後“政聞社”受查禁而被迫解散。辛亥革命爆發後，他一度宣揚“虛君共和”，想使革命派與清政府妥協；民國初年又支持袁世凱，出任司法總長，後袁稱帝野心暴露，便與蔡鍔策劃武力討袁；袁死後依附段祺瑞，出任財政總長兼鹽務總署督辦。孫中山發動護法戰爭，段內閣被迫下台，他隨之辭職，從此退出政壇。1918年底，他赴歐考察西方社會，發現弊端，回國之後宣揚西方文明已破產，主張光大中國傳統文化，用東方的“固有文明”來“拯救世界”，隨即以主要精力從事文化教育和學術研究及著述。

梁啓超被公認為“一位百科全書式”的人物。他敢於創新，推動了“史學革命”，並在革新文章風格方面，一馬當先。早在辛亥革命前，他就發明了一種介乎於古文和白話文之間的新文體。不僅像“中華民族”這樣的稱謂始自他的口中，而且像“政治”、“經濟”、“科技”、“組織”、“幹部”等等詞彙，皆始於他的筆下。

梁啓超一生著述宏富，在文學、史學、哲學、佛學等幾乎所有的學術領域，都有較深的造詣，不乏真知灼見。其著述在1936年版的《飲冰室合集》中，分《飲冰室文集》16冊（45卷）和《飲冰室專集》24冊（104卷），共109卷，1000萬字。該書之中華書局1989年版，是1936年版的影印版本，裝訂成12冊，共11094頁。1-5冊是《飲冰室文集》，6-12冊是《飲冰室專集》。

通過《飲冰室合集》篇名詳目可以清楚看到，就其著述的範圍而言，從時評、政論、變法、維新，到學術文化的諸多領域，幾乎都涉及到了，在哲學、文學、（散文、詩歌、小説、戲曲及翻譯文學等方面均有作品行世，以散文影響最大）、史學、經學、法學、美學、倫理學、宗教學、書法藝術等領域，均有建樹，尤以史學研究領域為最。 ^[1-3] 

章太炎（1869年～1936年），初名學乘，字枚叔。後改名絳，號太炎。浙江餘杭人。 清末民初民主革命家、思想家、著名學者，研究範圍涉及小學、歷史、哲學、政治等等，著述甚豐。

1897年任《時務報》撰述，因參加維新運動被通緝，流亡日本。1900年剪辮髮，立志革命。1903年因發表《駁康有為論革命書》併為鄒容《革命軍》作序，觸怒清廷，被捕入獄。1904年與蔡元培等合作，發起光復會。1906年出獄後，孫中山迎其至日本，參加同盟會，主編同盟會機關報《民報》，與改良派展開論戰。1911年上海光復後回國，主編《大共和日報》，並任孫中山總統府樞密顧問。曾參加張謇統一黨，散佈“革命軍興，革命黨消”言論。1913年宋教仁被刺後參加討袁，為袁禁錮，袁死後被釋放。1917年脱離孫中山改組的國民黨，在蘇州設章氏國學講習會，以講學為業。1935年在蘇州主持章氏國學講習會，主編《制言》雜誌。晚年憤日本侵略中國，曾贊助抗日救亡運動。

早年接受西方近代機械唯物主義和生物進化論，在他的著作中闡述了西方哲學、社會學和自然科學等方面的新思想、新內容，主要表現在《訄書》中，認為“精氣為物”，“其智慮非氣”；宣稱“若夫天與上帝，則未嘗有矣”，否定天命論説教。其思想又受佛教唯識宗和西方近代主觀唯心主義影響。隨舊民主主義革命失敗，思想上漸趨頹唐。

在文學、歷史學、語言學等方面，均有成就。宣揚革命的詩文，影響很大，但文字古奧難解。國學著作主要有《國故論衡》《國學概論》等，另著有《新方言》《文始》《小學答問》《儒術新論》《訂孔》等。 ^[4] 

陳寅恪（1890年～1969年），江西義寧（今修水縣）人，被譽為清華大學百年曆史上“四大哲人”之一（另外三位是葉企孫、潘光旦、梅貽琦；一説是王國維、梁啓超、趙元任）；因其祖父是湖南巡撫陳寶箴（支持變法的開明督撫），而其父是清末四公子之一的著名詩人陳三立，因而被譽為“公子之公子”；因其身出名門而又學識過人，在清華大學任教時，是唯一同時兼任跨越兩個學科即中文和歷史（一説兼任中文、歷史和哲學三個系）的教授，所以，又被譽為“教授之教授”（一説因為當時許多教授也常去聽他的課，因而被譽為“教授之教授”）。（黃延復：《二三十年代清華校園文化》，清華大學出版2000年版）

陳寅恪少時在南京家塾就讀，從小就能背誦《四書》《五經》（一説能背誦《十三經》）；1902年隨其兄陳衡恪東渡日本，入日本巢鴨弘文學院，1905年因足疾輟學回國，就讀於上海吳淞復旦公學；而後留學德國、瑞士、法國、美國等國二十多年，掌握了閲讀梵、巴利、波斯、突厥、西夏、英、法、德等多種文字的能力，尤以梵文和巴利文更精，加上深厚的“國學”基礎，使其得以溝通中西、融匯中外，從而在學術領域多有振聾發聵之見，為國內外學人所推崇（清華大學校史研究專家黃延復認為，陳寅恪通曉的文字有二、三十種之多，英、法、德、俄、日、匈、土等國文字自不必説，像蒙古文、滿文、藏文、西夏文、阿拉伯文、印度梵文、巴利文、突厥文、波斯文、暹羅文、希臘文，以及許多中亞細亞現存的或已經消亡的文字，他都通曉。）（黃延復：《清華傳統精神》，清華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

1925年陳寅恪回國後，被剛不久改制的清華大學聘用。“國學研究院”成立後，該院主任吳宓很器重他，稱“吾必以寅恪為全國最博學之人”、“寅恪雖系吾友，而實吾師”；梁啓超也向人介紹説：“陳先生的學問勝過我！”1926年6月，陳寅恪與梁啓超、王國維和趙元任一起被聘為“國學研究院”導師，人稱“清華四大導師”。（同上）

1929年，陳寅恪應學生之請為王國維紀念碑撰文，提出以“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為治學宗旨。1930年，清華“國學研究院”停辦，陳寅恪改任歷史、中文、哲學三系教授兼中央研究院理事、歷史語言研究所第一組組長，故宮博物院理事等職。1937年盧溝橋事變後，日軍直逼平津，陳寅恪之父陳三立義憤絕食而逝。治喪完畢，陳寅恪即隨校南遷至長沙任教；南京淪陷後，又隨校遷往雲南，先到蒙自、後到昆明，在西南聯大任教。1939年春，英國牛津大學聘請陳寅恪為首席漢學教授，並授予英國皇家學會研究員之職稱（為該校第一位受聘的中國漢學教授），邀請其赴英就職兼治眼疾。他於是舉家離昆明到香港，擬搭英輪轉赴英國任教，因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不得不返回昆明，仍被西南聯大中文、歷史兩系合聘為教授。

1940年暑假後，他再次舉家赴港以備擇機赴英，出任香港大學客座教授兼中文系主任。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不久香港淪陷，他“只好空坐家中”，儘管生活十分困難，常將衣物換食物，但拒食日本憲兵隊奉命送給的麪粉；日本當局持日金四十萬元委任他辦東方文學院，也被他嚴詞拒絕。1942年春，有人奉日方之命請他到已淪陷的上海授課，又被其拒絕而閉門治學，撰《唐代政治史略稿》一書；5月，趁一暴風雨之夜，攜家逃離香港抵桂林。“萬國兵戈一葉舟，故丘歸死不夷猶。袖間縮手嗟空老，紙上刳肝或少留。此日中原真一發，當時遺恨已千秋。”（《陳寅恪詩集》，清華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將其故丘歸死之壯烈，紙上刳肝之豪邁，不惜殺身成仁的凜然正氣耀然於筆端。之後先後任廣西大學、中山大學教授。當時桂林的某些御用文人，發起向蔣介石獻九鼎的活動，勸他參加，被他拒絕，並在《癸未春日感賦》中，以“九鼎銘辭爭頌德，百年粗糲總傷貧”之詩句，以示嘲諷。

1943年，陳寅恪受聘為遷至成都的燕京大學教授，兼華西協合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特約研究員，並於當年舉家從廣西經重慶至成都，生活異常艱苦，到1945年春，終因得不到必要的營養致使雙目幾全失明。這對於一個視讀書、寫作為生命的學者而言，無疑是巨大創痛。“去年病目實已死，雖號為人與鬼同。可笑家人作生日，宛如設祭奠亡翁”，表達了他的這種心境（《五十六歲生日三絕》，同上）。

1945年9月2日本簽字投降，陳寅恪既為日寇投降而高興，同時又為內戰一觸即發而憂心：“降書夕到醒方知，何幸今生見此時。聞訊杜陵歡至泣，還家賀監病彌衰。國仇已雪南征恥，家祭難忘北定時。念往憂來無限感，喜心題句又成悲。”（《乙酉八月十一日晨起聞日本乞降喜賦》，同上）。

此時英國皇家學會再約他赴英治療目疾，陳寅恪遂由成都搭航機至昆明，再經印度乘水上飛機至倫敦，經英醫診治開刀，不僅無效，目疾反而加劇，最後下了雙目失明已成定局的診斷書；到1946年4月，其雙目全部失明，遂辭去牛津首席漢學教授之職，欲赴美就醫，後得知美醫亦無良策後，於絕望中回國，仍任教於清華園，繼續從事學術研究。

1948年平津戰事吃緊，陳寅恪搭飛機南下，應廣州嶺南大學校長陳序經之邀，至該校任教；1950年，嶺南大學與中山大學合併，陳寅恪於是移教於中山大學，直到1969年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

僅據業已出版的《陳寅恪集》（三聯書店2009年版）、《陳寅恪先生全集》（台北里仁書局1979年版）、《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蔣天樞撰，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和《陳寅恪先生年譜長編（初稿）》（中華書局2010年版），《寒柳堂集》，包括《論再生緣》《論唐高祖稱臣於突厥事》《韋莊秦婦吟校箋》等，另附有《寒柳堂紀夢未定稿》和《寒柳堂紀夢未定稿（補）》等；《金明館叢稿初編》，包括《天師道與濱海地域之關係》《書世説新語文學類鍾會撰四本論始畢條後》《述東晉王導之功業》《論韓愈》《從史實論切韻》等；《金明館叢稿二編》，包括《李棲筠自趙徙衞事》《李德裕貶死年月及歸葬傳説辯證》《以杜詩證唐史所謂雜種胡之義》《幾何原本滿文譯本跋》《吐蕃彝泰贊普名號年代考（蒙古源流研究之一）》《靈州寧夏榆林三城譯名考（蒙古源流研究之二）》《彰所知論與蒙古源流（蒙古源流研究之三）》《蒙古源流作者世系考（蒙古源流研究之四）》《武瞾與佛教》《讀洛陽伽藍記書後》《大乘義章書後》《禪宗六祖傳法偈之分析》《敦煌本唐梵翻對字音般若波羅蜜多心經跋》《敦煌本心王投陀經及法句經跋尾》《敦煌本維摩詰經文殊師利問疾品演義跋》《陳垣敦煌劫餘錄序》《敦煌石室寫經題記彙編序》《斯坦因Khara―Khoto所獲西夏文大般若經考》《大乘稻芊經隨聽疏跋》《懺海火罪金光明經冥報傳跋》《有相大人生天因緣曲跋》《須達起精舍因緣曲跋》《韋在秦婦吟校箋》《西遊記玄奘弟子故事之演變》《西夏文佛母大孔雀明王經夏梵藏漢合璧校釋序》等等；《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包括《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唐代政治史述論稿》等；《元白詩箋證稿》《柳如是別傳》《詩集附唐篔詩存》《書信集》《讀書札記一集》《讀書札記二集》《讀書札記三集》《講義及雜稿》等，就可以看到其著述範圍至少涉及哲學、文學、史學和古代科學等幾個領域，至於其學術建樹，陳寅恪被公認為是一位對中國20世紀學術文化發展作出重大貢獻的卓越學者，在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蒙古史、西域民族史、宗教史、古典文學、敦煌學等諸多領域的精湛研究，均達到很高的境界，具有開拓和奠基的意義。

傅斯年説：“陳先生的學問近三百年來一人而已。”（《陳寅恪的最後20年》）

胡適在1937年2月22日的日記中稱：“寅恪治史學，當然是今日最淵博、最有識見、最能用材料的人。”（《胡適日記全編》6，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1-2]  [5]} 

錢穆（1895年～1990年），中國現代歷史學家。江蘇省無錫人。字賓四。筆名公沙、梁隱、與忘、孤雲。齋號素書堂、素書樓；9歲入私塾，1912年輟學後自學，任教於家鄉的中小學。1930年因發表《劉向歆父子年譜》成名，被顧頡剛推薦，聘為燕京大學國文講師，後歷任燕京大學、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北平師範大學、西南聯大、武漢大學、華西大學、江南大學教授。

錢穆居北平8年，先後授課於北京、清華、燕京、北師大等名校，與學術界友人時相切磋。抗戰軍興，輾轉任教於西南聯大、武漢、華西、齊魯、四川各大學。撰寫《國史大綱》，採取綿延的觀點了解歷史之流，堅持國人必對國史具有温情和敬意，以激發對本國曆史文化愛惜保護之熱情與摯意，闡揚民族文化史觀，公推為中國通史最佳著作。1949年秋天，錢穆答應了他的朋友在香港的亞洲文商學院出任院長。1950年錢穆在香港創辦新亞書院使流亡學生得以絃歌不輟，而辦學有成，亦獲香港政府尊崇，於1955年贈予香港大學名譽博士學位。1960年應邀講學於美國耶魯大學，又獲頒贈人文學名譽博士學位。1965年正式卸任新亞書院校長，應聘馬來亞大學任教。

1967年10月，錢穆應蔣介石之邀，以歸國學人的身份自港返台，築素書樓於台北市士林區外雙溪，1968年膺選中研院院士。晚年專致於講學與着述，雖目力日弱仍隨時提出新觀點，賴夫人誦讀整理出版，謙稱為《晚學盲言》。

在錢穆一生的著作中，“國學”始終作為主線貫穿始終。如《中國學術通義》（台北學生書局1975年版）、《兩漢經學今古文平議》（香港新亞研究所1958年版）、《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79年版）、《宋明理學概述》（台北學生書局1977年版）、《朱子新學案》（巴蜀書社1986版）、《陽明學述要》（台北正中書局1979年版）、《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華書局1984年版）、《中國歷史精神》（1964年香港增附三版）、《文化學大義》（台北正中書局1983年版）、《從中國歷史來看中國民族性及中國文化》（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79年版），另有《論語文解》、《論語要略》、《孟子要略》、《周公》、《墨子》、《王守仁》、《劉向歆父子年譜》、《惠施、公孫龍》、《老子辨》、《先秦諸子系年》、《國史大綱》、《文化與教育》、《中國文化史導論》、《孟子研究》、《中國人之宗教社會及人生觀》、《中國社會演變》、《中國知識分子》、《中國歷史精神》、《莊子纂箋》、《文化學大義》、《中國曆代政治得失》、《中國思想史》、《國史新論》、《四書釋義》、《人生十論》、《黃帝》、《中國思想通俗講話》、《王陽明先生傳習錄及大學問節本》、《莊老通辨》、《學龠》、《兩漢經學今古文平議》、《湖上閒思錄》、《民族與文化》、《中國歷史研究法》、《孔子論語新編》、《中國文學講演集》、《中華文化十二講》、《中國文化傳統的潛力》、《中國文化叢談》、《中國文化精神》、《朱子新學案》、《朱子學提綱》、《理學六家詩鈔》、《孔子傳》、《孔子與論語》、《孔子略傳<論語>新編》、《靈魂與心》、《世界局勢與中國文化》、《從中國歷史來看中國民族性及中國文化》、《歷史與文化論叢》、《人生三步驟》、《雙溪獨語》、《中國通史參考資料》、《古史地理論叢》、《中國文學論叢》、《宋明理學三書隨札》、《現代中國學術論衡》、《中國史學發微》、《新亞遺鐸》，等等。單從這些書目來看，國學的主線地位就一目瞭然。他就堪稱國學名家。

錢穆終生熱愛祖國，正像他熱愛國學一樣，逝後，家人依照其遺願，於1992年1月，歸葬於太湖西山之俞家渡石皮山。 ^[6] 

厲聲教（1935年～2017年），籍貫浙江杭州，生於南京，長於上海。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傑出外交家、國際法學家、教育家、雙語作家、文史學家、詩詞家。

厲聲教出身於書香名門杭州厲氏家族。杭州厲氏家族自清康乾年間大文豪厲鶚始，世代均為飽學之士，一代又一代薪火相傳，在保存和發揚中華傳統文化方面，默默地貢獻着自己的力量。厲聲教的祖父厲良玉是晚清著名學者、金石篆刻大家，被譽為“融合皖浙兩派的大師”，與吳昌碩、趙之謙並稱“新浙派”的三位代表人物；其父便是大名鼎鼎的中國近現代文教界泰斗、新中國外語教育事業奠基人厲麟似；母親則是民國著名鋼琴家、中國早期德奧鋼琴學派的代表人物唐麗玲。得益於歷代書香積澱和父親厲麟似的深厚西學造詣，厲聲教自幼便受到中西文化精粹的薰陶和洗禮。他既秉承家學，又極有天賦，六歲能作對聯，八歲便能賦詩，十幾歲時已能用中、英雙語寫得一手漂亮的文章，講得一口純正的英式英語。

厲聲教在任中國駐多倫多副總領事期間，為推動加拿大華僑華人社會積極傳承和發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及向加拿大主流社會傳播中華文化作出了傑出貢獻。加拿大政府1995年9月特向厲聲教頒發獎狀，向厲聲教為中加兩國教育文化交流所作之貢獻致敬。

厲聲教參與、組織了一系列國內外重要學術活動，為提高中國在國際上的學術聲譽作出了貢獻。

厲聲教是中國當代國學代表人物和詩詞大家。有“詩人外交家”之稱的厲聲教被譽為“學貫中西的一代大師”。他的作品影響深遠，其中《望海潮·悼周恩來總理》、《癸丑年九月懷周總理》、《浣溪沙·甲戌年夏夢麴院荷花》、《辛卯季春謁厲杭二公祠》、《訪二公祠尋厲公墓不獲》、《觀潮有感》、《採桑子·西湖四詠》等被公認為當代詩詞中的經典之作。

作為當代國學代表人物，其作品和事蹟被編入《中國當代詩壇選藏》、《靜安文史》、《杭州黨史》等典藏文獻及大、中、小學教材中，並被翻譯成英文、法文、西班牙文、德文、俄文、日文等多種語言文字。鳳凰網評價其為“當代罕有的具有世界影響力的，融中西文化精髓於一身的，中華傳統文化的集大成者”。 ^[7] 

季羨林(1911年～2009年)，山東清平（今臨清）縣人。北京大學教授，中國文化書院院務委員會主席，中科院院士，中國語言學家，文學翻譯家，梵文、巴利文專家，作家。對印度語文文學歷史的研究建樹頗多。1930年入清華大學西洋文學系。1935年赴德國留學。曾師從印度學家E.瓦爾特施密特研究古代印度語言。1941年獲哥廷根大學哲學博士學位。後曾師從語言學家E.西克研究吐火羅語。1946～1983年，被北京大學聘為東方語言文學系教授、系主任，1978～1984年兼任北京大學副校長。1956年任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委員，曾任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委員兼外國語言文學評議組組長、第二屆中國語言學會會長、中國外語教學研究會會長、中國民族古文字研究會名譽會長、第6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和常務委員、《中國大百科全書》總編輯委員會委員和《語言文字卷》編輯委員會主任等等。其學術成就最突出地表現在對中世紀印歐語言的研究上頗多建樹。主要著作有：《〈大事〉偈頌中限定動詞的變位》（1941年，系統總結了小乘佛教律典《大事》偈頌所用混合梵語中動詞的各種形態調整）、《中世印度語言中語尾-am向-o和-u的轉化》（1944年，發現並證明了語尾-am向-o和-u的轉化是中世印度西北方言健陀羅語的特點之一）、《原始佛教的語言問題》（1985年）（論證了原始佛典的存在、闡明瞭原始佛教的語言政策、考證了佛教混合梵語的歷史起源和特點等）、《〈福力太子因緣經〉的吐火羅語本的諸異本》（1943年）（開創了一種成功的語義研究方法）、《印度古代語言論集》（1982年）等。作為文學翻譯家，他的譯著主要有：《沙恭達羅》（1956年）、《五卷書》（1959年）、《優哩婆濕》（1959年）、《羅摩衍那》（7卷，1980～1984年）、《安娜·西格斯短篇小説集》等。作為作家，他的作品主要有《天竺心影》（1980年）、《朗潤集》（1981年）、《季羨林散文集》（1987年）、《牛棚雜憶》等。

祖父季老苔，父季嗣廉，母趙氏，農民。叔季嗣誠。幼時隨馬景恭識字。6歲，到濟南，投奔叔父季嗣誠。入私塾讀書。 7歲後，在山東省立第一師範學校附設新育小學讀書。10歲，開始學英文。12 歲，考入正誼中學，半年後轉入山東大學附設高中。 在高中開始學德文，並對外國文學發生興趣。18歲，轉入省立濟南高中，國文老師是董秋芳，他又是翻譯家。"我之所以五六十年來舞筆弄墨不輟，至今將近耄耋之年，仍然不能放下筆，全出於董老師之賜，我畢生難忘。" 1930年，考入清華大學西洋文學系，專業方向德文。從師吳宓、葉公超學東西詩比較、英文、梵文，並選修陳寅恪教授的佛經翻譯文學、朱光潛的文藝心理學、俞平伯的唐宋詩詞、朱自清的陶淵明詩。與同學吳組緗、林庚、李長之結為好友，稱為“四劍客”。複雜的全部梵文文法。接着部分著作年輕時的季羨林 讀梵文原著，第5學期讀吐魯番出土的梵文佛經殘卷。第6學期準備博士論文：《〈大事渴陀中限定動詞的變化〉》。佛典《大事》厚厚3大冊，是用混合梵文寫成的，他爭分奪秒，致力於讀和寫，“開電燈以繼晷，恆兀兀以窮年”。

1940年12月至1941年2月，季羨林在論文答辯和印度學、斯拉夫語言、英文考試中得到4個"優"，獲得博士學位。因戰事方殷，歸國無路，只得留滯哥城。10月，在哥廷根大學漢學研究所擔任教員，同時繼續研究佛教混合梵語，在《哥廷根科學院院刊》發表多篇重要論文。"這是我畢生學術生活的黃金時期，從那以後再沒有過了。""博士後"的歲月，正是法西斯崩潰前夜，德國本土物質匱乏，外國人季羨林也難免"在飢餓地獄中"掙扎，和德國老百姓一樣經受着戰禍之苦。而作為海外遊子，故園情深，尤覺"天涯地角有窮時，只有相思無盡處"，祖國之思和親情之思日夕 索繞，"我悵望灰天，在淚光裏，幻出母親的面影"。

1945年10月，二戰終結不久，即匆匆束裝上道，經瑞士東歸，"宛如一場春夢，十年就飛過去了"。離開哥廷根35年後的1980年，季羨林率中國社會科學代表團重訪哥市，再謁83歲高齡的瓦爾德施米特恩師，相見如夢。後來作感人至深的名文《重返哥廷根》。

1946年，他由德國留學回國，被聘為北京大學教授，創建東方語文系。1956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委員。1978年任北京大學副校長。其著作已彙編成《季羨林文集》，共24卷。

國文老師是董秋芳，他又是翻譯家。"我之所以五六十年來舞筆弄墨不輟，至今將近耄耋之年，仍然不能放下筆，全出於董老師之賜，我畢生難忘。" 1930年，考人清華大學西洋文學系，專業方向德文。從師吳宓、葉公超學東西詩比較、英文、梵文，並選修陳寅恪教授的佛經翻譯文學、朱光潛的文藝心理學、俞平伯的唐宋詩詞、朱自清的陶淵明詩。與同學吳組緗、林庚、李長之結為好友，稱為“四劍客”。同學中還有胡喬木。喜歡“純詩”，如法國魏爾蘭、馬拉梅。比利時維爾哈倫，以及六朝駢文，李義山、姜白石的作品。曾翻譯德萊塞、屠格涅夫的作品。大學期間，以成績優異，獲得家鄉清平縣政府所頒獎學金。

1946年5月，抵達上海，旋赴南京，與李長之重逢，經李介紹，結識散文家梁實秋、詩人臧克家。在南京拜謁清華時期的恩師陳寅恪，陳推薦他去北京大學任教，遂又拜見正在南京的北京大學代理校長傅斯年。秋，回到北平，拜會北大文學院院長湯用彤，被聘為教授兼東方語言文學系主任，在北大創建該系。同事中有阿拉伯語言學家馬堅、印度學家金克木等。 解放後，繼續擔任北大東語系教授兼系主任，從事系務、科研和翻譯工作。先後出版的德文中譯本有德國《安娜·西格斯短篇小説集》（1955 年），梵文文學作品中譯本有印度伽梨陀娑《沙恭達羅》（劇本，1956年）、印度古代寓言故事集《五卷書》（1959年）、印度伽梨陀娑《優哩婆濕》（劇本，1962年）等，學術著作有《中印文化關係史論叢》（1957年）、《印度簡史》（1957年）、《1857-1859年印度民族起義》（1985年）等。1956年2月，被任為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委員。1954年、1959年、1964年當選為第二、三、四屆全國政協委員。並以中國文化使者的身份先後出訪印度、緬甸、東德、前蘇聯、伊拉克、埃及、敍利亞等國家。"文革"中受到"四人幫"及其北大爪牙的殘酷迫害。1978年復出，繼續擔任北京大學東語系系主任，並被任命為北京大學副校長、北京大學南亞研究所所長。當選為第五屆全國政協委員。 1983年，當選為第六屆全國人大常委。1984年，任北京大學校務委員會副主任。1988年，任中國文化書院 院務委員會主席。並曾以學者身份先後出訪德國、日本、泰國。 70年代後期以來擔任的學術回體職務有：中國外國文學會副會長（1978年）、中國南亞學會會長（1979年）、中國民族古文字學會名譽會長（ 1980年）、中國外語教學研究會會長（1981年）、中國語言學會會長（1983年）、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副會長（1983年）、中國史學會常務理事（1984年）、中國高等教育學會副會長（1984年）、中國作家學會理事（1985 年）、中國比較文學會名譽會長（ 1985年）、中國亞非學會會長（ 1990年）等。 1998年4月，《牛棚雜憶》出版（ 1988年3月一 1989年 4月草稿，1992年 6月定稿）。出版界認為"這是一本用血淚換來的和淚寫成的文字。這是一代宗師留給後代的最佳禮品"。季羨林的學術研究，用他自己的話説是："梵學、佛學、吐火羅文研究並舉，中國文學、比較文學、文藝理論研究齊飛。"

曾被“2006年感動中國”獲獎人物之一

季羨林，當代著名語言學家.散文家.東方文化研究專家。他博古通今，被稱為“學界泰斗”。

195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

1930年考入北京清華大學西語系。

1934年畢業後，在濟南山東省立高中任教。

1935年考取清華大學交換研究生，赴德國留學，在哥廷根大學學習梵文、巴利文、吐火羅文等古代語文。

1941年獲哲學博士學位。

1946年回國，歷任北京大學教授兼東方語言文學系教授、系主任。

2009年，去世。

饒宗頤（1917年～2018年），字固庵，號選堂，廣東潮州人。是我國當代的文化明星，其對於歷史、考古、文學、經學、教育、書畫等不同領域均有涉獵，又是傑出的翻譯家。香港大學副校長曾引用餘秋雨的話説：“香港如果出了一個饒宗頤，就不會是文化沙漠了。”有人以為饒先生可以與季羨林齊名，並稱之為“南饒北季”。幼耽文藝，18歲續成其父所著《潮州藝文志》，刊於《嶺南學報》。以後歷任無錫國專、廣東文理學院、華南大學等教授。饒教授於1962年獲法國漢學儒蓮獎，1982年獲香港大學頒授榮譽文學博士，後任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榮譽講座教授。1993年為上海復旦大學顧問教授。饒教授學術範圍廣博，凡甲骨學、敦煌學、古文字學、上古史、近東古史、藝術史、中外關係史、音樂、詞學、經學、潮學、宗教學、文學、藝術學、目錄學、簡帛學等，均有專著，已出版著作100多種（其中專著逾60種），發表論文1000多篇，詩文集十餘種，書畫集45種。藝術方面於繪畫、書法造詣尤深。繪畫方面，擅山水畫，寫生及於域外山川，不拘一法，而有自己面目。人物畫取法白畫之白描畫法，於李龍眠、仇十洲、陳老蓮諸家之外，開一新路，影響頗大。書法方面，植根於文字，而行草書則融入明末諸家豪縱韻趣，隸書兼採谷口、汀洲、冬心、完白之長，自成一格。（摘自《饒宗頤書畫》之簡歷）

饒教授是學富五車，著作等身的學者。他知識淵博，精通多種外語。六十多年來，孜孜不倦，在文學，語言學，古文字學，敦煌學，宗教學及華僑史料等方面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除了專著六十多種外，尚有發表在世界各大學術期刊及各大書刊上的論文，短文和雜文約有四百篇。饒教授為國際漢學界及海內海外弘揚中華文化，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