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井政章

其父是聖護院宮侍富井政恆。明治7年（1874年）入東京外國語學校學習。明治10年赴法國私費留學，明治16年取得法學博士學位。同年歸朝，明治18年任東京大學教授。民法典論爭之際主張延期施行舊民法和舊商法，後任法典調査會主査委員，與穗積陳重、梅謙次郎同為編纂明治民法的核心人物。明治24年敕選貴族院議員。明治33年以後任京都法政學校初代校長、和仏法律學校校長。明治36年為“七博士”之一，向當時的首相桂太郎提出對俄強硬論之主張的建議書。大正7年（1918年）起任樞密院顧問官、常設仲裁裁判所裁判官等職。他是法國法學派的中心、學理的民法學之奠基人，長期以民法界之長老活躍於日本學界。但他後來轉向批判法國法學，高度評價德國法學，是明治後期受德意志的影響而繁榮民法學的先驅者。他所編著的《民法原論》與梅謙次郎所著的《民法要義》被作為立法者之民法理論的重要文獻。著有《刑法論綱》、《民法論綱》等。 ^[1-7] 

1858年10月16日（安政5年9月10日）生於山城國京都武者小路通新町（現在京都府京都市），是京都聖護院宮侍富井政恆的長子。少年時在京都中學、官立京都仏學校讀書。1874年（明治7年）進入舊制東京外國語學校（今東京外國語大學）學習。1877年（明治10年）5月私費赴法國留學，在法國里昂的東洋博物館勤工儉學期間，進入里昂大學攻讀法學，以第二名的成績考取獎學金進修博士課程，以優異成績取得法學博士等三個法學學位後畢業（博士論文是《羅馬法和法國法中對不支付價款的買主的解除權》）。1883年（明治16年）4月歸國。 ^{[8]  [9-10]} 

1883年（明治16年）11月8日任私立東京法學校（現法政大學）講師。1884年（明治17年）2月5日任東京大學法學部講師，同年8月15日兼任太政官制度取調局御用掛。1885年（明治18年）8月22日任東京大學教授。1886年（明治19年）3月6日任帝國大學法科大學（現東京大學法學部）教授。同年3月18日任第二回中學校師範學校教員免許學力試驗委員。同年4月10日敍奏任官三等、下賜上級俸。同年12月2日任私立法律學校監督委員，派駐明治法律學校（現明治大學）。 ^{[8]  [9]} 

1887年（明治20年）10月4日任文官試驗（公務員考試）委員。1888年（明治21年）6月7日依據《學位令》被授予法學博士學位。1890年（明治23年）2月21日任帝國大學法科大學教頭心得（代理教育長）。同年3月4日任帝國大學評定官。同年10月20日任文官高等試驗臨時委員。1890年（明治23年）12月23日敍奏任官二等、下賜下級俸。同年12月27日兼任法科大學教頭，敍奏任官二等。1891年（明治24年）12月22日——1918年（大正7年）4月24日任帝國議會貴族院勅選議員。1892年（明治25年）10月7日任民法商法施行取調委員。1893年（明治26年）3月30日任法典調査會民法起草委員，參與起草、編纂日本民法典。同年4月13日任法典調查會主查委員，對商法、民事訴訟法的起草發揮了主導作用。同年9月11日——11月7日負責民法學第一講座。同年12月26日敍高等官四等。 ^{[8]  [9-10]} 

1895年（明治28年）10月12日補帝國大學法科大學長（校長）。1896年（明治29年）1月28日任法典修正案政府委員。同年1月31日升敍高等官三等。同年11月11日升敍高等官二等。1897年（明治30年）5月7日赴法國巴黎參加萬國東洋學會會議，並赴英國、德國、奧地利和意大利作學術訪問。同年6月26日依願免東京帝國大學法科大學長。1898年（明治31年）6月29日歸國，擔任民法學第一講座負責人。1900年（明治33年）6月5日兼任私立京都法政學校（現立命館大學）第一代校長。1900年（明治33年）6月29日升敍高等官一等。1900年（明治33年）10月兼任私立和仏法律學校（現法政大學）校長。1902年（明治35年）3月31日免法典調查會委員。同年9月17日依願免本官。 ^{[8]  [9]} 

1903年（明治36年）3月7日依《帝國大學令》第十三條，敕旨授以東京帝國大學名譽教授稱號。1906年（明治39年）9月14日依《帝國學士院規程》第二條，以敕旨任帝國學士院會員（院士）。1907年（明治40年）5月27日任法律取調委員。1908年（明治41年）7月任東京帝國大學法科大學講師囑託，擔任民法學第一講座。1916年（大正5年）3月22日任宮內省御用掛。同年11月7日任帝室制度審議會委員。1917年（大正6年）5月9日任內大臣府御用掛，賜敕任官待遇。1918年（大正7年）4月18日——1935年（昭和10年）9月14日任樞密顧問官。1918年（大正7年）7月10日法科大學講師囑託解任。1918年（大正7年）10月26日任常設國際仲裁裁判所（常設國際仲裁法院）裁判官。1919年（大正8年）7月9日任臨時法制審議會委員。在此期間參與審議《凡爾賽條約》締結案、《陸軍治罪法和海軍治罪法修正案》。1924年（大正13年）4月8日任財團法人日法會館副理事長、創立委員。1926年（大正15年）10月28日特旨列入華族，依功勳敍爵為男爵。同時依願免宮內省御用掛兼內大臣府御用掛。 ^{[8]  [9]} 

1927年（昭和2年）8月31日任私立立命館大學第一代學長。1927年（昭和2年）12月19日任文政審議會委員。1928年（昭和3年）7月7日任王公族審議會審議官。1928年（昭和3年）10月12日任民法改正調查委員會主查委員長、民法改正案起草委員長，主持日本民法典中的親族法和相續法的修改工作。1929年（昭和4年）5月13日任法制審議會委員。1931年（昭和6年）9月22日任行政裁判法及訴願法改正委員會臨時委員囑託。同年12月12日補任議定官。1934年（昭和9年）任日法會館理事長。1935年（昭和10年）9月14日在東京府東京市牛込區藥王寺町（現東京都新宿區市谷藥王寺町）宅邸病逝，享年76歲。 ^{[8]  [9]} 

在明治民法典論爭中，舊民法是布瓦索納德等人蔘考法國民法典所起草的，由於對德國民法典的研究並不充分，富井政章與穗積陳重共同推動延期派，與斷行派的梅謙次郎對立。富井政章在日本貴族院的演説發揮了重大作用，議會以壓倒多數通過了延期實施的議案，但最終這部法典的延期實施也未能實現。這部民法典史稱“舊民法”。其後，明治政府立即成立法典調查會，委任梅謙次郎、富井政章、穗積陳重三位帝國大學的法科教授為起草委員，開始在“舊民法”的基礎上編纂新的民法典。法典調查會歷時五年，於1898年完成新民法典的全部編纂，並經議會通過，於1898年7月16日投入正式實施。這部民法典被稱為明治民法，該民法典經多次修正，至今仍在使用。 ^{[10]  [11]} 

富井政章的主張不同於穗積八束所主張的“民法出，忠孝亡”，並非基於意識形態的差異，而是站在學者的立場上，認為以錯綜複雜的《講義錄》為體裁的法典如果實施，將重複法蘭西註釋法學派的老路，從而阻礙學術進步。法典應該適合本國的實際情況，而不應該被當做修改不平等條約的政治工具，因此主張慎重論。 ^{[10]  [12-13]} 

富井政章的立場異於斷行派的梅謙次郎，與梅對於普魯士民法所代表的細目網羅型·講義錄形式型的法典懷有強烈的反感態度不同，富井在新民法中，力主比既存的法典草案更為簡潔的起草宗旨。 ^[14] 

富井政章在民法起草中基於學者的立場以慎重為宗旨，站在了向法律實證主義·德國法一邊倒的立場上，與站在實務的立場上以迅速為宗旨、傾向於自然法論·法國法的梅謙次郎對立。富井政章與穗積陳重都是將德國法研究引入日本的先驅者。然而，在起草舊民法的當時，德國法的思想一直沒有進入日本，富井政章本人也不同於穗積陳重、梅謙次郎，他從未有過留學德國的經歷。在此之前，他並沒有特別堅持德國法之思想的主張。然而，富井政章的副手、民法起草輔助委員仁井田益太郎精通德語，通過對德國民法第一、第二草案的翻譯實現了德國法之思想的消化，使“近世法典中之完璧”之稱的德國法在民法制定中成為一股趨勢，從而開創了在日本民法學中以德國法解釋的開端。此外，他在法典調查會的發言中還論及伯恩哈特·温沙伊特、海因裏希·鄧恩伯格的體系書，據推測也是讀過了這些著作的法文譯版。 ^[10] 

明治民法的編纂並非是拋開“舊民法”、重新制定一個全新的民法，而是以“舊民法”為基礎，通過對“舊民法”進行一定修正而創立新民法。明治民法的基本骨架來自“舊民法”，“舊民法”主要仿照法國民法而制定，而明治民法不過是參照德國民法典第一草案對“舊民法”進行修正而已。對明治民法和“舊民法”之間的承繼關係，許多日本法學者給予了充分的重視。富井政章也認為，明治民法以“舊民法”和法國民法典為母法，同時更多地參酌富有最新民法學成果的德國民法典草案。此外，富井政章的輔助員仁井田對明治民法的起草委員在對“舊民法”進行批評的基礎上在哪些地方沿用“舊民法”進行研究，並得出“‘舊民法’具有相當影響”的結論。 ^[11] 

另外，富井政章直視日本國情的實際，認為對沿革法、比較法的研究準備不足，其要點應簡明扼要地供法官運用，這是他在法典論爭中的一貫主張，其著作《民法原論》也體現了他的這一學風。 ^{[13]  [15]} 

富井政章長年擔當東京帝國大學的民法講座，之後其弟子鳩山秀夫（鳩山和夫之子、鳩山一郎之弟）繼承其衣缽，建立了東大民法學閥的基盤。富井的講義以條理分明、簡潔扼要著稱，條文好像都能全部默記下來。 ^[10] 

富井政章早年在留學時期勤勉刻苦鑽研學問，雖然體弱多病，但由於注重健康養生，是民法起草三博士中最長壽的一位。但他的慎重則是性格使然，相對於梅謙次郎編著的《民法要義》僅僅在五年之內就全部完成，富井的《民法原論》中的債權總論上卷用時曠日持久。 ^[10] 

晚年的富井政章與穗積重遠男爵（穗積陳重之子）共同主持民法改正，修改日本民法典中的親族法和相續法，這項工作後來由於戰爭而中斷，戰後由中川善之助、我妻榮接手完成。 ^[16] 

在刑法領域，富井政章與古斯塔夫·埃米爾·布瓦索納德的弟子宮城浩藏所代表的法蘭西新古典法派·折衷主義對立，批判其不能適應犯罪激增的社會情勢，最早提出主觀主義的新派刑法理論的主張。他的理論，是以社會防衞論為基礎，實行嚴刑峻法的主觀主義，從而極大地促進了日本現行刑法（日本刑法典）的成立。 ^[10] 

日俄戰爭前夕，富井政章鼓吹開戰論，作為七博士之一參與“七博士建白事件”，他與水户寬人、小野冢喜平次、高橋作衞、金井延、寺尾亨、中村進午聯名上書內閣總理大臣桂太郎和外務大臣小村壽太郎（《七博士意見書》），批判桂內閣的“軟弱外交”，稱“失去滿洲、朝鮮，將危及日本的防禦安全”，要求沙俄完全撤出滿洲，敦促政府採取對俄武力強硬路線。意見書相繼刊登在東京日日新聞和東京朝日新聞上，引起輿論巨大反響，在社會上掀起狂熱的戰爭情緒。 ^[17] 

1885年（明治18年）9月16日-從六位； ^[9] 

1892年（明治25年）2月29日-正六位； ^[9] 

1896年（明治29年）3月30日-從五位； ^[9] 

1896年（明治29年）12月21日-正五位； ^[9] 

1896年（明治29年）12月22日-法國榮譽軍團勳章軍官勳位（法蘭西第三共和國）； ^[9] 

1897年（明治30年）12月28日-勳四等瑞寶章； ^[9] 

1898年（明治31年）6月29日-勳三等旭日中綬章、金盃一組； ^[9] 

1900年（明治33年）8月20日-從四位； ^[9] 

1901年（明治34年）9月20日-正四位； ^[9] 

1903年（明治36年）5月21日-金盃一組； ^[9] 

1913年（大正2年）12月27日-勳二等旭日重光章； ^[9] 

1919年（大正8年）6月28日-勳一等瑞寶章； ^[9] 

1919年（大正8年）9月29日-金盃一組； ^[9] 

1920年（大正9年）9月7日-金盃一組； ^[9] 

1921年（大正10年）5月30日-金盃一組； ^[9] 

1921年（大正10年）8月20日-從三位； ^[9] 

1922年（大正11年）3月8日-法國榮譽軍團勳章大軍官勳位（法蘭西第三共和國）； ^[9] 

1926年（大正15年）6月23日-勳一等旭日大綬章； ^[9] 

1926年（大正15年）9月1日-正三位； ^[9] 

1926年（大正15年）10月28日-男爵； ^[9] 

1927年（昭和2年）3月15日-御紋付銀盃； ^[9] 

1928年（昭和3年）4月21日-金盃一組； ^[9] 

1928年（昭和3年）11月10日-大禮紀念章； ^[9] 

1931年（昭和6年）3月20日-帝都復興紀念章； ^[9] 

1931年（昭和6年）9月15日-從二位； ^[9] 

1934年（昭和9年）3月1日-建國功勞章（偽滿洲國）； ^[9] 

1935年（昭和10年）9月14日-正二位、勳一等旭日桐花大綬章。 ^[9] 

富井政章著有《Droit romain: des droits du vendeur non payé; Droit français: du droit de résolution du vendeur non payé》、《法學綱論》、《代理法講義》、《契約法講義》、《契約外債務》、《刑法論綱》、《民法論綱》、《損害賠償法原理》、《民法總論》、《民法原論》、《債權總論》、《債權各論》、《物權法講義》、《代理法講義》等。譯著《法譯日本帝國民法典》。 ^[18-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