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國棟

王國棟在1900年7月7日生於英國倫敦，父親腓特烈·亨利·金（Frederick Henry King）為浸信會牧師。他早年在1911年至1915年受教於布里斯托文法學校（Bristol Grammar School），1915年至1918年入讀利物浦學院男子高校（Liverpool Institute High School for Boys）。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尾聲，他於1918年加入第六英皇利物浦軍團，受訓成為士官生。

一戰結束後，王國棟在1919年考入倫敦大學轄下倫敦醫院醫學院（倫敦大學瑪麗皇后學院巴茲及倫敦醫學暨牙醫學院前身），受訓成為婦產科醫生。他在1924年考獲英格蘭皇家外科醫學院院員（M.R.C.S.）及倫敦皇家內科醫學院執照持牌人（L.R.C.P.）資格，1926年又當選為英格蘭皇家外科醫學院院士（F.R.C.S.）。

在1926年，王國棟加入大英浸信會，以醫療傳教士身份隻身前往中國北京，在協和醫院學院任婦產科助理教授，由此展開他在遠東多年的醫學生涯，任內於1929年當選為英國婦產科醫學院（後改稱皇家婦產科醫學院）創院院士（F.R.C.O.G.）。五年以後的1931年，鑑於東北局勢不穩，他轉到山東齊魯大學醫學院（山東大學醫學院前身）任職產科及婦科學系系主任，期間曾開辦中國最早期的家庭計劃診所。在華期間，王國棟又認識了漢學家林仰山教授（Professor F. S. Drake）和病理學家侯寶璋教授等學者，並結交成為好友。

在1938年，王國棟再因中國大陸戰局動盪而轉抵香港，獲香港大學醫學院聘任為產科及婦科學系主任兼講座教授，同年獲香港政府委任為助產士管理局（Midwives Board）委員，併兼任瑪麗醫院產科專科醫生。在1940年，他進一步接替賴廉士教授出任港大醫學院院長。此外，王國棟在1940年至1941年間還協助新成立的香港護士及助產士會（香港助產士會前身）與港府商討有關《助產士條例》的修訂工作，連串的討論促成立法局於1941年9月通過《1941年助產士修訂草案》。

根據修訂，助產士管理局在原來由醫務總監擔任主席、以及由七名合資格醫學界人士擔任委員的格局上，再增添兩個委員名額，由合資格的登記助產士出任，使管理局內首度設有專門代表助產士的席位。針對港府計劃規定畢業滿七年的助產士必須再接受四星期全職復修課程，該修訂草案也賦予管理局監管有關復修課程的權力；而經王國棟等爭取下，港府始同意放寬有關規定，容許年滿50歲或已不再執業的助產士豁免參與復修課程，以免影響這類人士的生計。修訂草案通過當日，王國棟獲得立法局華人非官守議員羅文錦在局內點名致謝，以答謝他在港府制定草案期間提供的不少意見。

然而，不久而後，日軍在1941年12月8日進犯香港，香港保衞戰一觸即發。連番抵抗後，港督楊慕琦爵士在同年12月25日“黑色聖誕節”宣佈無條件投降，標誌着香港淪陷。在保衞戰期間，王國棟負責留守香港大學，率領大學員生主持臨時設於陸佑堂的大學救濟醫院，協助收留因瑪麗醫院額滿而未能接收的病人；及至香港淪陷後，不少屬於日本敵國的外籍居民遭遣送入拘留營，但王國棟獲日方批准留在市區，負責維持大學救濟醫院、瑪麗醫院和贊育醫院的運作。

在1942年2月，即大學救濟醫院停辦前兩個月，王國棟在大學同事秦惠真醫生暗中協助下，由西貢深涌村經大鵬灣逃出香港，幾經轉折下途經惠州、東江、曲江、衡陽、桂林、金城江、貴陽和滇緬公路，最終在同年4月中抵達當時屬於國民政府戰時首都的重慶，操流利漢語的他在途上未有遇上很大困難。王國棟逃出香港的消息為日方所震怒，日方曾透過英國駐葡萄牙里斯本大使，向重慶的英國駐華大使薛穆爵士要求着令王國棟返回香港。由於英方拒絕日方的要求，因此王國棟未有回香港，從而免遭日方處決之虞。

身在重慶的王國棟原本打算加入皇家陸軍醫療兵團，但眼見不少逃出香港的港大學生學業中斷，於是他改變初衷，轉為設法協助這些學生恢復學業。當時薛穆在重慶設有香港難民救濟局（Hong Kong Refugee Relief Bureau），接濟逃離淪陷地區的香港人，在他的支持下，王國棟遂得以設立附屬於救濟局的大學救濟工作組（University Relief Work），向逃出香港的港大學生提供接濟，而資金則由英國駐華使館方面提供。

同時間，在王國棟爭取下，中國教育部部長陳立夫承諾港大生可以在大陸的院校繼續學業，使他們不致於陷入失學的局面。為此，王國棟在1942年4月至6月間奔走於貴陽、柳州、桂林和曲江等地，成功與不少於127名流落各地的港大學生取得聯絡。此後，獲得接濟的港大學生人數接連上升，到1943年12月更累積升至不少於346人，佔港大停課前約600名學生的一半以上。

在重慶期間，王國棟獲國立上海醫學院院長朱恆璧博士聘任為婦科及產科訪問教授，於歌樂山的戰時校址授課，並自設辦公室日以繼夜地安排港大學生入讀遷到當地的院校。為了更有效率地安排港大學生恢復學業和跟進他們的生活，時任中英文化協會總幹事杭立武博士還籌設了一個香港大學救濟委員會，成員分別由中國外交部和教育部等政府機關、英國駐華大使館和香港大學的代表擔任，而王國棟即為委員之一。

及至1944年1月，有多達243名港大學生經王國棟等人的協助，就讀於一些遷到成都、重慶、昆明和曲江等地的院校，當中包括國立中央大學、齊魯大學、浙江大學、國立中正大學、重慶大學、國立中山大學、雅禮協會國立湘雅醫學院、金陵女子大學、廣西大學、嶺南大學、國立上海醫學院、西南聯合大學、大夏大學、華西大學和燕京大學。即使戰時交通不便，王國棟仍成功在1943年12月安排出逃香港的秦惠真到英國深造，以及於1944年2月安排港大學生梁文華和黃麗松獲取羅德獎學金，到牛津大學攻讀博士學位。

另一方面，在得到王國棟等人接濟的港大學生當中，還包括不少港大醫科生。及至1942年底，這批醫科生為數約140人，分別獲安排入讀齊魯大學、廣西省立醫學院、嶺南大學、國立湘雅醫學院、國立上海醫學院和國立中山大學六所院校。考慮到這批醫科生在中國大陸的院校恢復學業，有可能不獲英國醫學總會承認，王國棟遂在1942年12月致函醫學總會，希望醫學總會承認大學一年級生以外，所有在大陸院校就讀的原港大醫科生，讓這些醫科生符合向醫學總會申請註冊執業的資格。王國棟在信中指出，這些醫科生都在由中國教育部評訂為“甲級”的院校就讀，因此所接受的醫科課程與港大醫學院的水平相若。他認為如果醫學總會不承認這批學生的資歷，將窒礙香港日後的重建工作。

在外相艾登予以支持下，醫學總會在1943年5月作出了正面迴應，並在同年9月設下一些認可資歷的準則，復於1944年6月正式批准王國棟的提議，但最終只有國立上海醫學院、國立湘雅醫學院、齊魯大學和嶺南大學四所院校的港大醫科生符合資格。未幾，王國棟因加入皇家陸軍醫療兵團而在1944年9月返回英國受訓，期間曾再與有關當局商討認可學歷的問題，隨後於1945年3月以皇家陸軍醫療兵團軍官的身份返抵重慶，為日本一旦投降後收復香港造好準備。

在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結束三年零八個月的香港日據時期。香港重光後，王國棟旋即以皇家陸軍醫療兵團陸軍中校的身份，隨英軍返回香港，並在海軍中將夏愨爵士主持的臨時軍政府中出任助理醫務總監，負責在短時間內重整公立醫院和診所的醫療服務。與此同時，樞密院在醫學總會奏請下發出一道樞密令，批准港大設立一個香港大學醫科學位緊急委員會，負責考慮向戰時於中國大陸繼續學業的醫科生，頒授獲醫學總會認可的港大學位。緊急委員會由賴廉士上校和王國棟等五人組成，於1946年初作首次會議，至1948年12月作最後一次會議，經過慎重的考慮，最終前後共有63名在大陸繼續學業的港大醫科生，獲緊急委員會推薦領受港大醫科學位。

在1947年，王國棟返回逐漸復課的港大復任產科及婦科學系主任兼講座教授，並在1948年起重新兼任港大醫學院院長。雖然醫學院院長一職在1950年至1951年間一度由彭斐爾博士（Dr. S. M. Banfill）接任，但此後再由王國棟兼任至1954年為止。在1954年至1955年，他又兼任港大副校長一職。王國棟在戰後致力於重整港大校業，使港大從戰後初年蕭條的局面逐漸恢復過來；另一方面，他又專注於瑪麗醫院和贊育醫院的教學工作，在他的爭取下，由港大醫學院提供的產科及婦科課程，更正式獲得英國皇家婦產科醫學院的認可。

除了港大的發展以外，王國棟也十心關注香港戰後的家庭計劃，他早於1938年起數度連任香港優生學會主席，學會戰後於1950年更名為香港家庭計劃指導會後，他旋任指導會的主席，隨後於1955年至1956年改任會長一職。王國棟在指導會任職期間積極推廣計劃生育，且兼任醫務衞生署婦產科顧問，爭取改善香港的婦產科醫療服務，促成英皇御準香港賽馬會捐出350萬港元興建贊育醫院新址。位於西營盤醫院道的贊育醫院新址復於1952年10月舉行奠基禮，以及在1955年6月落成啓用。為表揚他對香港婦產科醫療服務的貢獻，他在1953年6月的英女皇伊利沙伯二世加冕授勳名單中，特別獲英廷獎授OBE勳銜。

在1956年，王國棟闊別任職多年的香港大學，卸任產科及婦科學系主任及講座教授一職，由好友秦惠真教授接任。翌年，他轉往澳洲的西澳大學，在該校新成立的醫學院擔任創院產科及婦科學系講座教授，另外又同時擔任皇家珀斯醫院榮譽產科顧問醫生和當選為澳洲皇家外科醫學院院士（F.R.A.C.S.）。在1957年至1960年以及在1962年至1964年間，王國棟也兼任西澳大學醫學院的創院院長，他對該校醫學院的初年發展奠下重要基礎，並且一直擔任產科及婦科學系教授至1965年才向校方告退，卸任翌年即獲校方聘任為榮休講座教授，和留任皇家珀斯醫院榮休產科顧問醫生一職。

儘管卸下了西澳大學醫學院的工作，但王國棟卻退而不休，在1965年至1966年出任英國皇家婦產科醫學院澳洲理事會主席。未幾，在澳洲外交部邀請下，他於1967年應肯尼亞政府的請求協助設立東非大學醫學院，並擔任創院院長一職。在1969年卸任後，該校醫學院在1970年改組成為內羅畢大學的一部份，而首批由醫學院培訓的學生則於1972年正式畢業。在1971年，王國棟再一次返回香港，出任香港家庭計劃指導會總監，協助宣傳家庭計劃運動，至1973年卸任。此外，他還特別應聯合國世界衞生組織的邀請，在1971年和1974年分別兼任台灣和韓國的醫療顧問，為當地的婦產科醫療服務提供意見。

王國棟在婦科和產科領域具多年的教學和行醫經驗，尤其對絨膜癌、葡萄胎和子宮外孕有比較深入的研究。為肯定他歷年來在婦產科方面的貢獻，王國棟曾獲選為美國產科及婦科協會和愛丁堡產科學會的榮譽院士，以及在1971年獲西澳大學頒授榮譽醫學博士學位。在1978年8月，澳洲婦產科醫學院成立，王國棟復於翌年當選為澳洲婦產科醫學院院士（F.A.C.O.G.），至1980年再因學院獲冠上皇家稱號而改名為澳洲皇家婦產科醫學院院士（F.R.A.C.O.G.）。王國棟與香港大學和港大醫學院深具淵源，為表彰他多年來，特別是戰時和戰後的貢獻，港大特設有以他命名的王國棟產科及婦科獎，到1973年更進一步向他頒授榮譽法學博士學位，以作答謝。在領受港大榮譽博士學位的同一年，王國棟得悉港大醫學院為榮休的秦惠真教授設立第一屆秦惠真講座，他還特別應邀擔任主講嘉賓。香港政府也在香港島半山區堅巷的香港醫學博物館內，特設有王國棟演講室，對他在香港醫療和醫學方面的貢獻予以肯定。

晚年的王國棟在澳洲南珀斯河畔置業安居，過著退休生活，但仍偶有返回香港探望老朋友和舊同事。在1979年，英國皇家婦產科醫學院慶祝創立金禧，王國棟是學院四名仍然在世的創會成員之一。在1987年，港大醫學院舉辦百週年校慶，雖然他已年屆87歲高齡，但仍特意與家人一同返港出席慶祝活動。數年後，王國棟在1991年10月4日於珀斯去世，終年91歲。

王國棟在1927年4月9日娶S·T·艾里森（S. T. Ellison）的女兒、同為醫療傳教士的瑪麗·艾里森醫生（Dr. Mary Ellison）為妻，夫婦倆共育有三名女兒，分別名愛麗森（Alison）、瑪嘉烈（Margaret）和愛倫（Ellen）。瑪嘉烈和愛倫均畢業於香港大學醫學院，前者嘗任澳洲塔斯曼尼亞皇家霍巴特醫院血液學家，後者則在堪培拉私人執業；至於長女愛麗森則在蘇格蘭修讀文學士學位，後來曾於西澳大學擔任英文系講師。在二戰爆發前半年，王國棟已先把妻女送往澳洲暫避遠東的緊張局勢，因此香港淪陷的時候，只有王國棟一人留守香港。戰後在港大執教期間，王國棟曾與家人居於在1951年新落成的女生舍堂何東夫人紀念堂，而王國棟夫人更是該舍堂的首任舍監。

在1967年，王國棟因妻子病逝而深受打擊，在1968年6月14日，他再娶家庭友人周默道博士（Dr. Chiu Bek-to，1913年－2005年）為妻。周默道祖籍福建惠安縣，父親為周壽卿牧師，家中三子五女中排行最小。她在1949年前因中國大陸政局動盪而移居香港，於香港大學擔任植物學講師期間認識王國棟，後來長年於英國倫敦大學從事研究和教學工作，並取得博士學位。婚後兩人在晚年長居於澳洲珀斯，王國棟身後，第二任王國棟夫人復遷居英國倫敦，至2005年逝世。她生前為丈夫保管了一些有關於戰時協助港大學生恢復學業的記錄，復由家族後人轉交港大校方保存。

在醫學工作以外，王國棟閒時的主要興趣包括音樂和攝影。

O.B.E. （1953年6月英女皇加冕授勳名單）

F.R.C.S. （1926年）

F.R.C.O.G. （1929年）

F.R.A.C.S. （1957年）

F.R.A.C.O.G. （1979年）

王國棟產科及婦科獎（Gordon King Prize in Obstetrics and Gynaecology）：由香港大學醫學院頒發。

王國棟演講室（The Gordon King Lecture Room）：位於香港半山區堅巷2號香港醫學博物館一樓展覽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