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城旬報

朝鮮王朝自開國以後，便有所謂的“朝報”、“邸報”，作為承政院每日下發的資料供中央和地方官吏閲覽，其性質無法與現代意義的報紙相比。現代報刊最早進入朝鮮人的視野，是在19世紀60年代，當時朝鮮的宗主國清朝向朝鮮告知了日本人八户順叔在香港報紙《中外新聞》上宣稱尚在德川幕府統治下的日本要攻打朝鮮，迫使朝鮮“恢復”五年一朝貢的消息。 ^[1]  該消息引起了朝鮮政府的恐慌，並寄信對馬島予以詰責。 ^[2] 

在1876年關於《江華條約》的談判中，朝鮮代表申櫶便將八户順叔在新聞報紙上刊登的內容拿出來，以對日本的野心進行揭露和譴責，而日本代表則對他説：“所謂新聞紙者，雖渠國郡州事，尚或無實。若信此紙，則干戈無寢息之日，只可一番笑看而已矣。” ^[3]  這是朝鮮人最早對新聞報紙的間接接觸。

而朝鮮人對新聞報紙的第一次直接接觸則是1876年《江華條約》簽訂後派遣的以金綺秀為修信使的訪日使團，金綺秀對於日本的新聞報紙有如下生動的描述：“所謂新聞紙，日築字搨印，無處無之。公私聞見，街巷談説，口津未乾，飛傳四方。為之者，看作事業；當之者，視以榮辱。亦必字如荏細，精工無比。蓋其喜動而惡靜，無事懆懆，有事則跳，所以見小事，眉飛而肉舞，十指爬搔，不知癢在何處，是其素性然也。” ^[4]  到19世紀80年代，隨着朝鮮國內開化運動的蓬勃開展，現代報刊的誕生也勢在必行了。

朝鮮境內最早出現的現代報紙是1881年日本人在釜山創辦的《朝鮮新報》，不過該報針對的是釜山的日本居留民，採用的也是日文，故一般算作日本報紙。朝鮮的首家現代報紙——《漢城旬報》則是以1882年第三次修信使樸泳孝訪問日本為契機而創辦的。這是壬午兵變後朝鮮政府為履行日朝《濟物浦條約》而派出的使團，以樸泳孝為正使，金晚植為副使，囊括了金玉均、徐光範、閔泳翊等大批開化黨人士。樸泳孝一行在日本訪問了3個月，考察公共機關，與日本朝野人士進行廣泛的接觸。樸泳孝等開化黨人透過訪問日本切實認識到要啓蒙朝鮮人，推進開化運動，必須發行報紙。因此在樸泳孝回國時，經過大力資助開化黨的日本思想家福澤諭吉的推薦，帶回了牛場卓造、高橋正信、井上角五郎三名報紙編輯和真田謙藏、三輪廣藏、本多清太郎三名印刷工。 ^[5-6]  1883年2月6日（陰曆十二月二十九日），樸泳孝被任命為漢城府判尹（相當於首都市長），正式開始着手籌劃《漢城旬報》的創刊事宜。樸泳孝利用駙馬的身份時常出入宮禁，向國王高宗進言發行報紙的必要性，終於使高宗心動，在1883年2月28日下旨在漢城刊行新聞報紙。 ^[7]  3月13日，漢城府向朝廷報告，準備設置新局從速發行報紙，關於刊行的各種規則將在日後商議稟告。 ^[8] 

《漢城旬報》的發行得到國王許可以後，樸泳孝計劃將報紙的全部事務交給從日本留學歸來的俞吉濬負責。俞吉濬師從福澤諭吉，正好樸泳孝從日本帶來的牛場卓造、井上角五郎、高橋正信等人也均為福澤諭吉開辦的慶應義塾出身，在日本時就與俞吉濬關係密切，因此在他們的配合下報紙籌備的進展非常順利，僅在國王批准發行報紙後一個月，俞吉濬就制定出《漢城府新聞局章程》，以“博文局”作為名稱，並對報紙的編輯、僱員、經費、發行等各方面進行較為詳細的規定。同時俞吉濬還用國漢文（諺文和漢文混用）起草了一篇2700餘字的《新聞創刊辭》，闡述了發行報紙對於朝鮮近代化的重要性，文章邏輯嚴謹，頗具説服力。不過，到1883年4月10日，樸泳孝突然被罷免漢城府判尹的職位，隨後左遷廣州府留守。這多被認為以閔妃集團為首的守舊派勢力針對開化黨的反擊。於是，樸泳孝和俞吉濬籌備報紙的工作功虧一簣，原本滿懷熱情的俞吉濬在樸泳孝調走後稱病不出，既而遠赴美國，《漢城旬報》的籌備工作被迫中斷。而樸泳孝帶來的日本編輯牛場卓造、高橋正信也斷定發刊無望而歸國，唯獨年輕的井上角五郎依然滯留漢城，觀望事態發展。 ^[9] 

《漢城旬報》的籌備隨着樸泳孝的外放而沉寂4個月以後，再次提到議事日程。發行報紙並不是獨屬於樸泳孝等急進開化派，穩健開化派也對發行報紙的重要性有深刻的認識。而再次籌劃的責任則落在同文學掌教金晚植身上。同文學是隸屬於統理衙門的機構，負責教授外語，而金晚植則是一名穩健開化派人士，又是事大黨巨頭金允植的從兄，因而得到朝鮮政府及宗主國清朝的信任，同時他曾隨樸泳孝一同出使日本，對近代文明也有一定接觸，所以《漢城旬報》交由他負責。1883年8月17日，新聞局重新開設，沿襲了當初俞吉濬所制定的“博文局”的名稱。 ^[10]  但是，此博文局非彼博文局，俞吉濬擬定的“博文局”是隸屬漢城府的，而新設的“博文局”則是屬於統理衙門下轄的同文學的。博文局主事由金晚植的族人金寅植擔任。9月7日，又任命張博、吳容默、金基俊為博文局司事。 ^[11]  博文局主事和司事共4人以及依然逗留在漢城的日本人井上角五郎組成了《漢城旬報》的編輯隊伍，主事金寅植（不久後改為擅長文章的呂圭亨）相當於編輯主任，而其他4人則承擔實際取材和編稿事務，並將博文局的事務室和印刷所設在井上寄宿在漢城苧洞的家。 ^[12]  此外還購買了印刷機械及報紙用的改良紙。福澤諭吉的學生井上角五郎是開化黨的支持者，同時又與金允植、閔泳翊等事大黨甚至清軍將領袁世凱關係融洽，可謂是左右逢源。 ^[12]  金允植謂其“每與之談，作朝鮮語，語或未暢，輒伸紙下筆，颯颯有聲，頃刻數十百言，辭理俱到，盡天才也”。 ^[13]  井上先後擔任了《漢城旬報》和《漢城週報》的編輯，為朝鮮新聞業作出巨大的貢獻。

1883年10月31日（陰曆十月一日），《漢城旬報》創刊號正式面世。《漢城旬報》創刊號長25釐米，寬19釐米，共18頁，裝訂成冊。其內容用純漢文，刊登相當於創刊辭的“漢城旬報序”及政府消息的“內國記事”、外國消息“各國近事”，接着是作為以啓蒙和科普為目的的特別社論，還有“地球全圖”一份及“地球圖解”、“論地球”等關於地球的説明，最後一版刊登博文局歡迎讀者批判和更正的“公告”。

“漢城旬報序”當是出自博文局負責人、同文學掌教金晚植之手，但該文僅僅是一篇300字的短文，無法與俞吉濬的2700字的長文相提並論。而且俞吉濬的文章用國漢文寫成，而金晚植的文章則用純漢文寫成，影響力自然小一些。但是其核心內容都是相同的，都強調了報紙對於啓迪民智、推進開化的作用。“漢城旬報序”寫道：“今風氣漸開，智巧日長，輪船馳駛，環瀛電線，聯絡四土，至於定公法、修聘問、築港浦、通交易。而窮髮燋齒，羊胛稷面，無殊聯壤，事變物類，幻詭百出，車服器用，技巧萬端，固留心世務者所不可不知也。是以我朝廷開局設官，廣譯外報，並載內事，頒示國中，瓜分列國，名曰旬報，以廣聞見、辨眾惑、裨商利。中西之官報、申報、郵報交詢，其義一也。”並呼籲全國人民都來訂閲《漢城旬報》。此後《漢城旬報》基本按照創刊號來編排，體例變化不大。

《漢城旬報》每隔10天發行一次，從未間斷，現存有創刊號到第36號的報紙，截止到1884年10月9日（陰曆八月二十一日），由於《漢城旬報》因在1884年12月6日“甲申政變”後遭到破壞而被迫停刊，所以還有可能發行到第41號，只是中間5號亡佚了而已。《漢城旬報》每期印刷3000份，首先送中央政府各官廳及朝鮮四百多個地方官廳。另外統理衙門還向八道四都發布公文，要求張榜介紹《漢城旬報》，以擴大其影響力。 ^[14]  漢城市民可直接到博文局訂閲《漢城旬報》，而地方人士可以與各郡縣的“京邸”（京城在地方的辦事處）聯絡，因此部分《漢城旬報》也可為民間閲覽。《漢城旬報》定價約為銅錢30文，這在當時的朝鮮是相當昂貴的價格，再加上使用純漢文，因此基本與普通羣眾絕緣。《漢城旬報》的受眾主要是官員和知識分子。福澤諭吉曾寫信給井上角五郎，勸告他在《漢城旬報》中採用國漢文混用體，但井上還未來得及將福澤的勸告付諸實踐便因“漢城旬報事件”而被迫回國了。 ^[15] 

《漢城旬報》的內容版面也基本沿襲創刊號，“內國記事”刊登國王的諭旨、中央與地方官廳的報告、官吏任免、重要事件、物價變動等，“各國近事”則引用各國的報紙。其主要來源包括：

從來源來看中國的報紙佔據壓倒多數。這些外國消息有助於朝鮮人開闊眼界，瞭解世界大勢。

除此之外，《漢城旬報》每期還在若干版面刊登一些自然和人文的科普文章，可見報紙編輯對近代文明的重視。例如，創刊號登載“地球全圖”一張及“地球圖解”、“地球論”、“論洲洋”等關於地球知識的文章共5版，其後亦撰寫並刊登天文、歷算、物理、化學、電氣、牛痘等近代自然科學知識的長篇文章。而人文及社會科學方面的科普文章主要介紹世界歷史及資本主義文明，其中代表性的是第3號（1883年11月20日）介紹並勸獎近代企業的《會社説》和第26號（1884年7月3日）要求整頓道路、加強基礎設施建設的《治道略論》。而這兩篇文章又出自開化黨（急進開化派）領袖金玉均之手，因而這也使《漢城旬報》具有鮮明的進步性。而《漢城旬報》介紹西方近代科學和制度、説明世界歷史和地理的文章的來源則是相當於報社社長的博文局負責人金晚植的從弟——金允植在擔任領選使時從中國帶來的大批科學書籍，偶爾也特地訂購編寫文章時需要的書籍。 ^[16]  《漢城旬報》每期刊登的科普文章，有利於推進開化，很大程度上起到啓蒙的作用。儘管《漢城旬報》曾刊登金玉均的文章，但其總體言論仍屬緩和，帶有濃厚的穩健開化派色彩。

《漢城旬報》的經費部分是從海關税借支，另一部分則來自訂閲費。其中地方人士在郵政不發達的條件下不可能直接向博文局匯款，其訂閲費只能通過負責京邸的“京主人”繳納給博文局。這種舊體制極為不方面，且產生許多問題，包括拖欠訂閲費、京主人中飽私囊等，造成了博文局在一定程度上的運營困難。其後相當於續刊的《漢城週報》，便是由於地方訂閲費長期拖欠而造成的矛盾和資金缺乏而停刊的。 ^[17] 

《漢城旬報》在發刊過程中，經歷過一次風波。1884年1月29日（陰曆正月初二），發生了漢城鍾路廣通橋藥局店主崔宅英被疑似駐朝清軍槍殺的事件，次日發刊的《漢城旬報》以“華兵犯罪”為題進行報道，稱：“昨夜中國兵丁往廣通橋往鍾街廣通橋藥鋪，其素相識也，買用藥料多有虧欠，藥鋪主人入內取藥之隙，主人之子以‘前債未清、又來纏繞’責之，問答之際，至辱罵兵丁，忿愧不勝，遽發手銃，主人之子死。主人自內而出，兵丁倉皇之際，手勢熟滑，又發一銃，主人撲地，兵丁逃走，喧鬧相傳，鄰舍畢集，二人伏屍而無處究詰……”，最後還特別強調：“中國兵勇多半是招募四處，編成軍伍，殺威已久，紀律申明而有此意外作變……”。這則消息是由博文局的日本編輯井上角五郎執筆的。 ^[18]  經過這番報道，清朝駐軍和中國人的形象在朝鮮官民中大打折扣，反華情緒日益萌生，比如當時的尹致昊便在日記中寫道：“是日，聞昨夜胡人（清人）無端殺廣通橋藥局主崔氏子，崔亦受彈近死，聞甚駭痛，忿鬱不勝。” ^[19]  如此可見一斑。《漢城旬報》刊登的這一消息引起了中國方面的震怒，據説還脅迫朝鮮政府禁止發行當天的《漢城旬報》。 ^[18]  而井上角五郎本人也受到清兵的人身威脅，不得不請來駐朝日軍的磯林真三大尉前來保護。 ^[18] 

這一事件還引起了清朝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李鴻章的重視，他要求中國駐朝商務代表陳樹棠查明兇手是否是華人。陳樹棠遂於1884年4月13日分別向博文局和朝鮮外衙門施壓，稱《漢城旬報》為官方報紙，登消息必須有真憑實據，非“各國私家日報聞風登錄”可比，要求將“此案始末實在情形憑據、原案卷宗，備細分析，抄錄見覆”。 ^[20]  朝鮮回覆含糊其辭，並表示“該局員自知謬誤，引過深悔，更無可追核之理”。 ^[21]  中方仍不罷手，繼續施加壓力，並稱兇手並非駐朝清軍，而是冒充清兵模樣的名叫崔成均的朝鮮人，命令朝鮮方面立即將其抓獲。 ^[22]  朝鮮方面被迫承認該案是朝鮮人所為，並張榜捉拿，不過似乎沒有下文，成為一樁懸案。而《漢城旬報》已經登出消息並造成惡劣影響，已是覆水難收，執筆該報道的井上角五郎迫於中方壓力，離開博文局，於1884年5月辭職歸國。 ^[23]  《漢城旬報》引發的這次風波不僅在中朝關係史留下一筆，更觸發了朝鮮國內的反華情緒，成為朝鮮開化黨發動“甲申政變”的背景事件之一。

1884年12月4日，以金玉均、樸泳孝、洪英植等為首的開化黨人聯合日本發動“甲申政變”，暗殺守舊派多人，奪取政權。然而僅過不到3天便被袁世凱率領的駐朝清軍鎮壓。到1884年12月6日這天，漢城市民由於不滿日本和開化黨而集會街頭，進而演變為一場打砸搶燒的暴亂，主管《漢城旬報》的機構博文局遭到暴民的攻擊和焚燒，所有設施遭到破壞，所藏書籍亦付之一炬。至此，發行了1年零1個月的《漢城旬報》被迫停刊。《漢城旬報》及博文局雖是按開化黨人樸泳孝的建議而籌備，但經手接管的已是金晚植等穩健開化派人士，因此在他們的監督和運營下，《漢城旬報》雖曾登載金玉均的文章，並介紹了西方國家的政治、經濟、社會制度，但並沒有過激的言論，也沒有意圖將其付諸實踐，是緊跟朝鮮政府的路線的。同時，《漢城旬報》的朝鮮編輯也沒有參與甲申政變。儘管如此，《漢城旬報》還是遭到破壞，首先是因為民眾對新事物的一種不適應乃至恐懼感，加上《漢城旬報》使用純漢文，脱離朝鮮普通民眾，更加劇了百姓與《漢城旬報》的隔閡。事實上，《漢城旬報》從一開始就遭到了來自各方的批評與攻擊，稱其為“邪教”（洋教）傳播的手段，或指其為逢迎日本而刊行。 ^[12]  而《漢城旬報》的日本編輯井上角五郎不僅是樸泳孝帶來的，更與開化黨過從甚密，是甲申政變的重要參與者。井上從博文局辭職歸國後就一直與金玉均等人保持聯繫，並協助開化黨人購買日本刀、火槍、炸藥等發動政變的武器。所以，《漢城旬報》才會被朝鮮百姓誤認為是開化黨的淵藪而遭到攻擊。

其後在新任外衙門督辦金允植的斡旋下，博文局的恢復工作逐漸進行，井上角五郎也被召回朝鮮。在甲申政變過去5個多月後的5月12日，高宗同意恢復博文局，重新發行新聞報紙 ^[24]  ，改版稱為《漢城週報》。《漢城週報》可以看做《漢城旬報》的續刊，與《漢城旬報》相比亦有較大變化，發行週期縮短為7天，編輯陣容增加3倍，而且不僅僅是純漢文，更增加了國漢文和純諺文的內容。不過《漢城週報》在發行3年之後因經費短缺而停刊，博文局亦隨之廢除。 ^{[17]  [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