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淘沙·把酒祝東風

把酒祝東風^⑵，且共從容^⑶。垂楊紫陌洛城東^⑷。總是當時攜手處^⑸，遊遍芳叢。

聚散苦匆匆^⑹，此恨無窮。今年花勝去年紅。可惜明年花更好，知與誰同？ ^[1] 

⑴浪淘沙：唐教坊曲。後用作詞牌名。又名“賣花聲”。五十四字，前後片各四平韻，多作激越悽壯之音。

⑵把酒：端着酒杯。

⑶從容：留戀，不捨。

⑷紫陌：紫路。洛陽曾是東周、東漢的都城，據説當時曾用紫色土鋪路，故名。此指洛陽的道路。洛城：指洛陽。

⑸總是：大多是，都是。

⑹匆匆：形容時間匆促。 ^{[1]  [2]} 

端起酒杯向東方祈禱，請你再留些時日不要一去匆匆。洛陽城東垂柳婆娑的郊野小道，就是我們去年攜手同遊的地方，我們遊遍了奼紫嫣紅的花叢。

歡聚和離散都是這樣匆促，心中的遺恨卻無盡無窮。今年的花紅勝過去年，明年的花兒將更美好，可惜不知那時將和誰相從？ ^[3] 

此詞為春日與友人在洛陽城東舊地同遊有感而作。宋仁宗天聖九年（1031），歐陽修任西京留守推官，與尹洙、梅堯臣、謝絳等遊，娶胥氏偃女為妻。當年春，友人曾同作者在洛城東同遊。歐陽修在西京留守幕前後共三年，其間僅明道元年（1032）春在洛陽，此詞當即此年所作。詞中同遊之人或即梅堯臣。 ^[4] 

一説此詞當作於明道二年之後。明道元年（1032），尹洙、梅堯臣等相繼離去；明道二年（1033），歐陽修妻胥氏病逝。此詞為悼亡惜別而作。 ^[5] 

此詞上片敍事，從遊賞中的宴飲起筆。這裏的新穎之處，是作者既未去寫酒筳之盛，也未去寫人們宴飲之樂，而是寫作者舉酒向東風祝禱：希望東風不要匆匆而去，能夠停留下來，參加他們的宴飲，一道遊賞這大好春光。首二句詞語本於司空圖《酒泉子》“黃昏把酒祝東風，且從容”，而添一“共”字，便有了新意。“共從容”是兼風與人而言。對東風言，不僅是愛惜好風，且有留住光景，以便遊賞之意；對人而言，希望人們慢慢遊賞，盡興方歸。“洛城東”揭出地點。洛陽公私園囿甚多，宋人李格非著有《洛陽名園記》專記之。京城郊外的道路叫“紫陌”。“垂楊”和“東風”合看，可想見其暖風吹拂，翠柳飛舞，天氣宜人，景色迷人，正是遊賞的好時候、好處所。所以末兩句説，都是過去攜手同遊過的地方，今天仍要全都重遊一遍。“當時”就是下片的“去年”。“芳叢”説明此遊主要是賞花。

下片是抒情。頭兩句就是重重的感嘆。“聚散苦匆匆”，是説本來就很難聚會，而剛剛會面，又要匆匆作別，這怎麼不給人帶來無窮的悵恨呢！“此恨無窮”並不僅僅指作者本人而言，也就是説，在親人朋友之間聚散匆匆這種悵恨，從古到今，以至今後，永遠都沒有窮盡，都給人帶來莫大的痛苦。“黯然銷魂者唯別而己矣！”（南朝梁江淹《別賦》）好友相逢，不能久聚，心情自然是非常難受的。這感嘆就是對友人深情厚意的表現。下面三句是從眼前所見之景來抒寫別情，也可以説是對上面的感嘆的具體説明。“今年花勝去年紅”有兩層意思。一是説今年的花比去年開得更加繁盛，看去更加鮮豔，當然希望同友人盡情觀賞。説“花勝去年紅”，足見作者去年曾同友人來觀賞過此花，此與上片“當時”相呼應，這裏包含着對過去的美好回憶；也説明此別已經一年，這次是久別重逢。聚會這麼不容易，花又開得這麼好，本來應當多多觀賞，然而友人就要離去，怎能不使人痛惜？這句寫的是鮮豔繁盛的景色，表現的卻是感傷的心情，正是清代王夫之所説的“以樂景寫哀”。末兩句更進一層：明年這花還將比今年開得更加繁盛，可惜的是，自己和友人分居兩地，天各一方，明年此時，不知同誰再來共賞此花啊！再進一步説，明年自己也可能離開此地，更不知是誰來此賞花了。杜甫《九日藍田崔氏莊》“明年此會知誰健，醉把茱萸仔細看”，立意與此詞相近，可以合看，不過，杜詩意在傷老，此詞則意在惜別。把別情熔鑄於賞花中，將三年的花加以比較，層層推進，以惜花寫惜別，構思新穎，富有詩意，是篇中的絕妙之筆。而別情之重，亦説明同友人的情誼之深。

清人馮煦謂歐陽修詞“疏雋開子瞻（蘇軾），深婉開少遊（秦觀）”（《宋六十家詞選例言》）。此詞筆致疏放，婉麗雋永，近人俞陛雲的評價正説明它兼具這兩方面的特色。 ^[4] 

李攀龍《草堂詩餘雋》：“意自‘明年此會知誰健’中來。” ^[5] 

沈際飛《草堂詩餘正集》：“末三句，雖少含藴，不失為情語。” ^[5] 

沈雄《古今詞話》上卷：“《柳塘詞話》曰：歐陽公雲：‘把酒祝東風，且共從容。’與東坡《虞美人》雲：‘持杯邀勸天邊月，願月圓無缺。’同一意致。” ^[5] 

黃蘇《蓼園詞選》：“按末二句，憂盛危明之意，持盈保泰之心，在天道則虧盈益謙之理，俱可悟得。大有理趣，卻不庸腐。粹然儒者之言，令人玩味不盡。” ^[5] 

俞陛雲《唐五代兩宋詞選釋》：“因惜花而懷友，前歡寂寂，後會悠悠，至情語以一氣揮寫，可謂深情如水，行氣如虹矣。” ^[5] 

歐陽修（1007—1072），北宋文學家、史學家。字永叔，號醉翁，晚號六一居士。廬陵（今江西吉安）人。天聖八年（1030）進士。累擢知制誥、翰林學士，歷樞密副使、參知政事。宋神宗朝，遷兵部尚書，以太子少師致仕。卒諡文忠。政治上曾支持過范仲淹等的革新主張，文學上主張明道、致用，對宋初以來靡麗、險怪的文風表示不滿，並積極培養後進，是北宋古文運動的領袖。散文説理暢達，抒情委婉，為“唐宋八大家”之一；詩風與其散文近似，語言流暢自然。其詞婉麗，承襲南唐餘風。曾與宋祁合修《新唐書》，並獨撰《新五代史》。又喜收集金石文字，編為《集古錄》，對宋代金石學頗有影響。有《歐陽文忠集》。 ^[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