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上舟

中芯國際新任董事長江上舟，是中國改革開放後的第一批海歸，海南建省初期最早的一批闖海人，他也是上海芯片產業的奠基人、國家大飛機項目的啓動者之一。1991年，擔任海南省三亞市人民政府副市長；1993年，出任海南省洋浦開發區黨工委書記、洋浦開發區管理局首任局長。1997年調往上海工作，先後擔任上海市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市工業黨委副書記等職。2001年，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副秘書長兼上海化學工業區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2003年，成為國家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領導小組辦公室成員兼重大專項組組長。

2006年，江上舟接替鄧樸方擔任中國殘疾人福利基金會理事長。同年，他被委任為中芯國際的獨立非執行董事。國家教育部原副部長、同濟大學原校長吳啓迪，即江上舟的妻子。中芯國際成立於2000年是中國內地規模最大、技術最先進的集成電路芯片代工企業。

1965年，他考入清華大學無線電系，“僅在校學習了9個月”，“文革”就開始了。到工廠學工，到農村學農，再不就是枯燥的政治理論學習，是他們那時候大學生活的重要記憶。

1970年，他被分配到雲南省通訊局微波器材廠工作，工作中他漸漸感覺到了專業知識的重要。一次，清華大學的老師到雲南去，他和同班同學、妻子(吳啓迪，教育部副部長，原同濟大學校長)共同表達了想學習的願望，回到清華後，老師給他們郵寄過去很多專業書，這讓他們很開心，也很感激。其間，大學生曾有一次“回爐”的計劃，他們也報名了，後來因為白卷英雄張鐵生的影響，回爐計劃夭折了，他們不死心。

時年62歲的中芯國際新任董事長江上舟。

1978年，中國恢復研究生招生，江上舟夫婦雙雙考回母校。為什麼去留學，去留學前又有什麼樣的雄心抱負，當時的江上舟是沒有考慮這麼多的。因為，他能出國也是因緣際會——研究生複試的時候，老師告訴他：你們考上研究生的人可以去參加公派出國留學的考試。他去參加，通過了，也就出國了，一切都順理成章。那時，他的大部分同學也都想考研究生、出國，動機則有些“不純”。因為，通過考研究生再分配，可以改變已經被初步定下的命運。江上舟夫婦都已經回到了北京，不存在這個問題，他只想多學些知識，畢竟，他們在大學正常學習了不到一年時間啊。到愛因斯坦的母校——瑞士蘇黎世高等理工學院留學，讓時年32歲、拋妻別子的江上舟眼界大開，到了知識的天堂，他感到好奇而又陌生。系裏面有幾百名學生，但專職工作人員只有一個，加上秘書，才兩個人，系主任是教授兼的，開學註冊、學期結束都會有學生來幫忙，一切都井井有條、效率高極了。學校也是這樣。蘇黎世高等工學院留學生幾百人，一個專職人員負責，簽證、住宿，煩瑣事情全包了。

瑞士的自由、民主以及國民的高素質也讓他感嘆——考駕照的時候，所有的資料都是自己填寫，負責的官員只核實一下，很快便辦下來了，自己不去領，這些官員還會去一遍遍地催促。這在國內幾乎都是不可想象的。

1987年，留學八年後，40歲的江上舟獲得了博士學位，沒在瑞士做任何停留，他便匆忙回到了祖國。“這是第一批出國留學人的特色，都想着回國。”到了國內，他才發現，他的移 動 通 信專業搞的單位太少了，英雄一時難有用武之地。“誰能想到移 動 通 信能發展得這麼迅速呢？！” 在上海徘徊了兩個月，精通德語和英語的他只好聽從朋友的勸告，拋棄了自己多年的專業，去了國家經委的外資企業管理局，走入仕途。

1987年9月，和一箇中國社科院的朋友去東北出差，路上聽到海南要建省，於是向朋友建議：海南建省這樣一個大事，社科院應該出力啊。籌建中的海南也想到了中國社科院，請他們派專家搞經濟規劃。朋友知道江上舟曾提過建議，將他也拉了過去。一次偶然的談話，讓江上舟成為十萬人才下海南中的一員。

1988年，在海南考察、調研並參與了規劃過後三個月，國家經委撤併，沒了單位的江上舟只好留在了海南，籌建剛從縣級市升格的三亞市。彼時的三亞，有着江上舟想不到的落後——電話號碼竟然只有三位；留洋八年的他看不懂：難道大夥裝的都是分機——當時整個三亞安裝的電話也不超過1000部。艱苦，江上舟是不怕的。小時候，身為福建省委書記的父親江一真被政治鬥爭批判過，人情的冷暖他已經見識，又在最基層的工廠幹過8年，吃苦算得了什麼。

但官場不是工廠，他有些不適應——1989年三亞選舉副市長時，他落選了！現在看來，原因很簡單：選舉時，別人都爭着拉票，他卻跑到外地代別人開都不願意去的民兵會。更要命的是，多年的讀書生涯使得他當時並未意識到與下面各鄉鎮領導熟識的重要性。“現在想來，即便是在發達國家，爭取選民支持也是很重要的，可那時候，從政經驗太少。”江上舟的心態已經很平和了。

1991年，再次選舉時，他高票當選了三亞市副市長。之後，他大展拳腳：在全國第一個建立了土地交易中心，明確了“要土地不要找市長，要找市場”，實行土地公開拍賣。這一招不僅搞活了土地市場，也為三亞拿到了基礎設施建設需用的資金；分管環保的他大力發展三亞的旅遊產業，修了十條路建了三座橋。

1993年，亞龍灣已經被列為11個國家級旅遊度假區之一。他的認真，他主張的政企分開，無疑會讓一些人反感，因為，這斷了他們的財路。“而他又是為誰呢？”妻子吳啓迪在上海同濟大學教書，他孤身一人在中國的最南端工作，繁忙的工作中他也會想到家。

1993年，和妻子分居多年的他和領導談話，想調回上海，不料，新去的省委書記認為他是個人才，不僅調不成，還把他官升一級，派為新成立的洋浦開發區管理局局長兼書記。那一年，他46歲，年富力強。“不談話，或許也就不會考慮到我了。”江上舟説，人的命運有時候就是被偶然的細節所決定。

當時的洋浦石頭多、荒地多、仙人掌多，樹少、水少、人少，而且，剛剛經歷了“國恥風波”(1989年1月，五名全國政協委員到洋浦考察，認為洋浦開發租地70年給外商“喪權辱國”。)、鄧小平批示（1989年4月28日，鄧小平平息了這場爭論，他在海南的報告上作出了改變洋浦命運的批示：“我最近了解情況後，認為海南省委的決策是正確的。機會難得，不宜拖延，但須向黨外不同意者説清楚，手續要迅速周全。”），正是國人矚目的焦點、改革的最前線。在這種情景下，江上舟出任了這個號稱“特區中的特區”的行政首腦，領着手下66個兵，一切從頭開始。當時，經海南省人大授權，洋浦行使地市級政府權力，設立的審判機關，被授予除死刑外的終審權。不僅如此，洋浦還是世界上唯集經濟特區、開發區、保税區和城區於一體的地方，區內實行隔離式管理，可以享受關税豁免。

江上舟的執政思路是“積極的不干預”政策，儘量壓縮政府職能規模，給市場配置資源留下足夠大的空間。後來，有人把他搞的這套行政制度改革稱為“洋浦改革”。他活學活用在瑞士所見的“主辦制”和“AB制”：比如人事局負責的工作有組織人事、黨建、計生等好幾項。沒有下屬，直接向局長負責；“AB制”是，科室中的兩個業務相近的主辦崗位，被指定為AB搭配，每人在一項業務中為主、另一項業務中為輔，相互配合，同時互相監督。不止於此，江上舟還開始“公務員招考”，從全國範圍內選拔英才，麾下一度聚集了8位博士幾十名碩士，其他的如公共財政、無紙化辦公等，都開了風氣之先。

江上舟和他的同事們在洋浦構建起的這套行政體制，讓中央有關部門和專家讚不絕口。1995年，時任中編辦常務副主任的顧家麒到海南考察時，準備聽半個小時的彙報，後來聽入了迷，“從2點半談到了6點半”。可這先進的理念落到傳統體制的汪洋大海里，帶來的只有碰撞——基礎設施建設帶來的拆遷安置，引發了當地人的一些不滿；“特區中的特區”的招商引資，對海南其他地級市也是個衝擊。而且，江上舟説那時他的眼睛只向下——定為海南省委常委候選人的時候，他都沒有時間去和同級別的市領導去溝通，他的精力都放在了百業待興的洋浦——毫無疑問，他落選了。

1997年，在為洋浦引來投資100多億元、亞洲最大的化肥廠項目後，他有些黯然地離開海南。沒想到，1998年，已經簽訂協議的這個化肥廠項目又花落了別家，心繫海南的他儘管已不在海南工作，還是立即給當時的總理朱鎔基寫信，直談了個人看法，認為洋浦天然地適宜做工業基地。

1997年，江上舟離別海南，調任上海上海市經濟委員會副主任。隨後，江上舟歷任上海市工業黨委副書記、上海市經濟委員會常務副主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副秘書長等職位 ^[9]  。

1998年，時任上海經委副主任的江上舟在美國硅谷“上海信息產業座談會”上發表的激情演講，描繪上海集成電路產業發展的遠景。光刻機是製造集成電路的關鍵設備，在手掌大的硅片上要集成幾十萬個晶體管，無異於針尖上繡花，國際上有種説法，造光刻機的難度超過了造原子彈。許多海外華人聽説江上舟要搞光刻機，被他的雄心壯志所感染，賣掉了國外的房子，回國創業，報户口時，把上海寫作永久居住地。對留學回來的科技人員，只要有機會，江上舟都要見面。有位專家回國後居住困難，江上舟就把一個低價購買別墅的機會讓給了他，自己一直住在兩室户中 ^[17]  。

新世紀前後，台灣電子產業代表團來滬考察，其中有位企業家叫張汝京，被稱為“蓋廠高手”。江上舟與張汝京惺惺相惜，在江上舟的熱情相邀與積極推動下，該代表團在考察了國內外多座城市後，決定在上海建廠 ^[17]  。

2000年8月1日，“中芯國際”在上海張江地區打下第一根樁。一年後,“中芯國際”正式投產，創造了世界最快建芯片廠紀錄。“中芯國際”未建立前，內地集成電路產業與國際主流技術差距是五代，通過“中芯國際”提升至半代差距 ^[17]  。

2006年，江上舟被委任為中芯國際獨立非執行董事 ^[16]  。

2009年，江上舟師以患病之軀挑起“中芯國際”董事長重擔，該年一舉扭轉“中芯國際”前五年虧損，使其成為世界第四大芯片代工廠 ^[17]  。

中國共產黨黨員、中國殘疾人聯合會原黨組成員、中國殘疾人福利基金會原理事長、上海市人民政府原副秘書長、上海市決策諮詢委員會委員、中芯國際集成電路製造有限公司董事長、中國半導體行業協會理事長江上舟同志，因病醫治無效，於2011年6月27日上午6時45分在上海瑞金醫院逝世，享年64歲。

由於江上舟辭世，公司第二名授權代表職務已出現空缺，公司將盡快採取行動安排委任第二名授權代表。 ^[3] 

江上舟的父親是江一真，中央蘇區創立閩西革命根據地老戰士，建國後歷任福建省長、河北省委書記、衞生部長及代理農業部長 ^[9]  。

妻子是前國家教育部副部長、前同濟大學校長吳啓迪 ^[9]  。

汶川大地震發生後，江上舟代表中國殘疾人福利基金會到成都捐了10台汽車，同時到極重災區都江堰市考察 ^[5]  。

2009年，江上舟經過奔走、洽談和組織，在四川成立都江堰友愛教育基金會並擔任理事長 ^[6]  。

2010年4月7日，由江上舟擔任理事長的都江堰友愛教育基金會，向華晉焦煤公司王家嶺煤礦透水遇險的153名礦工捐款153萬 ^[20]  。

2010年9月17日，江上舟來到了都江堰友愛學校，參加由都江堰友愛教育基金會舉辦的首屆“教育獎學獎教金”頒獎典禮活動。儀式結束後，江上舟與其他人員以及部分友愛教育基金會理事在都江堰友愛學校焦穎副校長的陪同下，冒雨來到地震重災區映秀鎮和都江堰市，看望慰問了三户殘疾學生家庭 ^[10]  。

2011年6月20日，江上舟躺在病牀上最後一次參加中芯國際董事會的電話會議。手機被沒收了，他就偷偷用助理吳宏鯤的。會前還半躺着，昏昏欲睡，分明一位垂危的人，可手機一撥通馬上思路清晰。一個多小時的會，他幾度發言。怕別人聽不清，還堅持把手機拿起，放在嘴邊，長時間舉着 ^[13]  。

2011年6月24日，江上舟在上海瑞金醫院再度陷入昏迷。站在病牀邊的老友、曾長期主管上海工業的原上海市副市長蔣以任俯身趴在耳邊大喊了一聲“集成電路”，江上舟立即清醒過來。喉嚨插着管子無法説話，他急得左右扭動着脖子，當再聽到“裝備樣機很成功”的消息，他才慢慢安靜了下來 ^[13]  。

在三亞，江上舟開創中國第一個土地交易中心，提出了“要土地不要找市長，要找市場”的著名論斷。江上舟把亞龍灣打造成公共海灘的理念，也就是城市公共空間。在洋浦，江上舟提出“按國際化辦事，與世界經濟接軌”的口號。洋浦的試驗是超前的。公務員招考、集中採購、公共財政等中國一系列行政改革都在洋浦發端 ^[7]  。

2000年前，中國的集成電路製造還是空白，芯片全部依賴進口。那時，江上舟提出，以集成電路的製造為抓手，從而帶動集成電路上下游的設計和封裝產業，從而推動整個集成電路產業跨越發展。他與馬啓元等專家一道，多次上書，最終促成了國務院18號文件的出台。由江上舟牽頭起草的《上海集成電路產業發展戰略研究與應用》最終促使中芯國際落户上海，從而實現了中國集成電路產業零的突破 ^[14]  。

江上舟創造了世界最快建芯片廠的紀錄，實現了中國集成電路產業“零”的突破。2000年8月1日，中芯國際在上海張江打下第一根樁，自此中國集成電路產業飛速發展。到2004年，僅上海一地，就已會聚6條８英寸200毫米集成電路生產線。10年前，上海集成電路銷售額約50億元，而今已達539億元，佔全國的37% ^[4]  。

2000年，江上舟向上海市提出報告《抓住燃料電池技術突破的機遇，推動上海汽車和電站產業升級》，報告被上海市採納，江上舟成為了燃料電池技術佈局的牽頭人。到2010年，上海世博會已大面積採用燃料電池汽車，中國的燃料電池技術躋身世界先進行列 ^[21]  。

江上舟在全國首推“全納教育、傷健共融”的教育模式，已幫助上百名肢殘孩子完成基礎教育，走進大專院校 ^[11]  。

江上舟看得很遠，想幹就幹，做事不計較個人得失，惟一的愛好是中國的高科技事業 ^[19]  。（同濟大學教授林正浩評）

江上舟是個重視結構調整、產業升級，有戰略眼光，向前看的人。他從來不説空洞套話，為人誠懇，是真正做實事的人，從不推諉責任，而是儘自己的能力一個個解決問題 ^{[4]  [13]}  。（科技部戴國強評）

江上舟工作起來，求實，從來都是牢牢把關。開會談數據，侃侃而談，讓人心服口服 ^[12]  。（中科院院士、原科技部部長徐冠華評）

江上舟先生曾是我們的領路人，在事業的道路上，我們都得到過他的指引、建議、引薦、推舉和批評，得到過他以各種形式的幫助和扶持，及時而有效。滬上新興的半導體裝備和材料企業亦大多如是，絕少例外 ^[13]  。（尹志堯及另幾位上海半導體企業老總評）

江上舟在中芯國際最困難時候帶着絕症出任董事長，兩年後去世。上海市一年的集成電路產值高達2000億元，一定程度上可以説是他用“半條命”換來的。要是有人問，什麼樣的人可稱為戰略科學家，我會毫不猶豫地回答，江上舟就是戰略科學家的代表 ^[8]  。（李國傑院士評）

江上舟一生超前創新，從政從商都懷着敢為天下先的魄力；腳踏實地，為官為民都扛着推動產業向前發展的責任；樂觀積極，癌症十年從未放棄與命運抗爭的勇氣。由他主持篩選的國家第一批重大專項逾16項，包括大飛機項目、探月工程等；由他主持篩選的上海第一批重大科技攻關項目如今已成為中國及上海的戰略性新興產業 ^[13]  。（清華校友總會評）

在江上舟師患病的十年間，他似乎忘記了自己的病情，心中只牽掛着項目，與病魔賽跑，爭分奪秒，尋優勇進，爆發出超強的生命力和絢爛的理想光芒。在這十年間，我國集成電路產業增長十倍，從完全依賴進口到全世界每十塊芯片中有一塊是由中國製造。中國商用飛機公司成立、我國大飛機翱翔藍天之路再啓，“太陽能模塊定日陣”成為世博會中國館鎮館之寶，虹橋太陽能項目年發電量可供1.2萬户居民使用一年……這些科技項目都傾注了江上舟師大量的心血，一大批科技家、企業家、產業家圍繞在他的身旁，他以自身人格魅力統帥一支科技生力軍，馳騁在我國科技產業化的前沿。他用生命刻下這樣一句碑文：奉獻自我，成就事業，造福人民 ^[17]  。（清華校友總會評）

作為一位不可多得的科學戰略家，江上舟既洞悉世界產業經濟的趨勢，又有微觀的深入和把握；既有原則，又思路開闊；既有遠見，又能實幹。人們在感慨他遠見的同時，也在敬佩他的無私，甚至有人説，正是他的無私，才有了他的遠見 ^[18]  。（市政建設網評）

江上舟不貪戀官場利祿，決心沉到基層去實際拼搏，生命中潛在的才幹智慧，會得到充分的釋放。江上舟那種不計個人得失功名，為國家富強一心一意奮進的精神，自然就成了他克服病痛的力量。總之，把自己的智慧和才幹，與國家的發展相結合，爭取得到最大的發揮，這就是江上舟的過人之處 ^[6]  。（中國經濟網評）

江上舟是一位不可多得的戰略科學家，在和病魔賽跑的過程中，他為國家篩選出大飛機、集成電路製造、新能源汽車等重大戰略專項，為上海佈局半導體裝備、太陽能、第三代移動通信等重大戰略棋子，促成一個個戰略性新興產業零的突破 ^[7]  。（央視網評）

江上舟像扁舟遠行消失在地平線盡頭，沿着他劈波斬浪之後的水路，他生前關注、篩選、扶助、投身的一個又一個國家重大科研專項，百舸競渡。這個無私的共產黨人用自己光輝的生命譜寫了一曲愛國、奮鬥、創新的主旋律，他嘔心瀝血支持並參與的事業，必將和他的精神一道，被人們永遠延續併發揚光大 ^[15]  。（中國青年網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