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洵

明清史人民出版社1956年

明史食貨志校注中華書局1982年

下學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年

明末東林黨的形成及其政治主張 《東北師範大學科學集刊》（歷史）1957年第8期

明末農民戰爭歷史作用初探 《吉林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1978年第2期

公元十五世紀到十七世紀中葉建洲女真族社會性質問題探討 《吉林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1978年第4期

明代流民運動——中國被延緩的原始資本積累過程福建人民出版社《中國古代史論叢》1981年第2輯

明清時期資本主義萌芽發展的階段性及其特徵 《東北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1981年第6期

公元十六世紀的中國海盜天津人民出版社《明清史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1982年

清首任台灣知府蔣毓英並妻誥命跋後吉林人民出版社《歷史人物論集》1982年

論顧炎武在郡縣等七篇政治論文中提出的社會問題 《史學集刊》1983年第1期

孫嘉淦與雍乾政治 《史學集刊》1984年第l期

四十天與一百年——論明清兩王朝交替的歷史對中國社會發展的影響 《史學集刊》1985年第1期

（資料來源：《李洵自傳》，載《中國當代社會科學家》第7輯，書目文獻出版社1986年版，中華文史網整理。）

我名李洵，字仲符，一九二二年生於北京。我的原籍是遼寧省北鎮縣，也就是明代的廣寧衞。我的父親在京師大學堂畢業後，入了北京大學國學門繼續攻讀，是當代古韻學專家黃侃先生的學生。雖然他的畢業論文寫的是關於《文心雕龍》評價問題，可是一生都在孜孜不倦地搞他的古聲韻學。父親大部分收入都買了書。在我記事時，覺得家裏到處都是書，枕頭底下，窗台上都是書，線裝的，平裝的，精裝的，還有不少碑帖拓片。住的三間屋，有一間專門是放書的。別人家給小孩啓蒙，都是用《三字經》、《千字文》作課本，我父親給我啓蒙卻用的是《文字蒙求》。我沒有入過小學和初中，在十七歲之前，幾乎每天和這些書打交道。當時覺得鑽書堆是最愉快的事情。父親的藏書中以有關文字學、語言學，古聲韻學的書和清代考據學家的著作為最多，大約佔三分之一，其次是歷史書，二十四史、通鑑、三通、續三通之類俱全，還有一些文史學家的集子或作品。再有就是清人注經釋子的著作。當時流行的梁啓超、王國維、孟森、劉半農、夏曾佑的書種種俱全。書裏還有《文選李善注》、《全唐詩》之類，不少成套的叢書也堆在一起。父親有個習憤，看書時用硃筆點句。我也學着點，好版本的不讓動手，只准點局本的二十四史。記得從兩唐書點起，《宋史》只點了部分列傳，《元史》算點完了。後來父親的朋友送來一部大字排印本的《清史稿》，也勉強點下來。而《明史》則是在上大學之後才讀完的。 我的中學生活是在一所北京的天主教會學校度過的。這個學校有兩個特點，一是英語課抓的緊，但教師都是法國人或西班牙人，結果我學的英語成了南腔北調，不容易改過來。二是注重高中化學課，校裏沒有可與大學化學系相媲美的化學實驗室，因為這個中學每年要向輔仁大學化學系輸送幾個大學生。父親本來要我學中國文學，而且是語言文字學。我不感興趣，當時一心想學化學，覺得學文不如學理。高中畢業後報考了兩所大學，一個是輔仁大學化學系，一個是當時日偽辦的北京大學。結果兩校都錄取了我。我開始決心上輔仁化學系，但是輔仁大學的學費、書費、試驗費之高多使人望而生畏。自從“七七”事變後，父親失業；家中經濟拮据，靠出賣書物度日；實在無法出這項費用。於是在不得已的情況下，只得去學不大情願學的歷史。所以我走上史學的這條道路，總還是有點偶然性。

進入大學之後，總算遇上不少名師。先後給我授業的老師有馮承鈞、瞿兑之、謝國楨、劉盼遂、容庚等先生。“九三”勝利後又親聆陳垣先生的史料學的課程。馮承鈞先生早年留學法國，是伯希和的學生，給我們講課時，身患半身不遂，坐着輪椅，由兒女推送，並代寫板書。馮先生是國內有數的研究中西交通史的專家，學問淵博，學風謹嚴，他既通中國式的考據，又懂得洋考據，治學自成體系，富有創見。他的西域南海地名考證，看上去幹燥乏味，但是他卻能從極小的地方，突破一個大缺口。他對自己從事的專業非常熱愛，幾乎把一生的精力全部傾注在上面。這種精神給我很大的教育。我對於歷史學產生情感，是和接受馮先生對學術的堅韌不拔精神的影響有關係。

瞿兑之先生家學淵源，給我們講秦漢史很有見解。給我深刻的印象是他當時在整理地方誌，用功頗勤，對青年學生，有問必答，答必詳盡。

謝國楨先生是我後來搞明清史專業的啓蒙老師。有一個學期，大約是1943年的下半年，系裏公佈了選修課的科目和教師，要求學生選修。我看中了謝先生的“史部目錄學”一課，於是就選了，不料過幾天后，教務科通知説，這門課只有我一個人選，一個學生怎麼上課，準備不開這門課，要我重新選別的課。但這事讓謝先生聽説了，他堅持要開，就是一個學生也照樣上課。於是我真的成了謝先生的這門課的唯一的一個學生。一位老師和一位學生佔一間教室上課，是有點特別，於是謝先生主動約我每週四到他家中去上課。他當時住在西城，到他家上，課就不僅是講史部目錄學了，謝先生學識淵博，但他講課，往往有個主題，記得他從東漢的黨錮之禍，“望門投止思張儉”開講，一直講到東林黨，復社，直到南明的歷史。史部目錄舉未有講多少，只是期末叫我寫了一份作業交上去，他劃個分，交上去就算了。但收穫非常大，因為每次到他家上課，實際上，是去看他的藏書。藏書的範圍很廣，不僅是南明史料，明清人的不常見的筆記、雜抄也很多，每次去總能讀完不少種。有問題就地請教，當場解決。這一學期，不但看了謝先生的寶藏，也親聆了謝先生關於明清史研究的一些見解和方法，這對我來説，影響是很深的。

劉盼遂先生是我畢業論文的指導老師。劉先生是文獻學專家，當時給我們講史料選讀課。我的畢業論文題目是《遼宋金三史纂修考》，原由謝先生指導，後來他離開了學校，就改請劉先生指導了。他看稿子很仔細，不放過任何問題。我的這篇論文有十來萬字，資料抄了二十萬字。經過劉先生的指教，幾乎把有關的重要文獻都看過了，坐了十個月的圖書館，總算把畢業論文完成了。原稿上保存了很多劉先生的眉批，都是一筆不苟的蠅頭小楷。他當時對我説過一句話，至今不忘，那就是寫文章要作到“無一字無來歷”。這句話，我每次寫文章時都會自然地想到它。

容庚先生是著名的古器物學專家，給我們上金文學課。容先生生活清苦，每次騎輛自行車來沙灘紅樓上課，自行車後貨架上捆上—大堆書，都是一些古銅器圖錄，書用白布包着，身穿肥大的蘭布大褂，説一口廣東官話，但也能聽得懂。他對古器物及銘文的岍究，造詣很深，而且多有創見。

陳垣先生是“九三”勝利後，來給我們講課的，時間只有一學期，講的是二十四史的編纂、讀法、考證、特點等的史籍評論課。當時陳先生精神旺盛，講的精確深湛，把自己多年研究心得，和盤托出，難題常是迎刃而解。他的治學方法，對我的啓迪最深。

此外，還有莫東寅先生和孫作雲先生，都給我上過基礎課。兩位都是東北人，年歲比我大不了多少，因此比較熟悉。莫先生是專攻民族宗教史的，對滿族的薩滿教很有研究。孫先生是專攻中國古代神話傳説的，對《楚辭》很有研究，但他不是從先秦文學的角度，而是從古代神話、古代圖騰的民俗學角度去研究的。

一九四八年，我在吉林市迎來了解放，很快就到由佳木斯，走到吉林來的東北大學任教。這是一所解放區的高等學校，感到一切都是新的。我這一年才二十六歲，大學畢業剛剛兩年，就要走上新型大學的講壇，心情很激動，也很惶恐。一是年歲輕，業務淺，不知道能不能勝任。二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學習得很不夠，用這樣一點新知識去給解放區的學生講歷史課，怎麼能講好呢?當時也沒有時間集中學習，集中準備，只能邊教邊學。好在有范文瀾、呂振習同志的中國通史，拿來作我的教學指導書。當時如飢似渴地學習馬克思主義的經典著作。同時也得到黨的領導和老同志的幫助，總算把中國通史講下來了，反映還不錯。於是我爭取多教課，在教學中提高自己的理論水平。當時的學生有老解放區來的，也有國統區來的，論政治思想、理論水平我不如老區來的學生，國統區來的學生中也有不少是上了幾個大學的大學生，什麼市面都見過。所以當時我備課十分吃力，常常工作通宵達旦。當時年歲輕，精力足，通過努力；總算完成了教學任務。實際上自己也提高了一大截。中國通史我完整地教了三遍，後來又發展成教中國原始社會史、宋元史、中國史、目錄學、史學名著選讀等等的課程。如一九五一年以後，我才穩定在清明史的教學上。説來也很巧合，當時一些年歲大一點的同志都願意輕車熟路教先秦史、秦漢史、南北朝史或隋唐宋元史，而明清史是個冷門，只有我對明清史有興趣，於是就加入這斷代史教學的行列了。教了一遍明清史，又寫了一本明清史講義，自己感到最大的不滿意是，明清史沒有自己的體系，沒有特點。為了提高教學水平，我下決心用它兩三年工夫多重新學習明清史。我認真讀了《共產黨宣言》、《政治經濟學批判》、《德意志意識形態》、《資本主義生產以前各形態》和《資本論》的第一卷。這兩年的工夫沒有白花，理論水平有了提高。同時，我也下決心重新讀《明史》和《明實錄》。大約用了兩年的工夫，通讀了一遍《明實錄》，自己給自己規定了進度，不完成決不休息。作了一批卡片，記了一些筆記。我是把《明史》和《明實錄》對着看的，這樣看懂了不少問題，也發現了不少問題。往後我計劃讀《清實錄》，但只讀到康熙，反右鬥爭開始了，從此我被錯劃為右派，讀《清實錄》的計劃就這樣取消了。後來就接着無休止的勞動改造。理論學習和業務學習被寫思想彙報所代替。但是從小養成的讀書習慣和長期培養起來的對明清史的興趣，使我在很少的業餘時間內，還是要看看明清人的筆記、野史，詩文之類的東西。

有一次我在勞動中跌斷了腿，在病牀上幾乎躺了一年。當時雖然不想重理舊業，但長年讀書的習慣又使我要作點什麼。在看朱希祖先生的遺著時，從中得到一些啓發和線索，託朋友協助，得到王原《明食貨志》的全本，開始和《明史·食貨忐》、《明史稿·食貨志》對勘。當時正值三年經濟困難時期，生活很清苦，自己的骨傷未愈，行動不便，再加上政治壓力，當時的困境可想而知，但是卻竟然完成了這個艱鉅的任務。寫了五大本三種食貨志的校勘記，約有二十萬字。後來以此為基礎，用了一兩年的時間，把《明史食貨志校注》一書的草稿寫出來。回想起來，也想象不到，當時在那種困難的情況下怎樣堅持了這種校勘與註釋工作的。被錯劃右派和後來的“文化大革命”動亂，一共奪去了我的二十多年工作時間。但是在這幾年中，畢竟算是奪回來三四年的時間。我總覺得這幾年是我學習明清史在史料學習上的一次大補課。《明史食貨志》的校注工作使我重新讀實錄，讀《明史》，讀會典。清代潘耒等人從明實錄中摘錄有關史料作經濟史料長篇的工作，我在這時又幾乎重複作了一次，感到收穫很大。

回想起來，解放後有兩件事對自己治學有很大影響。二個是學習馬克思主義的方法論，武裝了自己的頭腦，一個是從事多年的中國通史的教學，使我對中國史的全貌有個基本的實感。我常常把這種實感，稱作“通史感”或叫作‘全史感”、“整體感”。這種“通史感”是研究斷代史、專門史的主要學術思想基礎。所以説一個理論學習、一個教學實踐，就構成我從事明清史專業工作的新的基礎。前者使我進入了一個新的史學天地，真正解放了思想。我可以憑藉馬克思主義理論指導，去重新估價前人對明清史研究的成果，探索一種新的研究途徑與方法。後者使我認真考慮明清史在整個中國歷史長河中的實際地位和作用。明清史研究中幾乎每一個問題都不是孤立的，它們往往和其前史或後史發生聯繫，同時它們之間也互相發生關係或影響。我在五十年代提出的明清史分期概念，就是這樣形成的。研究明清史的每一歷史事件發生、發展與變化固屬重要，但研究每個歷史階段內各種歷史問題之間的內在聯繫，更為重要。這種橫斷面的研究方法，對於深入研究某些具體問題，尤為重要。縱的研究或分類研究，往往會忽略某些發生在同一時期各種事物之間的內在聯繫。而橫的研究往往會補充這種不足，而且會因為由於縱橫交錯的研究，把比較複雜的問題搞清楚。分階段歷史問題綜合研究的方法是我在五十年代中寫《明清史》一書的基本方法。

《明清史》一書出版至今已二十多年了。我寫書時是三十四歲，已是六十開外的人了。對於《明清史》這本書，我總是想把它修訂一下。目的有兩個，一是時隔二十多年，全國明清史的研究有了很大的成績，就自己來説，雖然這些年學業荒廢，但不能説還是停留在五十年代的水平，有必要修訂一次，讓我那本《明清史》也隨時代前進。二是這本《明清史》是我的青年之作，其中有不少不成熟，不確切，乃至錯誤的地方，對有些問題的看法，已發生了變化，已到了不改不行的地步。過去幾次要修訂，不是因為“儒法鬥爭”説橫行，就是因為其他教學科研任務太重，挪動不開手腳。下了決心，立志把它改出來，再交給社會，去檢驗它吧！

下面是我在長期教學科研過程中，經常遇到的問題，想在這裏談談我的意見。歷史研究領域內的斷代史研究方式，不但中國有，外國也有，不過中國更為廣泛。明清史可以算作斷代史、屬於中國歷史的一部分。但是我又覺得它有自己的時代特點，因為它不僅是包括兩個封建王朝的歷史，更重要的是它包含着中國一個歷史時期的歷史。所以我認為明清史就是中國資本主義萌芽歷史時期的歷史，它和它前面的歷史和它後面的歷史時期都有所不同。明清史雖然仍屬於中國封建社會史的一部分，但是它本身確是自具特點的。研究明清史不能僅囿於中國史和中國地理的範圍，要衝破這些束縛，把明清史的研究放入世界的範圍。公元十五、十六、十七這三個世紀，是全世界資本主義萌芽、發展、確立的歷史時代。世界的先進地區、重要國家幾乎同時發生了相同的歷史運動，明清時期的中國也並不例外。只是後來的歸宿不同了，有的國家建立了資本主義，有的國家淪為殖民地、半殖民地。這種不同結局的出現並不奇怪，在人類歷史上，各國家各民族的奴隸制和封建制的變革，也曾經產生過不同方式的奴隸制和封建制。在由封建制到資本主義的變革中，也會如此。這是明清史研究中的一個很重要的理論問題。同時也要以這樣的理論為基礎，來建立明清史的科學體系。三十年來我個人的明清史體系就是建築在這種理論基礎之上的。當然這種理論還不成熟，還必需繼續探討使它逐步完善起來。

再一個問題就是明清史的史料問題。三十多年來我在學習明清史過程中，有件苦惱的事，就是史料太多了。一個人一輩子無論如何是讀不完的。如果説中國史料浩如煙海，那麼這種形容應該是指宋代以後，而且宋代以後更應指的是明清。前幾年在天津同謝國楨師談起南明史料問題，他説那次下江南去訪書，還發現不少《晚明史籍考》沒有收進的史料，可見將來明清史料還會不斷髮現。所以要想讀完明清史料是不可能的，就是把其中最重要的史料讀完，一輩子的時間也是不夠的，這要訂個幾輩子的計劃才行。 《明實錄》我讀了兩遍，但是每一遍有每一遍的收穫，這是因為第一遍有些問題你根本未讀懂，第二遍時才又懂得一些的緣故。我想讀史料要有少而精的精神。記得小時候，有一位老先生是清朝的拔貢，教我讀《史記》。我實在佩服這位老先生，他對於《史記》不但正文熟，就是集解、索隱、正義部分也非常熟悉，而且能舉一反三。我覺得我就欠這種工夫。一部《明史》才三百多卷，就是讀的不熟，看來工夫下的很不夠。明清史有些常見的，被人認為是很平常的史料，我覺得雖然讀了不少遍，但有些不能説就懂得了。我常勸青年同志讀熟《明史》，我認為這是學習或研究明史的最重要“基本功”。《明史》的某些志，某些傳寫得很有特色，資料也豐富，值得仔細讀。根據明清史料太多的實際情況，我主張對史料的研究要精，不宜粗。要對基本的常見的史料多下點工夫，在前人或今人還未理解的字裏行間，發現新的問題和深度。我個人喜歡涉獵，什麼書都想看看，所以我也不主張在讀史料中的抱殘守闕態度。我主張，在精通基本史料的基礎上去利用更廣泛的史料。因為只有這樣，才能有能力去研究史料，運用史料，乃至發現史料或鑑別史料。

自從三中全會之後，黨的知識分子政策的落實，我在1957年被錯劃為右派的問題得到徹底改正。回首往事，覺得自己在種種困境中，聊可慰藉的是沒有完全荒廢學業，為我國明清史研究而工作的腳步沒有停止。今後我不但不能停步，而且要加緊腳步，同全國人民，全國的同行們共同努力，爭取在明清史研究工作上獲得更多的成就。

在我的大半生業務實踐中，解放後的三十年是關鍵時期。我搞明清史專業也是從解放後開始的，以後的成長以至取得的一點收穫等等，都是在黨的教育領導下取得的。全國的解放，黨和人民給我研究明清史創造了基本條件，給我提供了科研與教學的實踐機會。沒有這些條件，沒有黨的關懷和領導，我不會有今天的一切。我覺得當前在黨的十二大精神鼓舞下，一定要把自己的餘生，毫無保留地貢獻給祖國的社會科學事業。生命不息，研究不止，決心為我國明清史學科的發展，傾注全部心血。

（文章來源：《中國當代社會科學家》第7輯，書目文獻出版社1986年版，中華文史網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