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曾佑

清同治二年農曆十月（約1863年11月），夏曾佑生於浙江杭州。 ^[17] 

同治三年（1864年）5月，夏曾佑父親夏鸞翔病逝，從此家道中落。 ^[17] 

光緒二年（1876年），夏曾佑考上了杭州府錢塘縣秀才。 ^[17] 

光緒十四年（1888年），夏曾佑參加浙江鄉試，考中舉人。 ^{[12]  [17]} 

光緒十六年（1890年）春，夏曾佑進京參加會試，得中第一名會元。殿試被錄為二甲第八十七名，選館（從二甲、三甲中，選擇年輕而才華出眾者入翰林院任庶吉士 ^[16]  ）。 ^[17] 

光緒十七年（1891年），夏曾佑赴廣州、香港、武昌遊歷。同年冬，在武昌結識楊鋭、陳三立、鍾天緯等維新人士。

光緒十八年（1892年）五月，夏曾佑被派任為禮部主事。同年，結識梁啓超。 ^[17] 

光緒二十年（1894年），夏曾佑與梁啓超、康有為、文廷式、沈曾植、汪大燮等交往密切，時相過從。同年冬，與梁啓超等南下上海，後至武昌、南京謀職，並返杭州。 ^[17] 

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夏曾佑至武昌，與汪康年、葉瀚等友人在兩湖書院任教職。同年，結識黃遵憲、吳鐵橋、繆荃孫等人。 ^[17] 

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夏曾佑再度入京，任職禮部，等候外放知縣。期間結識譚嗣同。同年夏，在天津結識嚴復，二人志趣相投，經常“夜輒過談，談輒竟夜，微言妙旨，往往而遇”。 ^{[17]  [13]} 

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王文韶奏準在天津建立新式學堂育才館，夏曾佑受聘任育才館總辦（校長）。 ^[11]  10月，夏曾佑與嚴復、王修植、杭辛齋在天津正式創辦了《國聞報》，這是天津人在天津開辦的第一份報紙。該報仿照英國《泰晤士報》，為適應不同階層的讀者，又分《國聞報》和《國聞彙編》兩種，其中《國聞報》為日報，《國聞彙編》為旬刊。嚴復與夏曾佑最早主持旬刊，後來全力負責日報。 ^[13]  同年秋，兩人在《國聞報》上發表《本館附印説部緣起》，是為近代中國學人首次論述小説社會功能的文藝理論文章。 ^{[11]  [17]} 

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后發動戊戌政變，隨後“戊戌六君子”被殺，夏曾佑曾到野外祭奠，作《弔譚復生》詩。9月28日，《國聞報》停刊，夏曾佑辭去育才館職務。秋後南歸杭州。 ^[17] 

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夏曾佑自杭州返天津。同年秋，被推薦入京。同年冬，離京赴安徽祁門任知縣。 ^{[8]  [17]} 

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4月，夏曾佑知縣任滿後前往上海。夏曾佑在祁門任上，着力整頓原有的書院、化解教案、穩定社會治安。因善平教案，得京兆尹陳璧保奏，入京引見。同年冬，夏曾佑入京，拜訪王文韶、張百熙等大臣。 ^[17] 

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夏曾佑以直隸州知州用，曾至安徽候缺。 ^[8]  不久因母親去世，居上海守制。同年，應汪康年聘，任《中外日報》主筆，同時又應張元濟之邀，為商務印書館編撰《最新中學中國歷史教科書》（後改為《中國古代史》），成為中國近代第一部新型的歷史學著作。 ^[11-12]  此後，又進入商務印書館兼職。 ^[17] 

光緒三十年（1904年），夏曾佑任《中外日報》主筆的同時，又為《東方雜誌》《外交報》《新民業報》等刊物撰稿。6月，《最新中學中國歷史教科書》第一冊（上古史）出版。 ^[17] 

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夏曾佑在服闕後仍回安徽候缺。同年夏，被舉薦為隨員，準備隨五大臣出洋考察憲政。8月初，《最新中學中國歷史教科書》第二冊（中古史—秦漢）出版。 ^[17] 

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3月21日，夏曾佑作為隨員陪同清廷五大臣啓程東渡日本，3月28日到達東京，停留兩個月。期間，夏曾佑分別會晤了梁啓超和蔣智由。回國後被選中補泗州直隸州之缺。同年秋，加入憲政研究公會，又被學部奏選為二等諮議官。 ^[17]  同年，《最新中學中國歷史教科書》第三冊（中古史—魏晉南北朝）出版。 ^[24] 

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夏曾佑赴安徽，任督府學務圖書課長。隨即又被調任署理安徽廣德州知州，兼任學部二等諮議官。 ^{[8]  [17]} 

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正月，廣德州知州實缺到任，夏曾佑離開廣德。因州內局勢較為混亂，遂決定不赴泗州本缺，返回上海居留。 ^[17] 

宣統元年（1909年），夏曾佑在安徽參與學務管理，家居上海，往來於上海、安慶之間。 ^[17] 

宣統二年（1910年），夏曾佑與嚴復、張元濟等參與商務印書館成立師範講習社的活動，夏曾佑是發起人之一。 ^[17] 

宣統三年（1911年），夏曾佑為商務印書館翻印古籍、編纂的教科書擔任審校、諮詢工作。 ^[17] 

民國元年（1912年）春，夏曾佑任浙江省教育司司長。一個月後應教育總長蔡元培之召赴京，任教育部社會教育司司長，規劃籌辦歷史博物館及重開、擴建京師圖書館。 ^{[17]  [24]} 

民國二年（1913年），教育部訓令夏曾佑直接管理京師圖書館館務。同年，參與發起組織“孔教會”，提倡尊孔讀經。與孔教會代表陳煥章、王式通等上書參、眾兩院，請於憲法中規定孔教為國教，因被否決未能實現。 ^{[9]  [17]  [20]} 

民國三年（1914年）1月，夏曾佑兼任高等文官甄別委員會委員。 ^[17] 

民國四年（1915年）6月，夏曾佑負責籌備改組京師圖書館。8月，實任京師圖書館館長，免去社會教育司司長職務。 ^[17] 

民國六年（1917年）1月26日，京師圖書館重開，印製學生優待券，獲得好評。11月，張元濟致函，請夏曾佑繼續編撰《中國古代史》（即《最新中學中國歷史教科書》），夏曾佑同意。 ^[17] 

民國七年（1918年），夏曾佑重回教育部，在編纂處任編審員。 ^[17] 

民國十年（1921年），夏曾佑應聘任北京大學國學門導師。 ^[17] 

民國十二年（1923年），夏曾佑因長期沉湎於酒，患腎病，體氣大衰。 ^[17] 

民國十三年（1924年）春，夏曾佑舊疾復發，延至4月18日晚八時病逝。停靈家中，後移靈至法源寺。5月，歸葬杭州西湖韜光。 ^[17] 

夏曾佑是中國近代頗有影響的一位詩人，主要有以下特色：

首先，在約半數以上的作品中，夏曾佑詩或多或少地描寫了黃昏時的景象，形成一組黃昏悽清的意象羣，給人以無限悲涼和傷感。翻開夏詩，“暮雨”“殘照”“暮煙”“夕陽”“殘紅”“斜陽”“落日”“暮雲”“暮陰”“暮靄”“斜日”“暝色”這類詞語隨處可見。不過，同是描寫暮景，情況又有所不同。像“暮雨孤檠尋舊夢，西風書劍悵關河”（《壬午五月十二日作》） 、“秋風行李年年客，暮色關山步步愁”（《長江舟中作》）等，均是泛寫，並非拘限於某時某地；“明日紅塵京輦路，疲驢日暮苦行遲”（《愚園道中贈浩吾》其一） ，這是寫想象中的暮景；至於“窗外亂鴉啼，蕭瑟江天暮”（《哭李心栽》其一）、“殘紅連遠樹，歸鳥豔斜陽”（《晚晴泊楓涇》）等，則是實實在在描寫眼前所見的暮景。所有這些，其目的都是為了烘托作者悽清荒涼的心境，渲染沉重悲愴的氣氛。 ^[29] 

其次，為了更好地表現自己的憂傷心情，夏曾佑還常常在昏涼的暮色中加入“風雨”“平蕪”等物景，使色彩更顯暗淡悽慘。他曾説：“ 平生乘舟，非晦朔，即風雨，無見月者。”（《姑塘晚泊》自注）不管這是不是事實，但像“風雨江天入暮陰”（《浩吾襄孫餞別海上酒樓》十一） 、“零雨悽風秋正苦”（《己亥與章枚叔夜飲，即送其之天津》其一）這樣的詩句，絕不僅僅是實景描寫，同時也暗示着處於風雨飄搖之中的身世和國運。再如“已覺平蕪千里碧，不堪回首數峯青”（《春雨·孤帆》）、“平蕪何處盡，應是接錢塘”（《晚晴泊楓涇》）等，所寫傍晚時分的荒蕪原野，最容易引起遊子孤寂無聊的落寞感。千里平蕪，一望無際，這也正像詩人沒有盡頭的愁思。更妙的是，詩人還會聯想到平蕪的盡頭，該是連接着自己的家鄉錢塘，令思家之情油然而生。 ^[29] 

第三，如果把夏曾佑的詩比作一出悲劇，那麼除了用風雨黃昏作為主要背景外，還有幾個常用的道具，比如“孤檠”“寒漏”等。像“急漏催殘夢，深樽照短檠”（《答葉浩吾》其一） 、“離衷寒漏短，歸路片帆長”（《重有贈》其一）這類詩句，描寫出一種寂靜幽冷的氛圍，極有效地襯托出了羈旅遊客憂傷抑鬱的心情，藝術感染力非常強烈。 ^[29] 

藴藉是指文學作品中那種意義含蓄有餘、蓄積深厚的狀況，在中國傳統詩學中，它是一種備受推崇的詩歌表現技巧，夏曾佑詩可謂深得其中三昧。首先他常在敍述、議論之後，突然打住，在最後一聯轉入寫景，“以景結情，含不盡之意”。如《哭李心栽》第一首： ^[29] 

前面極寫朋友去世後，自己前往弔唁時的悽慘景象，最後卻以“窗外亂鴉啼，蕭瑟江天暮”作結，悽清荒楚，無限悲涼，盡在這兩句景語之中。再如《答葉浩吾》其四的尾聯：“目送籃輿去，河橋萬柳條。”《浩吾襄孫餞別海上酒樓》十一的尾聯：“勞歌聊為知音盡，風雨江天入暮陰。”都在最後一句筆鋒遠揚，轉而描寫送別時觸目景色，所謂“止須述景，不言愁而愁自見” 。 ^[29] 

還有一些詩的尾聯，雖是很平淡的敍述，但卻和上述寫景句有異曲同工之妙。如《己亥除夕》第一首： ^[29] 

詩的前面寫了自己的貧困和苦悶，結句卻又出人意料的平靜。然而，就在這極平淡的敍述中，讀者卻能體味到作者的悲愴心境：在一年將盡、萬家團圓的除夕，詩人卻羈旅在外、孤獨一人。眼看着新的一年即將來臨，而自己的貧苦狀況卻不見有絲毫改變的跡象。這真讓人感到像他在另一首詩中所説的“國與年俱暮，愁隨命共長” 了。再如《金山寺》： ^[29] 

前三聯寫觀寺時的感慨，流露出隱居遁世的思想，結尾卻神思遠馳，包含着無限蒼茫悲涼之氣，令人唏噓不已。這種結尾與“卒章顯其志”不同，往往不直截了當揭示主題，而是引人思索，去探求那沒有表現在字面上的含意。杜甫把它稱之為“篇終接混茫”，就是説它能引起人們的遐想，有娓娓不盡之感。 ^[29] 

其次，夏曾佑在抒發感情時，往往欲説還休，點到即止。如《晚涼》： ^[29] 

一陣瀟瀟秋雨，已讓人感到些許涼意，詩人獨居室內，寂靜悽清，百無聊賴。本想用詩來發泄心中的感想，但最後卻只説了一句“往事如潮説又忘”。就在這欲説不説之際，詩人的傷感之情已表現得淋漓盡致。 ^[29] 

第三，夏曾佑還常常在詩中描寫想象中的情景，如“歲晚如相見，應添雪鬢痕”（《答葉浩吾》其五）、“尊前暮雨家何處？應有衰親數漏遙”（《浩吾襄孫餞別海上酒樓》其三）等。這些想象的情景，不是久別之後，就是千里之外，在時空上和詩的其他內容有着極大的差距。然而作者卻巧妙地將這些鏡頭剪接在一起，起到了電影藝術中“蒙太奇”手法的藝術效果。 ^[29] 

第四，夏曾佑又喜歡用問句入詩，如“柔櫓荒蘆如和答，幾人絲鬢為伊星？” （《春雨·孤帆》）、“八百餘年王會地，垂楊無語為誰春？”（《丙申三月將改官出都和青來前輩》）等。這些詩句一般都只問不答，然而只要讀者結合全詩內容稍加思索，都能找到答案。這樣寫意脈不露，含蓄委婉，極大地豐富了詩歌的內涵。 ^[29] 

夏曾佑為詩紆徐不迫，深於言情。他在詩中抒發的感情都是自己的親身體會，出自肺腑，無所雕飾，使人讀來便覺情深無限。試看《答葉浩吾》其六： ^[29] 

這首詩作於送別葉浩吾之後，情真意切，樸實無華，具有很強的感染力。又如《哭李心栽》其四中有兩句：“酹酒與君言，君竟無言矣！”脱口而出，明白如話，極平淡的兩句詩，卻把詩人悼念亡友的沉痛心情表現得無以復加。 ^[29] 

夏曾佑不僅長於抒情，寫景也時有佳句。像寫超山的險絕：“ 崩崖絡藤蘿，荒榛切冠屣。”（《癸巳四月入都過塘棲與家容伯吉士遊超山》）寫江岸的怪石斷崖：“瘰石飽寒潮，崩崖臨鬼斧。”（《雲棲禮蓮池大師塔》）這裏一個“飽”字下得絕妙，不僅形象地描繪出江邊岩石長年累月受潮水侵蝕後的形狀，同時還象徵着作者飽經滄桑的身世。再如“風枝驚宿鳥，雪暈掩孤檠”（《不寐》），描寫寒夜醒來時的所見所聞，極其荒涼冷寂。“殘暉亂檣影，窄港但人聲”（《晚泊荻港》）這兩句詩，又彷彿使讀者親眼目睹了傍晚時分船泊小港時檣影亂動、人聲嘈雜的情景。 ^[29] 

然而，情景交融是意境創造的表現特徵，中國古文人在這方面特別講究，清人王夫之《姜齋詩話》中有一段論述尤為精要，他説：“情景名為二，而實不可離。神於詩者，妙合無垠。巧者則有情中景，景中情。”夏曾佑也是深於此道的，所以他並不是單純為寫景而寫景，其主要目的還是為了抒情。這其中主要分為兩類：一是意隨境生，觸景生情。如《登橫山》： ^[29] 

黃昏時分，鳥兒在高空中時隱時現、自由自在地飛翔。在夕陽的照耀下，各個山峯或明或暗，千姿百態。面對這美好的景色，詩人卻反而想起了那惡濁的人世。真是萬端愁恨，才下眉尖，又上心頭，只好聊且多呆一會兒，讓那顆飽經憂傷的心靈得到片刻的寧靜和解脱。 ^[29] 

二是景為情設，用景物描寫來烘托內心的感情。如前引《哭李心栽》其一，邊寫景邊抒情，情景交融，渾然一體。景物描寫極盡荒涼冷落之能事，把詩人當時惶慘的悲愴心情烘托得更加沉重，令人讀來不覺黯然神傷，唏噓不已。在這裏，詩人已把主觀的情志投射於客觀外物，使景物主體化，物景為我而存在，所寫之物都已著上“我”之色彩。再如《留贈方藥雨》其一，頸聯“青山白浪馳黃海，暮雨孤燈過秀州”，景中寓情，意藴深長。尾聯“從此歸帆好雲物，分明點點入新愁”，雲物與愁思渾然為一體，以情入景，倍覺淒涼。 ^[29] 

此外，在詩體運用方面，夏曾佑往往根據所寫內容作適當分工，使之各盡所能，各得其所。抒情詩大多用律詩或絕句；描寫朋友間的交往、闡述學術觀點或長篇記遊，則用伸縮性較大，便於鋪敍描寫的古體。可見夏曾佑對詩體的運用也是比較靈活的。 ^[29] 

夏曾佑的歷史思想，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夏曾佑比較早地接受了“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天演論觀點和歷史進化論思想，並運用它指導對中國歷史的研究。在《最新中學中國歷史教科書》開篇，他便提到達爾文的《種源論》，並認為此説可破除古代神造史觀。《神農氏》一節則明確指出，凡文明之國，其進化歷程必由漁獵社會而遊牧而耕稼，社會得以前進，只是為時有遲速而已。這就既肯定了歷史發展的普遍規律性，又肯定了各地區發展的不平衡性。在《三國末社會之變遷》中，他又明確肯定優勝劣敗之理是世界公例。在分析具體歷史問題，如遊俠絕滅的原因時，他也總是試圖説明“其中有天演之理存焉”。而且，他還進一步認為，不能依道德準則衡量歷史進化現象，在《禹之政教》中明説“至禹乃確立傳位之定法。蓋專制之權漸固，亦世運進步使然，無所謂德之隆替也。”實在難能可貴。 ^[19] 

夏曾佑試圖通過編著歷史讀本，“發明今日社會之原”，且進一步去預測未來，這反映出他對歷史功能的看法與認識。夏曾佑依據進化論理論，認為現實社會的發展變化無不具有歷史原因。因此，找到歷史原因，也就找到了現實變化的依據。換言之，今天的開花結果，無不緣於古人播撒的種子。這就肯定了歷史發展的連續性，揭示出研究歷史的現實意義，也表達了他對歷史與現實關係的看法。 ^[19] 

夏曾佑承認存在客觀歷史規律。他認為：“……歷史，有一公例。”這種公例，乃由因果關係構成，故爾他在《中國社會之原》中説“天下無無因之果”。正因為夏曾佑相信歷史因果聯繫的存在，所以在敍述或分析歷史現象時總是去尋找深層原因。例如《孔子以前之宗教》敍列了許多“鬼神術數之事”，然後解釋古人相信鬼神的原因在於對人類自身知覺及某些自然現象的不理解，議論頗為精彩。另外如《孔子之異聞》講“諸説之由來”，《三家總論》解釋老孔墨三家興衰原因，都是依據歷史因果聯繫的思想解釋具體歷史現象的實例。他的解釋未必合理，但這種作法本身還是可取的。 ^[19] 

夏曾佑宏觀把握歷史發展脈搏和線索的能力非常強，歷史抽象能力很高。這突出反映在他對歷史發展階段的劃分上面。《最新中學中國歷史教科書》中《凡例》説“是編分我國從古至今之事為三大時代，又細分為七小時代。每時代中於其特別之事加詳，而於普通之事從略。如言古代則詳於神話，周則詳於學派，秦則詳於政術是也。”《古今世變之大概》詳細講述了他的歷史階段劃分學説，即上古①傳疑期，開闢→周初；②化成期，週中葉至戰國。中古：③極盛期，秦至三國；④中衰期，晉至隋；⑤復盛期，唐。近古：⑥退化期，五季宋元明；⑦更化期，清。如此高度概括的歷史劃分，使紛繁複雜的歷史現象和歷史發展過程顯得眉目清晰，便於把握。上古、中古、近古劃分法，也突破了傳統史學完全依照王朝體系劃分歷史的框架，説明夏曾佑試圖整體把握歷史走向，反映了他頗值得讚賞的史識。

在對某一階段歷史進行具體論述時，夏曾佑也常常對其進行更加細微的劃分，將歷史階段性思想貫穿始終。例如《禹之政教》認為禹政乃古今一大界，《周之關係》將周人歷史分為三期，《春秋制度之大概》列戰國為古今大界，《與宋恕書》視先秦為一大關鍵，《秦之自出》以秦區別古今世界，《涼州諸將之亂》把三國視為時代轉變樞紐，等等。劃分階段時，夏曾佑還比較重視某些專門領域的相對獨立性，避免造成歷史單一化。例如《晉南北朝隋之行政機關》提出古今行政機關的變化，與宗教、政治、學術、民風的發展並不協調一致，應給予另行劃分；《三國末社會之變遷》又根據“士”這一特殊社會階層的特點，對“士”的發展給予另外一種劃分。這些都是夏曾佑著作精粹所在。 ^[19] 

在夏曾佑的著作中，今文經學思想非常明顯。例如《孔子之六經》明説應“以今文學為是”。《儒家與方士之分離即道教之原始》更是直截了當地説“好學深思之士，大都皆信今文學，本編亦尊今文學。”但是，他明言他的經學見解不是經師的，而是史家的“凡經義之變遷，皆以歷史因果之理解之，不專在講經也。”這自然要高經師們一籌了。在分析具體歷史問題時，夏曾佑也常常從今文經學立場出發，例如《周秦之際之學派》攻擊劉向、劉歆父子等。當然，夏曾佑與今文經學大師康有為不同。這種不同，他在《與宋恕書》中曾明確説明。事實上，夏曾佑既無專門經學著作，亦無系統經學見解。他之所以“尊今文學”，是因為公羊三世諸學説與其歷史進化論思想、歷史階段性思想具有某些類似點。 ^[19] 

夏曾佑參與了《國聞報》的創刊過程，領導和主持編輯工作。在擔任《國聞報》主編時，他編輯報道了大量的維新運動的新聞，使《國聞報》成為維新派的言論機關，使《國聞報》成為北方最具影響力的報紙，夏曾佑充當了維新運動的宣傳家的角色。 ^[27] 

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4月，康有為親自主持成立了保國會。5月5日，梁啓超從北京寫信給夏曾佑。介紹了保國會受頑固派彈劾和光緒皇帝支持該會活動的一些情形，並附上保國會的章程。並要求“請將其事刊之於報”。夏曾佑收到後立即編髮排印，《保國會章程》在5月7日的《國聞報》上刊出。而且此後，義無反顧地又刊登了該會一系列連續報道：5月14日，發表了簽名參加保國會的梁啓超等186人的名單；5月29日一30日，發表了麥孟華記錄的康有為在4月17日保國會成立會上的講演；5月31日，發表了梁啓超在保國會大會上的講演稿。 ^[27] 

對百日維新運動，《國聞報》亦做了大量的報道。除了刊發光緒關於變法的全部上論和維新派人士有關變法的各項條陳外，還在報道中附加按語和評論，對變法新政表示熱情的支持。 ^[27] 

《國聞報》在創辦的過程中，也承受巨大的內外壓力，尤其是在維新運動的後期。除了舊黨頑固派的壓制、阻撓外，來自沙俄的外部壓力也很大。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11月下旬，沙俄強佔旅順、大連，《國聞報》在12月上旬連續登載文章，譴責和抨擊沙俄的侵略行為和狼子野心。沙俄因而忌恨，對清政府施壓打擊《國聞報》。面對清政府與沙俄的壓迫，嚴復、夏曾佑等經過周密的考慮，欲借日為外援，把《國聞報》盤給日本人，以求保全自主。從這些材料來分析，一方面，可見清政府及帝俄對《國聞報》的壓迫之烈，另一方面，夏曾佑為繼續維持《國聞報》彈精竭慮和憂心忡忡，對保存《國聞報》這塊維新輿論陣地做出了一定的貢獻。 ^[27] 

戊戌變法失敗後，夏曾佑的思想發生巨大的波瀾，思想明顯滯後於時代的發展，他主張保皇；鼓吹君主立憲。

一、借用外力，擁護光緒皇帝

夏曾佑提出借列強兵力，促使光緒皇帝復辟。他認為，借用外力在當時是復辟光緒皇帝行之有效的最佳方案。此外，他還主張政治上聯日，不可歸日，並批評革命新黨囂張而膽弱。 ^[27] 

二、鼓吹君主立憲

夏曾佑隨五大臣出洋考察憲政，親眼目睹了日本政治改革後，認為與他的政治設想相合，堅信君主立憲實為中國富強之道。回國後，寫了一篇《刊印憲政初綱緣起》為清末預備立憲鼓譟聲勢。不過後來在發現清政府的預備立憲只是一場虛假的騙局和鬧劇後。他認為中國無立憲之前途，即使有也是千年以後。他對革命派逐滿甚不以為然，他認為，滿漢同種，應該相聯，而不該獨逐滿人，否則就有失公平。 ^[27] 

一、維新變法失敗在於“失之紊，彼此不能相應”

夏曾佑認為戊戌變法失敗原因在於“紊”，清政府官吏內部對維新變法態度不一，維新派與頑固派之間的鬥爭，“彼此不相應”，使維新變法遇到空前的阻力，致使變法從開始就步履維艱，直至最後被頑固派鎮壓下去。在百日維新期間內，由於沒有做好充分的宣傳、組織工作，廣大民眾對變法沒有充分的思想準備。就在維新派內部也存在着認識差異，這直接影響着改革的進程與成敗。因而，夏曾佑認為，維新變法失敗在於“失之紊，彼此不能相應。” ^[27] 

二、“變法必以歷史為根本”

夏曾佑在《東方雜誌》第2卷第8號上發表了《論變法必以歷史為根本》一文，他認為戊戌變法之所以遭到失敗，是由於變法沒有以歷史為根據，強調變法必須符合本國的歷史特點，並要有針對性地採取措施。 ^[27] 

首先，夏曾佑強調變法必須要以本國的歷史發展特點為依據。他認為，中國的真歷史還處在黑暗之中，歷史不明，則對中國的前途不可預知。因而，他強調國家政治的變革要符合本國的歷史發展特點。 ^[27] 

其次，他認為要認真研究西方政治，不可“漫然擇外人一二事情以施之”。 ^[27] 

夏曾佑認為不能再閉關自治，要認真研究西方的政治，然後，“用以比例吾國之政治”。他認為中國具有優越的地理優勢，有利於農耕文明的發展，有利於國家的長久的統一，但是卻造成了中國封建制度長時間在中國的統治。因此，君主專制強，民權弱，荒廢軍備，工業落後，重農抑商。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他認為變法要會通中外，以達到改良中國政治的目的。他認為，變法既要全面的學習西方先進的科技、政治制度、文化，又要結合本國的實際，採取有針對性的措施，不能隨便的學習西方的事物。綜而觀之，夏曾佑對維新變法失敗的第二個反思，政治變革要以本國的歷史為依據。 ^[27] 

三、民智決定論

戊戌變法的失敗，對夏曾佑的思想影響巨大。在維新變法趨於高潮時期，他對國家民族的前途充滿信心，揮筆撰文，宣傳維新變法。但他的改良主義立場比較軟弱，性格亦非堅毅，因此，當頑固派發動政變時，他感到巨大的失望和傷心。 ^[27] 

首先，夏曾佑認為，民智未開，在中國實行維新變法，必然徒勞無獲。再次，夏曾佑認為，民智影響政體，只有民智開，民權才能在中國立足。在祁門三年為縣令期間，更加深了夏曾佑民智決定論的思想。離津來到祁門，祁門的民氣的閉塞和地方吏治的腐敗，使他對國家民族的前途更感到悲觀失望，思想日益消沉頹廢。他認為民智影響政體，只有民智開，民權才能在中國立足，民智未開，民權在中國行不通。對於康有為、梁啓超發動的維新變法，夏曾佑此時產生懷疑並作出消極的評價。 ^[27] 

其次，夏曾佑認為，民智之優劣直接關係中國社會的發展。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爆發的義和團運動和八國聯軍大舉入侵中國，夏曾佑深為中國的前途而擔憂，認為中國會走上埃及、印度亡國滅種的道路。然而濃烈的愛國感情又使他不甘心於亡國滅種，因此，他運用進化論理論，認為物極必反，中國將有大變，若不變，則地球都將退化。他認為，當時中國的採取何種自保方法和政體，由本國的歷史、民智所決定。革命、立憲、藩鎮三大問題，只要中材以下之人一言可喻，就可以在中國實行。 ^[27] 

夏曾佑是當時深受佛學影響的思想家之一，他是晚清著名的佛學居士。雖然他沒有留下關於佛學的專著和論文，但通過他給友人的書信及時人的評述，可以窺探夏曾佑的佛學思想。 ^[26] 

首先，堅信唯識宗。慈恩宗，又稱唯識宗或法相宗，是由玄奘大師開創、窺基大師助成的中土大乘佛教宗派，是唐代的第一個佛教宗派。簡單言之，其宗窮究諸法之性相，認為：人有質多（心）、末那（意）和毗若底（識）三心，而世間一切客觀事物都是由人認識世界的生理功能八識中的第八識，即阿賴耶識所發現。唯識宗經過宋、元兩代發展，至明初幾成絕學。明末得到蓮居諸人傳講，唯識宗曾一度復興。但因經典大多散失，新作又多訛舛，故到了清代中期又趨於沉寂。晚清時，夏曾佑與楊文會從日本搜尋大量中土佚失已久的典籍，並將之刻印流行，學者們開始窺見玄奘本旨。唯識宗在佛門弟子和佛學居士雙方的提倡和推動下，呈現出一派復興景象，對近代佛學思想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一批具有革新思想的知識分子在如飢如渴地吸收西學的同時，又繼承了中國士大夫同佛學的傳統關係，把佛學觀點作為實現社會變革的一個理論依據，結果促進了近代佛學由出世轉向入世。無疑，夏曾佑在這場變革中起過重要的作用。 ^[26] 

其次，對《楞嚴經》和禪宗的認識。他認為，《楞嚴經》為偽書。《楞嚴經》具名《大佛頂如來密因修證了義諸菩薩萬行首楞嚴經》，是中國大乘佛教的主要經典之一。自從唐代時由中印度人般刺蜜帝將它翻譯成漢文後，它便被歷代的佛教信眾乃至學者所重視，並與《華嚴經》《法華經》一道，成為中土人士傳誦大乘佛法的重要依據。而夏曾佑卻認為此書為偽書。他還認為佛教之衰，實由禪宗而起。 ^[26] 

再次，以佛救世。夏曾佑早年企圖以入世的佛學作武器去改革社會。陳業東在《夏曾佑研究》中説：“甲午至戊戌間，維新派知識分子把佛學與社會政治改革緊密地聯繫在一起，他們往往寓政與佛、借佛談政”“夏曾佑醉心佛學，不是孤立的對佛教某些流派教義的闡釋，也不是以彼岸世界作為最高理想，他的終極依託仍在現實世界。他研究佛學，是希望以佛法求世法，尋找規劃政治藍圖的工具，尋找變革社會的思想武器”。他在《與楊文會書》中説：“近來國家之禍，實由全國民人太不明宗教之理之故所致。非宗教之理大明，必不足以圖治也。至於出世，更不待言矣！”由此可知，夏曾佑確是把宗教作為保國新民的利器，他談佛的目的在於圖治救國。 ^[26] 

此外，夏曾佑援佛入詩，用佛語佛理融入詩歌創作中，開創了新的詩歌創作題材，為詩界革命注入新元素。夏曾佑的部分新詩有意識地把佛學經典寫進詩中，與孔、耶教的經典雜陳一氣，使之成為向舊詩壇發起攻擊的武器。楊世驥指出：“以佛語佛理入詩，原是唐人最喜愛的把戲，自譚夏加以提倡，便為了新詩運動中流行的風氣”。 ^[26] 

清末詩人黃遵憲：兼綜九流能説佛，旁通四部善談天。（《記夏曾佑》） ^[20] 

清末民初政治人物徐世昌：偶作韻語，皆涵藴深遠，出以澹盪，蓋有得於詩之外者。（《晚晴簃詩匯·詩話》） ^[28] 

清末民國政治家汪大燮：①落落才高，亦能為第一流事業者之選也。②太聰明高視闊步之人。 ^[19] 

中國近代教育家蔡元培：學識通博，過於章枚叔（章太炎）。 ^[18] 

中國近代金石學家吳士鑑：超遠，足以開未有之途徑。 ^[19] 

中國近代思想家梁啓超：①穗卿是晚清思想革命的先驅者。穗卿是我少年做學問最有力的一位導師。②他晚年思想到怎樣程度，恐怕除了他自己外沒有人知道。但我敢説：他對於中國歷史有嶄新的見解——尤其是古代史，尤其是有史以前。他對於佛學有精深的研究——近世認識“唯識學”價值的人，要算他頭一個。③穗卿和我都是從小治乾嘉派考證學有相當素養的人。（《亡友夏穗卿先生》） ^[2] 

中國現代文學奠基人魯迅：①我們不必看他另外的論文，只要看他所編的兩本《中國歷史教科書》，就知道他看中國人有怎樣地清楚。他是知道中國的一切事萬不可“辦”的。（《而已集·談所謂“大內檔案”》） ^[3]  ②又云是孔子生日也。昨汪總長令部員往國子監，且須跪拜，眾已譁然。晨七時往視之，則至者僅三四十人；或跪或立，或旁立而笑。錢念劬又從旁大聲而罵，頃刻間便草率了事，真一笑話，聞此舉由夏穗卿主動，陰鷙可畏也。（1913年9月28日日記） ^[4] 

中國近現代目錄學家汪國垣：詩則熔鑄中西哲理，運陳入新，風格不失其舊，思致務極其新。偶出一篇，淵乎味永。 ^[29] 

中國現代思想家胡適：到清華大學圖書館，看見架子上有夏曾佑的《中國歷史》百餘部，我討了一套來，病中重讀一遍，深佩夏先生之功力見地。（胡適日記1930年8月14日） ^[5] 

中國近現代經學史家周予同：①夏氏在中國史學轉變的初期，是將中國正在發展的今文經學、西洋正在發展的進化論和日本正在發展的東洋史研究的體裁相揉合的第一人。②其識力的敏鋭，不僅在當時，就是在現在，和一般只堆積史實的史家相較，也可以相去蓰。（《五十年來中國之新史學》） ^[25] 

（以上參考資料） ^{[17]  [21-23]} 

夏曾佑的詩，除散見於當時報刊外。有《夏別士先生詩稿》（傳抄本），原為夏曾佑外甥朱義康錄其遺詩所成，共100餘題、200餘首。《飲冰室詩話》引述的夏曾佑諸詩，與《詩稿》所收文字略有出入。 ^[6]  著有《最新中學中國歷史教科書》，後改名《中國古代史》。

2012年3月，夏曾佑的作品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彙集為《夏曾佑集》出版。《夏曾佑集》收入夏曾佑光緒七年（1881年）至民國十三年（1924年）的論著，共分為7部分：文錄，收入夏氏已刊或未刊文章400餘篇；詩集；書札，收入夏氏致嚴復、梁啓超、汪康年等人的部分信函；日記，收入夏氏光緒七年（1881年）至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的日記；專著，收入夏氏《最新中學教科書中國歷史》一書；雜著，收入夏氏手抄書目和鄉試試卷等；附錄，收入其後人、師友關於夏氏的傳記文章、部分數據彙編及夏氏年表。 ^[15] 

關於夏曾佑的生卒時間有很多種不同的説法：

關於生年共有3種説法：咸豐十一年（1861年）、同治二年（1863年）、同治四年（1865年）。主咸豐十一年（1861年）的有：北京大學中文系55級 《近代詩選》、鐘鼎 《近代詩一百首》、夏麗蓮整理 《夏曾佑穗卿先生詩集》；主同治二年（1863年）的有：朱信泉、嚴如平主編《民國人物傳》、鄭雲山等編《中國近代名人小傳》、王運熙主編《中國文學批評史》、郭延禮《中國近代文學發展史》、《中國近代史詞典》、陳旭麓、李華興主編《中華民國史辭典》、梁淑安主編 《中國文學家大辭典·近代卷》；主同治四年（1865年）的有：《辭海》、吳海林、李延沛編《中國歷史人物生卒年表》、鄭方澤編《中國近代文學史系年》。另外在一些單篇論文中，説法也比較混亂。在這三種説法中，生於同治二年（1863年）是正確的。一是夏曾佑親撰的《夏氏世系》（此為手稿，收在《錢塘夏氏雜稿》中）雲他出生於“同治癸亥十月二十九日” ，即陽曆1863年12月9日；二是光緒戊子年鄉試時，他在履歷上寫道：“同治癸亥年十月二十九日吉時生。”故夏曾佑生於1863年已是定論。 ^[10] 

卒時也有數種説法：民國十三年（1924年）4月17日（夏元瑜、袁英光）、民國十三年（1924年）4月18日下午8時（李洪巖） 、民國十三年（1924年）4月11日（馬金科）。當以民國十三年（1924年）4月18日下午8時為準。因為據夏曾佑長子夏元瑮在父親逝後的4月19日有一封信給梁啓超雲：“ 家嚴已於昨日下午八時長逝，先兩日已失去知覺，狀如昏睡，昨日下午六時呼吸忽急，似甚艱苦，至八時兩腿忽然伸直，喉中咯然一聲，呼吸停止，温度亦漸降。” ^[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