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作雲

1918年2月（7歲）就讀本村小學，1924年12月小學畢業。翌年春，考入復州城內復縣初級中學。1927年11月間，孫作雲對學校處分學生不滿，參與學生罷課，遂被除名。經過自修和補習之後，1928年（16歲）考入瀋陽東北大學附屬高級中學。他冬夏不輟，如飢似渴地閲讀大量的文學作品和理論方面的著作，受到新思想的薰陶，對左翼新文學發生了濃厚的興趣，粗淺地認識到文學在社會生活中所佔的地位。孫作雲曾擔任附中校刊的編輯。

1931年7月（19歲），孫作雲以優異成績畢業於東北大學附中，學校特准免試升入東北大學。但是，孫作雲孑然一身來到左翼作家的誕生地上海，考入復旦大學中國文學系。不久，爆發了震撼中外的“九一八”事變，白山黑水淪陷在日本帝國主義鐵蹄之下。孫作雲熱血沸騰，參加罷課示威，抬棺遊行，走出課堂，到街頭宣傳，四方募捐，赴南京向國民政府請願。1932年1月28日，日寇武裝進攻上海，激起愛國將領蔡廷鍇、蔣光鼐抗日的壯舉。復旦大學學生組織義勇軍，孫作雲毅然投筆從戎，加入十九路軍，在翁照垣將軍率領的138旅擔任組織民眾、為前線殺敵的將士運送彈藥給養的任務。戰局的急劇變化，“學生軍”解散了。孫作雲乘船回到老家，1932年4月與徐桂芳女士訂婚。是年金秋，考入北京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

孫作雲跟隨聞一多先生學“國文"，選修《楚辭》。師生三人相對而坐，上課如同座談。半年之後，讀完《天問》，它為孫作雲治學奠定了一塊基石。在連續聽了聞先生兩年的《楚辭》課，又讀到聞先生的《高唐神女傳説之分析》後，有所觸發，認為《九歌》的《山鬼》也是高唐神女，山就是巫山，鬼就是神女。《九歌·山鬼篇》就是楚國宮廷祭祀先妣或高媒的樂章。聞先生聽了這個意見之後非常高興，在1936年4月3日致遊國恩的信中説，“清華學生孫君頃撰《〈九歌·山鬼〉考》一篇，大意謂山鬼即巫山神女，列證甚多，大致可信"。在聞先生的鼓勵和幫助下，第一篇學術論文《〈九歌·山鬼〉考》刊載在1936年《清華學報》第11卷第4期。孫作雲是當時清華園中有名的書呆子，擔任過《清華週刊》雜誌的編委，1935年5月發表《論現代派詩》，並發表許多新詩作品。

1936年（24歲）畢業，獲文學學士學位，同年秋天考入清華大學研究院文科研究所，導師是聞一多先生。這一時期，孫作雲主要致力於《九歌》研究。發表的論文有《〈九歌〉司命神考》《〈九歌〉湘神考》（此文為大學畢業論文）、《〈九歌〉非民歌説》，譯有青木正兒《〈楚辭·九歌〉之舞曲的結構》。孫作雲的學術研究是從《九歌》發軔的，古代的祭祀，與其階級地位相適應，《九歌》中的天神、地祇不是普通百姓所能祭祀的。於是，提出《九歌》是楚國國家祀典的樂章，這種學説成為《九歌》研究中影響很大的流派。孫先生沿着聞氏的治學途徑，把《九歌》的研究向前推進了一步。

1937年“七七"盧溝橋事變爆發，戰爭的陰雲籠罩着清華校園，炮聲、飛機聲隆隆震耳。7月19日,孫作雲送聞先生回湖北浠水老家後，聞訊祖母病故，於9月29日奔喪故里，終止學業。1938年7月重回北京，在“東方文化事業委員會"任編纂，參與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的工作，歷時三年有餘。編成《經類·詩經類目錄》《史部·金石類目錄》各一本，助編《子部·藝術類目錄》一本，補寫《史部·地理類·方誌之屬》東北縣數篇及《子部·藝術類·食譜之屬及遊戲之屬》提要10餘篇。

1941年秋，孫作雲受聘於北京大學文學院，任講師、副教授，講授“中國古代神話研究”、“民俗學”、《楚辭》、“中國古代史”諸課。此時，除撰寫《〈九歌·東君〉考》（1941年）外，全部精力集中於史前史的研究。主要著述有：《蚩尤考——中國古代蛇氏族研究》（1941年）、《夸父盤瓠犬戎考》（1942年）、《飛廉考——中國古代鳥族之研究》（1943年）、《鳥官考——由圖騰崇拜到求子禮俗》（1943年）、《饕餮考——中國銅器花紋之圖騰遺痕之研究》（1944年）、《後弈傳説叢考——夏初蛇、鳥、豬、鱉四族之鬥爭》（1944年）、《中國古代鳥氏族諸酋長考》（1945年）、《説鴟尾——中國建築裝飾上圖騰遺痕之研究》（1945年）、《釋姬——周先祖以熊為圖騰考》（1945年）。

1957年重寫時改名《周先祖以熊為圖騰考》《泰山之禮俗研究》（1942年北京大學鉛印講義本）。“八考"之中多發前人所未發，用圖騰崇拜去探索中國古代神話傳説的底藴。論證了蚩尤以蛇為圖騰，商人以燕子（玄鳥）為圖騰，周人以熊為圖騰，我國古代史的“三代"是由三個氏族發展擴充而來的，對我國氏族社會的圖騰制度具有開拓性研究。由於從事圖騰制度的研究，許多朋友戲謔孫作雲謂“孫圖騰”。孫作雲從《九歌》漫延到神話傳説、民俗的研究，不能不追溯到學生時對《九歌》的研究。《九歌》是一篇抒情詩，它所描寫的許多神祇，既具有神話的研究價值，又與古代的祭祀典禮相關聯，也具有民俗學的研究價值。因此《九歌》的研究促使孫作雲旁及神話傳説和民俗學的開拓。

此間，孫作雲還在北京師範大學兼課，在中國留日同學會出版的雜誌任編輯。有一次孫作雲請齊白石畫一幅螃蟹，暗喻日本帝國主義在我國橫行霸道，用做目錄插圖，因此招致禍端，與上司吵架，憤然離職。為度日餬口，曾在中學兼教國文，略補生活的艱窘。

八年抗日戰爭勝利，孫作雲喜悦異常。1946年至1949年，應聘東北臨時大學補習班，任東北大學、長白師範學院中國文學系副教授，講授“中國古代神話研究”“楚辭”“詩經”“中國新文學研究”等課程。同時還擔任瀋陽博物院研究員，主編《歷史與考古》《國立瀋陽博物院彙刊》，編輯出版《遼海引年集》（即《紀念金毓黻先生60壽辰的論文集》）。1948年隨博物院遷到北平，兼任中國大學教授。

1946年7月15日，昆明發生聞一多先生被刺的慘案，孫作雲在《憶一多師》一文中説，“他認為我是一個可以繼承他的衣缽的人”。1938年12月1日聞一多曾從昆明寫信給孫作雲説：“在學生中沒有比你更瞭解我的，做學問如此，其他一切莫不皆然。”聞一多慘案的發生，是孫作雲人生道路的一個大的轉折點。

1946～1948年間，孫作雲繼續從事神話傳説、民俗和《楚辭》的研究工作，著有：《説丹朱——中國古代鶴氏族研究、説高蹺戲出於圖騰跳舞》（1946年）、《説羽人——羽人圖、羽人神話、飛仙思想之圖騰主義的考察》（1947年），在《東北民報》（瀋陽）上連載《年前年後——從民俗學上考察年節》（1947年）、《三月三起源》（1947年）、《〈離騷〉正文的推測——離騷主義與文貌之復原》（1948年）等。

1948年年底，隆隆炮聲預報古城的春曉。孫作雲興致勃勃地向學生講《説秧歌》（未刊稿）。

在鼓樓沙井衚衕五號住宅，每天都有許多學生來訪。這時孫作雲拒絕國民黨的“脅迫南遷”，迎來了1949年1月31日北京解放。

不久，孫作雲把長子送進革命隊伍。5月間，懷着“由新生活來改造舊思想，更以新觀點來批判舊學問或創造新學問”的心情投身革命，入華北大學政治研究所學習。1950年3月調進北京歷史博物館（今中國歷史博物館前身）工作，任設計員，承擔中國通史展覽的設計工作，提出在原始社會的陳列中，應將我國的古代神話傳説與圖騰信仰列為輔助材料的設想。本年加入中國史學會，與張政烺、李光壁等先生髮起與創辦《歷史教學》雜誌，任編委。《歷史教學》於1951年正式出版發行，這是我國建國後最早的史學刊物之一。

1952年應聘調至新鄉市的平原師範學院（今河南師範大學）任教授，講授中國古代史、中國文學史兩門課程。全國院系調整後，孫作雲執教於河南大學歷史系，主講中國古代史、中國文學史、歷史文選、《詩經》選讀等課程。孫作雲還擔任古代史教研室副主任、《史學月刊》編委、校學術委員會委員、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河南省第四屆委員會委員等職務。

解放後，孫作雲經過政治理論學習，掌握了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去研究學習，認識上進入了一個新的境界，促進了學術研究水平的提高，發表許多論文，如《從上官大夫奪稿説到屈原因〈離騷〉而得禍》（1952年）、《屈原在楚懷王時被放逐的年代》（1953年）、《在歷史教學中怎樣處理屈原問題》（1954年）、《論〈國殤〉與〈九歌〉的寫作年代》（1956年）、《〈大招〉的作者及其寫作年代》（1957年）、《讀〈史記·屈原列傳〉》（1959年）、《屈原的放逐問題》（1961年）、《〈楚辭·九歌〉之結構及其祀神時神、巫之配置方式》（1961年）、《〈離騷〉的主要錯簡》（1962年）、《從〈離騷〉的寫作年代説到〈惜頌〉、〈抽思〉及宋玉〈九辯〉的相互關係》（1962年）、《漢代司命神像的發現》（1963年）、《〈九歌〉與民歌的關係》（1963年）、《從〈天問〉看夏初建國史》（1978年）、《屈原及其作品編年》（1979年）、《論〈楚辭·天問〉對於我國上古史研究的貢獻》（1979年）、《説〈九歌·東皇太一〉為迎神曲〈禮魂〉為送神曲》（1980年）、《屈原和河南》（1982年）、《秦詛楚文釋要》（1982年）、《〈楚辭·天問〉與楚國廟壁畫》（1983年）等20餘篇。

四十多年來，楚文化始終是孫作雲研究的主要課題，用力最勤，佔全部論文約三分之一，是獲得成就最大的一個領域，在國內外學術界產生一定的影響。為了自勵，孫作雲的書齋取名”楚風堂”，表示自己以《楚辭》和《詩經》為畢身從事研究的志向。

1966年“文化大革命"伊始，孫作雲被誣為“反動學術權威"，“橫掃"到“牛鬼蛇神"之列。在險惡的條件下，仍孜孜不倦地奮力求索，毫不氣餒。1974年的盛夏，全然不顧溽暑之苦，着筆早在四十年就立意寫的《〈天問〉研究》。在致史樹青先生的信中説：“因注《天問》，專心致志，苦思冥想，思與屈原神會。"洋洋30萬言的《〈天問〉研究》竟然不到一年的功夫便脱稿了。先生根據屈原的其他作品、根據歷史事實、根據考古發現的材料，對《天問》進行了全面地系統地研究，多發前人所未發。在聞一多先生之前，向來無人認為有錯簡，聞先生只揭發“吳國爭光，久餘是勝"一條，郭沫若先生只指出“優匿穴處爰何雲，寤過改更，我又何言"，但未及其他；而孫作雲改正了今天《天問》順序的三分之一，凡30餘句，把散落在夏、商、西周各代的錯簡整理出來，使《天問》春秋七章自然歸成一組，各得其所，前後文義連貫，面目一新。孫作雲對錯簡的整理，不僅有內證《屈原作品本身證明》，而且有考古學上的證明，即用徐州畫像石、吉林輯安通溝壁畫墓、山東武梁祠畫像石的材料，為恢復春秋七章提供了鐵證。對於古代的神話傳説，採用民俗學的方法進行剖析。“伯禹腹鮌"是父系氏族社會產翁制的遺俗，揭發眾説紛紜的千秋疑案。孫作雲撰《屈原傳》（未刊稿）之後，決意沿着屈子所走過的道，訪古尋幽，考察山川風物，體驗屈子的章句，然終未能如意。

《詩經》的研究，是孫作雲獲取重大成果的一個領域。從五十年代開始，史學界討論中國古代史的分期問題，孫作雲以《詩經》為基礎，旁證其他材料，從分析反映土地制度（公田與私田）和剝削形式的詩入手，説明西周如何從封建領主進入地主制的過程，考證周人在原始社會以熊為圖騰，從后稷起進入父系氏族公社，到公劉時代已進入階級社會，文王之世已進入封建社會。先生又用民俗學的方法去分析《詩經》，發現23首戀歌的奧秘，它們都與上巳節（三月三）祭祀高媒、祓禊的民間風俗有關。先生又從《大雅·桑柔篇》的研究中證明了厲王奔彘，是我國曆史上第一次農奴大起義。范文瀾先生讀到這篇文章後來信説：“為西周封建論添一支援軍，從《大難·桑柔篇》找到證説，是一個新發現。我好久不在這個問題上用心，得讀大著，覺得新鮮可喜，陳陳相因，了無新證言論，實厭見慶聞也"。孫作雲把研究《詩經》的十五篇論文輯入《〈詩經〉與周代社會研究》一書中，28萬字，1966年由中華書局出版。“他的研究及其所用的方法與聞氏一脈相遇,不過更偏重於史學而已。"此外，孫作雲還發表了《〈詩經〉的史料價值》（1956年）、《從讀史方面談談〈詩經〉的時代性地域性》（1957年）、《説豳在西周時代為北方軍事重鎮〈兼論軍監〉》（1983年）等論文。

七十年代，我國相繼發掘出許多漢代壁畫墓、畫像石墓，孫作雲以研究中國古代神話和楚文化的功底，進而去探索它們的內涵。認為漢代人主要迷信是昇仙與打鬼，因而有人稱孫作雲是“打鬼教授"。這一時期發表的論文有《長沙馬王堆一號墓出土畫幡考釋》（1973年）、《長沙出土的漢墓帛畫試釋》（1973年）、《馬王堆一號墓漆棺畫考釋》（1973年）、《洛陽西漢壁畫墓中的儺儀圖》（1977年）、《洛陽卜千秋墓壁畫考釋》（1977年）、《河南密縣打虎亭東漢畫像石墓雕像考釋》（1978年）、《中國古代器物紋飾中所見的動植物》（1980年）、《洛陽西漢壁畫考釋》（1987年）等。1973年5月在日本東京“中華人民共和國河南畫像石、碑帖拓片展覽"上，孫作云為河南博物館選展漢代畫像石五十幅拓片，一一寫出解説詞，作了默默無聞的貢獻，為祖國贏得了榮譽。孫作雲對畫像石、壁畫墓中的神怪畫，與古代的禮俗相融合，與神話傳説相貫通，見解獨到。

在“文化大革命"中，孫作雲被趕到農場勞動兩年有餘，遭受許多劫難。粉碎“四人幫"後孫作雲欣喜若狂，努力搞好教學，勤奮著述，向學校提交《關於政教、語文、歷史互為副系的意見》，對教學體制改革提出看法，重新制定出科研規劃，力爭在自己研究的領域內，做出新的貢獻。要超過外國人，為中國人爭一口氣！我們有這麼多豐富的典籍，就應該創造出無愧於前人的研究成果！

1978年3月23日孫作雲在“十年研究規劃”中説：“兩年，整理出夏史研究，寫出中國人民從氏族到國家的歷史、中國國家出現史，為我國的階級社會史作出貢獻。”誰知正在科學的春天到來之際，孫作雲積勞成疾，於1978年5月23日溘然辭世，終年66歲。孫作雲一生中為我們留下兩本專著、八十餘篇論文以及大量的手稿。 ^[1] 

《〈九歌·山鬼〉考》（1936年《清華學報》第11卷第4期）

《論現代派詩》（《清華週刊》1935年5月）

《經類·詩經類目錄》、《史部·金石類目錄》（1938年7月起，參與主編）

《子部·藝術類目錄》（1938年7月起，助編）

《史部·地理類·方誌之屬》東北縣數篇、《子部·藝術類·食譜之屬及遊戲之屬》提要10餘篇（1938年7月起，補寫）

《蚩尤考——中國古代蛇氏族研究》（1941年）

《夸父盤瓠犬戎考》（1942年）

《飛廉考——中國古代鳥族之研究》（1943年）

《鳥官考——由圖騰崇拜到求子禮俗》（1943年）

《饕餮考——中國銅器花紋之圖騰遺痕之研究》（1944年）

《後弈傳説叢考——夏初蛇、鳥、豬、鱉四族之鬥爭》（1944年）

《中國古代鳥氏族諸酋長考》（1945年）

《説鴟尾——中國建築裝飾上圖騰遺痕之研究》（1945年）

《釋姬——周先祖以熊為圖騰考》（1945年），1957年重寫時改名《周先祖以熊為圖騰考》

《泰山之禮俗研究》（1942年北京大學鉛印講義本）

主編《歷史與考古》、《國立瀋陽博物院彙刊》，編輯出版《遼海引年集》（即《紀念金毓黻先生60壽辰的論文集》）

《説丹朱——中國古代鶴氏族研究、説高蹺戲出於圖騰跳舞》（1946年）

《説羽人——羽人圖、羽人神話、飛仙思想之圖騰主義的考察》（1947年）

《年前年後——從民俗學上考察年節》（1947年）在《東北民報》〈瀋陽〉上連載

《三月三起源》（1947年）

《〈離騷〉正文的推測——離騷主義與文貌之復原》（1948年）

《從上官大夫奪稿説到屈原因〈離騷〉而得禍》（1952年）

《屈原在楚懷王時被放逐的年代》（1953年）

《在歷史教學中怎樣處理屈原問題》（1954年）

《論〈國殤〉與〈九歌〉的寫作年代》（1956年）

《〈詩經〉的史料價值》（1956年）

《從讀史方面談談〈詩經〉的時代性地域性》（1957年）

《〈大招〉的作者及其寫作年代》（1957年）

《讀〈史記·屈原列傳〉》（1959年）

《屈原的放逐問題》（1961年）

《楚辭〈九歌〉之結構及其祀神時神、巫之配置方式》（1961年）

《〈離騷〉的主要錯簡》（1962年）

《從〈離騷〉的寫作年代説到〈惜頌〉、〈抽思〉及宋玉〈九辯〉的相互關係》（1962年）

《漢代司命神像的發現》（1963年）

《〈九歌〉與民歌的關係》（1963年）

《〈詩經〉與周代社會研究》中華書局 1966

《長沙馬王堆一號墓出土畫幡考釋》（1973年）

《長沙出土的漢墓帛畫試釋》（1973年）

《馬王堆一號墓漆棺畫考釋》（1973年）

《〈天問〉研究》（1974年）

《洛陽西漢壁畫墓中的儺儀圖》（1977年）

《洛陽卜千秋墓壁畫考釋》（1977年）

《河南密縣打虎亭東漢畫像石墓雕像考釋》（1978年）

《從〈天問〉看夏初建國史》（1978年）

《屈原及其作品編年》（1979年）

《論〈楚辭·天問〉對於我國上古史研究的貢獻》（1979年）

《説〈九歌·東皇太一〉為迎神曲〈禮魂〉為送神曲》（1980年）

《中國古代器物紋飾中所見的動植物》（1980年）

《屈原和河南》（1982年）

《秦詛楚文釋要》（1982年）

《〈楚辭·天問〉與楚國廟壁畫》（1983年）

《説豳在西周時代為北方軍事重鎮〈兼論軍監〉》（1983年）

《洛陽西漢壁畫考釋》（198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