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容翊

咸豐四年庚戌（1854年，朝鮮哲宗五年）正月初六日，李容翊出生於朝鮮咸鏡道明川郡。他本貫全州李氏，是朝鮮王朝王室的遠房親戚，系朝鮮太祖李成桂之兄李元桂的17世孫。到他這一代的時候，家系已經沒落，淪為庶民階層，李容翊也在年輕時從事褓負商、水販等低賤職業。當時全國褓負商都歸閔氏外戚權臣閔泳翊掌管，因此李容翊自然也投入閔泳翊門下。

光緒八年（1882年，朝鮮高宗十九年）六月，朝鮮爆發壬午兵變，朝鮮王妃閔妃逃之夭夭，李容翊在這時追隨閔妃一起逃難忠州。由於他“捷腳步，能日行數三百里” ^[1]  ，故負責高宗和閔妃的秘密聯絡，往來於忠州和首都漢城（今韓國首爾）之間。壬午兵變平定以後，李容翊因功被授予監役之職。 ^[2]  光緒九年（1883年，高宗二十年），李容翊被任命為端川府使，光緒十一年（1885年，高宗二十二年）調任北青府使，光緒十三年（1887年，高宗二十四年）任永興府使、咸鏡南道兵馬節度使（南兵使）。李容翊的任地均在咸鏡道，是當時朝鮮礦藏最豐富的地區，李容翊經常挖金子獻給高宗和閔妃，因此更加得到高宗和閔妃的信任，不僅提拔他的官位，還讓他兼任咸鏡南道礦務監理。 ^[3]  但同時也因為他蒞任期間大肆搜刮民脂民膏，導致北青、永興一帶的民眾鬧事，並向朝廷投訴李容翊貪虐，故高宗迫於壓力，在光緒十四年（1888年，高宗二十五年）將李容翊逮捕下獄並流放全羅道智島。 ^[4]  不過兩個月後就獲得釋放。 ^[5] 

光緒十六年（1890年，高宗二十七年）正月，李容翊被任命為工曹參判，閏二月外放江界府使，兼任西北礦務監理。光緒十七年（1891年，高宗二十八年）二月再度獲任南兵使，開國五百三年（1894年，高宗三十一年）八月又兼任咸鏡南道礦務監理。開國五百四年（1895年，高宗三十二年）改為二十三府制，李容翊任咸興府觀察使。建陽元年（1896年）1月辭職，同年8月實行十三道制後再起用為平安北道觀察使，次年3月改任中樞院議官。隨後又因涉嫌誣陷金鴻陸等人而被反坐，流放黃海道鐵島十年。 ^[6]  光武元年（1897年）10月，剛登基為大韓帝國皇帝的高宗下令釋放李容翊，並起用他為度支部典圜局長，負責鑄造貨幣，並監督各道各郡金銀銅鐵煤炭各礦事務，對他委以重任。 ^[7] 

光武二年（1898年）8月，獨立協會發起對李容翊的彈劾運動，李容翊一度逃到一個日本人家中躲避。 ^[8]  獨立協會被取締以後，李容翊復出，於光武三年（1899年）2月被任命為宮內府內藏司長，8月內藏司升格為內藏院，李容翊也成為內藏院卿，擔任此職一直到光武八年（1904年），成為韓國皇室的大管家。李容翊精於理財，深得高宗皇帝信賴，他不僅繼續掌管全國礦山，還包攬了驛屯土、紅參、水輪、雜税等財經事業的管理，竭力為皇室增加收入。此外他還任宮內府鐵道司監督、西北鐵道局監督、中央銀行副總裁等官職，籌劃京元線、京義線鐵路及中央銀行的建設，成為光武年間炙手可熱的人物。以上是他在宮內府所任的職務，在政府中則於光武四年（1900年）出任度支部協辦，次年署理度支部大臣，在任期間“奏劾守令犯逋（隱瞞税收）者二百餘人，限百日免官懲罪，二日內清刷二十七萬元，典屋鬻產相望於道”。 ^[9]  光武八年（1904年）1月任軍部大臣，旋即轉任度支部大臣，是他仕途的頂點。

李容翊雖憑藉理財能力得到高宗的寵信，但所有的罵名都由他一人擔當，可謂眾矢之的。史料記載“容翊以內藏院卿管上私帑，販榷剝割，不顧怨詛，是秋署理度支，督府郡税逋，囚及妻孥，僇辱搢紳，於是舉朝切齒，若私讎焉” ^[10]  ，時人對他的風評也是劣跡斑斑，如“容翊致內藏院於其私第，專管皇室財賦，以聚斂為事，民甚怨苦” ^[11]  “自李容翊之為典圜局長，濫鑄白銅貨，物價騰踴，至是益鑄之，百物日益翔貴，民不聊生”。 ^[11]  針對他的彈劾與攻擊也接踵而至，當時嚴貴妃（純獻皇貴妃）得寵，李容翊向高宗説：“您寵愛嚴貴妃，就像唐明皇寵愛楊貴妃！”高宗雖然認為他在開玩笑而原諒他，但此話傳出後，平素就痛恨李容翊的眾臣抓住把柄，於光武六年（1902年）11月底掀起了倒李風潮，議政（總理）尹容善等率羣臣連上三疏，彈劾李容翊“以人臣不敢言之句語，凌逼莫嚴之地，且比擬不倫，兇獰無憚” ^[12]  ，要求將李容翊明正典刑。李容翊躲進宮中，高宗也保護了李容翊，在俄國公使覲見時讓公使將李容翊帶去公使館避難，12月恢復了李容翊內藏院卿之職，讓他前往上海買米。於是李容翊乘坐俄國軍艦前往上海，購買了10萬包安南米，來紓解韓國國內的饑荒。光武七年（1903年）4月，法部協辦李基東欲暗殺李容翊而被捕，後被判終身流放 ^[13]  ；同年6月，李容翊因病住進漢城醫院，他的病牀下炸彈爆炸，此時他正外出納涼，所以倖免於難 ^[14]  ；8月又破獲了樸羲秉、李璿載謀殺李容翊未遂案。 ^[15]  可見當時李容翊的處境是危機四伏。

李容翊對外則表現出親俄反日的態度。在日俄戰爭前夕的韓國中立宣言事件中，他扮演重要角色。 ^[16]  在日俄戰爭爆發前兩天，他還自信地説：“讓俄國和日本打吧。韓國不會捲入他們的戰爭。我們皇帝已宣佈中立，如果我們的中立遭到破壞，那麼列強就會自動來保護我們。” ^[17]  但在光武八年（1904年）2月8日，日本挑起日俄戰爭，並無視韓國的中立宣言，派兵攻入漢城，強迫韓國與日本締結同盟條約。李容翊對此強烈反對，多次遊説高宗皇帝不要接受日本提出的條款，並斥責與日本締約的李址鎔是大罪人。 ^[18]  日本駐韓公使林權助為了除掉這一障礙，在光武八年（1904年）2月22日將李容翊騙入日本公使館，然後將他押送日本。次日《日韓議定書》簽訂，韓國被拉入日本陣營。李容翊被押走後，“輿情莫不痛快” ^[19]  ，一時“攻者蝟起” ^[20]  ，以發泄對他的怨氣。

李容翊被日本扣押10個月，於光武八年（1904年）12月26日返回漢城。他回國後已物是人非，他之前所經營的勢力已全部瓦解，被日本人所控制，因此他轉而致力於新式教育，他先從日本購買並翻譯了600多卷關於施政改善和人民教育的書籍 ^[21]  ，併成立了普成小學校和普成專門學校（高麗大學前身）。 ^[22]  同時他還經常出入宮中，為高宗出謀劃策，寫了發給列強的5份國書，以控訴日本對韓國的侵略並呼籲列強幹涉。 ^[23]  探知李容翊行徑後的日本公使林權助向高宗施壓，要求對李容翊採取“敬遠策”，高宗迫於壓力，於光武九年（1905年）2月17日外放李容翊為慶尚北道觀察使。 ^[24-25]  李容翊赴任時遭到親日組織一進會的抗議與威脅，李容翊不顧一進會的阻撓，毅然赴任，蒞任時頗有政績，受到民間稱頌。 ^[26-27]  光武九年（1905年）5月18日改任帝室會計審查局長，5月20日擢為軍部大臣。 ^[28]  李容翊成為軍部大臣以後，日本人又坐不住了，其外相桂太郎於光武九年（1905年）8月12日致電林權助，稱李容翊“常在背後上慫恿皇帝，下煽動愚民，以阻隔日韓兩國間之關係，其事實不可掩蓋。依與伊藤侯協議的結果，帝國政府要讓此人今後從韓國政界隱退，無容喙任何國事之餘地，為此認定有采取斷然措置之必要”，林權助接到指令後，進宮謁見高宗，要求驅逐李容翊，一進會也在民間展開排斥李容翊的活動。 ^[29]  高宗又被迫在8月14日將李容翊貶謫為江原道觀察使。 ^[30] 

事實上李容翊並未前往江原道赴任，而是受高宗密旨，秘密離開韓國，於光武九年（1905年）9月11日抵達中國上海，展開救援韓國的外交活動。9月29日又從上海出發，11月1日到達法國巴黎。李容翊委託韓國駐法公使閔泳瓚斡旋拜訪法國高級官員，但在日本的阻撓下，李容翊沒有成功，於11月16日轉向德國，11月19日到達柏林，在那裏再次受挫後又於12月輾轉抵達俄國聖彼得堡。在韓國駐俄公使李範晉的斡旋下會見了一些俄國要員，以將全國礦產、森林和荒地開墾權轉讓給俄國為條件，請求俄國的保護。但此時的他沒有任何官銜與委任狀，所以無果而終。光武十年（1906年）1月，旅俄韓人金顯土暗殺李容翊未遂，李容翊便離開俄國，前往上海。他在上海與高宗取得聯繫，又前赴俄國海參崴（符拉迪沃斯託克）。 ^[31-32]  在海參崴期間，他設立學校，熱心於當地韓人的教育事業 ^[33]  ，又曾參與高宗派遣海牙密使的謀劃。 ^[34]  光武十一年（1907年）1月，高宗再次密令李容翊前往俄國首都聖彼得堡。但李容翊還未出發便於2月24日客死在海參崴了。 ^[35]  臨終前留下遺疏，謂“國家獨立在於人才教育，則應廣興學校，發達人民之智識。若多設官立學校，則必然有日人之沮戲，故應於京鄉間廣設私立學校”。 ^[36]  死後普成學校召開追悼會，高宗亦賜諡號為“忠肅”。 ^[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