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克力

朱克力博士本名朱敏，長期在國務院系統參與智庫建設，持續從事新經濟研究與管理實踐，提出“三破三立”新經濟法則與“五新”驅動論（共同構成“335新經濟理論框架”）。作為中國發展研究獎獲得者（提出並推動數據成為生產要素），入選國家級骨幹人才計劃，榮獲中國企業改革發展優秀成果一等獎等多項國家級獎勵，在學界和業界均享有良好聲譽和較高聲望。

大學期間專業方向橫跨新興交叉學科，奠定了今後研究和推動新經濟的“跨界”基因。大學畢業返鄉供職於江西某省直單位，翌年赴京發展，先後成為中央外宣刊物主筆和國家智庫刊物主編，分別在北京大學經濟學院、清華大學經管學院及五道口金融學院（原中國人民銀行研究生部）等院校參加經濟學、管理學及金融學課程，在中國社科院攻讀全日制博士研究生（師從著名經濟學家蔡昉研究員）並獲經濟學博士學位。 ^[1] 

2007年6月－2019年1月，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新經濟導刊主筆、主編、執行總編（新經濟研究室主任）。期間響應中央加強新型智庫建設號召，成立智石經濟研究院（智石智庫）作為中央國家機關青年智庫秘書處。2010年8月，受邀為哥倫比亞大學中國企業研究中心研究員。先後曾獲聘國資委商業科技質量中心首席經濟學家、研究室主任（正處級），商務部國際貿易雜誌副社長、中商智庫總裁等職。 ^[1] 

2019年1月－2020年6月，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中國經濟年鑑社（兩社三刊）事業發展負責人（兩社即中國經濟年鑑社、新經濟導刊社，三刊即中國經濟年鑑、中國經濟報告、新經濟導刊）。2019年5月，創辦國研新經濟研究院並任執行院長，成為國研新經濟研究院創始院長。

2019年12月－2020年11月，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中國經濟年鑑社直屬國企（國研新經濟諮詢）創辦人、總經理兼執行董事（法定代表人）。

2020年11月，當選為國家發改委主管、工信部指導的中國信息協會常務理事，獲聘兼任國研新經濟研究院院長。

2021年4月，國家發改委所屬的政策研究機構合作前沿課題，建立“新經濟”和“數字經濟”課題聯席機制並任新經濟課題組組長。 ^[1-2] 

2021年5月，受聘為中國科學院深圳先進技術研究院牽頭髮起的亞太人工智能學會(AAIA)首席經濟學家，集結了全球172名人工智能專家。 ^[51] 

產城融合與產業互聯網。致力於推動新經濟發展和國家創新戰略落地，從事新經濟、大數據和數字經濟研究、產業規劃及智庫運營管理等工作。 ^[1] 

榮獲“中國發展研究獎”、“中國商貿流通優秀學術論文”、“中國企業改革發展優秀成果”等國家級獎項；

主編多部作品榮獲“大眾喜愛的50種圖書”、中宣部中組部推薦學習書目、優秀通俗理論讀物、“中國好書”等多項國家圖書獎，部分已譯為多語種進行國際傳播，在海內外產生積極影響。 ^[1] 

朱克力出生在江西宜春下轄奉新縣的一座鄉村老院子裏。這裏歷史上曾是興賢書院，一度成為供奉文曲星的文昌宮。所以自幼有了文以載道的情結。而後來選擇經濟研究，確實因為它與“天人合一，經世濟民”離得最近。

最初對他產生影響的人當中，有兩位同鄉先賢。

一位是明代大學者宋應星。通過總結中國17世紀以前的產業技術，寫出了科技史上享譽四海的《天工開物》。倡導“天人合一”的宋應星，不僅是卓越的科學家，事實上也是經濟學家。在1636年寫下《民財議》，提出勞動創造財富、增加財富要發展產業的經濟學原理，比亞當斯密出版《國富論》整整早了140年。宋應星既懂科技又懂經濟，用現在的話來説，“新科技驅動新經濟”，是那個時代才智超羣的新經濟專家。其作品和思想東渡後，又被尊為日本學術界“開物學派”的鼻祖。

另一位是鄰縣的本家先賢、清代最鼎盛時期康雍乾“三朝帝師”朱軾大學士。講求格物致知、經世致用，重視科學技術和科技人員，因此不僅是位理學名臣，也被晚清洋務運動先行者張之洞視為“經濟家”中的顯著者。與之同時代具有技術官僚特質的一批知識分子，被當代學者奉為18世紀的經世派。

無論是宋應星開創的“開物學派”，還是朱軾等人代表的“經世學派”，從科學技術到公共事務，先賢們不僅創新學問，更身體力行，以“天人合一，經世濟民”的原旨解決國計民生問題。這成為朱克力內心深處不可磨滅的精神淵源。 ^[3] 

朱克力長期供職於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系統。 ^[4]  2007年開始致力於推動新經濟發展和國家創新戰略 ^[5]  ，2010年受邀哥倫比亞大學商學院CBI 研究員，2013年起參加青年智庫、時任智石經濟研究院執行院長。 ^{[4]  [6]} 

2015年9月7日，北大國情報告項目負責人朱克力在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發表題為《為智庫立言，做思想市場拓荒牛》的演講，並與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名譽院長林毅夫、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副院長黃益平等共同發佈了《北大國情報告》項目新書。 ^[4] 

朱克力早在2016年就提出“三破三立”新經濟法則，“三破”分別是“破界、破介、破誡”（重塑邊界先“破界”、重構介質先“破介”、重建規則先“破誡”），“三立”分別是“立志、立智、立制”（戰略創新需“立志”、戰術創新需“立智”、制度創新需“立制”）。 ^[7-8]  他在2016年12月17日舉行的“2016第十一屆中國全面小康論壇”上對中國經濟轉型進行分析並指出，“破界、破介、破誡”將點燃創新新動能。 ^[9] 

在創建“三破三立”新經濟法則的基礎上，朱克力後來進一步提出了“新基礎設施、新生產要素、新市場主體、新協作方式、新治理體系，共同構成新經濟發展五大動力來源”的新論斷。對新經濟發展而言，新基礎設施是運行基礎，新生產要素是內在源泉，新市場主體是有生力量，新協作方式是組織保障，新治理體系則是長效支撐。綜合貫穿新經濟全生命週期的這五大動力來源，對數字時代的公共政策及其效能可以有更新的分析框架和更寬的評價視域。 ^[8]  “三破三立”新經濟法則與“五新”驅動論，共同構成了“335新經濟理論框架”。 ^[10] 

2018年11月2日，商務部中商智庫中國消費大數據研究中心聘任儀式暨《中國城市消費升級報告2018》發佈，商務部研究院黨委副書記於廣生出席並致辭。商務部中商智庫總裁朱克力獲聘中國消費大數據研究中心秘書長，國家統計局原局長李德水為朱克力頒發聘書。 ^[11] 

2019年6月12日，朱克力接受專訪時首提“新經濟都市圈”概念，認為其是新經濟城市實現高質量發展的基本形態和必然選擇。 ^[12]  2019新經濟大會上，朱克力解讀新經濟發展趨勢，其中重申了幾年前做出的一個預判：未來世界不論是商業還是其他形態，都要遵循“三破三立”新經濟法則 ^[13]  。

新華社8月27日電 ^[14]  ：朱克力發表《以擴容為契機打造新經濟自貿區》一文指出“自貿區正在成為各地培育新動能和加速新舊動能轉換的新經濟功能區”，具備三大新經濟特質：“三新”促發展、差別化改革、開放新境界。他提出，打造“新經濟自貿區”，激活各類生產要素，將為中國經濟發展注入新能量。 ^[15] 

在接受NBD專訪時，朱克力指出，中國有望走出一條與傳統大眾型消費社會不同的、更為現代的新型道路即“人本消費社會”或“協同消費社會”，其本質是同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催生的“新經濟”相匹配的新型社會形態。作為國家級智庫專家，朱克力樂見新場景先行者構建出新的“經濟-社會範式”。 ^[16] 

11月22日電子商務發展峯會上，朱克力在主題為《電商新時代：大數據驅動高質量發展》的演講中指出，幾乎一切商業都在迅速電商化，“算法+算力+大數據”是電商新時代的核心生產要素，製造運用大數據應貫穿於從設計到服務的整個環節。 ^[17] 

在北京舉行的2019年新經濟年會上，朱克力帶來了《2020價值迴歸，新經濟的“拐點”與“支點”》的主題演講，對2020年新經濟發展及變化的價值迴歸節點作了研判。他認為，以新技術構成的新基礎設施、新規則設計、新治理體系及新協作體系將組成新經濟價值迴歸的節點。 ^[18] 

2020年2月6日，朱克力在接受採訪時指出，新冠疫情是兩個十年交織之際突然飛出的黑天鵝，將可能引發繼傳統行業被互聯網代表的新經濟顛覆之後，新的“新經濟”對舊的“新經濟”的第二次顛覆，可以用“重塑”二字形容疫後的新經濟發展。他從十個方面深度剖析了新經濟發展面對的挑戰和機遇。由他首倡的“新都市產業社區”已經正在走來的路上。 ^[19] 

3月13日，朱克力在《新基建為“新都市產業社區”奠定新消費邏輯》一文中指出，新基建不應採取傳統基建那種政府主導的投資模式，而應以企業為投資主力。他將構築新型城市生態綜合體的數字化、智能化、產業化社區單元稱為“新都市產業社區”。 ^[20] 

《人民日報》3月16日頭版發表“風雨洗禮更堅勁——疫情影響下的中國經濟觀察”，文中採訪朱克力指出：新經濟迎來機遇，數字經濟等新業態表現活躍，新經濟企業的表現折射出新舊動能轉換的成效，未來融合型數字經濟將有較大發展潛力。 ^[21] 

朱克力指出，在大數據、雲計算、AI和區塊鏈技術羣中，數據是最寶貴的資產和持續進化的源泉，算法是有效分析和挖掘數據的方法和法則，算力則決定着數據和算法發揮的潛力。數據、算法、算力三者正在“協奏”出新經濟舞台下一個樂章最澎湃的新要素進行曲。從引導新基建、聚合新要素、厚植新生態、培育新消費、助力新主體、協同新治理等多個維度，促使多輪驅動下的新基建與新消費“同頻共振”成為可能。 ^[8] 

4月20日，朱克力在接受專訪時指出，新基建作為新產業革命的“打樁機”，在國家佈局下動用市場力量把新能源、5G、IoT等整合成產業躍遷的“源動力”，將打穿互聯網“雲層”，直接滲透並夯實能源、服務、消費品和裝備行業代表的傳統行業“地基”，完成真正的系統性動能轉換。朱克力談到，新基建將是避免走傳統基建粗放、政府包辦、產能過剩等老路最直接有效的戰略方案，也是大手筆穩紮穩打地構建國家競爭優勢的關鍵一步。 ^[22] 

《中國日報》(China Daily) 6月29日編譯並刊登了朱克力（Zhu Keli）的《消費券給經濟“加油”》(Consumption coupons to fuel economy) 一文，指出"The issuance of consumption coupons is a "trial operation" aimed at strengthening the new economy"（消費券發放是一次旨在加強新經濟的"試運營"）。 ^[23] 

朱克力7月16日接受人民網採訪時指出，中國經濟保持定力、開啓未來的關鍵在於通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制度創新，打破傳統物理邊界和要素市場化體制機制約束，實現資源優化配置、產業深度融合以及治理能力提升；與此同時，以推動產業融合創新和數字化轉型為抓手，構築以新基礎設施為運行基礎、新生產要素為內在源泉、新市場主體為有生力量、新協作方式為組織形態、新治理體系為長效支撐，在這“五新”協同發力下有機運行的新經濟生態系統。 ^[24] 

7月21日，中央召開企業家座談會。朱克力建議，一方面，要注重通過推動產業數字化轉型，以增量帶動存量，同時充分考慮外部環境和市場實際，避免預期不穩引起的潛在風險；另一方面，要緊緊抓住制度創新這個改革開放的“牛鼻子”，在發揮國內超大規模市場優勢、構建完整內需體系的同時，以助推國內國際雙循環為取向，積極培育新形勢下中國參與國際競爭合作的新優勢。 ^[25] 

《經濟日報》7月24日發表朱克力觀點：“新基建”完成後可以產生供給能力，新消費和“新基建”就能夠形成閉環。“新基建”之下的新型信息消費市場是服務終端消費者的廣闊天地，有望在下半年給中國經濟積蓄巨大的新消費能量，激活並形成“新基建”與新消費雙向循環、持續增長的內需新動力。 ^[26] 

8月19日，《經濟日報》發表朱克力觀點：中國新基建正成為外資企業在華投資的新機遇，有利於我國穩外資以及進一步提高產業競爭力、打通雙循環。外資企業積極參與新基建有望產生“鮎魚效應”，放大新基建尤其是人工智能、工業互聯網等領域的競爭格局和發展潛力。 ^[27] 

2020新經濟大會上，朱克力帶來了《世事如棋：後疫情時代的新發展格局與新經濟變局》的前沿報告。他由內外宏觀環境入手分析中國經濟面臨的多重挑戰，系統研判新發展格局構建及其孕育的新經濟發展機遇，並基於他和團隊多年來深入調研和研究，提出“十四五”時期新經濟城市和新經濟企業的重點行動建議。朱克力從“一個基點（雙循環戰略）”、“兩大抓手（消費×科技）”、“三破三立（新經濟法則）”、“四維整合（新場景再造）”、“五新驅動（高能級躍遷）”等五方面，形成了“新經濟五訣”系統論。 ^[28] 

8月27日，朱克力在《人民日報》指出，我國在線辦公產業發展經歷了三個關鍵節點：2008年，電商發展，渠道線上化，企業逐步開啓在線辦公；2017年，各類行業服務軟件崛起，企業大量使用第三方服務，在線辦公工具向專業化、垂直化方向發展；今年初，在線辦公平台呈爆發增長態勢，逐漸普及。 ^[29] 

9月4日，中國領導人在2020服貿會上發表致辭，向世界展示中國打造更高層次改革開放的信心。朱克力接受人民網專訪指出：當前，需要藉助大數據、物聯網、人工智能、區塊鏈等新技術及其帶來的新模式新業態，迅速在新消費和新基建之間架起一座橋樑，加快新經濟新動能的培育和發展，以改革和創新驅動我國產業鏈、供應鏈、價值鏈齊穩，保持並進一步提高三鏈在全球的已有地位和競爭力，開創新發展格局。 ^[30] 

9月17日，朱克力在《經濟日報》理論版撰文《激發市場主體活力 積蓄經濟發展動能》指出：必須通過提升改革牽引力、強化開放支撐力、加大創新驅動力，千方百計保護和穩住市場主體，充分激發各類市場主體活力，從而為構建新發展格局提供有力支撐和堅實基礎。 ^[31] 

9月23日，《經濟日報》發表朱克力觀點：下一步要以新消費和新基建為兩翼，以推動產業融合創新和數字化轉型為抓手，構築以新基礎設施為運行基礎、新生產要素為內在源泉、新市場主體為有生力量、新協作方式為組織形態、新治理體系為長效支撐的新經濟生態系統。 ^[32] 

10月30日，《經濟日報》發表朱克力觀點：產業轉型正在經歷從信息化到智能化的躍遷，離不開外商投資及其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通過支持外商投資創新發展，進一步落實高新技術企業政策，有利於鼓勵和引導外資在推動產業轉型與消費升級等相關高新技術領域加大布局。 ^[46] 

11月26日，朱克力提出，自貿區要重點開展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等創新，釋放作為改革創新高地的勢能，加速產業結構動力轉換；還要發揮聚集效應，為吸引更多資源特別是含金量更高的生產要素提供條件，在技術和人才等方面補短板、鍛長板，着力促進數智化升級和產業化發展，加大相關政策執行力度，真正將自貿區打造成為聯動創新的示範區、開放經濟的增長極。 ^[48] 

12月10日，朱克力在《人民日報》指出，要形成政產學研用各方聯動、大中小微企業協同的數字化轉型新格局，一方面要針對傳統企業數字化轉型面臨的共性問題，協同研發有針對性的解決方案及標準；另一方面，要開放普惠性的數字化轉型產品和服務，以應對傳統企業特別是傳統中小微企業的轉型需求。 ^[47] 

2021年1月8日，朱克力前瞻“十四五”開局：一是強化科技戰略支撐將促進高端製造業發展，無論是重大技術創新速度，還是核心技術自主研發能力都將提高，新產業新業態進一步發展，進而提升全要素生產率；二是供給側改革和需求側管理取得新成效，從資源配置效率到經濟發展質量和效益，再到抗風險能力都得到提升；三是促進經濟高質量發展和高水平開放的體制機制繼續完善，將釋放出改革開放與技術進步相互促進、同頻共振的巨大紅利。 ^[49] 

3月4日，朱克力在接受《經濟參考報》記者採訪時指出，新型消費正成為供給側改革和需求側管理的重頭戲，承載着暢通國內大循環和擴大內需促消費的戰略功能，以此促進新基建與新消費的銜接、商務流通領域的轉型、傳統商業企業的數智化改造和跨界融合，有利於發揮宏觀政策調整效能的多重訴求，推動供給側和需求側兩端聯動與改革發力，深度賦能新發展格局。 ^[45] 

4月9日，朱克力對《經濟日報》記者表示，下沉市場預計3年到5年內會完全成熟，在新型城鎮化與鄉村振興的耦合共振、多元化供給能力的持續提升、城鄉消費結構的不斷優化以及新技術新業態帶來的價值增量等多重因素作用下，未來的下沉市場將進一步釋放消費新勢能。 ^[50] 

5月14日，《經濟參考報》記者採訪時，朱克力指出勞動力結構變化正在推動我國經濟轉型進程加快。勞動力的日益短缺形成了以人工智能為代表的新經濟新業態快速發展的誘因，即誘導式創新的出現。在當下產業轉型，需要進一步挖掘人才型勞動力資源優勢，實現數量紅利向質量紅利的轉變，並以此為契機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 ^[52] 

朱克力從2007年開始致力於推動新經濟發展和國家創新戰略 ^[33]  ，2012年5月帶領《新經濟導刊》研究部策劃推出題為“創新驅動”的封面專題，半年後“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被寫入黨的十八大報告成為國家戰略。 ^[34] 

2012年開始策劃《智石叢書》（吳敬璉總顧問），通過“聯結廟堂與江湖，匯聚民聲與政聲”，為智庫“立言”向公眾傳播智識，做思想市場專業經營者和“拓荒牛”。 ^[4] 

2016年，政府工作報告提出“加快發展新經濟”，他積累多年的《讀懂新經濟》一書由中信出版社對外出版。 ^[34] 

朱克力2016年提出“三破三立”新經濟法則。 ^[7]  2018年發起中國新經濟科創百人會，簡稱“中國科創百人會”或“科創百人會”。 ^[34] 

他較早提出“大數據成為未來企業、產業和經濟發展不可或缺的新生產要素”，該觀點在十九屆四中全會首次體現。 ^[35] 

朱克力首創並提出“新都市產業社區”，即構築新型城市生態綜合體的數字化、智能化、產業化社區單元。 ^[19-20] 

參加首期“中國智庫領導力交流項目”。著有《中國經濟缺什麼》《轉型的邏輯》等著作，主編圖書獲“大眾喜愛的50種圖書”、中宣部中組部推薦學習書目、“中國好書”和央視推薦，陸續被譯為多種版本，在海內外產生較大影響力。 ^[36] 

公益方面，2015年受國務院參事夏斌邀請，協助創辦當代經濟學基金會並任學術秘書長。基金會由多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海內外傑出華人經濟學家任學術委員，每年評選中國經濟學最高獎並舉辦思想中國論壇。 ^[4] 

● 中國發展研究獎獲得者 ^[1]  （提出數據成為關鍵生產要素）

● 入選國家級骨幹人才計劃、省級社會實踐先進個人

● 作品榮獲2015年度“大眾喜愛的50種圖書”

獲獎序號：6

書名：《小趨勢2015：讀懂新常態》

作者：吳敬璉 厲以寧 林毅夫 等著；朱克力 吳晨光 主編

出版單位：中信出版社

出版時間：2015年3月

發佈機構：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 ^[37] 

2022年12月，獲得第八屆“管理科學獎”英才獎。 ^[53] 

朱克力在《光明日報》撰文指出 ^[38]  ，中國“十三五”乃至未來經濟可持續發展的新動能，主要包括：①對內深化供給側改革，以激活中國經濟內生動力。②對外深入挖掘“一帶一路”等協同效應，以加強國際產能合作。③大力鼓勵創新，使創新真正成為驅動發展之源。其中，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立足於“市場決定”和新常態的宏觀經濟大邏輯，在“雙創”“互聯網+”“中國製造2025”等產業經濟和微觀經濟層面的戰略矩陣下，蓄勢發力，持續激發企業家精神和萬眾創新偉力，方可順利實現要素驅動向創新驅動的轉型升級。 ^[38] 

中國經濟的發展從來不是孤立的、排他的，而是與世界其他經濟體相互促進、相互融合的歷程，同時也是發揮中國勢能和中國本領給全世界做出自己貢獻的過程。“一帶一路”、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金磚國家開發銀行、絲路基金等倡議佈局，都是中國意圖進一步深化與世界經濟融合發展的重大舉措。中國對內改革、對外開放的進程，也將成為促進世界產業格局深度整合的過程。而中國的進一步發展，也有賴於自己與國際市場的進一步結合，發揮相對競爭優勢。中國改革開放的經驗已經證明，只有進一步開放國門，才能獲得持續發展的動力。 ^[36] 

作為中國經濟新風口，“互聯網+”所承載的多重價值與社會期許，正如青年經濟學家朱克力在其主編的《讀懂互聯網+》(中信出版社2015 年8 月版)一書中所言：“一是拆牆，拆心智和觀念之牆；二是破籠，破行政和市場之籠；三是平權，平社會和民生之權。”按照騰訊創始人馬化騰的説法，“互聯網+”的能量在於“連接一切”。也就是説，“互聯網+”的邏輯起點，是把作為社會細胞的個體連接起來，通過降低信息不對稱、交易成本和閒置資源的浪費，以提升社會的運行效率，並創造更多的商業機會。互聯網就像是一個巨型的無形市場，在這個市場中，每個個體的特徵、偏好得到更多的關注，資源的流動更加高效，社會達到的最優福利水平更高。 ^[39] 

朱克力在接受《人民日報》人民論壇網的專訪時指出，將智庫具象化，也可以稱之為智石，即智慧基石。對於中國這個仍處“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之中的東方巨人而言，無疑需要更加開放地匯聚更多合力一同夯實轉型中國的智慧基石。“時代巨輪滾滾向前，途中卻並不全然是風平浪靜，也可能遇到難以預見的激流險灘或是驚濤駭浪。總之充滿了不確定性。從而，要處理國家與國家、國家與社會以及社會內部的諸多難題，就需要在廣開言路、從善如流的心態下引入現代智庫機制，通過思想的競爭，豐富公共政策意見市場，形成一個活力四射的知識社會。”立足新位勢，培育新機制，發揮新功能，彰顯新價值，成就新格局，這正是新智庫的新使命。 ^[40] 

中國經濟所面臨的最大挑戰主要是發展機制及體制性障礙，縱向看是政府與市場關係問題，橫向看是中央與地方關係問題。就地方經濟而言，影響區域發展的首要因素是領導力，其要義在於：能否對政府與市場的邊界清晰劃分，能否對有為與無為的領域有效區別，能否對法治與人本的精髓真正掌握。進入新常態是實現經濟升級版的前提，即中國經濟從宏觀到微觀、從政策到法治、從數量到質量、從低效到高效、從灰色到綠色、從物本到人本、從私享到共享的全方位升級。這是制度性轉型的實現過程，也是現代中國夢的一次圓夢之旅。唯有實施以法治與人本為價值內核的共享式改革，方能驅動中國經濟的共享式發展，而改革執行力是全面深化改革成敗與否的關鍵。 ^[41] 

在經濟下行壓力下，中國貨幣政策的任何舉動都牽連着世界的神經，宏觀調控的風向也考驗着全面深化改革的定力。貨幣政策作為國家宏觀調控政策的一部分，應當發揮好改革“助推器”的作用，為經濟合理增長添動力，為全面深化改革騰挪空間。朱克力建議，中國要更多采取財税改革手段提高經濟發展質量和改善經濟結構，以彌補貨幣政策短期刺激效應結束後的發展結構性動力不足問題。 ^[42] 

“從市場要素來看，國有企業有着雄厚的資源，民營企業則有着靈活的機制，通過混合所有制改革，發揮二者各自優勢，有望揚長避短、形成合力，從而提高業務聚合度，加強客户價值滲透，拓展所在行業的產業鏈條。”朱克力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説，“企業存在的價值應該説不取決於其所有制形式，混合所有制當然也不會‘一混就靈’，關鍵在於有效的公司治理和有力的市場運營，並構建一個激發人才、團隊、利益相關者無限活力的生態圈和價值鏈。”從外部環境看，當前國企改革進展緩慢，也嚴重製約了混合所有制經濟的發展。拋開企業法人治理結構還不健全、行政化傾向明顯等慣有桎梏外，一些國有企業政策限制和體制瓶頸問題突出，民營企業想進去受“玻璃門”、“彈簧門”、“旋轉門”等各種隱性壁壘阻擋，嚴重影響了其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的積極性。 ^[43] 

朱克力指出，新型城鎮化建設的核心是基於體制改革的制度建設和基於人的全面發展立體保障建設即“人的城鎮化”，因此是一系列改革的集合，是個“改革羣”，是市場倒逼併由市場決定的一場新革命，要警惕其異化為非市場主導下的新一輪圈地和造城運動。 ^[44] 

資源型城市面臨擺脱“礦業旺則城市興，礦業竭則城市衰”的傳統城市發展軌跡和實現可持續發展的轉型抉擇。在當前產能過剩和產業轉型的過程中，加大產業轉型力度、推進城市功能轉變，有助於資源型城市走出萎縮週期。而發展混合所有制，是深化國有企業產權改革的重要契機。短板在於，我們的地方國企往往大而不強、廣而不專，重資產投資而輕商業模式，重資源密集而輕技術含量。這種局面既為引入民營企業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預留了較大空間，同時也給地方經濟發展尤其是資源型城市轉型帶來了一些待解難題，這也是國企國資改革所需要直面的現實。 ^[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