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取青唐

熙寧年間王韶在宋神宗、王安石鼎力支持下開啓的熙河之役（熙河開邊）， 可以説部分地達到了戰略目的，對吐蕃各部及西夏也產生了一定的震懾作用。 尤其是在開拓疆土方面， 熙寧五年（1072 年） 十月， 北宋設置了熙河路，並先後收復了河、洮、岷等諸州，取得了重大戰果。但與之同時，熙河之役也埋下了 隱患。王韶雖然在整個戰役進行過程中剿撫並用，但本質上均為民族征服，吐蕃諸部以及西夏方面的反 彈在所難免。此外北宋最高統治集團內部對拓邊一事也始終存在着絕然相反的兩種態度，神宗去世之後，宋廷對外政策及所有軍事活動實際上成為反映宋廷內部各派政治勢力消長沉浮的晴雨表。而王厚取青唐的活動，就是在這樣的反覆中進行的。

“元祐更化” 時期，實際掌控朝政的高太后重新起用堅決反對變法的司馬光、文彥博等人，徹底否定了熙寧、 元豐年間所推行的各項 “新法”，也徹底否定了宋神宗及王安石試圖解除西北邊患、恢復漢唐舊疆的戰略構想和王韶的熙河之役。 司馬光等人標榜以“清靜為心，仁惠為政”，一度擬將熙豐年間所獲取的包括河湟地區在內的全部疆土和軍事重鎮棄給西夏。儘管此舉遭到一些有識之士和部分將領的堅決反對，但宋廷最終還是將米脂、浮圖、葭蘆、安疆等重要軍事要寨棄掉，而熙河一路則因安燾、孫路、遊師雄等人極力反對放棄才勉強得以保存。 當其時，“暢習羌事” 的王厚也在反對棄地者之列：“元祐棄河、湟，厚上疏陳不可，且詣政事堂言之”。 然而，司馬光、 文彥博等人“斥地與敵”、 退避忍讓的 綏靖政策並未奏效，反而產生了“取輕於外夷”的負面效應。整個元祐八年當中，僅就河湟地區而言，北宋與吐蕃之間的局部拉鋸戰頻有發生。宋哲宗親政之後，隨着元祐之政被徹底否定， “紹述” 熙豐政事全面展開， 宋廷決定重啓河湟之役。

關於宋廷決定出師河湟的原因， 諸史所載略有差異。《宋史》王贍本傳認為，宋廷出師河湟是因為王贍坐事被奪十一官，“欲以功贖過，乃密畫取青唐之策，遣客詣章惇言狀。惇下其事於孫路，路以為可取。贍遂引兵趣邈川。” ^[2]  《京口耆舊傳· 卷 ·王厚傳》 稱： “紹聖初，上方略請經理西事，遂改武階， 不數年，收復鄯、湟。”另有記載則稱：“紹聖中，（王厚）幹當熙河公事。會瞎徵、隴拶爭國，河州守將王贍與厚同獻議復故地。” ^[3]  這些記載似有將北宋出師河湟説成是因個人因素而出現的偶然性事件之嫌。

陳均 《九朝編年備要》 對出師河湟的原由及過程也有記載，略雲：

（元符二年）秋七月，置湟水軍。初，吐蕃酋長轄正（即瞎徵，音譯）、隆贊（同上）爭國，於是綽爾結奔河州，説權知州王贍以取青唐。熙河經略司屬官王厚乃與贍同畫策，遣客詣章惇。惇下其事於經略使孫路，路因言青唐必可取。遂大發府庫，招徠羌人。……既而河南酋長必斯布結以講朱、一公、錯鑿、當剽四城來降。贍奏乞速取青唐，朝廷許之。……至是，贍等師遂出塞，自密章渡河趨邈川。孫路知贍狡獪難制，使總營王愍為將，而以贍副之。故其渡河，贍為前鋒，愍策應於後。贍將趨邈川，忌愍分其功，紿愍明朝食畢乃發。愍以為誠然。贍夜半忽傳發，平明，入邈川。愍徐覺之，整陣而行，日午始至，贍已據府庫，舍愍於佛寺。贍徑上捷書，不復由帥府矣。……於是，孫路請建為湟水軍。路既怒贍，而愍又以贍據府庫事訴於路，故路心右愍而奪贍兵權屬之。而贍所請，輒又抑不與，專委愍。 至河州，又與同還熙河， 而留贍屯邈川也。 ^[4] 

綜合有關史料、並根據哲宗親政後的情況判斷，王贍、王厚因吐蕃內部出現分裂，利用宋廷“紹述” 的有利時機 “同獻議復故地”，並得到宰相章惇的全力支持，才使宋廷決定重新出師，這應該比較符合當 時的實際情況。

與王厚同獻議的另一重要當事人王贍（?-1101年），秦州寧遠人， 也是北宋晚期的一 名戰將。其父王君萬，追隨王韶在對吐蕃諸部的戰役中屢立奇功。史載王贍“始因李憲以進。立戰功，積官至皇城使，領開州團練使”，元符初任知河州事。他與王厚一樣，也暢習羌事。上引 《宋史》 的文字 因各種原因似對王贍有刻意貶損之嫌；而《京口耆舊傳》的記載則過分突出了王厚的作用。

北宋在河湟地區的軍事活動從元符二年（1099年）六月正式展開，至元符三年（1100 年）三月宋廷政局再變，詔棄鄯州、湟州“以畀吐蕃”，歷時近10個月。宋方從一開始攻城掠地即比較順利， 基本上佔據主動地位。“邈川，古湟中之地，部屬繁庶，形勢險要，南拒河州，東拒蘭州，皆二百里”，（陳均.九朝編年備要·哲宗皇帝卷 25）對北宋與吐蕃雙方來説，均具有重要戰略意義。 宋軍於元符二年六月出師。七月，副將王贍領軍率先渡過黃河，先下隴朱黑城， 順利攻取邈川。奪取邈川是宋出師後的首戰，對以後的戰爭進程具有重要影響。此戰大捷後，王贍駐軍邈川。八月間， 吐蕃首領瞎徵自青唐脱身來降。 吐蕃“宗哥酋舍欽腳求內附，贍遣禆將王詠率五千騎赴之。既入，而諸羗變，詠馳書告急，王厚使髙永年救之，乃免”。 ^[5]  王厚的有力配合確保了整個戰役的順利進行。 瞎徵投降宋軍後，心牟欽氈父子迎溪巴温之子隴拶入守青唐。

九月間，王贍通過激戰， 佔領青唐。 宋以青唐為鄯州， 以邈川為湟州。 元符二年閏九月間，“宰臣章惇率百官上表賀收復青唐，惇等又升殿賀。知樞宻院曾布宣答。降授內殿承製、熈河蘭會路經 略安撫司勾當公事王厚為東上閤門副使、知湟州，兼隴右沿邊同都廵檢使。” ^[6]  在北宋此次經略河湟的所有軍事活動中，王厚作為主要將領之一發揮了重要作用。 第一， 因紹聖中即充任勾幹當熙河公事的王厚與王贍“同獻議復故地”，宋廷才正式啓動河湟之役；第二， 《宋史》 稱王厚在此次戰役中“降隴拶、瞎徵”，與事實稍有出入，但他參加了攻取邈川和青唐的所有戰事，並因戰功得到了宋廷的嘉獎和擢升；第三，在知湟州任上，王厚與王贍、隴拶、趙懷義等一道在安撫招納吐蕃首領、構築城寨以及維護邊境穩定方面作出了突出貢獻； 第四， 宋軍佔領鄯州、 湟州之後， 王厚擔任知湟州事， 負責管轄和治理湟州， 直到哲宗去世後宋廷棄掉鄯、湟才離開此地。

哲宗去世後， “元祐更化” 的歷史重演，紹聖、元符間開邊的將領再次受到排斥與打擊。在向太后在權同聽政的一年多時間內，宋廷因姚雄論奏王贍、王厚涉嫌貪污府庫財物，於元符三年五月，竄王贍於房州，“越明 年三月， 流贍昌化軍， 至鄧州縊死。 王厚郴州安置”。 ^[4]  姚雄主要是為了報復王贍， 但卻正好滿足了“舊黨” 官員的政治需要，王厚也因之受到打擊。

建中靖國元年下半年徽宗親政後，擬改次年為崇寧元年，“紹述”又死而復活。與哲宗親政時的“紹述” 有所不同， 徽宗親政伊始即考慮用兵河湟， 收復元符末年棄掉的鄯、湟等州。以資歷、戰功、才能及對河湟地區的熟悉程度論，王厚當然是率軍出征的不二人選。有意思的是，王厚因被遴選為統帥一事與北宋晚期政治史上聲名狼藉的幾個人物結下了不解之緣。

據史載：立措置邊事司，以王厚及內侍童貫領之。上留意西邊，嘗問知樞宻院蔡卞： “鄯、湟可復否?”曰：“可。”問：“誰可將?”曰：“王厚可為大將，高永年可統兵。” 是春，乃以厚為洮西安撫、知河州，令措置招納。尋令權熙河蘭會經略永年為統制官。蔡京又言，童貫頃十使陜右，審五路利害與諸將之能否為甚，大力薦之。遂用李憲故事，命貫為監軍，專切往來幹當。至是，置司，專命二人主之。趙挺之雲， 蔡京每以復湟、鄯啓迪上，上意向之，京亦知緣邊之糧兵未可動，乃勸上多出金帛官爵，厚誘其酋首來降。挺之謂京初不習西事本末，妄以為湟、鄯諸羌亦如沅辰邵之溪洞，貪利畏威，相率歸順。又以為大隆贊既嘗至中國，可指呼而用之，不知其大隆贊已據有河南地，豈復肯歸漢為匹夫。而都爾伯朗阿克章方為小隆贊謀主，皆不可致，但得其地近漢蕃挨五七人或十數人出 漢，乞以白旗立要約，名為招納而已。然所給散朝廷之金已不可勝計，卒致用兵雲。 ^[7]  其他記載與上述大同小異。

親政之始，宋徽宗對收復河湟有興趣，需要找到不辱使命的合適人選； 蔡京、蔡卞兄弟雖然“同而不和”，但對任命王厚為大將的看法完全一致；宋廷在王厚出征時需派出監軍防範和伺察，童貫對此職興趣最大；蔡京在錢塘時即與童貫暗通款曲，對童貫懷有感恩之心，因而投桃 報李，極力推薦童貫。因為上述各種犬牙交錯的奇特關係，卻意外地促成王厚與北宋末年著名的“六賊” 之一的童貫成為同僚，並最終成功收復河湟，成就了一代名將的功業。

崇寧元年（1102 年） 十二月，宋廷在政治上為開邊將領平反昭雪，重新任命王厚、高永年為帥。崇寧二年正月，東上閤門副使、新知岢嵐軍王厚權發遣河州， 兼洮西沿邊安撫司公事。 三月， 王厚率十餘萬大軍進入熙州。 六月， 王厚正式攻打湟州。 戰前， 王厚進行了周密部署。 他 説服監軍童貫， 決定兵分兩路夾擊湟州。 一路由王厚、 童貫親率大軍， 出安鄉關， 渡過黃河， 直取巴金 嶺； 另一路則由岷州守將高永年為統制官， 與權知蘭州姚師閔、 管勾招納王厚之弟王端並率蘭、 岷二州及通遠軍兵馬2萬出京玉關。 而此時，吐蕃“多羅巴奉懷徳之弟溪賒羅撒謀復國，（趙）懷徳畏逼，奔河南，種落更挾之以令諸部。朝廷患眾羌扇結，命厚安撫洮西，遣內客省使童貫偕往。 多羅巴知王師且至，集眾以拒。 厚聲言駐兵而陰戒行，羌備益弛，乃與偏將髙永年異道出。 多羅巴三子以數萬人分據 險，厚進擊破殺之。唯少子阿蒙中流矢去，道遇多羅巴，與俱遁。遂撥湟州”。 王厚以功進威州團練使、 熙河經略安撫。

湟州一戰， 王厚戰術運用得當，將士勇猛拼殺，這是宋軍迅速得手的主要原因。 吐蕃多羅巴得知宋兵前來征討時，也做好了充分準備，但由於王厚“聲言駐兵而陰戒行”，致多羅巴因有險可守而產生麻痹心理。與之同時，王厚與高永年則出其不意，分兵合擊，順利攻佔了湟州。宋軍致勝的另一原因，則是王厚對湟州的地理形勝和吐蕃內部的情況瞭如指掌，並充分利用了元符間知湟州時留下的政治影 響。這從攻打湟州之前王厚在給朝廷的一封奏狀中可以清楚看到：

二年三月二十四日， 至熙州，體問得元符棄地之後，諸羌因我城壘，聚糧整備，結集兵眾，以為固守之計。 又湟州境內巴、金、癿當、把拶宗等處形勢險阨，自來羌人負以為固，有一夫當之、萬眾莫前之説。議者因此多言湟、鄯難復，得亦難守。然厚久已詳察羌情狀，分離不一，互相窺 視，必不能併力同心，保有其地。若奉揚國威，示以恩信，必能瓦解來降，其違命者亦不過一二族，則皆破膽矣。厚先在湟州日，鎮撫境內，頗見畏懷，聞厚復來領帥，各已欣賴，間通信息，願為中國用者甚眾。 ^[8] 

由王厚此疏可知， 儘管“湟州境內巴、金、癿當、把拶宗等處形勢險阨”，有“一夫當之、萬眾莫前之説”，但王厚在戰前即有如成竹在胸，故能指揮若定，奮勇拼殺，一舉攻克。在其戎馬生涯中，此戰可以説是王厚最經典的戰例，淋漓盡致地彰顯了一代名將的卓 越風采。

純粹從軍事角度看，湟州之役的戰果無疑是巨大的。一是收復了湟州並管下城寨周圍邊面地裏，共約 1500 餘里， 東至黃河、 蘭州京玉關， 西至省章峽、 宗奇界， 次西至廓州黃河界， 南至河州界， 北至 夏國蓋朱界； 二是收復了湟州並管下城寨10所， 即通川堡、 通湟寨、 省章寨、 峽口堡、 安隴寨、 寧洮 寨、 癿當城、 寧川堡、 南宗堡， 獲得了眾多軍事要塞； 三是招納湟州管下大首領膝令等 21 族， 户口約 10 餘萬計； 大首領令奘行等 50 餘人， 小首領把班等 400 餘人。 “湟州一境土壤膏腴， 實宜寂麥， 控臨西 夏， 制其死命。 前世所欲必復之地， 今仍一舉得之。” ^[9]  消息傳到北宋京城開封， 朝野一片狂歡。

湟州大捷後，王厚率大軍駐紮湟州， 部署攻討鄯州 （青唐） 和廓州事宜。王厚攻打和收復鄯、廓州所採取的策略，仍是剿撫並用。 崇寧三年三月，監軍童貫自開封返抵熙州，鄯州、廓州之役正式啓動。隨即，王厚與童貫率大軍由篩金平出發，直奔鄯州。在進軍途中，“隴右都護高永年為統制，諸路蕃、漢兵隨行；知蘭州張誡為同 統制。厚恐夏人援助青唐不測，於蘭、湟州界侵擾，及河南蕃賊，亦乘虛竊發，騷動新邊，牽制軍勢，乃遣知通遠軍潘逢權領湟州，知會州姚師閔權領蘭州，照管夏國邊面；另遣河州劉仲武統制兵將駐安強 寨，因而興築甘樸堡，通南川、安強、大通往來道路。於是本路家計完密，無後顧之憂，大軍得到專力西向。” ^[10]  四月間，王厚“命（高）永年將左軍循宗水而北，別將張誡將右軍出宗谷而南， 自將中軍趨綏遠， 期會宗哥川”。 ^[11] 

有關攻克鄯州的細節， 《宋史》 王厚本傳有生動記載： 羌置陣臨宗水，倚北山，溪賒羅撒張黃屋，建大斾，乘高指呼，望中軍旗鼓爭赴之。 厚麾遊騎登山攻其背，親帥強弩迎射，羌退走。右軍濟水擊之，大風從東南來，揚沙翳羌目，不得視， 遂大敗，斬首四千三百餘級，俘三千餘人。羅撒以一騎馳去，其母龜茲公主與諸酋開鄯州降。厚計羅撒必且走青唐，將夜追之，童貫以為不能及，遂止。王厚攻克鄯州之後，宋軍一路勢如破竹，順勢在幾天之內攻下了廓州，“酋落施軍令結以眾降”，宋軍再次獲得大捷，“拓疆幅萬餘里”。 ^[12] 

王厚是一位傑出的統帥和軍事家，同時也有較深遠的政治眼光。對於如何管理新收復地區，他有着系統的規劃和切實可行的措施。 為防止吐蕃諸族歸順後反叛，導致新的動亂，鞏固和穩定所收復地區，王厚有着精心安排和周密部署。

據王厚崇寧二年（1103年）九月二十八日所上奏狀稱，攻取湟州後，他自己回軍河州措置事務，但“仍每月一 次輪差將官領千餘騎，附十餘日糧，前去湟州及臨宗、綏遠、來賓一帶巡綽。照管撫存新歸部族訖，即回本駐札處”以防不測。 ^[13] 

在如何治理所收復地區問題上， 王厚也有至為周詳的考慮。 從他關於治理鄯、 廓二州的想法和做法 可見一斑： 對原有居住人户， “田土依舊為主， 秋毫不得侵佔”； 對於 “與官軍抗敵殺逐心黑之人， 所營 田土並元系西蕃王子董氈、 瞎徵、 温溪心等田土， 頃畝不少。 已指揮逐州盡行拘收入官， 摽撥創置弓箭手， 應付邊備， 可省戍兵經久歲費， 為利甚博”； 招募弓箭手 “與新附諸羌雜居， 伺察羌人情”， 使之 “不敢作過”， 並 “令逐州如有情願投刺之人， 一面招置， 聽候朝廷指揮。 仍將已種到青苖， 就便摽充為 種糧去訖”。 ^[14]  顯然，王厚對收復地區的治理是有其長遠考慮的。

此外，對收復地區歸屬不甚明瞭的所在，王厚還建議朝廷或增設新的行政建制，或使之歸入臨近州 軍進行管理。如崇寧二年，王厚收復通川堡、南宗堡、 峽口堡後，上奏將其納入湟州管轄。 ^[15]  同年，王厚上奏 “溪哥城乃古積石軍，今當為州”， 請求 “以李忠為守， 置河南安撫司”， 得到宋廷的同意 而付諸實施。 ^[16]  又“乞以通遠軍依舊為渭州， 升為節鎮， 並乞改差文臣知州。 仍乞自朝廷選除”。 ^[17]  打下鄯州後， 根據王厚的建議， 將其“更名曰西平，建為隴右都護府”。 ^[18]  同時根據軍事需要， 在一些戰略要地新築了一批城堡。 如震武城即是此時新築的，不久升為軍。 經過王厚對收復地區的重新規劃與治理，“至是唃廝羅之地悉為郡縣矣”。 ^[19] 

收取青唐戰役讓北宋政府耗費了較大的財力，據説是“費錢億萬，用大兵凡再，始克之，而湟州戍兵費錢一千二十四萬九千餘緡”。 ^[20]  但撇開其他因素不論，毫無疑問，經過王厚在宋徽宗崇寧間的征戰與開拓，史稱共收復湟、 鄯、 廓三州二十餘壘，“自崇寧以來， ……凡所建州、 軍、 關、 城、 砦、 堡， 紛然莫可勝紀。” ^[21] 

收取青唐之後的北宋王朝的版圖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擴充， 所花費的代價應該説是值得的。

王厚於北宋哲宗元符年間、 徽宗崇寧年間兩次出征河湟地區， 均立下了顯赫戰功。 尤其是在崇寧年間統率大軍再次經略河湟期間，王厚不僅在軍事史上留下了卓 越建樹和軍事藝術， 而且也給後人留下了治理邊疆地區的政治智慧。

但是要準確定位和評價王厚以及他在北宋晚期的軍事活動並非易事。其所以然，是因為至少如下方面需要首先 釐清：

這些問題都在一定程度上給評價王厚和他的收取青唐帶來了困難。

宋室南渡之後， “靖康之難” 的成因是南宋朝野痛中思痛的重要內容， 由於諸如兩宋之際楊時之流的官員和其他政治力量的複雜作用，南宋朝野將蔡京等人的胡作非為簡單等同於王安石變法，從而得出了北宋之所以覆滅的似是而非的答案，因而王厚多年征戰西北邊陲的功業不僅未能得到南宋君臣的認同，反而與禍國殃民等同，於是，一代名將王厚的風采也漸漸被歷史塵封，甚至被歪曲和否定。對王厚個人而言， 這是有欠公允的。 ^[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