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文抑武

在地位上、工資待遇上以及文化宣傳上，抬舉(尊崇)文官，貶低(抑制)武將。

有宋一代，文士地位的顯赫尊崇是歷代都不曾有過的。趙匡胤將文人擺到了國家統治這個金字塔的頂尖。

黃袍加身後，趙匡胤很尊重文人，文人也很爭氣。平蜀之後，他曾因年號問題產生疑問，便去問自己的智囊趙普，誰知道趙普卻支支吾吾説不出來，最後還是學士陶轂、竇儀給出了答案，趙匡胤感慨地説了句：“宰相須用讀書人！”

提倡讀書，重用文人，這裏既有“不能馬上治天下”的客觀需要，更重要的是以此來抑制武將權勢。因此，歷宋一朝，高級官員都使用文人，就連專門掌管全國軍事的樞密院長官樞密副使都是由文官擔任的。除去南宋建炎，紹興年間岳飛、韓世忠、劉琦這幾個名將做到樞密副使，北宋在穩定以後，只有一個狄青當過樞密副使，這已是武將能做的最高官職了。像唐朝那樣出將入相的事，在宋朝是不可想象的。

大宋的基層政權都是文人出身的官員，那時哪怕做個小小的縣令，皇上都要親自和他面談一次，這不僅是對官員的考察，對官員來説，榮寵的意味就更重了。

綜觀宋代，文官地位不僅很高，而且生活待遇之好更是現代人不敢想象的。除了工資薪水，還有茶酒錢、職錢、給券（差旅費）、廚料乃至僕人的衣食等各種各樣的雜費，另外還有“職田”，依官階高下可得田四十頃至一二百頃不等。哪怕退休了，也會給一個管理道教宮觀的名義，藉此還能領取俸祿。總之，宋代文官就算吃定朝廷了，是真正的“鐵飯碗”。

相比較起來，文人在宋朝是最安全的，起碼是沒有生命之憂。有人説宋朝沒有文字獄，那是不確切的，最著名的就是蘇東坡的“烏台詩案”；黨爭也是有的，有新黨、舊黨，等等，不一而足，但從來沒有人因此被殺。

不殺文人，是宋太祖趙匡胤留下的“祖宗家法”，北宋的每一位新君即位之前，都要在他留下的“誓碑”前發誓，其中的一條就是凡上奏章的士大夫絕對不殺，不管他寫的奏章多麼激烈，也不能殺。文人即使犯了罪，通常都是被流放了事。享受到此等待遇的就有鼎鼎大名的蘇東坡先生。

文人跨馬掄刀不行，種地不行，可他們會算計，搞經濟建設是強項，短短几十年間，全國耕地擴大了將近一倍，農作物種類和產量也成倍增長，人口也有所增加。

宋朝還是中國歷史上少數幾個不抑制商業的朝代之一，商業十分興旺繁榮，十萬户以上的城市達四十多個。

在文學方面，唐宋八大家中宋就佔了六位，宋詞和唐詩成為中國文學史上比肩而立的兩座高峯，《新唐書》、《資治通鑑》對史學和文學的影響力至今不衰。

宋代的造船、礦冶、紡織、染色、造紙、制瓷業在生產規模和技術上，比唐代要大得多和高超得多。四大發明中的指南針、印刷術和火藥三樣，開發和應用主要是在這個階段。

宋朝的官多，待遇豐厚，責任卻很小，只要不出大錯，會通過政績考核“磨勘”，一路綠燈地上升，真是文人的理想時代。可惜，這樣的制度雖然保證了大宋沒有短命夭折，卻造就了不求有功、但求無過、因循守舊、重文輕武、喪失血性的官場習氣。濫觴於宋太祖，又經宋太宗放大強化的這種官制，最後葬送了繁榮一時的大宋。據《新聞午報》 ^[1] 

宋朝統治集團的構成發生重要變化。唐宋之際社會發生重大變遷，宋初門閥世族已經消亡，而加強皇權和收兵權的結果，又抑制了軍功貴族的崛起。第二，宋朝的統治思想發生變化。宋代之前，儒家雖然長期成為官方的輿論工具，但並未取得完全的思想統治地位，多種思想文化和價值觀都對統治集團內部產生影響。宋統治者建國後，在重文政策的推動下，不僅儒家文化的教化功用得到高度重視，而且其價值觀也進一步獲得提倡和宣揚，這都使儒家思想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傳播。 第三，宋朝募兵制度盛行，進一步影響了社會風尚的變化。第四，宋朝軍事決策和統率體制發生變化。宋代之前，實施軍事決策和統軍作戰主要由將帥承擔，但到宋代，這一局面卻逐漸發生變化。宋朝開國後，為了防止軍權旁落、武人干政，設置樞密院掌管最高軍事決策和機要，正副長官由武官、文臣出身的親信大臣擔任。第五，宋代商品經濟的發展，對統治集團處理邊防問題產生了前所未有的影響。

宋朝歷史上，統治集團的治國思想與方略與以往發生很大的轉變，即長期貫穿着“崇文抑武”的原則，在這一原則的作用之下，其內政以及邊防都深受影響，乃至於形成有宋一代獨特的氣象。學界對此問題雖已有所關注，但因角度不同，尚缺乏專門的研究，故仍有進一步探究的必要。本文在前人的基礎上，專就宋朝“崇文抑武”治國思想與方略的形成加以論述。

關於宋朝歷史上存在的“重文輕武”問題，早已為學者所提及，並幾乎成為學界耳熟能詳的概念。前輩著名學者鄧廣銘先生指出：“它（北宋）雖在實質上是‘依重兵而為國’，而在另一方面，它卻又深恐，若使軍權高於一切而無所制裁，則‘黃袍加身’的戲劇性事件可能還要繼續演出。因此，它特別提高文職官員的地位，在王朝內外和舉國上下都造成一種重文輕武的氣勢，把一些根本沒有造反能力的士大夫壓在將帥等類武職官員之上。”漆俠先生認為：“重文輕武的涵義是，重文事，輕武略，把文臣放在第一位，武將第二位，絲毫不重視養兵這一武事的最根本方面。”鄧廣銘和漆俠兩位先生的論述切中要害，抓住了這一突出的現象。黃寬重先生也指出：“宋代是中國歷史變遷的關鍵。它不但是中國轉化為近代型的時期，而且由於它重文輕武，聲容盛而武備衰，是文武地位轉變的重要時代。”不過，學術界雖對“重文輕武”的概念大致得到了認同，但對此仍有持不同看法者，甚至還有學者撰文對此提出了批評。

在以往提出的“重文輕武”概念中，學者都注意到宋朝重視文官及文事，輕視武將及武略這樣的事實。但在一般閲讀這一概念中“輕武”的語義時，往往也容易使人對“輕武”的理解加以延伸，認為宋朝有輕視武備乃至於軍隊之意。而軍隊從來是國家存在的重要保障，即使是再愚蠢的統治者也不可能忽視軍隊的重要性。因此，便有學者對此概念提出爭論，指出：説宋朝“重文”符合實際，説“輕武”則不然。又列舉宋太祖以下歷朝重視軍隊、兵員龐大、軍費驚人以及政治家幾乎無不談“兵”等等事實，認為宋最高統治者重用文臣，採取抑制武將的措施，是接受唐末五代的歷史教訓，恰恰是“懼武”，也是“重武”。因此，最後得出的結論為：宋朝是“重武”不是“輕武”。

基於宋代文官、武將之間權力失衡和大量抑制武將的具體事實，更重要的是宋統治者不僅僅是一般的重視文教事業和輕視武略，而是長期側重於以意識形態化的儒家道德思想文化治國，有意抑制武將羣體和武力因素在國家政治及社會生活中的影響，這種主導思想落實為治國方略，而貫穿於宋朝歷史以及各個方面之中。因此，本人在前賢“重文輕武”認識的基礎上，依據歷史發生的實際全過程，提出“崇文抑武”的概念。本人認為提出“崇文抑武”之概念，不僅僅是改變了個別字眼，而是對“重文輕武”概念的發展，既可避免宋朝對軍隊及武備輕視的理解上的誤解，又可以更深刻地認識宋朝的統治思想及治國方略，在更高的層面上透視當時“抑武”的動因及其影響。

綜觀宋朝歷史，“崇文抑武”是一種極其突出的社會政治現象，提倡和貫徹者，非一朝一帝，也非一時權宜之計，而是宋主朝所採用的具有綱領性的治國思想與方略。它源於專制集權主義，反過來又推波助瀾，強化了專制皇權。它還與“守內虛外”密切聯繫，意味着不僅憑藉軍隊，而且憑着意識形態化的儒家的道德規範、綱常倫理來控制社會，維繫世道人心，以求長治久安。

如所周知，中唐開始的藩鎮割據局面，至五代時進一步造成武夫跋扈、悍將稱雄的後果。如以後宋太宗説：“自梁、晉已降，昏君弱主，失控馭之方，朝廷小有機宜，裨將列校，皆得預御坐而參議，其姑息武臣乃如此。”數十年間，王朝更替頻仍，文官武將之間的關係嚴重失衡，割據局面愈演愈烈。正因為如此，當時社會上便形成了強烈的重武輕文峯氣，“五代以來，四方多事，時君尚武，不暇向學。”長期存在的這種武力左右政局的因素，其影響十分深遠。西方學者也認為：“在960年以前，北方一直被一系列不穩固的、短命的軍事政權所統治。正是在這一時期，軍事力量決定着政治狀態，並繼續成為宋初幾十年間的一個主要因素。”

在歷經戰亂的背景之下，通過兵變上台的宋王朝開國伊始，就遭到李筠、李重進等藩鎮的武力抵抗。還有如王彥升在任京城巡檢時，敢於夜闖宰相王溥家門，以索酒為名進行敲詐ix。此事雖有新貴漠視舊臣的意味，但連同二李造反的現象，都反映出武將積習已久的跋扈作風，是深層而嚴重的問題。結合歷史的教訓和自身的兵變經歷，使宋太祖清楚地看到，政權面臨的最大威脅便是擁兵自重的武將勢力，朝野上下遂皆視武人及武力因素為動亂的根源所在。

於是，宋建國不久便採取一系列的“收兵權”措施，作為全力強化中央集權的核心任務，以重新確立天子的權力，這正是事物發展的邏輯結果。然而，單方面地收兵權，雖能收一時之效，卻不能完全解決武將跋扈的社會根源，也無法剷除武人意識中追逐兵權的觀念。惟有恢復並強化儒家意識形態化的道德規範，重振綱常倫理，以維繫世道人心，才能控制社會。在此基礎上矯正以往風氣，在社會意識中剷除重武輕文的觀念，也才能更大限度地穩定新生的統治秩序；同時，對以往長期存在的文臣、武將之間關係嚴重失衡的問題加以解決，才能在體制上牽制武將集團。從根本上杜絕來自武將勢力及武力因素的危害，以求長治久安。因此，從宋太祖朝開始，便結合收兵權的目的，一方面對驕兵悍將逞強的狀況進行整頓；另一方面則提高文官及士大夫的社會地位，提倡儒家道德倫理，培植崇文的社會風氣。

宋太祖朝，對武將採取的直接打壓手段，主要是通過“杯酒釋兵權”以及“稍奪其權，制其錢穀，收其精兵”、“更戍法”之類收兵權的舉措，將功臣宿將罷為閒職，將藩鎮的事權予以剝奪。與此同時，又提拔一批資歷較淺的將領，分別擔任軍隊要職。這樣便壓制、剷除了軍閥擁兵自重的勢頭。

在提高文臣地位和權力，以對武將羣體構成制衡機制方面，宋太祖也採取了諸多措施，概括而言主要有：

先後重用趙普、薛居正、沈義倫、呂餘慶及盧多遜等人為宰執，禁止將帥干預朝政。如建國之初，就任命趙普為樞密副使，以牽制武人出身的樞密使吳廷祚。以後，趙普獨任宰相，更深受信任，“事無大小，悉諮決焉”x。這就扭轉了五代時樞密使欺壓宰臣的局面；

宋太祖稱帝后，不斷從中央派出文臣到各地任職，陸續取代原來藩鎮手下的爪牙。趙匡胤對此的看法是：“五代方鎮殘虐，民受其禍，朕令選儒臣幹事者百餘，分治大藩，縱皆貪濁，亦未及武臣一人也。”xi

宋太祖在宮廷之中立碑，告誡後世繼承者勿殺文臣士大夫xii。如宋太祖親信干將王彥升騷擾因宰相王溥而被逐出京師；寵將史珪誣陷國子監丞、知德州梁夢升迫害武將郭貴。宋太祖不僅沒有治梁氏之罪，反而加以提拔，並繼續令其留任。此事恰與以往史氏誣告大將張瓊致死的結局形成反差；

趙匡胤登基不久就下令擴修儒家先聖祠廟，親自為孔子作贊文，並率羣臣幸臨國子監，拜謁孔廟。建隆三年又下詔對文宣王廟行使一品禮儀，在廟門兩側豎起16枝戟。宋太祖還公開要求武將學習儒經，“今之武臣，亦當使其讀經書，欲其知為治之道也。”此舉的目的在於宣揚儒家的君臣之道，和“崇文”的氣象，而非一般性地鼓勵武臣增進文化素養，或培植文人學子進入武將隊列的意願。這都向天下傳遞了尊儒重文的信息。宋人範祖禹對此評説道：“儒學復振，是自此始，所以啓佑後嗣，立太平之基也”；

其四，重視科舉制度。

在宋太祖朝，不僅科舉錄取人數較以往擴大，而且開創“特奏名”先例，又固定“殿試”制度。宋人對此給予高度評價：“故聖朝廣開科舉之門，俾人人皆有覬覦之心，不忍自棄於盜賊奸宄”。

經歷了五代兵亂的宋太祖，切身感受到的是武將對皇權的直接威脅，而對文臣、士大夫在認識上則更為放心，故其有：文官“縱皆貪濁，亦未及武臣一人也”的看法。還有這樣的記載：吳越王向宰相趙普私賄瓜子金十瓶，此事恰巧被宋太祖碰見，“帝嘆曰：‘受之無妨，彼謂國家事皆由汝書生爾？’”因此，除採取以上措施外，宋太祖還有意做出崇尚文翰的姿態，如趙匡胤不僅自己讀書，而且要求大臣趙普等也多讀書，以便為天下做出表率。宋太祖曾公開表示：宰相須用讀書人來做。

宋太祖朝的上述舉措，無疑反映出在治國上已初步萌芽了“崇文抑武”的思想及方略。宋人陳亮甚至認為：“藝祖皇帝用天下之士人，以易武臣之任事者，故本朝以儒立國。而儒道之振，獨優於前代。”當然，宋初脱胎於五代，又處於統一四方之時，尚不可能完全以儒立國，也不可能忽視武將的作用。故其所為的宗旨，更大程度上乃在於將過低的文臣地位提升和提倡“儒道”。

宋太宗登基初宣示：“先皇帝創業垂二十年，事為之防，曲為之制，紀律已定，物有其常。謹當遵承，不敢逾越。”在昭示繼承成憲的旗幟下，沿襲“崇文抑武”的治國思想與方略是很自然的事。所不自然的是，宋太宗稱帝是通過篡位所實現，因此對臣下加意防範，其中將領又是猜忌的主要對象。這便是其所強調的“事為之防，曲為之制”的原則。

太平興國四年北伐幽州期間發生的部分將領擁戴宋太祖之子的事件，對宋太宗刺激、教訓尤大。從此，宋太宗統治集團進一步強化了抑制武將的決心和措施力度。宋太宗在晚年所説的“外憂不過邊事，皆可預防。惟奸邪無狀，若為內患，深可懼也。帝王用心，常須謹此。”即顯然是主要針對武將所言，而非日益獲得倚重的文臣。分析同年宋太宗與臣下的另一段對話，就不難進一步説明問題：

上嘗與近臣論將帥，因言：“前代武臣，難為防制，苟欲移徙，必先發兵備禦，然後降詔。若恩澤姑息，稍似未遍，則四方藩鎮，如羣犬交吠……今且無此事也。”呂蒙正曰：“上之制下，如臂使指，乃為合宜。倘尾大不掉，何由致此！”上曰：“今之牧伯，至於士卒，盡識朕意，苟稍聞愆負，固無矜恕之理，所以人人各務檢身也。”

可見，宋太宗君臣視武將勢力為禍亂的主要潛在對象。清初人王船山即針對宋太宗朝敏鋭地指出：“宋所忌者，宣力之武臣耳，非偷生邀寵之文士也。”因此，對武將加以壓制乃至於打擊，以制約其政治影響，同時進一步重用文臣力量，在政壇和全社會營造崇文氣象，以貫徹儒家道統，成為當政者的共識。正因為如此，宋太宗登基後繼續採取措施，以保證“崇文抑武”思想與方略的順利推行，並基本確立其在治國各個層面中的根本地位。

一方面，在以往的基礎上，宋太宗朝進一步對武將處處設防。如：

宋太宗即位後，逐步將宿將轉為虛職、閒差，而起用了資望俱淺的武將掌管禁軍，以達到既剷除乃兄遺留禁軍將帥的目的，又獲得降低高級將領影響力的結果；

太平興國二年，下詔將各地節度使子弟調入京城，給予他們殿前承旨的武職頭銜，實際上等於將其變為人質，以制約四方將領；

在北伐幽州失敗後，宋太宗不僅逼死了皇侄趙德昭，而且通過貶責從徵的重要將領石守信、劉遇等人，嚴厲地教訓了帶兵武將；

雍熙元年，宋太宗親自考核禁軍各級軍官，“皆按名籍參考勞績而升黜之，凡逾月而畢”。值得注意的是，其要求武臣的主要標準在於“循謹”的條件，所謂：“朕選擢將校，先取其循謹能御下者，武勇次之。”“自是，率循其制。”

也是最重要的一點，由於對武將的猜忌心理進一步加劇，所以宋太宗對武將處處設防，實施“將從中御”之法，如慫恿監軍牽制、甚至欺壓將帥，更多地使用“陣圖”約束戰場指揮官的行動等等。

宋太宗還對兵家學説及兵武氣息表現出貶損和懷疑的態度。據李攸《宋朝事實》卷三《聖學》記載：“上覽兵法《陰符經》，嘆曰：‘此詭詐奇巧，不足以訓善，奸雄之志也。’至論《道德經》，則曰：‘朕每讀至兵者，不祥之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未嘗不三複以為規戒。王者雖以武功克敵，終須以文德致治。”據《宋史》卷二七九《呼延贊傳》記載：猛將呼延贊滿門投身抗遼事業，但宋太宗對其並不欣賞，在親征幽州時，僅僅因為厭惡呼延贊裝束的緣故，竟幾乎將其斬首。

在打壓武將羣體的同時，另一方面則大張旗鼓地推行“崇文”的方針政策。有關的具體史實主要有：宋太宗在位期間，率領羣臣三謁文宣王廟，以表示對儒學的尊重。而對象徵武學宗師的武成王廟，則從未光顧；

宋太宗即位初便親自操持科考，錄取進士、諸科及特奏名達五百多人，不僅人數大大超過以往，又對他們超等任官，甚至連執政大臣都覺得過分。但“上意方欲興文教，抑武事，弗聽”。這就再清楚不過地反映出宋太宗的“興文教，抑武事”的決心。“國朝科舉取士，自太平興國以來恩典始重。”此後，科舉得到空前發展，大批舉子由此步入仕途，成為官僚隊伍的主力軍。

宋太宗對號稱天下文淵之藪的昭文館、集賢院和史館進行遷址和大規模重建，又親賜名為“崇文院”，以示“崇文”的態度。又為翰林學士院題寫“玉堂之署”，以示尊崇。時人評説道：“自唐置學士來，幾三百年，今日方知貴矣。”

淳化三年，新建的秘閣落成後，宋太宗不僅率文臣登樓觀書，而且還要求三衙將帥也來參觀，所謂：“上意欲武將知文儒之盛也。”還值得一提的是，宋太宗將沿襲已久的宮中內殿——“講武殿”，更名為“崇政殿”，此舉看似枝節小事，實則反映“崇文抑武”方略的深化。

宋代文獻中有關宋太宗表示崇儒重文的記載還有頗多，如宋太宗曾對近臣曰：

天下州縣闕官，朕親選多士，忘其飢渴，召見臨問，以觀其才，豈望拔十得五，但十得三四亦巖穴無遺逸，朝廷多君子矣。朕每見布衣縉紳間有端雅為眾所推舉者，朕代其父母喜，或召拜近臣，必擇良日，欲其保終吉也。朕於士大夫無所負矣。

史稱：“太宗崇尚儒術，聽政之暇，觀書為樂。”宋太宗本人也頗好翰墨，常為臣下饋贈所書字幅，因此贏得了文臣的好感。李昉有“君恩無似此時深”的詩句xl，集中表達了士大夫對當朝天子的感激之情。

值得注意的是，隨着第二次北伐的失敗，宋太宗既失去用兵的信心，由急於建立不世之功轉為怯懦懼戰，又接受了以趙普為代表的大臣“兵久則生變”的告誡，遂放棄了收復燕雲的重大邊防戰略，將主要注意力轉向內部，厲行加強其專制的統治，實行“守內虛外”之策。於是，在政治上日趨保守，“因循”、“防弊”成為施政的重要信條。

揆諸宋太宗朝形勢，以科舉出身為主體的士大夫階層已重新獲得崇高的地位，成為統治集團的中堅力量。但是當門閥世族消亡之後，使得累世公卿、富貴長存的局面一去不返。這就決定了士大夫地主必須更緊密地與專制皇權相結合，效忠最高統治者。因此，在人主過分強化皇權統治和因循治國理念的左右下，他們為了維護自身政治上和經濟上的既得利益，也勢必成為保守政治的參與和貫徹者。

歷仕宋初兩朝的重臣趙普，就是當時保守官僚的突出代表，其不斷焚燒上言時政利害奏書的行為，便為典型之舉。其餘宰臣也大都以謹慎、保身為居官要務。如沈義倫，“然十年相位但齷齪固寵，不能有所建明”xliv；李昉“循謹自守，無赫赫稱”；賈黃中更是“專務循默、無所發明”，以至於連宋太宗也覺得過分 。元人修史時，遂針對以上情形評説道：“有是君則有是臣，有是臣則足以相是君也。” 事實上，就政治利益的分配而言，實施“崇文抑武”的方略，不僅不會危害到士大夫集團，相反對其還更為有利。因此，當政的文臣保守集團和在政治上既得利益的士大夫羣體，自然密切予以支持、配合。

當時文官大臣大多反對用兵的主張，固然有息兵休民的意思，但也不能不看到有防止軍事將領權勢壯大的用意。如趙普對武將指責道：“事成則獲利於身，不成則貽憂於國。” 於是，武臣不僅成為妨害國家的隱患，而“守內虛外”論對北伐、用兵的否定結果，勢必又降低了對武將羣體作用及價值的認識。

值得注意的是，以往如秦、漢、隋、唐等王朝建國後，軍功階層能夠維持相當長時間的崇高地位，並能左右朝政。但在北宋歷史上卻看到的是另一種情形，以開國將領為代表的軍功階層在政治舞台上消退得如此迅速，以至於幾乎很難界定宋代歷史上是否有一個軍功階層。

可以説，大致在宋太宗朝後期，文官已在政壇上佔據主導的地位，武將羣體則地位下降，精神狀態也呈現一派頹勢，並受到士大夫的輕蔑。而這一切，都可視為當時“崇文抑武”方略基本確立下的必然結果。面對如此局面，個別清醒的文臣提出了不同的意見。如端拱時，王禹偁在上奏中指出：“自陛下統御，力崇儒術，親主文闈，志在得人，未嘗求備。大則數年便居富貴，小則數月亟預常官”。因此，王禹偁甚至還提出“抑儒臣而激武臣”的激進主張l。王禹偁出身科舉，故其議論自然更能説明問題。由此不難看出，宋太宗時期，“崇文抑武”作為治國思想與方略已得到確立。 ^[2] 

到宋真宗、宋仁宗兩朝，特別是以“澶淵之盟”為重要轉折點，“崇文抑武”被作為祖宗之法不僅得到繼承和貫徹，並且完全形成治國的思想與方略。宋真宗曾公開宣稱：“朕每念太祖、太宗丕變衰俗，崇尚斯文，垂世教人，實有深意。朕謹遵聖訓，紹繼前烈……”王安石則指出：“本朝太祖武靖天下，真宗以文持之。”在這裏，將“以文持之”視為宋真宗朝統治的突出特點，正説明“崇文抑武”方略深化的事實。而宋仁宗時代，在“崇文”方面較之於乃父，更有過之，其與儒臣關係之密切，受文官影響之大，也更為突出。故範祖禹認為：“仁宗皇帝在位四十年，以堯舜為師法，待儒臣以賓友。”

正因為“崇文抑武”方略獲得進一步推行和貫徹，宋真宗、仁宗兩朝便在政治上更加重用、依賴文官隊伍。可以説，至北宋中葉已完全形成文臣治國的局面，幾乎當時國家各方面的重要職責皆由文官承擔，如時人所云：“今世用人，大率以文詞進。大臣文士也，近侍之臣文士也，錢穀之司文士也，邊防大帥文士也，天下轉運使文士也，知州郡文士也，雖有武臣，蓋僅有也。故於文士，觀其所長，隨其才而任之，使其所能，則不能者止其術。”甚至在中央軍事機要機構的樞密院和在外軍事統軍體系中，文臣也逐漸成為主宰者，武將則淪為輔助性的副職、部將，武將原本應有的權力和職責大為降低lv。一時，文臣主掌中央、地方軍事組織的情況遂日益制度化。《宋史》卷二九二“論曰”因此雲：“時治平而文德用，則士之負藝致位政府矣。”

至於這一時期有關崇儒尚文的表現，可謂不勝枚舉。現取其要者列舉如下：

其一，宋真宗、仁宗先後親自拜謁文宣王廟，以表示對儒教的虔誠。

宋真宗還專程巡幸曲阜，拜謁文宣王廟，“初有司定儀肅揖，帝特展拜，以表嚴師崇儒之意，親制贊，刻石廟中”；

在此期間，不僅科舉規模繼續擴大，甚至不惜造成嚴重的冗官後果，而且所錄之人成為官僚隊伍的骨幹力量。其中宋仁宗一朝十三榜，“其甲第之三人，凡三十有九，其後不至於公卿者，五人而已”。事實上，對北宋時期的宰相進行統計後，不難發現在七十一名宰相中，出身進士或制科者竟佔據六十四人，而非科舉出身者又主要集中在宋初兩朝。有關這方面的情況，學界已有充分的論述，故不再贅述；

如特奏名進士李正辭論文武先後，“‘文者本乎靜，武者本乎動，動以止亂，而至乎靜，則先後可知”。宋真宗對此大加讚賞，“嘉其近理”；

如景德二年，宋真宗在幸國子監時對文教繁盛的局面表示滿意，並説：“國家雖尚儒術，然非四方無事，何以及此。” 宋人曹彥約對此感慨道：“此古之聖賢所以偃武而後修文，息馬而後論道也。真宗皇帝四方無事之語發於景德二年，是時澶淵之盟契丹才一年耳，而聖訓已及此，則知兵革不用，乃聖人本心，自是絕口不談兵矣。” 影響所至，官場皆好崇儒之名，如宋仁宗時的一道詔書曰：“頃者嘗詔方州增置學官，而吏貪崇儒之虛名，務增室屋，使四方遊士競起而趨之……”云云，即從反面説明了當時各地崇儒的情況；

據宋人記載：“大中祥符二年詔曰：‘朕念四方士子雖應刈楚之求，未著贖刑之典，深可憫惻。繼自今曾應舉士人有犯公私罪，杖以下聽贖。’此意尤為忠厚，所以士大夫亦罕犯法。”　“澶淵之盟”的訂立，使宋王朝避免了與遼軍的一場殊死決戰，統治集團由此片面地獲得了一種啓示，即通過金帛贖買的辦法也能夠消弭邊患，並且代價比用兵更小。因此，宋遼議和後，當政者在以往“守內虛外”的基礎上又有所退步，視議和為醫治邊患的一劑“良藥”。於是，當政集團對用兵和武將價值的認識進一步降低，君臣之間奢談太平，朝堂上下羞言武備。如宋真宗曾對身邊的朝臣説：“自契丹約和以來，武臣屢言敵本疲睏，懼於兵戰，今國家歲贈遺之，是資敵也……武臣無事之際，喜談策略，及其赴敵，罕能成功。好勇無謀，蓋其常耳。”大臣馮拯則提出“邊方不寧，武臣幸之以為利”的觀點。

如此一來，與以上“崇文”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宋真宗、仁宗兩朝，在“抑武”方針之下，武將羣體受到更大的壓制和排擠。在濃烈的“崇文抑武”氣氛之下，武臣在相當大程度上不過扮演着統治集團中陪位的角色而已。如頗有見地的良將馬知節在任職樞密院期間，長期遭到主政集團的冷遇，無法作為。據當時的宰相王旦之子王素以後追憶：馬知節與王欽若、陳堯叟“同在樞府。一日，上前因事相忿。上召公，至則見冀公（即王欽若）喧譁不已，馬則涕泣”。由此可窺見其所受到王欽若等文臣壓制情況之一斑。一時，軍隊將領也避諱談論用兵，而以崇尚文儒為榮，如殿前都指揮使高瓊請求賞賜經史，宋真宗遂予以滿足。對此現象，宋代史家評説道：“上崇尚文儒，留心學術，故武毅之臣無不自化。”

宋仁宗即位之初，垂簾聽政的劉太后及執政大臣大致延續了以往的保守政治格局。到對夏大規模開戰後，抑制、鄙視武將的態度依然沒有改變。如寶元二年富弼所反映：“伏聞西鄙用兵已來，不住差移武臣往彼，每有過闕下而求見者，多不許見……謂之武臣多鄙，不可令容易面對。”可見，武將“多鄙”顯然也已成為當時士大夫的定論。

在宋仁宗朝，“自來武臣在邊，多被文臣摯肘”的現象已非常突出。於是，出現了歐陽修所説的“大凡武臣嘗疑朝廷偏厚文臣，假有二人相爭，實是武人理曲，然終亦不服，但謂執政盡是文臣，遞相黨助，輕沮武人”的問題。而這一問題的癥結，正在於武臣長期所遭受的壓制，故不可能對文官產生信任感。由此不難發現在當時政壇內已明顯地存在着文武失衡的狀況。

到宋英宗朝以後，雖因對西夏實行“開邊”之策，於武將及軍功有所重視，但“崇文抑武”的總體方略卻並沒有發生變化。如宋神宗便承認：“武臣自來安敢與帥臣抗？”三朝重臣文彥博也對宋神宗説出“為與士大夫治天下”的名言。蘇軾針對《孫子兵法》“將能而君不御者勝”的論斷，得出如下驚人見解：

夫天下之患，不在於寇賊，亦不在於敵國，患在於將帥之不力，而以寇

賊敵國之勢內邀其君。是故將帥多，而敵國愈強，兵加，而寇賊愈堅。敵國

愈強，而寇賊愈堅，則將帥之權愈重。將帥之權愈重，則爵賞不得不加。夫

如此，則是盜賊為君之患，而將帥之利之；敵國為君之仇，而將帥幸之。

按照蘇軾的看法，軍事將領之害幾與敵國相等，故人主于軍隊莫大於制將。於是，繼續任用文臣集團壓制武將羣體，自不待言。

宋哲宗朝，儒臣範祖禹在經筵，曾進《帝學》。今天，從《帝學》講授的內容可以清楚地看出，儒家學説對北宋諸帝價值觀產生了巨大影響。現存《宋會要》中“崇儒”的大量篇幅和內容，也記述了趙宋王朝堅持“崇文”方針的無數事例。故範祖禹説：“本朝累聖相承百三十有二年，四方無虞，中外底寧，動植之類蒙被涵養，德澤深厚，遠過前世，皆由以道德仁義、文治天下，主無不好學故也。” 其後，“崇文抑武”的方略貫徹、影響綿延不絕，“三十年間，士大夫多以諱不言兵為賢，蓋矯前日好興邊事之弊，此雖仁人用心，然坐是四方兵備縱弛，不復振”。“崇觀以來，文治日興”。到北宋滅亡之際，宋欽宗也承認：“祖宗涵養士類垂二百年，教以禮樂，風以詩書，班爵以貴之，制祿以富之，於士無負。”誠如宋人孔平仲所總結：“待士大夫有禮，莫如本朝。”

還需要指出的是，北宋統治者長期對武將實行愚昧政策，錄用和提拔武官時，側重弓矢等武功，而輕視文化水平。甚至公開下詔，嚴禁民間流傳兵書，並明確將《陰符》等兵書列為禁書。據范仲淹在天聖時説：“今孫武之書禁而廢學，苟有英傑，受亦何疑？且秦之焚書也，將以愚其生人，長保天下，及其敗也，陳勝、吳廣豈讀書之人哉？”可知《孫子兵法》也長期遭到查禁，這便不能不對武將素質的提高造成限制。

北宋官方對諸家兵法的正式開禁，大致始於熙寧五年，“樞密請建武學於武成王廟……選文武官知兵者為教授，使臣未參班與門蔭、草澤人召京官保任，人材弓馬應格，聽入學，習諸家兵法。教授纂次歷代用兵成敗、前世忠義之節足以訓者，講釋之”。而武舉時興時廢，完全無法與辭賦科考的地位相比擬，所錄之人既少，又很少獲得重用，自然無法發揮提升武臣隊伍素養的作用。宋哲宗朝，蘇轍即指出：“今天下有大弊二：以天下之治安，而薄天下之武臣；以天下之冗官，而廢天下之武舉。彼其見天下之方然，則摧沮退縮而無自喜之意。今之武臣，其子孫之家往往轉而從進士矣，故臣欲復武舉，重武臣。”則説明許多武臣子弟眼見武舉沒有前途，與其學習兵略不如讀詩誦經，遂轉而從文。

至宋室南渡後，最高當政集團在統治稍穩定之後，又全盤繼承了祖宗的衣缽，無視更為嚴峻的邊防形勢，對武備的作用沒有給予充分的重視，甚至不惜殺害岳飛，打壓武將羣體。這顯然是繼續僵硬地沿襲了“崇文抑武”的治國思想方略。 ^[2] 

宋代時期，“崇文抑武”最初被確立為重要的治國思想方略，是最高統治集團對唐末五代軍閥分裂割據、“武人跋扈”歷史經驗的汲取，是順應時代需要的產物。但隨着以後不斷地被加以貫徹和放大，形成一種極端化的國策，便造成突出的“雙刃劍”效應。

“崇文抑武”作為宋代治國思想和方略而被長期推行，強調文治，在處理“內”與“外”的關係上，主張“守內虛外”，不事窮兵黷武，這對維護國內專制統治秩序發揮了重要的支持作用。宋代雖農民造反、起義頻仍，卻始終未能釀成以往全國性的農民戰爭，此所謂“有外患而無內憂”。較長時間安定的內部環境，士人能享受相對較多的自由，都與“崇文抑武”的大氛圍有關。這對促進宋代經濟和文化科技的發展，無疑也產生了的積極作用。著名史學家陳寅恪先生即有“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造極於趙宋之世”的驚世駭俗之論。

但是，宋統治集團矯枉過正，以短淺的眼光過度推行“崇文抑武”，遂使國家武備建設不能不受到嚴重的影響。武將羣體長期遭受打壓，致使其從精神到素質都趨於退化，從而削弱了軍隊的戰鬥力，對邊防造成嚴重的後果。誠如南宋學者呂祖謙沉痛地指出：“國朝治體，有遠過前代者，有視前代為未備者。夫以寬大忠厚建立規模，以禮遜節義成就風俗，此所謂遠過前代者也。故於俶擾艱危之後，駐蹕東南逾五十年，無纖毫之虞，則根本之深可知矣。然文治可觀而武績未振，名勝相望而幹略未優，故雖昌熾盛大之時，此病已見。”元人修宋史時也指出：“宋恃文教，而略武衞。”

宋代長期存在的“崇文抑武”治國思想與方略，還對當時社會風尚產生重大的影響，其中又以對文武價值取向的影響最為直接。宋朝歷史上，文官、武將之間出現一道顯著的鴻溝，彼此換職呈現出日益困難的局面，特別是文臣、文士不願出任武職的現象極為突出。而作為領風氣之先的文人士大夫的這一行為，又無疑對當時社會價值觀產生重大的影響，

隨着科舉制度的迅猛發展及其地位的日益顯赫，從“文”成為宋代世人追求的目標。如宋人所言：“今也舉天下之人縂角而學之，力足以勉強於三日課試之文，則囂囂乎青紫之望盈其前，父兄以此督責，朋友以此勸勵。”這就難怪田況引用時人的話，抒發瞭如此驚人的看法：“狀元登第，雖將兵數十萬恢復幽薊，逐強敵於窮漠，凱歌勞還，獻捷太廟，其榮亦不可及也。”在“滿朝朱紫貴，盡是讀書人”的局面下，“軍功”的感召力就不能不受到嚴重地腐蝕，優質人才也不再願踏入軍營，社會上普遍存在着從軍為恥的觀念。於是，宋代形成重文而輕武的時代風尚，民族的“尚武”精神遭到嚴重的腐蝕，以往積極進取、勇於擴張的理念也自然淡化。 ^[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