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術追趕

在當今全球化和網絡化時代，中國企業而臨着與20世紀日本、四小龍(韓國、新加坡、台灣、香港)、四小虎(泰國、馬來西亞、印尼和菲律賓)以及21世紀初金磚國家(印度、俄羅斯、巴西、南非)等國家及地區的追趕截然不同的時代情境，技術追趕的模式表現出新的特徵。此外，中國特定的國內市場、技術、制度和網絡化特徵也使得中國企業在技術追趕中面臨特殊的機會和挑戰。這導致中國的技術追趕經驗與那些新興工業化國家存在顯著的差異，因而不能簡單地複製其技術追趕經驗和產業政策。

中國企業的技術追趕實踐是深深嵌入在轉型的“所有制制度”、多樣的“技術體制”、多層次的“市場空間”以及新興的“全球網絡”四位一體的中國情境下開展的。以下將從這四個方而進行討論，闡述中國企業的技術追趕情境的特殊性。

對於中國、印度和巴西這些有着巨大的國內市場規模的後發國家，其企業表現出大量的針對國內市場的產品創新。而日本、韓國這樣的已成功實現經濟和技術追趕的新興工業化經濟體，在追趕過程中則高度依賴於出口市場和出口促進政策。此外，市場的層次性也不容忽視。中國地域遼闊，各地基礎設施水平等方而存在差異，消費者的偏好因文化等因素而差異大。這導致很多國外的技術和產品在中國不適用。而市場相關的知識是本土企業的競爭優勢。本土企業在初始成長階段，基本上都依賴於本土的低端市場和那些被大企業忽視的外圍市場，採用針對低端市場的創新或利基市場的創新等。

日本、韓國等新興經濟體的追趕經驗表明，後發國家往往在引進發達國家的生產工藝，掌握了工程化能力後，通過密集的技術努力後，才逐漸形成產品開發能力，這稱為逆向工程。它逆轉了發達國家從研究、開發到工程化的順序。中國的工業產品大多不能與那些全球領先廠商所生產的產品在品質和特性上相抗衡，也遠比日本、韓國等新興經濟體要差，但是憑藉自身積累的強大的逆向工程能力，通過依賴他們自身或與國外夥伴的合作，仍舊能夠生產出品質可接受但成本低得多的替代產品。技術動態性對追趕也是非常關鍵的。一些研究表明技術範式的轉變對於後發國家來説是巨大的機會窗口。後發企業雖然存在着技術落後、與主流市場分離的劣勢，但由於沒有歷史負擔，因而具有可直接將目標鎖定在發展新興技術上的後發優勢。因為同一技術範式下的各種產品在知識、技能、經驗和外部性上是互相關聯的，考慮技術的生命週期比產品的生命週期更為重要。許多中國本土企業正是藉助技術範式轉換的機會窗口，實現二次創新到一次創新的躍遷。

Guennif和Ramani指出機會窗口不一定來自於產業技術範式轉變，還可以來自於政策上的變革。他們採用國家創新系統的框架對印度和巴西製藥行業進行了跨度六十年的縱向案例研究表明，在製藥這樣一個技術範式沒有根本性變革的行業，國家政策的巨大變革帶來了機會窗口，企業對政策的感知和應對使企業積累了相應的技術能力，最終印度的製藥行業在追趕道路上邁進了很大一步。具體來説，1970年印度專利制度的放鬆(只允許申請流程專利，產品專利被取消)為私營企業提供了機會窗口，使之積累了逆向工程能力和開發藥品關鍵成分的能力。而當1991年印度經濟自由化，並於1995年加入WTO、專利制度與國際接軌時，本土企業不能再依靠逆向工程，轉而大量提高內部研發，並大量通過技術引進和戰略聯盟等方式獲取技術。然而，美國於1984年通過的Hatch-Waxman法案(鼓勵發展非品牌藥市場，以提高藥品的供給、降低醫療費用)提供了新的機會窗口，有遠見的印度企業抓住了這一機會生產非品牌藥出口美國和一些發展中國家，從而掌握了活性藥物成分藥品的生產能力和利基市場的藥品開發能力。中國的情況則更為特殊，江詩松等對比了汽車行業在國產化政策和自主品牌政策兩種不同政策背景下，國有企業上汽集團與民營企業吉利集團的技術追趕上的差異。由於汽車國產化政策的影響，國有企業上汽集團陷入了“創新能力低一對跨國公司依賴程度高一學習的開放性低一創新能力仍舊低”的惡性循環。在汽車自主品牌促進政策背景下，無論國有企業還是民營企業，其學習的開放程度大大增加，例如上汽收購韓國雙龍、英國羅孚，吉利收購澳大利亞DSI、瑞典沃爾沃，加上自身對研發的大力投入，其技術水平不斷提高。

此外，中國的轉型經濟，其特殊性還表現在所有制轉型背景下多種所有制企業的共存。計劃經濟時代，國家政策導致的大量技術購買和舉國動員式的技術學習，為後而市場經濟改革時的追趕打下了基礎。例如汽車行業國有企業在國產化政策推動下對培育本土零部件產業起到了重大的作用，這成為吉利等民營企業起步和發展的先決條件。例如，吉利開發的第一款車型“豪情”基本上採用了夏利原有的內飾和底盤，主要在車身上做了改變。因此，其關鍵核心零部件如發動機，基本上從夏利的供應商(如天津豐田汽車發動機公司)那裏購買。

在日本和韓國實現追趕的時代，它們引進了大量的成熟技術，然後基於引進的技術通過自身不斷的研發努力進行創新，積累了卓越的生產能力，並形成了符合自身體制特徵的管理制度，如終身僱傭制、精益生產等。其中，國際市場對這些國家技術追趕的實際意義是很有限的，它們主要把國際市場視作成熟技術購買的來源和產品出口的銷售地。但是隨着全球化逐漸深入，當今發展中國家努力實現追趕的時候，國際化運營(如FDI,ODI)發揮了更為複雜、多樣、重要的作用。

中國計劃經濟時期也像日、韓那樣大量引進技術，但是由於太過依賴外部技術，知識的學習開放J哇不夠，追趕效果並不好。全球化時代背景下，中國市場經濟改革和加入WTO，巨大國內市場和未能被滿足的潛在需求吸引來大量FDI。FDI能帶來就業增長和資本流入，促進東道主國家的經濟發展。更重要的是，FDI因其相對本土企業而言更先進的技術和更強的管理實踐，能帶來無形的生產性資產，如技術訣竅、市場和管理技能。FDI除了通過技術轉移和許可，還可以通過多種溢出效應對本土企業技術水平提升產生影響。(1)競爭效益。FDI帶來的東道主國家市場競爭程度的顯著增加，迫使本土企業通過提高分配效率和加速技術和專家技能的轉移來提高生產率。(2)傳播和示範效益。通過外資投資企業的先進技術和管理實踐的示範效應，FDI提高了東道主國家技術發展的速度。本土企業通過近距離觀察外資企業和技術模仿提高了生產率。(3)勞動力流動帶來的技能擴散。當從外資企業學到特定技能的本地僱員流動到本土企業或者去創業時，本地企業從這種勞動力流動中提高了生產率。通過技術訣竅轉移和員工培訓，產業間溢出可能發生在外資企業和他們的本土供應商或客户之間。(4)產業鏈上下游間技術溢出。當本土企業而對上下游外資企業新的生產和市場技術或獲得其技術支持時，外資企業的一些企業特有知識可能溢出給本土企業。研究與實踐現實跨國企業會對他們在東道國的供應商進行技術和管理上的指導，以便使本土供應商的產品性能能夠符合這些跨國企業所設定的產品或服務質量標準。 ^[1] 

(1)技術追趕競爭模式的戰略指導思想應定位在戰略目標超越資源票賦的“非平衡”的思想。追趕目標集中在某些主導部門和有創新能力的行業，創造和擴大特色資源，迅速形成經濟能力，以產業輻射和市場誘導方式，促使其他產業和部門的配套和發展、

(2)技術進入的基礎條件是必須具備相當的技術吸收能力和相應的知識閡值水平，以防止進入後的巨大技術成木“陷阱”、因此，模式選擇至關重要，若不完全具備相關技術進入的基礎條件，就必須具有人力資源、技術資源跨地域重組和整合的經營能力，或人力資源“虛擬管理”的能力，以彌補基礎條件的不足。可以通過引進和吸收適宜的成熟技術;合作或合資生產，採用“中間切入”、重點引進，迅速形成經濟能力和產業規模的技術進入方式，規避技術壁壘，迅速提升產業結構，甚至做到引資、引智、引市場三位一體、

(3)技術追趕競爭模式的戰略定位應定位於擴大有影響力的特色資源的系列技術開發和重點引進、合作，創造和擴大具有獨特功能及價格優勢的市場細分產品。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