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動力流動

一般來説，勞動力在地區之間的流動，有利於縮小地區之間的工資差別。但是勞動力在地區之間的流動，並不能最終消除地區之間的工資差別。

勞動力流動是最大規模的人口遷徙。

勞動力從一個工作崗位或工作地點向另一個工作崗位或工作地點的移動。有時也特指勞動力在勞動力市場上的移動。

人們物質利益的變化。每一個生活在社會上的人都有自己獨立的經濟利益。這種獨立的經濟利益會隨社會經濟的發展變化而變化。在一般情況下,人們會從不同利益的比較中決定。

勞動力流動，某種意義上是因為生產力的發展，導致一些產業與勞動力市場之間的不穩定與不確定性。這種流動，很難被外界控制。

第一:從流動行為產生的客觀條件看，它既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工業化、城市化進程加速的客觀要求，又是其必要保證。所以，勞動力從農業向非農產業的流動與農村人口向城市流動是同步的。從流動行為的主觀條件看，它是流動者的主觀能動行為。即不是廣大農民無以為生後的被迫背井離鄉，而是他們追求美好生活，改變生存和發展方式的自主選擇，這種流動不是流動者只是為尋得一塊立足之地，重新再恢復舊生活方式的流動，而是流動者追求和實現新生活方式的創新行為，所以説，這種流動是廣大農民主體意識和追求全面發展意識增強的必然結果。

第二:流動是通過市場機制完成的。它是在市場機制的作用下，在職業間、產業間、地區間的有序運動。所以，它還包括遷徙的含義，即由農民變為工人、商人的同時，農村人也變為城鎮或城市人。不過，由於其流動速度受社會經濟發展水平、市場經濟體制的完善程度、城市化發展水平、農村勞動力素質及户籍制度等因素的制約，所以，這種流動是一個從無序到有序的漸進過程，必須分步完成：首先農村勞動力由農業向二、三產業流動，實現職業的轉變；然後由農村流入城鎮和城市，實現身份的轉變。

第三:它的流動方向是多元的。既然勞動力的流動是廣大農民的主觀能動行為，並且是在市場機制下進行的，那麼，這種流動就必然是多方向的。即在存在城鄉差別和從事農業生產與非農業生產的經濟收入存在差異時，吸引農業剩餘勞動力向第二、第三產業流動；如果城市就業環境惡化，就業困難，而農業生產對優質勞動力需求增加，且農業收入有所增加，那麼，吸引農村勞動力“迴流”同樣是通過市場優化勞動力資源配置的內容。

第四:動力流向主要是從鄉村流向大中城市和沿海發達地區，文化程度總體較低，流動勞動力大部分從事簡單的體力勞動。由於流動勞動力文化程度偏低，且大多數農民沒有接受過專門的職業培訓，所以主要在紡織業、建築業、採掘業和裝卸運輸等部門從事髒、苦、累、有害、有毒的工種，或者為城市提供環衞、保姆等社會服務性勞動。而城市部分勞動者的就業觀念偏差，也導致城市經濟中存在這類“空位”。

第五、流動的區域呈現不斷擴大的趨勢。在我國改革開放初期，實行東南沿海地區經濟優先發展戰略，從而加快了東南沿海地區經濟發展，並形成了對勞動力的大量需求，於是，吸引大量農村勞動力跨地區流入，緩解了東南沿海地區在經濟發展中的勞動力總量性和結構性不足，推動了該地區經濟的快速發展。但是，由於東南沿海地區產業結構的調整，地方政府的機構改革和全國勞動力的流入，對勞動力的需求已處飽和狀態，而西部大開發戰略的實施，無論是國家政府的優惠政策，還是地方政府的重視，都使企業和個人在西部地區創業的成功率較之其他地區高，於是，就使農村勞動力流動區域擴大，既向東南沿海地區流動，也向西部地區流動。隨着我國加入WTO後的國際勞務合作的加強，農村勞動力的流動還將呈現國際化趨勢。

第六、農村勞動力流動羣體結構逐步合理化。由於受人力資本投資收益影響以及個人的身體狀況，包括觀念和周圍環境的制約，直至上個世紀末，流出的農村勞動力的羣體特徵仍然是：以壯年為主，以男性為主，以受教育年限較高為主，以未婚者為主。這種羣體特徵的勞動力流動儘管符合人力資本投資的利益最大化原則，但是，它卻缺乏經濟上的合理性，即在經濟的發展過程中，除少數特殊行業外，勞動力的流動不應更多地受性別、年齡、婚姻狀況限制。而21世紀以來，隨着農業結構的優化，尤其是以服務性為主的第三產業的發展，農村勞動力流動羣體由年齡、性別、婚姻等因素為特徵的羣體結構將進一步合理化。如有調查資料證實：北京、無錫、珠海等地，由於城市中商業、服務業等適合女性就業的第三產業的發展迅速，女性在勞動力的流動人口中已經佔了很大比重，並且還有進一步擴大的趨勢。

我們可以預計，隨着經濟結構調整日趨完善，第三產業的迅速發展會使在農村勞動力流動人口中，女性的比例有可能趕上甚至超過男性。並且，隨着農村勞動力流動意識的增強，舉家流動的情況將更為普遍。

所謂勞動力流動，是指勞動者在地區之間、產業之間、職業之間和崗位之間的變遷；有計劃流動和市場流動兩種形式。本詞條主要説明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勞動力流動。

17世紀英國古典經濟學家威廉·配弟認為：“工業的收益比農業多得多，而商業的收益又比工業多得多。”這種產業之間的收益差異會推動勞動力由低收入產業向能獲得高收入的產業流動，這種差異是勞動力在產業間流動的重要原因。1940年，英國經濟學家科林·克拉克計量並比較了不同收入水平下，就業人口在三次產業中分佈結構的變動趨勢後，進一步驗證了配弟的看法，即不同產業問相對收入的差異，會促使勞動力向能夠獲得更高收入的部門移動。並且認為需求收入彈性和投資報酬的差異是引起收入差異的深層原因：農產品的需求收入彈性較小，當人們的收入提高時，難以隨着人們收入增加而同步增加，並且小於工業產品及服務的收入彈性。所以，隨着經濟的發展，一方面國民收入和勞動力分佈將從農業轉移至工業、服務業；另一方面農業生產技術的進步比工業要困難，對農業的投資會出現“報酬遞減”。而工業的技術進步要比農業迅速得多，工業投資多處於“報酬遞增”的情況，所以工業投資多於農業投資，工業發展快於農業，就業吸納能力強於農業。

發展經濟學主要研究勞動力的鄉城流動，經典的劉一費一拉二元經濟模型認為，勞動力流動的原因是由於農業勞動生產率低於工業，勞動生產率的差距表現為工資收入的差距，但是該模型卻沒有進一步探討引起工農業工資收入差距的原因，即沒有探討引起勞動力流動的深層原因。而喬根森(1961)認為，勞動力流動的原因不在於生產率的增加，而在於消費結構的必然變化，是消費需求拉動的結果，因為人們對農產品的需求是有生理限度的，而對工業品的需求可以説是無止境的。當農產品生產滿足人口需求時，農業的發展就會失去需求拉動，農村勞動力和人口就轉向需求旺盛的工業部門。託達羅(1969)發展了發展中國家產業之間的勞動力流動理論，他認為勞動力的流動取決於預期收入的差異。

利利安(1982)的部門轉移理論認為，產品市場上消費需求的變動會引起勞動力需求的波動，會引起勞動力市場上工資差異，進而促使勞動力在部門之間轉移。勞動力會從衰退部門向擴張部門轉移，在此過程中會引起失業率的變動，並且構造了利利安指數來反映由於勞動力部門流動而引起失業率的變化。

我國也會出現消費變動和產業興衰轉化,其中也必然引起勞動力流動。改革開放以來對我國有深刻影響的勞動力流動大致有:一是勞動力鄉城流動,二是以城鎮下崗失業形式出現的城鎮勞動力流動,這兩次大規模流動給我國帶來了就業壓力,但由於出現的背景、時間不同,所以表現為不同形態。1.勞動力的鄉城流動。隨着國民收入的提高,農產品需求收入彈性逐漸降低,農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例下降,而工業服務業產品的需求不斷上升,這些部門開始創造比農業更多的社會財富,在國民經濟中佔的比例越來越大。作為重要的生產要素,勞動力也逐步流向創造更多財富的工業服務業。城鎮工業服務業迅速發展,勞動需求不斷增加,不少農村勞動力在城鎮中找到工作,由於示範效應,大量農村勞動力便湧入城鎮。同時由於大量農村勞動力的進入,推動了城鎮勞動力市場的建設,進而加快了勞動力流動。總體上,由於產業興衰轉化致使勞動力鄉城流動,這種流動衝擊着傳統户籍、就業等制度,這些制度不得不改革,而這些制度的鬆動又進一步推動了勞動力流動。如此使得我國出現大規模的勞動力鄉城流動。需要指出的是,在歐美國家均出現過這種鄉城流動,這種農業向工業的流動並非我國的特有現象,只是由於國家制度的不同,人口、經濟背景的差異,在各國表現特點也不同。在我國,由於需求變動引起農業衰退工業興起是勞動力流動的深層原因,這是和其他國家的共同點。但相關制度改革所引起的流動“勢能”的釋放,以及我國人口數量巨大,導致大規模的勞動力鄉城流動,則是我國獨有的特點。2.下崗失業形態的城鎮勞動力流動。鄉城流動是一種“典型”的勞動力流動,而我國出現的城鎮下崗現象則是一種“非典型”的勞動力流動。這主要是由於我國的城鎮下崗失業人員在事實上已經離開了原有工作崗位,但並沒有退出勞動力市場。據勞動與社會保障部門調查顯示,下崗職工的平均年齡為39 歲,且35歲以上的佔到72.5%,其中,35-45歲佔49.3%。可見這些下崗人員多數正處於工作的最佳年齡,他們退出勞動力市場的可能性不大,據估計,累計下崗職工中,有大約2/3得以再就業。下崗職工的再就業意味着這些勞動力從原有工作崗位流向了新的工作崗位,這無疑可以視為一種勞動力流動。它與鄉城流動的區別在於,它沒有表現為勞動力在地區之間的流動,而是主要表現為在城鎮中企業、職業、行業產業之間的流動。並且下崗人員從原有單位退出後,大多數沒有馬上在新的崗位就業,而是處於等待、觀望之中,再就業的時滯性多少會影響人們對這種勞動力流動的判斷,但並不影響把它作為一種勞動力流動形態。

勞動力市場歧視可定義為：在勞動市場上對勞動者與生產效率無關的個人特徵的評價。由於勞動力市場上雙方信息嚴重不對稱，僱主無法獲得外來勞動者有效信息或信息搜尋成本較高。這樣，當僱主難以根據外來勞動者的有效信息做出具體判斷和評價，但又必須與其發生經濟往來和做出決策時，便可能自發通過各種歧視性手段來增加外來勞動者的流動成本，從而起到甄別勞動者、降低決策風險的作用。在這裏，歧視並不僅像通常所認為的是一種不合理的偏見，更重要的是它是一種在無法獲得完全有效信息時的信息甄別機制。假定某城市制定一項針對外來勞動力的歧視性政策，規定外來勞動者必須擁有n項證件，並交納一定數額的證件工本費及管理費用，否則將禁止在當地工作、租房等。外來勞動力將為此付出不低的貨幣費用和心理成本，流入勞動力減少；在降低外來勞動力流人人數、增加外來勞動力的流入成本的同時，該歧視性政策完成了對外來勞動者的優劣的甄別。這裏隱含着如下價值判斷：生產能力和道德水平較高的優的外來勞動力，願意留在城市並付出因歧視性政策增加的較高的額外流動成本的可能性比較劣的勞動力大。因為劣的外來勞動力期望收入低於優的勞動力，且其收入具有風險性和不確定性，接受額外流動成本難以從相應的收益中獲得完全補償，將不會選擇接受歧視性政策。據此，僱主可以在無法獲得具體勞動者有效信息的情況下，對勞動者進行甄別，做出相應決策，如僱主不僱用沒有規定證件的勞動者，房東不將房子租給沒有規定證件的外來人口等。因此，信息不對稱將強化企業、政府等相關經濟主體對外來勞動力的歧視。同時，必須指出，歧視作為甄別機制落實到某個具體勞動者身上時很可能是不公正的和錯誤的。

從勞動力就業的去向來看，第三產業比第一產業、第二產業受信息不對稱的影響更大，在第三產業內部，適應低素質勞動者就業的家庭服務業存在着最嚴重的信息不對稱。因為這種服務關係到人們生活的安全與質量，因此僱主和僱員之間既要互相識別對方的逆向選擇，又要互相提防對方的道德風險。而這一領域正是我國今後吸納勞動力就業，尤其是下崗工人再就業最有潛力的空間。

由於勞動力市場上企業和僱員之間的信息不對稱，市場要求一種信號來幫助信息缺乏的一方進行識別。對於企業來説，應聘者的受教育水平起着篩選和指示的作用。一個有大學文憑的人向企業提供一種能夠證明其有能力的信號。正是憑着“文憑”這個信號，企業會按一般水平所做的決策來取捨僱員，並決定其應得的報酬。特別是在僱員的生產率難以計量的那些經濟部門，文憑就顯得更為重要。可見，人們選擇接受教育很可能不是為了獲得更多的知識和生產技能，而是為了將自己與低能力者區分開來，使潛在的僱主相信他們能創造較高的生產效率，應拿較高的工資於是，學歷和文憑在勞動力市場上就成為求職者標識自己，僱主選擇職員的主要指標，甚至是唯一指標。在這種狀況下，一方面求職者為了謀求一份好工作必然會不斷地追求高學歷，另一方面僱主為了求得高能職員，其目光也自然不斷地向高學歷看齊，也就形成了今天所謂的“唯文憑主義”、“學歷社會” 也就導致我國近年來勞動人才市場上文憑、證書氾濫，甚至假文憑、證書充斥市場的現象。很顯然，這一現象直接損害了僱主的利益。

目前，由於我國勞動力市場法規制度還不是非常完善，勞動力市場供過於求，信息不對稱使勞動合同管理中求職者受損的現象比比皆是。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試用期陷阱。　目前，由於我國的就業市場供過於求，下崗失業人員逐年增加，待業大學生開始出現，不少用人單位利用這種市場背景來騙取廉價的勞動力，提出試用期，試用後才願意和求職者簽定正式勞動合同。結果是試用期內求職者的合法權益得不到保障，試用期一到馬上和求職者解除勞動關係。由於我國現行的法律尚未就這一問題做出明確規定，一旦發生糾紛，很難處理。

第二，簽訂不規範的勞動合同。　有些人由於求職心切，在與用人單位簽訂勞動合同時，往往不注意保護自己的合法權利。雖然勞動部門有固定的勞動合同文本，但各用人單位的具體情況會有所不同，這樣一部分用人單位會趁機傷害求職者的利益，比如：加班不給加班工資、工作時間太長、故意拖欠職工工資及各種保險等等。這些都是勞資雙方由於對信息的掌握或利用不對稱而引起的勞動管理問題。

第三，只看學歷不看能力。有些用人單位，在招收員工時，往往過於注重於勞動者的學歷。這些都是勞資雙方由於對信息的掌握或利用不對稱而引起的勞動管理

2010年5月14日諾貝爾獎經濟學獎得主克里斯托弗·皮薩里德斯（Christopher A. Pissarides）在上海交大演講時表示，由於受到住房成本、福利無法轉移及教育不足等三大因素制約，勞動力從農業流向工業、服務業存在摩擦和壁壘。他同時表示，向服務業轉移，包括私人護理服務（健身教練、醫生、家政）和高端金融服務，都可以吸納更多勞動力。

當天，他接受了記者和專家的羣訪。皮薩里德斯表示,很多國家在發展中都會遭遇“劉易斯拐點”。當經歷第一次改革，大量來自農村的廉價勞動力，會進入工業領域。然後生產力逐漸提高，工資相應提高，廉價勞動力開始鋭減，而經濟仍在發展，因為產業技術不斷進步。他覺得有兩點要提醒一下：一、中國仍有大量潛在的廉價農村勞動力。中國農村勞動力流向城市的比重是非常大的，大概超過40%，也許今後會降到10%，但還遠遠沒到枯竭的地步。二、如果廉價勞動力枯竭，生產力需要更多資金、產業經驗和受過更高教育的勞動力，這種趨勢在產業結構初次轉變時發生。在向工業以及服務業轉移的更高階段,教育將成為產業轉移必須越過的一大壁壘。

皮薩里德斯表示,當你希望經濟發展更具包容性，保障房是項好政策。城市勞動力對住房有需求，而土地是有限的，你不得不平衡這種矛盾，保障房就是一種選擇。保障房不僅讓大家有房住，而且可以是租賃形式，這樣也可以保證勞動力的流動性。住房成為勞動人口流動的又一大壁壘。過了若干年後，如果條件允許，保障房可以成為商品房，讓這些勞動者有一種歸屬感。

皮薩里德斯還強調薪資福利(養老保險等)應該能夠在國家不同的區域流動，以便於勞動力跨區域流動。

服務業吸引更多的勞動力，但與高端服務業如金融等相比，私人護理服務即低端服務業在短期可以吸收大量勞動力，而且市場廣闊，也可以使婦女等從家庭勞動中解放出來，更多地參與社會工作。

從世界上的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勞動力轉移的成功經驗中，有以下幾點是值得我們借鑑的：(1)在經濟起飛之前的資本積累階段，資本主義國家通過暴力方式迫使農村剩餘勞動力轉移；在經濟發展的起飛階段，發達國家以及新興工業化國家或地區主要靠工業的高速發展來解決農村剩餘勞動力的轉移；而在經濟發展的後期階段，主要靠第三產業吸納農村剩餘勞動力。主要發達國家用了大約40—100年的時間保持工業快速增長，使人均GDP由200—500美元增加到1000—2000美元，從而使農業勞動力佔社會總勞動力的比重由50% 一60%下降到15%-25%的水平。可以説，工業化的速度有多快，規模有多大，農業勞動力轉移的速度就有多快，規模就有多大。而在工業化的中後期，第三產業必然加快發展，第三產業的發展必將吸收更多的勞動力就業。例如，英國建立農工綜合體，就是在農村發展非農產業，例如食品加工工業等。這些工業使大量農業勞動力轉變為非農業勞動力 。使農村剩餘勞動力進入農業的前導和後續部門，實際上促進了農業勞動力向第三產業流動。目前，發達國家第三產業增加值在國民生產總值中的比重和第三產業就業人數在總就業人數中的比重都在50%以上．有的高達60% 一70% ，第三產業中有相當多的就業人口來自農村剩餘勞動力(2)正確的經濟發展戰略是加速農村剩餘勞動力轉移的重要保證 是以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為主，還是以發展資本密集型產業為主；是以發展內向型經濟為主，還是以發展外向型經濟為主，這些都對農村剩餘勞動力轉移速度有重要影響。日本在工業化早期重視節約資本的創新，英國在工業化後期發展農工綜合體，都是在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以適應吸收更多農村剩餘勞動力的需要。同樣，韓國和台灣也在20世紀60—70年代大力發展出口導向型勞動密集型產業。而美國則針對本國勞動力短缺的特點，大力發展資本密集型產業。可見，要加速農村剩餘勞動力的轉移，必須有切合本國國情的經濟發展戰略。(3)勞動力素質的優化是保證農村剩餘勞動力順利轉移的一個重要條件。日本從明治時代開始，就非常重視教育事業的發展。日本的教育事業特別是初等教育和職業教育，由於獲得了政府的大量撥款而得到了迅速發展。二戰後，日本政府對教育事業傾注了更大的努力。70年代中期，日本已基本普及了高中教育。教育事業的發展意味着人力資本投資的加大和勞動力素質的提高，這使日本農村勞動力對於非農就業機會具有良好的適應性，這也是日本戰後農村剩餘勞動力得以迅速轉移的內在條件。同樣，美、英等發達國家也非常重視勞動力素質在勞動力轉移中的重要作用。(4)農村剩餘勞動力順利轉移需要與國情相適應的土地政策。農村勞動力和土地是農業生產的基本要素，農村剩餘勞動力的轉移意味着農業生產要素要重新組合，土地要素也要進行相應的調整。發達國家的實踐表明，伴隨農村剩餘勞動力轉移，土地主要經歷以下兩種類型的調整：其一，土地集中。例如在美國，不僅農户經營規模逐漸變大，還出現了大農場。其二，土地集中不明顯。例如在日本，雖然戰後農村剩餘勞動力轉移速度加快，但土地的集中程度卻相對低於歐美國家，農業兼業化普遍，秉承着小農經營的傳統。這説明，一國或地區在農村剩餘勞動力轉移過程中要遵循本國國情或地區區情；各國和地區政府要制定符合本地資源稟賦狀況的政策。在全社會總勞動力中，如果從事農林牧漁業的勞動力的比重佔10%左右，是一個國家基本上完成農村剩餘勞動力轉移的標誌。完成這個過程，英國大致用了300年，法國用了120年，加拿大、美國、日本用了100年左右。綜合我國目前農村剩餘勞動力及其增長情況和經濟發展對農村勞動力的吸收前景，我國的農村剩餘勞動力轉移將是一個長期、緩慢的過程。成功的國際經驗，為我們進一步選擇適合我國實際的城市化道路，提供了有利的借鑑。

勞動力流動這一現象，是隨着生產社會化的發展而不斷擴大的。引起勞動力流動的原因是：①從微觀經濟方面看,隨着時間的推移,產品的品種和數量、生產的技術和工藝發生變化。②從宏觀經濟方面看，伴隨經濟的增長而出現的經濟結構（技術結構、產業結構、地區結構、就業結構等）的變動。③從勞動者個人方面看，隨着時間的推移，勞動能力發生變化，此外勞動者個人的職業興趣和就業意願發生變化。

勞動力流動包括：

①企業事業單位間的流動。它是最重要的流動形式，也是勞動力在部門之間、職業之間、區域之間的流動的基礎，這種流動對於勞動力與勞動資料的結合狀況有着決定性的影響。

②部門間的流動。它主要取決於社會產品總量及其結構的變化。這種流動具有一定的規律性，首先由農業流向非農業，進而由工業、農業流向服務業，由此引起就業結構的重大變化。

③職業間的流動。它包括水平流動和垂直流動，主要取決於勞動者個人的職業選擇意願。水平流動是在技術水平、收入水平、社會地位大體相同的職業之間的流動。垂直流動是在技術水平、收入水平、社會地位明顯差別的職業之間的流動，它又分為向上流動和向下流動兩種形式。

④區域間的流動。它取決於多種因素，其中，各地區的勞動力資源、物質資源和生活水平的差異，是最主要的因素。勞動力的地區流動與人口流動有着密切的聯繫，並構成人口遷移的主要部分。勞動力在城鄉之間的流動，是勞動力地區流動的重要方面。以國家為地域單位的勞動力流出或流入，通常稱為勞務出口或勞務進口。

勞動力流動，從性質上看，可以分為合理流動和不合理流動。凡有利於提高社會經濟效益的，就是合理的流動;凡有損於社會經濟效益的,就是不合理的流動。在大多數情況下，勞動力的流動有利於企、事業單位合理地使用勞動力，有利於在全社會範圍內合理地配置勞動力資源，從而有利於提高社會經濟效益。但是，在某些情況下，勞動力流動過多過快，或者流動方向不符合社會需要，就會損害社會經濟效益。社會主義國家勞動力管理的任務在於：保障勞動力的合理流動，特別是保障高質量勞動力的合理流動，並限制勞動力的不合理流動。

工作流動、地區流動、國際流動是勞動力流動的三大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