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

在人類發展的歷史長河中，全球化浪潮是其間不斷閃現的一道波光。“全球化”這一時常佔據世界各國刊頭報端、為人們所耳熟能詳的熱門概念，就其最初含義來説，指的是一個在全球範圍內國與國、地區與地區的聯繫不斷強化升級的歷史變遷過程，其間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多元領域日益走向深度融合與相互依存，相對於國家意識的全球意識逐漸上升成為一種主流意識形態。 ^[6] 

全球化使各國在經濟發展中的相互依存日益增強。儘管金融危機導致世界經濟陷入低速增長，但並未改變全球化深入發展的總體走勢。在應對危機和促進復甦的進程中，依託國際化生產、對外貿易和服務、資本跨境流動和技術創新，各國加大力度開拓國際市場、進行全球資源配置，經濟聯繫更加緊密、利益交融不斷加深。 ^[7] 

發達國家憑藉自身實力和企業所有權優勢，一直是全球化的推動者、主導者和規則制定者。近年來，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通過對外貿易和吸收投資，逐步融入國際生產體系和全球分工，激發了經濟活力。 ^[7] 

規則制定是決定全球利益分配的重要手段，各方圍繞制定國際經貿規則的紛爭不斷。一方面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強烈呼籲參與規則制定和全球治理的公平權利，如在全球性組織或區域集團中爭取更大話語權以反映其發展訴求。 ^[7] 

多哈談判陷入僵局，區域和雙邊FTA已成為開展經濟戰略合作與競爭的重要手段，各國都在加快推進FTA戰略，全球貿易投資自由化出現新趨勢 ^[7] 

工業革命以來，全球化的決定力量有人以“雙層博弈”模型歸納：一是國家間利益的競爭，主要取決於各國統治者。歷史上一些君主鼓勵或親自參與海外殖民活動，有的則閉關鎖國，都視自身統治是否穩固而定。二是要素擁有者之間的競爭，主要基於以公司這種組織為主進行的，基於成本（風險）收益的企業家決策。由於要素全球流動能力不對稱，資本和技術要比勞動力更容易跨國流動，全球化往往導致部分階層“失敗”。當然，兩層之間也有互動。公眾、企業對於全球化的態度也可推動本國決策者作出不同的選擇。 ^[8] 

一是作為時代背景的全球化。對於所處的時代，儘管可以作出不同角度的概括，但全球化無論如何是當今時代的一大顯著特徵。可以説，全球化“劃”了一個時代。全球化將每一個國家都牢牢地編織在世界體系之網上，以致每個國家都不可能脱離全球化尋求獨立的發展。 ^[9] 

二是作為社會發展內在要素的全球化。全球化不僅是各個國家發展的時代背景，而且是其發展的內在要素。按照系統論的觀點，在大系統和小系統（或整體與部分）的關係之中，大系統可以看作是小系統的外部環境，然而大系統質的規定性又在很大程度上影響着小系統質的規定性。如果將全球化同其中任一國家的關係看作是大系統與小系統的關係，那麼，這一國家的發展顯然帶有全球化的規定性。事實上，在全球化條件下，社會發展中任何一個重要問題的產生和提出，都不完全是孤立的，而是程度不同地受到國內外各種因素的影響，是各種因素交互作用的產物。因此，全球化對於各個國家的發展並不僅僅是一種外在的影響，而是成為一種“內生變量”。 ^[9] 

三是作為發展工具、手段的全球化。全球化常常是和現代化聯繫在一起的。眾多國家之所以積極參與全球化，目的是為了加速實現自己的現代化。就此而言，全球化是被當作發展的工具和手段來運用的。 ^[9] 

總的説來，全球化在當代社會發展中扮演的角色是多樣的，所提出的問題也是尖鋭複雜的，以致研究發展不能無視全球化。這種情況的出現，客觀上要求確立一種全球化的思維方式。這就是在考察社會發展問題時，不能僅僅從一個國家、民族的角度來考慮，必須同時具有世界歷史的眼光，善於用全球化的視野來審視民族性的問題，以期達到對問題的全面理解和把握。 ^[9] 

“逆全球化”趨勢出現的根本原因，是近年來世界經濟的持續低迷，全球部分地區經濟不平等現象加劇，資源分配不公，社會上的被遺棄感和不安全感增強，從而讓民心轉向打“民粹牌”的政治人物，將他們視為救命稻草。 ^[10] 

對關於全球化是一個現實存在的現象還是隻是一個説法還存在學術上的討論。雖然這個詞已經被廣泛使用，但是一些學者爭論到，這個現象早在其它的歷史時期就已經出現了。另外，很多人注意到，那些令人相信我們是處在全球化進程中的現象，例如國際貿易的增長和跨國公司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在它們開始被建立的時候並不是制定了的。因此有很多學者更喜歡使用“國際化”而不是“全球化”。簡單的説，它們兩者的區別在於國家的角色在國際化中更重要。也就是説，全球化在程度上比國際化更深。所以，這些學者認為國家的邊界還遠沒有達到要消失的地步，因此，完全的全球化還沒有開始，也可能不會開始——從歷史上考慮，國際化從來沒有變成全球化。著名的依附理論提出者薩米爾·阿敏（Smir Amin）提出，“全球化是一個反動的烏托邦”，並且對全球化給拉美和亞洲國家帶來的負面意義進行了精闢地分析。

全球化的另一種詮釋

黃樹東在《選擇和崛起——國家博弈下的中國危局》中這樣寫道：

隨着全球化，新自由主義成了新的世界主流思潮。國際政治格局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追求“平等和公正”不再是國際政治生活的主流。什麼新殖民主義，什麼南北談判等等，統統讓位於全球化，讓位於各國間的自由競爭。一個國家貧窮的原因不再是歷史上的殖民主義，或現實中的不平等關係，不再是許多主客觀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發展中國家自己成了自己落後的唯一原因。解決現實世界的諸多不公正的途徑，不再是調整國際秩序，而是全球化。

對公正的訴求被推到了世界議題的背後，一個新的理論和信仰開始升起。這是一個建立在叢林原則上的信仰。表面上看這種信仰提倡每個人和每個國家，無論貧富，都必須自己幫助自己，自己拯救自己。實際上這種信仰提倡的是強者對弱者的“自由競爭”，資本對勞動的“自由競爭”，強國對弱國的“自由競爭”。這種信仰表面上賦予了強者和弱者同樣的自由，但是在這種“自由”面紗下，是強者對弱者的統治，強者對弱者的掠奪。

我們正在經歷空前的全球化？

“日不落”帝國時代的全球化比美利堅時代遜色嗎？如果麥當勞、肯德基能體現全球化，中餐館可是在上上個世紀就在世界各地登陸了，如今其普及程度遠非美國快餐能比。我懷疑，今天的全球化被迅速膨脹的“新聞界”給誇張了。

眼下的全球化主要是通訊技術的飛速進步引起的，交通技術並沒有飛躍的進步。自19世紀後半期到20世紀初，以輪船、鐵路、汽車和飛機為代表的交通技術出現了質的飛躍，人員和物資的國際交流呈幾何級數增長。那個時候移民是容易的，入境管理並不嚴格，護照也可有可無。美洲就是在那個時代開始住滿移民，中國人就是從那時開始改穿西式服裝，改用西式筆墨、扛洋槍、住洋房、用洋火、使洋釘，以及下南洋、闖西洋、赴東洋。

即便是資本流動，舊時代恐怕也未必差得遠。100年前就有很多中國人在外國人開辦的銀行裏存錢、取錢、借錢。那時的貨幣可以自由兑換。資本輸出被列寧看成傳統帝國主義的主要特徵之一。據説，今天的全球化體現為驚人規模的“金融資本”流動。每天全世界有1萬多億美元在世界金融市場上進行賭博投機，每年全球“熱錢”高達400萬億美元。可那又能説明什麼呢？當今的國際貿易量才8萬億美元。國際金融賭博能影響地球每個角落的生活？資本是經濟的三要素之一，其根本意義在於促進勞動力和生產資料結合的效率。可是，用於國際賭博的“資本”促進多少效率呢？全球化的脊樑是工業和商業資本，不是“賭博資本”。

電力的使用，廣播的興起，電話的出現，新聞出版的普及，乃至後來的電視時代，上述任何一種通訊技術的進步，其意義未必低於互聯網。因此，過去精神產品的全球化程度不亞於今天，精神產品的多元化也不亞於今天。否則，民主思想、共產黨人的思想乃至形形色色的其他意識形態怎樣傳遍19和20世紀的世界？除了鉅額的“金融資本”，據説今天的全球化還體現為互聯網的興旺普及。互聯網使得信息傳輸變得快捷和方便。但擁有信息與擁有知識顯然不是一回事，信息量的增大未必增加觀念的多元化。今日美國人的觀念並不比越戰時更多元，也不比印度更多元。中國知識界今日的觀念甚至不一定比2300年前的戰國時代多元。比起今天的大學，上個世紀20年代的北大在思想上難道不是多元化得多？中國人觀念當然比20年前多元化了，但那並不是互聯網的結果。

兩次世界大戰加上冷戰，綿延80年，切斷了世界的全球化進程，使冷戰後開始恢復的國際交流顯得突然和新穎。筆者不是歷史學家，但倘若某個歷史學家告訴我，在上上個世紀和上個世紀早期，人員、物資、資本和精神的國際交流程度高於今天，我不會感到驚奇。

當然，我並沒有説未來的全球化不會超過以往的全球化。

全球化帶來什麼？

無論我們是否處在一個空前的全球化過程裏，以往的經驗都具有啓發性。全球化的歷史經驗可以分成四大類：道義問題；收益問題；趨同與逐異問題；國際主義與民族主義問題。而以下四個全球化特徵正對應着這四個問題。

1．缺少法治道義的全球化。任何國家內部的市場化都是隨着法治環境的逐漸成熟而成熟的。國際的市場化卻不是在法治環境下進行的，也就不可能“成熟”。只要缺少世界政府，所謂國際市場的法治化是根本不可能的。當立法、司法和執法都歸於一家，只有理想主義者才去奢望公平，也只有那些最有能力從不公平中獲利的國家才去奢談國際秩序有多公平。如果沒有全球的法治政府，所謂“全球治理”（global governance）就不可能是體現國際公義的治理。

2．無法預知國家損益的全球化。抽象談論在全球化中獲益或受損的條件非常困難。強國、弱國、大國、小國都可能獲益，也都可能吃虧。傳統的中國是被全球化擊敗的，卻也是從全球化裏高速崛起的。大英帝國是從全球化中崛起的，也是在全球化中衰落的。眼下的美國，雖然一直是全球化最大的獲益國，卻呈現冷淡全球化的傾向，因為美國開始感受到代價。

3．刺激追求差異的全球化。全球化導致的“趨同”是淺薄的，全球化導致的“逐異”卻是深刻的。追逐不同是全球化時代最深刻的特徵。全球化的資本毫無人性可言，它帶來激烈的社會變遷，刺激形形色色意識形態的興起，也必然伴隨激烈的社會集團、意識形態乃至民族國家之間的衝突。以往的全球化帶來了繁榮和進步，也帶來了大革命，帶來了國內戰爭，也帶來了“世界大戰”。

4．促進民族主義和國家疆界的全球化。毫無疑問，近代以來形形色色的國際主義都產生於全球化。可是，全球化帶來了更強大的民族主義，帶來了護照和海關，帶來了人員交往的阻隔，帶來了“神聖不可侵犯的”國家疆界，帶來了更先進的武器和更強大的國防。在以往的全球化裏，獲勝的不是國際主義，而是國家主義，特別是民族主義。在今天，我們看到了“歐洲合眾國”主義的興起，歐洲貨幣的使用，歐洲邊界的鞏固，歐洲海關的確立，歐洲防衞的統一。是什麼刺激出這種新“西歐民族主義”？美國、日本、西歐······哪一個還在談論國際主義？當人們已經把保衞疆界安全的戰場延伸到外太空，誰還能説全球化消滅國家疆界呢？曾幾何時，為普世歡樂而設立的奧林匹克和世界盃居然成了民族的角鬥場，國家之間的競爭，甚至成了在民族國家內部進行競爭的資本。

為了“經濟效益”，人們從遼闊分散、自給自足的鄉村走入了城市。他們密密麻麻地住在一起，近在咫尺，相互依賴，但只有依靠斤斤計較、彼此競爭、相互傾軋才能生存。城裏的人們看上去沒什麼不一樣，可每個人都從骨子裏在追求與眾不同。惟有不同才能在生存競爭裏脱穎而出。殘酷的市場競爭使越來越多的“村民”逐漸變成缺少道德感、失去了正義觀的人，他們崇拜資本所帶來的一切“文明”，或者根本就是崇拜資本本身。人們很自然便忘記阿富汗貧民的生命與世貿大廈裏的生命是平等的。他們會為紐約2000多條“文明的”生命燃起祭奠的蠟燭，但絕想不到為阿富汗那4000多個“野蠻的”殉葬者焚一炷香。人類可以公然聲稱自私自利和弱肉強食是其本性，並能導致“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如此的人類，只好用鋼鐵製造的防盜門來取代分隔家庭的籬笆，用武裝到牙齒的警察來取代調解鄰里糾紛的長老。當貧窮遼闊的地球村變成了繁榮細小的地球城，各自的“國家利益”理所當然地成為國際關係的最高準則，武力也自然成為安全和秩序的前提。

當國際化開始傾向於代指這樣一個過程時，今天的全球化用來區別一系列的趨勢，很多是在二戰後變得尤為突出。很多的趨勢被各種各樣的全球化支持者的組織看作是積極的，在很多情況下，全球化受到政府和其他人積極地推動。例如，有這個樣一種經濟理論：相對優勢使得自由貿易可以使得資源分配變得更加有效，並且對參與貿易的雙方都有利。

二戰後通過很多諸如關貿總協定等的國際組織已經使得國際貿易間的障礙得到相當大的降低。特別是從關貿總協定演化而來的世界貿易組織。

宏觀經濟學本身是在封閉經濟中學習，但當前全球經濟，實際上非常連貫，尤其2010年是中國自2001年加入世貿組織的第十年，中國經濟的每個變化都和全球經濟緊密聯繫。中歐國際工商學院經濟學與金融學教授許斌指出“當下最重要的，是需要有全球化的經濟視野”。

全球經濟處於一個“L”形狀態。如果要説經濟復甦的話，實際上未來兩三年還將處於非常低迷的狀態。

此前，美聯儲主席伯南克清楚講明，零利率政策將持續到2013年中期才會結束。作為國家聯邦儲蓄機構主席，之所以在當下承諾會在一段較長時間裏維持極低零利率貨幣政策，顯然很不同尋常。同時也反映了伯南克對美國經濟的未來預期也非常低。

以此看來，美國經濟可能繼續低迷一段時間。政府採取的宏觀經濟政策將對其國家經濟造成非常大的影響。拿日本來説，日本經濟已經低迷30年。日本政府也曾聽從美國經濟學家的意見，通過發行更多日元刺激經濟；這個方法在一個封閉經濟中或許會產生一些作用，但隨着經濟全球化的深入，日本央行增發的日元都在開放經濟中被市場“借掉”，造成了當時全球一些商品市場上所謂的套利交易。

回到美國經濟上説，在未來一段時間基準利率比較低的情況下，美國作為一個擁有儲蓄貨幣美元的國家，預計可能會發行更多貨幣。這些貨幣實際上對刺激美國國內經濟的作用並不會很大，但對其他國家，尤其是新興市場國家造成劇烈衝擊。對中國來説，這是非常現實的問題。所以當我們在暢想展望的時候，首先應該思考美國已經或未來將發行出來的美元，將會通過什麼渠道流入中國，隨後這將會對我們的經濟、貨幣政策和各類資產價格產生怎樣的影響。這和所有人的生活、投資息息相關，未來幾年後國內社會經濟活動、管理、經營、投資活動都會產生關係。

和時下很多觀點一樣，美國的經濟實際上比大家想象得糟糕，也就是伯南克説的2013年中期之前，甚至在2014年前期，都可能不太樂觀。較為樂觀的是，觀察宏觀經濟的同時，既要看短期形勢，也要看長期趨勢；如凱恩斯主義中的一個弊端，就是隻關注短期形勢，忽略長期趨勢。

長期來看，關注美國社會中私人經濟部門有多少企業家精神、創新能力和新的科技工藝。如果有一種難以預測的精神或潛在的東西在那裏，絕對不能低估美國的創新能力。儘管美國經濟很低迷，但不能把美國經濟看扁，畢竟美國是全球大國中，市場經濟成份最大的。只有市場經濟民營企業具有活力，才是國家經濟的根本。美國社會本身還存在基督教精神上的特質，時間一長，比如第三、第四年或之後，美國經濟依然持續發展，雄風再起。

在此之前，美國經濟仍處於“L”形，對中國來講是個很好的機會，如果抓住機會把國內一些扭曲的市場扭轉過來，對中國經濟來説，有很大的好處。 ^[3] 

全球化指數涵蓋60個全球最大經濟體，分別計量其本地生產總值各個環節的全球化程度，計算方法基於5大驅動全球化因素：貿易的開放程度，資本流動，科技和意念交流，勞動力流動和文化整合性。根據國際會計師事務所“安永”2013年2月25日發表的年度全球化報告，香港連續3年在全球60個最大經濟體中的全球化指數排名最高。 ^[4] 

安永香港及澳門地區主管合夥人陳瑞娟表示，調查中香港主要在科技和意念交流上表現出色，排名遠較其他市場優勝，因此香港在全球化指數的排名能穩居首位。 ^[4] 

陳瑞娟説，特區政府已在吸引外資方面採取更為進取的態度，包括積極推動四大支柱產業及六項優勢產業，以促進例如教育、創意產業的發展和創新。預計香港在貿易、資本和科技方面的全球化分數日後將保持領先。 ^[4] 

陳瑞娟強調，香港是中國內地和世界其他地區主要貿易和融資的橋樑，1997年香港迴歸後所推動的新措施，讓其得以較其他增長市場脱穎而出，扮演中國的離岸全球金融中心角色，因此能保持全球化排名第一。 ^[4] 

安永2012年全球化指數排名前10位經濟體分別為：中國香港（整體得分7．81）、新加坡（6．31）、愛爾蘭（5．63）、比利時（5．49）、瑞士（5．3）、荷蘭（5．19）、瑞典（4．96）、丹麥（4．94）、匈牙利（4．75）、英國（4．74）。 ^[4] 

當今處於弱勢的民族語言正面臨着強勢語言、全球化、互聯網等的衝擊，其社會使用功能正處於逐漸弱化或消失的危險境地；因此有關機構和語言學界都應該採取積極而有效的措施，搶救瀕危民族語言；保護民族語言，有利於人類文明的傳承和發展，也有利於民族團結、社會安定。——周海中 ^[1] 

當代全球化主要體現在國際化、自由化、普遍化和星球化這四個方面。國際化主要是指跨越國界的，描述不同民族和國家之間政治、經濟等方面的差異。自由化常常被經濟學家所使用，而普遍化則更多地為文化研究者使用，主要涉及特定的價值觀念：一個更加全球性的世界在於文化上趨於同質化。星球化則涉及消息的傳播與文化安全問題。——王寧 ^[2] 

美國《時代》週刊（亞洲版）一篇題為《三城記》的署名文章認為，紐約、倫敦和香港三座城市所共享的經濟文化不僅成為體現全球化的典範，而且也解釋了全球化的原因。這三座城市已構建了一個能促進全球經濟發展的金融網，而更為重要的是，為中國大陸順利融入現代社會提供了便利。因而，當你瞭解了 "紐倫港"之後，你就能瞭解當今世界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