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迪先

彭迪先，原名彭偉烈。1908年11月15日生於四川眉山縣一户書香人家。1921年考入成都高等師範附中，受高師校長吳玉章影響很大，由此形成了思想上的進步傾向。 ^[4] 

1926年畢業後東渡日本，於1929年春考入東京慶應大學經濟系預科。1932年升入九州帝國大學經濟系本科，畢業後留校擔任助教，同時入研究院作研究生。在此期間，他為堅定的政治信念和赤誠的愛國熱情所驅動，十分關心國內經濟學界的動態，渴望能為振興民族經濟有所作為。 ^[4] 

30年代初，資產階級經濟學説特別是邊際效用學説幾乎壟斷了國內經濟學界。為了糾正偏弊，裨補時艱，他把帝大教授波多野鼎的《現代經濟學論》譯為中文寄回國內，由商務印書館出版。 ^[4] 

該書對19世紀末到20世紀30年代各國最具代表性的資產階級經濟學説做了系統的介紹和剖析，極有助於對現代資產階級經濟學説的鑑別和來龍去脈的瞭解。此外，他還在國內刊物上發表過幾篇馬克思主義的學術論文。 ^[5] 

1937年初，彭迪先畢業於研究院時，經過長達8年鍥而不捨的刻苦攻關，他在學術上已趨於成熟，成為了一位堪與資產階級學派相抗衡的青年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七七”事變爆發後，他深為國家民族的前途和命運憂慮，毅然放棄了在國外從事學術研究的優越條件，謝絕了帝大的挽留，返回災難深重的祖國。行裝甫卸，他就積極投入抗日救亡運動。

彭迪先認為，現代戰爭是整個國力特別是經濟力量的較量，抗戰前途究竟如何，從某種意義上説也與日本自身的經濟實力相關。為了幫助國人透徹瞭解日本的經濟內情和從根本上消除“恐日病”潛在心理，遂根據他在日本動身前留心收集的資料，撰寫了許多揭露日本帝國主義政治經濟危機的文章，在成都報刊上發表。接着又及時寫出《戰時的日本經濟》一書，對打破“日本軍國主義不可戰勝”的神話，樹立人民羣眾抗戰必勝的信念，起了積極的作用。

1938年9月，彭迪先經老經濟學家沈志遠的推薦，應聘去陝西城固任西北聯合大學所屬法商學院政治經濟系教授。到校不久，適逢陳立夫出任教育部長，他為了對法商學院的進步師生進行思想統制，悍然撤換了許壽裳的院長職務，代之以不學無術的黨棍學閥張伯海，激起羣情反對，直至掀起學潮。反動當局動用軍警鎮壓，逮捕進步學生，提前解聘站在進步學生一邊的教授。彭迪先與曹靖華均被選為教授代表，當然在解聘之列。1939年6月，他離校返川，但因在西北聯大反對撤換法商學院院長的態度堅決，已被列入黑名單，以至在大學林立的成都競沒有一席教書之地。 ^[5] 

彭迪先只好回眉山老家從事著述，於1939年冬寫成30萬言的《世界經濟史綱》一書，將版權賣給生活書店。1940年初領到約2000元稿費，解決了燃眉之急。後經張友漁、韓幽桐、侯外廬、沈志遠、鄒韜奮、胡繩、柳湜、徐伯昕等人多方奔走説項，才在生活書店總管理處找到一個館外編審工作。

彭迪先在審稿之餘，有鑑於廣大青年迫切希望獲取經濟學基礎知識，卻又苦於無從入門，特抽出時間撰寫《實用經濟學大綱》一書，受到社會的好評。1940年5、6月間，生活書店橫遭國民黨反動派的摧殘，書稿難以通過“審查”正常出版，彭迪先已無稿可審，隨即失業，轉回眉山老家賦閒。

由於他在1939年冬撰寫的《世界經濟史綱》填補了經濟史知識在當時學術界的空白，翔實地把外國經濟史與現代世界經濟的理論與中國的現實結合起來，成為了當時罕見的有助於以唯物史觀正確分析中國社會性質的經濟史著作，出版後深受廣大讀者的喜愛，先後多次重印；也奠定了彭迪先在學術界的地位。繼後寫出的《實用經濟學大綱》亦因獨具特色，言簡意賅，為青年讀者爭相傳誦，甚至流傳到了解放區，這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傳播和青年思想革命化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6] 

1940年秋內遷樂山的武漢大學，聘請彭擔任經濟系教授，先後主講外國經濟史、經濟思想史、政治經濟學和高等經濟學等課。武大經濟系是當時全同有名的經濟學教學和研究的中心之一，老教授較多，但學生聽講後，卻對他這位30歲左右的教授另眼相看，認為他博學多識，講課能啓發思維，邏輯嚴謹，有助於循序漸進地提高學生的知識和能力，因而無不心悦誠服。尤為可貴的是，他在武大以及其他各校授各門經濟學科中，始終具有較強的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和方法，因而思想性和科學性特強。以經濟思想史為例，他尊重這門課程的歷史發展，從希臘羅馬的古代經濟思想起，直到近代經濟思想流派，對於每個代表人物都給予全面介紹，使聽者得窺全豹。對於他們的謬誤和不足之處，也給子認真細緻的批判。 ^[6] 

抗戰勝利後，武大遷回武昌。1945年8月，彭應川大之聘，離開了武大。他感到欣慰的是，在武大的5年教學中，他擴大了大學講壇上馬克思主義經濟科學的陣地，並啓發和引導了若干學生走向革命之路。 ^[7] 

彭迪先從1945年就任川大教授兼經濟系主任後，由於法幣貶值，生計艱難，他還先後在華西大學、齊魯大學、成華大學、四川會專等校兼課。針對當時普遍關注貨幣問題而又知之不多，他特地利用業餘時間寫成《新貨幣學講話》一書，1947年由生活書店出版。該書除闡明貨幣基本理論外，特別批判了歷史上由來已久的、作為資本主義國家貨幣政策理論基礎的貨幣數量學説，並着重揭露了當時國民黨法幣膨脹政策的反動性，預言其財政經濟必然走向崩潰的下場。作者指出：“通貨膨脹實際上是一種無形的租税，而且是一種以民眾為對象的徵課。它等於無代價地沒收一般民眾的資產。由於物價直線上升，他們的實際所得，相應地逐漸減少，減少到掙扎於飢餓線上：‘戰時景氣’確曾使若干人發了‘國難財’，可是這些得暴利的人，不外是投機操縱或囤積居奇的奸商，以及豪門資本之類。由於這兩方面的偏畸發展，致使社會上的財富分配愈趨不均，愈集中於少數人和特殊階級手裏；而百分之九十的民眾均在經濟上日趨沒落。這便是戰時通貨膨脹所造成的慘痛結果。”

作為富有愛國心和正義感的進步學者，彭迪先從1945年至1949年在川大任教這幾年中，參加了一系列校內外的民主運動，包括最有名的“三教授事件”。抗戰勝利後，他出任川大經濟系系主任不久，經濟系師生逐漸成為川大進步力量的中堅，與國民黨、三青團分子形成尖鋭對立。 ^[7]  1946年3月，反動派蓄謀對彭迪先、陶大鏞和李相符三位教授進行迫害。在訓導長丁作韶、校三青團負責人王文元等人策劃下，由反動黨團學生貼出大幅牆報，對三教授肆意造謠誣陷，進行人身攻擊，企圖先把3人趕出川大，加以暗算，並以此作為藉口，全面鎮壓川大方興未艾的民主鬥爭。在進步力量奮起反擊之際，地下黨策略地發起尊師運動，得到了多數院長、系主任和教授的同情與支持，校外各大學教授組成的頗有影響的聯誼會也發表宣言，對三教授進行聲援。使川大校長黃季陸有所顧忌，被迫撤去丁作韶、王文元的職務，處分了幾個帶頭胡鬧的特務學生。這一正義鬥爭取得的勝利，對當時成都地區反對美蔣反動派的鬥爭起了很好的配合和推動作用。自此以後，彭迪先更加熱心於民主運動，寫文章，作演講，組織集會，揭露國民黨假和談、真備戰，假民主、真獨裁的陰謀，對反動派口誅筆伐，猛烈地抨擊其種種禍國殃民的倒行逆施。

他勇於鬥爭，也善於鬥爭，例如1948年反動政府為了挽救其法幣全面崩潰的局面，改發金圓券，他就以經濟學家的身份對記者進行分析，預言金圓券的壽命最多不過半年。成都許多報刊都發表了他的預見性談話。不出所料，金圓券剛好半年就信譽掃地，形同廢紙。1949年4月19日晚，彭迪先終於擺脱了特務的跟蹤追捕，秘密離開川大，去了西康省，轉入地下鬥爭。他配合地下黨組織，同其他民主人士一道，積極策動地方武裝起義，迎接和平解放。

新中國成立後，彭迪先於1950年繼續擔任川大經濟系教授兼系主任，並出任法學院院長。1951年秋調任成華大學校長，1953年改任四川大學校長。在川大主持校政期間，儘管行政事務繁忙，他仍然擠出時間從事學術著作，繼解放前《新貨幣學講話》之後，1955年又寫出28萬字的《貨幣信用論大綱》一書，由三聯書店出版。該書根據馬克思主義貨幣信用原理，闡明瞭社會主義貨幣作用的本質、職能和我國的人民幣問題。 ^[8] 

彭迪先不但在學術上造詣深湛。在治校主教上也是能人。他在擔任大學校長期間，力主貫徹學術自由百家爭鳴的方針，主張設立選修課，主張讓學生有充分的自學時間以培養獨立思考能力。1956年他發表在《四川日報》上的題為《談談有關百家爭鳴的幾個問題》一文，部分反映了他在治學上的民主精神和卓識遠見。關於教學計劃，他認為計劃中規定的課程太多，致使學生用來閲讀參考書和思考問題的時間太少；他認為應當開選修課，不開則有些教師的特長無從發揮。他主張高年級可以適當開設唯心主義的課程，以擴大學生的知識領域，培養其鑑別能力。關於每門課程的教學大綱，他獨抒新見認為部頒大綱只能作為參考，不能認為絲毫也不容改動；教師對某些問題的看法和領會也不能強求一致；課堂上教師可以向學生介紹種種不同的學術見解。他並且認為，學校也應有權限根據自己的情況來編寫教學大綱；在保證課程應有的知識廣度、深度和科學系統性的前提下，可以讓教師發揮創造精神和運用自己的研究心得來編寫。他的這些辦學主張，是符合社會主義高等教育發展規律的，十分難能可貴。 ^[9] 

60年代初，彭迪先不再擔任川大校長，專任民盟四川省委主委。從這時起，他歷任民盟中央副主席、四川省政協副主席、四川省副省長。他是第一屆至第七屆全國人大代表、第六屆全國人大常委、四川省人大副主任。他在擔任上述這些要職期間，政務繁忙，勞形苦心，但仍儘量擠出時間堅持學術研究，先後寫過一些經濟學方面的文章，對解決現實生活中的有關問題不無教育意義和指導作用。 ^[9] 

全集共三卷五冊，由西南財經大學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研究院、經濟學院編，由西南財經大學副校長、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研究院院長劉燦教授和經濟學院執行院長劉方健教授總其成。 ^[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