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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立夫

(中國國民黨籍政治家)

鎖定
陳立夫(1900年8月21日-2001年2月8日),名祖燕,字立夫,浙江吳興人。父陳其業,字勤士,兄陳祖燾,字果夫。另外曾化名李融清、辜君明。其義兄為著名軍事教育家厲爾康 [21] 
陳立夫是20世紀中國的重要人物之一,中國國民黨籍政治家,大半生縱橫政海,曾歷任蔣介石機要秘書、國民黨秘書長、教育部長、立法院副院長等各項要職。尤其作為有留美背景的教育部長,在戰亂期間對中國教育事業的發展做出貢獻。陳立夫成立了中統 [1] 
陳立夫曾與厲麟似等人共同創立中國第一個電化教育組織——中國教育電影協會,並與厲麟似等人一同編纂發行了中國第一部電影百科辭典——《中國電影年鑑1934》。 [2-3]  [21] 
中華民國政府遷台後移居美國,潛心研究中華文化,推動中醫藥的發展和國際認可。1969年,陳立夫回台定居 [4]  。晚年竭力推動海峽兩岸的交流。提出“中國文化統一論”,使他在兩岸關係中佔據了一個頗為特殊的位置 [5]  。他的這一主張,在兩岸都得到積極迴應,他也因此當選為“海峽兩岸和平統一促進會”的名譽會長 [5] 
2001年2月8日在台灣台中逝世,享年101歲。
中文名
陳立夫
外文名
Li-Fu Chen
別    名
陳祖燕
國    籍
中國
民    族
漢族
出生地
浙江吳興
出生日期
1900年8月21日
逝世日期
2001年2月8日
畢業院校
北洋大學
匹茲堡大學
職    業
政治家
主要成就
提出“中國文化統一論”
當選“海峽兩岸和平統一促進會”名譽會長
成立中統
陳其業
陳其美(陳英士)
陳果夫
義    兄
厲爾康
侄    子
陳澤禎
政    黨
中國國民黨

陳立夫人物履歷

陳立夫,1900年8月21日生,1922年畢業於北洋大學(現天津大學)採礦系。
陳立夫青年照
陳立夫青年照(1張)
1925年獲美國匹茲堡大學採礦學碩士學位,9月回國,任黃埔陸軍軍官學校校長辦公廳機要秘書,隨侍蔣介石
1928年任中國國民黨中央組織部調查科主任。
1929年任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長,是國民黨歷史上最年輕的秘書長。
陳立夫
陳立夫(4張)
1931年任中國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部長。
1932年7月,與厲麟似朱家驊等文化教育界名流共同創立中國第一個電化教育組織——中國教育電影協會 [2] 
1934年任國民政府土地委員會主任委員。
1934年,陳立夫與厲麟似等人一同編纂發行了中國第一部電影百科辭典——《中國電影年鑑1934》。 [3] 
1938年—1944年任(國民政府)行政院教育部部長。
1939年任(國民政府)戰地黨政委員會委員。
1947年5月26日 時代雜誌封面人物陳立夫 1947年5月26日 時代雜誌封面人物陳立夫
1947年2月兼任國民黨中央組織黨團指導委員會主任委員。黨團合併後任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秘書長,兼經濟改革委員會主任委員。 [20] 
1948年6月18日—1948年12月22日任(中華民國政府)立法院副院長。
1949年前往台灣。
1951年定居美國,先後創辦養雞場、做皮蛋生意,同時還在家裏做豆腐乳粽子賣給附近的中餐館以謀生。
1961年因其父親陳其業病重,首次獲准回台。
1966年賀蔣介石八十大壽,再次回台。
晚年時的陳立夫 晚年時的陳立夫
1969年返回台灣定居,歷任“總統府資政”、國民黨中央評議會主席團主席、“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副會長”、台灣中國醫藥學院董事長、台灣孔孟學會理事長等職。 [10] 
1988年7月14日,陳立夫聯合33名中央評議委員,提出了“中國文化統一中國,建立共信;以投資共同實行國父實業計劃,建立共信;並以爭取大陸民心,以利和平統一案。 [6]  ”中國文化統一論的首創,奠定了陳立夫在兩岸關係的特殊地位,被台灣媒介奉為“促進兩岸交流與和平”的“基磐”,他後來還當選了“海峽兩岸和平統一促進會”的名譽會長 [6] 
2000年10月因為肺炎住進醫院、併發心肌梗塞。
2001年2月8日晚近九時,在台中市中國醫藥學院附屬醫院病逝,享年101歲。

陳立夫人物事蹟

陳立夫執掌戰時教育事業

陳立夫 陳立夫
1938年1月起,陳立夫任教育部長達七年之久,主持戰時教育事業的維持和發展。他擔任部長後,每天上班在先,下班在後,兢兢業業,勤勉處事。他主持擬訂《戰時教育綱要》及實施要點,作為該部各司工作的大綱,各負其責。
當時大量青年學生投奔抗日根據地,為了與中共爭奪青年,他組織教育部人員將願意從軍抗日的流亡師生送至軍校或軍訓班,將年幼及願繼續上學者安置入學並供給生活費。他推動各大學在後方單獨或聯合覆校,使大學生可以各回原校;在後方城鎮建立一批國立中學及教師服務團,設立貸金制用於衣食住讀,以保證十餘萬師生能繼續學業,俾使教育事業不因戰爭而中輟。
為推動教育事業納入正規,陳邀請教育專家擬訂了全國統一的大學課程標準,並創議實行全國分區舉行大學入學統一考試辦法,以改變過去各大專學校課程設置不一、學生水平參差不齊的狀況。接着,他又組織專家學者對中學課程的教學課目、時數和課程標準作了統一修訂和規定。他還推動建立國民教育制度,在各地增設國民中學及中心國民學校,於1944年公佈了《國民學校法》。 [11] 
在戰火迅速蔓延的形勢下,為保存和延續中國的高等教育,更為了高等學校不被敵偽沾染。陳立夫當機立斷,將高校內遷作為教育部當時的主要工作,並親自主持了這個中外教育史上空前的大遷徙。在教育部的統籌安排下,華北、東南沿海各大高校一齊向西南、西北搬遷。據教育部1939 年的統計,戰前全國專科以上學校108 所,戰事初起時,因日軍佔領被迫遷移後方的高校是52 所,遷入上海租界或香港續辦的25 所,停辦17 所。餘下14 所學校,或是原設後方,或是原在上海租界,或是教會大學當時能在淪陷區繼續辦學。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形勢進一步惡化,全國108所高校中,只有新疆文理學院一所沒有受到戰事的影響。全國高校幾度舉遷,絕大部分高校雖輾轉千里,卻得以保持完整,這離不開陳立夫及其執掌的教育部的精心籌謀、密切配合。 [12] 
然而,陳立夫雖然對中國教育事業作出了諸如貢獻,但他對中國教育的影響也有其消極的一面。例如,在陳立夫的控制之下,教育部在各級學校嚴加防範“赤化” 。為達到防共、反共目的,同時也為了擴展其個人政治勢力,陳立夫還想方設法將CC 勢力滲透於學校之中。CC 特務在校園內大肆活動,對具有進步思想的師生進行迫害,施以綁架、逮捕,甚至殺害,激起廣大師生的強烈憤慨與反抗,也引發國際國內民主人士的反感和譴責。 [12] 

陳立夫破壞政協會議

重慶談判 重慶談判
抗日戰爭勝利後,為了爭取國內和平,1945年8月底,毛澤東親赴重慶同國民黨進行談判。10月10日,國共雙方代表簽訂了《政府與中共代表會談紀要》,即《雙十協定》。但是,在談判期間,國民黨派軍隊向解放區發起進攻,被解放區軍民打退,國共雙方代表簽訂停戰協定。1946年1月,政治協商會議在重慶召開。 [13] 
1946年1月10日,政協會議終於開幕。在政協會議的會場上,代表中國多種政治力量的會議代表們展開了激烈的鬥爭,但各種爭鬥中,最尖鋭的自然還是國共兩黨的矛盾。代表國民黨右派的陳立夫一馬當先,與共產黨代表進行唇槍舌劍,頑固堅守反共立場。
在關於軍隊問題上,陳立夫與張羣一起,堅持“先軍隊國家化,後政治民主化”。這一提議自然受到中共代表的堅決反對。周恩來表示,在一黨專制的現狀沒有改變之前,把軍隊交給政府實質上就是交給國民黨。雙方爭論激烈,最後達成折中的協議,即“政治民主化”與“軍隊國家化”應同時進行,沒有先後。
在關於國民大會的問題上,陳立夫表示:“有人批評國大選舉法有指定代表為不民主,其實中國要進至民主,還要相當時間”,並説:“中國的國情是很多有能力有地位人士尚清高而不願參加選舉,須三顧茅廬去請,故指定代表有其必要。”陳立夫的這一説法遭到中共代表陸定一的反駁,陸定一明確表示:“陳先生認為中國人民中有不願參加選舉的習慣,這在某些老先生中或有此事實,但數量很少,相反,曾琦先生昨天就曾説,當時青年黨是放棄選舉的,中共更是被迫無法參加競選。如果中共有好環境,會不參加競選嗎?要説國情,國情主要的是在這裏,許多政黨都願意競選,滿足這一要求很重要”。陳立夫被批駁得啞口無言。
在關於政治制度問題上,陳立夫堅持國民黨一黨專制。他口若懸河大談一黨制的好處,甚至不惜搬出他早已棄之不顧的蘇聯的建國經驗,認為中國應該學習蘇聯的經驗。他説:“國民黨以黨治國是效法蘇聯,今天大家以多黨制的理論來批評一黨制,那是什麼也不能解決的。大家要認識一黨制的實際情況。”不僅如此,陳立夫同時還對中共解放區的三三制政權提出質疑,表示不信任,説什麼:“當時國民黨中委只有260名,國大代表有1440名,只佔六分之一,比中共所説的“三三制,還要少”。針對陳立夫的無理髮難,中共代表陸定一給予堅決反擊。陸定一表示,中國目前的情況與蘇聯完全不同,中國的工農知識分子還處於無權的地位;更何況蘇聯也非陳立夫所理解的一黨專政,而是由黨領導人民工作。對於陳立夫否定的“三三制”,陸定一根據自己事先掌握的事實,揭露國民黨代表包括當然代表與指定代表的真實數目,明確表示:“如説國民黨代表在國民大會中的數目要比’三三制‘下的中共黨員在民意機關中所佔人數要少,這是難以相信的。”
陳立夫在政協會場上得不到半點便宜,便想辦法在會場外搞各種卑劣的“小動作”。陳立夫密令CC特務及重慶市黨部嚴密監視中共及各黨派的活動,並指令用“以組織對組織、以民眾對民眾”的方法,對付共產黨。會議期間,CC特務破壞了重慶各界人士為促進會議召開而成立的政協會議促進會,製造了為各界各階層民眾所不齒的“滄白堂慘案”。
會議將近尾聲,陳立夫又指使中統特務搗亂各界人士舉行的慶祝大會,企圖“抓住這個羣眾集會的機會,奪取對大會主席選舉的控制,以轉移大會的目標,給共產黨一次無情的打擊”。特務、流氓在校場口大打出手,致使到會羣眾負傷、失蹤達60多人,許多著名民主人士遭受人身侮辱與圍毆。此外,中統特務還在全國各地挑起事端,如搗毀《新華日報》和民盟機關報《民主報》的營業部;衝砸軍事協調處執行部,威脅軍調部中共小組成員;毒打著名民主人士馬敍倫。“還都”南京之後,又製造“下關慘案”等等,均為“CC方面所為”,是“中統局所主使”。 [14] 

陳立夫晚年維護統一

遠在1973年,陳立夫便滿懷熱情地在香港《中華月刊》上發表文章呼籲祖國統一。文中説:“中國統一的真正實現,使世界知道,中國人是不可欺的。”並尖鋭地指出:“沒有一個帝國主義者願中國統一,要統一隻能靠中國人自己的覺悟。在雙方分裂對峙中,靠帝國主義在後撐腰,這些撐腰是為中國嗎?不,是為他們自己,這是很清楚的。中國人無論在大陸或在台灣以及海外各地,勢必額手稱頌化干戈為玉帛。” [16] 
1975年春節後,蔣介石希望實現兩岸溝通,便秘密找來已經從美國回台灣擔任“總統府資政”的國民黨元老陳立夫,讓他通過在香港的秘密渠道,向中共方面表示:可以請毛澤東來台灣訪問。毛澤東得到這個消息十分高興。但1975年毛澤東的身體也已經很不好了,周恩來也重病在身。他們兩人都不能親自來台灣訪問。毛澤東找來鄧小平,親自向鄧小平交代:“你可以代表我去台灣,兩岸可以此為契機,儘快實現‘三通’”。陳立夫得知毛澤東打算派鄧小平來台灣的消息後,十分高興。為了配合這次溝通,陳立夫還在香港發表了一篇題為《假如我是毛澤東》的文章文章説:“歡迎毛澤東或者周恩來到台灣訪問,與蔣介石重開談判之路,以造福國家人民。”他還寫道:希望毛澤東“以大事小,不計前嫌,效仿北伐和抗日國共兩度合作的前例,開創再次合作的新局面。”但是,正當陳立夫積極努力尋求與大陸溝通之時,蔣介石卻於1975年4月5日去世。海峽兩岸的再次溝通又中斷了。 [15] 
20世紀80年代以後,大陸的改革開放政策無疑給了陳立夫極大的鼓舞。他對中國大陸對統一祖國做出的不懈努力,很受感動。他覺得彷彿看到了兩岸言和的曙光。於是他在1988年7月14日,國民黨召開的“第十一屆中央評議委員會”上,聯合34名“評議委員”,提出了“以中國文化統一中國,建立共信;以投資共同實行國父實業計劃,建立自信,並以爭取大陸民心,以利和平統一”的提案。提案明確指出“中國之統一為台灣海峽兩岸及海外全體同胞之共同願望”,提出了“以中國幾千年的傳統文化統一中國,建立共信”。提案在台灣引起震動,不少民眾和愛國人士紛紛響應。然而台灣當局卻無動於衷。 [16] 
人民日報》為此發表社論,認為該提案是“儘管仍有某些不適宜的提法,但主張祖國和平統一,提倡對話協商、互信合作,並有一些具體的設想,這是順應兩岸人民強烈要求和平統一,振興中華的歷史潮流的。陳立夫等三十四位先生這種謀求祖國統一的積極態度,令人感佩。” [18] 
台灣《新新聞》發表題為《反共老人要做聯共先鋒?》一文。文中稱這位公眾形象是常年滿口孔孟的89歲反共守舊老人,一下又躍居為“和平統一”的急先鋒,激進的程度真讓國民黨以開明自居的當權晚輩們瞠目結舌。
90年代以後,近百歲高齡的陳立夫在依然堅持不懈地促進祖國統一大業。
1992年,在接見大陸首批訪台記者時,他説“若為了國家統一,只要兩岸人民需要我,我就會去大陸,我最大的心願就是國家強盛,人民安樂。”
1994年陳立夫曾贈送親筆書法給前大陸海協會會長汪道涵,內容是:“求統一不談小節,為和平先天至誠。” [16] 
陳立夫作品 陳立夫作品 [19]
1999年在澳門迴歸的時刻,99歲的陳立夫書寫了“雪恥榮歸”四個字送給澳門。 [17] 

陳立夫人物作品

陳立夫作品
陳立夫作品(3張)
陳立夫退出政界後,旅居美國近19年(1951年-1969年),並從事《四書道貫》一書之寫作,現已有英、日、韓文譯本。1969年返台,專事文化工作,著有《孟子之政治思想》《孟子之倫理道德思想》《人理學》,並主編《孔子學説對世界之影響》《中華文化概述》《易學應用之研究》三輯,及主持譯印英人李約瑟所著《中國之科技與文明》。此外又主張改良中國醫藥,撰有《我的信仰和希望》《中醫科學理論基礎之發現及中醫合作之必然性》與《中華醫藥專輯》等書。

陳立夫軼事典故

陳立夫和蔣介石源遠流長

陳立夫與他人會面 陳立夫與他人會面
蔣、陳兩家的淵源,始於陳其美與蔣介石的關係。蔣介石年輕時在日本留學認識了比他大9歲的陳其美,兩人結拜為兄弟。1916年,陳其美被袁世凱派人暗殺,當時沒人敢去處理,只有蔣介石來為他收屍,在祭詞裏自稱“盟弟”,由此可見兩人交情匪淺。陳家的下一輩也習慣稱蔣介石為“蔣三叔”(當年陳其美與蔣介石、黃郛結拜,陳其美為老大,黃郛為老二,蔣介石為老三)。
1917年,陳立夫在上海以第5名的成績考入天津北洋大學學工礦,畢業後又赴美留學。就在他準備接受中興煤礦公司聘請任採礦工程師時,大哥陳果夫轉來了蔣介石的兩份電報,蔣介石表示希望他能到廣州協助自己。陳立夫的志向本不在政治,但因哥哥勸説以及與蔣介石的叔輩關係,還是去了廣州。陳立夫從此踏入政壇,沒成為一名工程師,引為終生憾事。1925年,留美回國的陳立夫任蔣介石機要秘書 [1]  。1929年,29歲的陳立夫任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長 [1] 
陳立夫知道蔣先生的脾氣,他在蔣公館工作時常見蔣介石罵人。所以在接這個職務前,他就對蔣先生説:我沒有別的要求,就是不能罵我。“校長如果對我發大脾氣,第二天我便辭職不幹。”在他為蔣介石服務的25年裏,蔣介石也果然沒有罵過他。
西安事變震驚了國內外 [7]  。蔣被張、楊軟禁後,南京政府內部以何應欽為首,陳立夫、陳果夫戴季陶等極力主張武力解決 [7]  。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後,國民黨陝西省當局在蔣介石躲藏處修了一座亭子,命名為“正氣亭 [8]  。國民黨要人戴季陶、陳誠、陳果夫、陳立夫、胡宗南衞立煌王耀武等先後在亭子內題詞,歌頌蔣介石 [8] 

陳立夫流亡美國養雞賣蛋

由於陳立夫與蔣介石的另一心腹---台灣省主席陳誠不睦,為防止內鬥,敗退台灣之後的蔣介石決定清除陳立夫這塊絆腳石。陳立夫察言觀色,明白蔣的用意,一次在跟蔣介石談話時主動表示:“總裁,大陸失敗,黨、政、軍三方面都應該有人出面承擔責任。黨的方面,果夫和我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所以我覺得果夫和我都不宜參加此次黨的改造。”蔣介石聽後,默不作聲。陳立夫知道大勢已去。不久,陳立夫得到了蔣介石的命令,叫他在24小時內離開台灣。1950年8月4日,陳立夫帶着全家倉促離台。
離台後,陳立夫一家先到瑞士,稍事停留之後遷往美國,最終定居在新澤西州湖林城外的來克塢鎮。此時的陳立夫,剛年滿50歲。雖被稱為“四大家族”之一,論資產陳家實際上根本不夠格稱作“大家族”,因此,謀生很快成為陳立夫流亡生活的主題,於是陳立夫決定辦個養雞場。當時,在美國定居的江蘇醫學院前院長鬍安定準備投資辦個養雞場,需要合夥人,找到了陳立夫。陳立夫與胡安定考察了60個養雞場,挑一個便宜的買下來,成交價為4.7萬美元,可先付2萬元,剩下的分十年付清。陳、胡二人翻箱倒篋,傾盡所有,只湊足8000美元,四下裏告貸,經朋友援手,總算把雞場盤了下來。
陳立夫的這個養雞場,上上下下只有陳立夫和夫人孫祿卿兩人打理。夫妻二人天亮即起,晚上很早就休息。工作都有一定流程,除了喂飼料、孵雞、撿蛋、大小分類、洗蛋、秤蛋、包裝和運送外,還得請專家打針。這段生活雖然清苦,但一家人卻也其樂融融。陳立夫的小兒子陳澤寵曾經回憶,陳家當時只有一間房子,雞兒就那麼在屋子裏大搖大擺地走來走去,家人只好在雞羣裏面跑來跑去。
那時候很多人去看陳立夫,有人看到陳立夫打着領帶在雞場工作的照片,懷疑他養雞隻是“作秀”。作家李敖曾就這個問題問過陳澤寵,陳説:“你太不瞭解我父親了,他非常尊重中國傳統禮儀。他覺得見客人不穿正裝很不禮貌,所以平時他就打個領帶,再帶上圍兜,如果有客人來,他趕緊摘掉圍兜,不然還要進去換衣服。在他的想法裏,衣服不見得要華麗,但一定要整潔。”
陳家養雞場最興隆時養了6500多隻雞。陳立夫的兒女曾問他:“你為什麼要養雞?這又不是你的專業。”陳立夫無奈地説:“雞不會像人那麼複雜,雞比人聽話,雞比人好管。”為節省開支,陳立夫的養雞場全部採用人工飼養,勞力支出很大,陳立夫出力最多。三年下來,養雞場利潤可觀。
但好景不長,隨着橫貫美國東西的高速公路通車,西部地區大量廉價雞蛋源源而來,蛋價暴跌,直接威脅到了陳家養雞場的生存。不幸的是,1964年10月,陳家養雞場附近的森林失火,陳家養雞場被燒了個一乾二淨。好在陳的長子、次子均在美國獲得了博士學位,還找到了不錯的工作,陳立夫夫婦可以從他們那裏得到些接濟。
雞場被焚後,陳立夫又把目光投向養雞業的“下游產業”———雞蛋加工上面。陳立夫家中有一個做皮蛋的秘方,陳立夫按秘方做出的皮蛋,不僅好吃,而且好看,在美國的華僑之中,人稱“陳立夫皮蛋”。中秋節到來之時,頗有商業頭腦的陳立夫將2萬個鴨蛋製成鴨蛋黃供應,着實賺了一大筆錢。隨後,他又擴大業務,做湖州粽子、年糕、鹹鴨蛋等。
在當年唐人街,陳立夫家制作的辣椒醬也一度成了熱銷品。當時,陳家在美國有很多老朋友,經常到陳家聚會。陳夫人很會做菜,大家覺得她做的辣椒醬非常好吃,先是有人來要一罐兩罐,後來三五罐,越來越多,直到有人開始訂購。陳夫人後來説,她是盛情難卻。這種辣椒醬味道鮮美,有人美其名曰“陳立夫辣椒醬”。
陳立夫開養雞場、賣皮蛋的消息接二連三地傳進了蔣介石的耳朵裏,在雞場起火和出雞瘟的時候,蔣介石還曾秘密通過近臣俞國華給陳家寄錢,幫陳家渡過難關。陳誠死後,蔣介石派人赴美,讓陳立夫準備儘速返台定居,並指派專人在台灣為陳立夫督造官邸。當時已任“國防部長”的蔣經國親自出馬為陳宅選址。1969年國民黨開完“十全”會後,陳氏夫婦回台灣定居。 [9] 

陳立夫養生之道

陳立夫一生歷經風風雨雨,卻身體安康長壽,享年102歲,其中確實有些養生之道。
晚年陳立夫 晚年陳立夫
1990年8月27日晚,陳氏家族在美國紐約舉行了一個盛大宴會,慶祝陳立夫和夫人孫祿卿90大壽。為了感謝前來祝壽的親朋好友、校友門生、國民黨元老,陳立夫以介紹他的養生之道作為答謝致辭。
陳立夫説,他的長壽之道分為四個“老”,共32字:“老健:養身在動,養心在靜;老伴:愛其所同,敬其所異;老友:以誠相見,以禮相待;老本:取之有道,用之有度。”
在宴會上,陳立夫的致辭如下:
人生活到90歲是一件不簡單的事,尤其夫婦二人都到90。我今天答謝諸位第一句話就是“祝諸位全體健康和長壽。”同時要乘此機會報告大家,老年人之四大需要,以及達到四大條件之要點如下:
老健
陳立夫 陳立夫
老而不健康,是不幸福的,所以要保持健康為最重要。讓我奉贈你們八個字:“養身在動,養心在靜。”
古人云:“户樞不蠹,流水不腐。”因為它常動之故。人體亦然,多動使其血液流通,增進健康,其理易明。人都瞭解自己身體方面的缺點何在,就得在這方面多做運動。我每天清早5時半一起身,就要淋浴,淋浴時當水衝到哪裏,就按摩到哪裏,從頭頂到腳心,每處用兩手按摩100下,一共需要40分鐘,連洗臉拭牙等約需1小時。早飯後,再散步1000步。如此做來,已有28年,決沒有一天間斷。持之以恆為最重要,此之所謂“養身在動”。
養心在靜。首在不發脾氣,不尋煩惱,知足常樂。我隨蔣公服務25年,從未向他做任何要求,故心常快樂。他要我做這事做那事,我盡心竭力去做,做不好,是非所學(我是學採礦工程的),非我之罪也。故心常安,所以睡眠甚佳,不厭不遊,此之謂“養心在靜”。
老伴
1945年,陳立夫全家攝於公館 1945年,陳立夫全家攝於公館
中國人的夫婦觀念與現代美國不同,是要“白頭偕老”的。所以要慎擇於始而和順至終,惟如何能達到“和順”二字,必須做到下列八字:“愛其所同,敬其所異”。須知天地間沒有兩個全同的人,就是親兄弟姊妹,都是個個不同的,強人同我,就是自私,自私是爭吵之主因,為“老伴”之大敵。所以只要大體相同,不必求對方一定要同我,則得之矣。大同世界,如何達致,亦就靠上述之八個字,國與國、家與家、人與人,相處的原理是一樣的。我與內人結婚已63年,從未吵過架,就是靠上面的八個字。夫婦和順,對於下一代有很大的影響,我們的兒孫,似乎亦沒有聽到有任何問題。這八個字是我創造的,謹供大家參考。
老友
人不能孤陋寡聞,友直、友諒、友多聞,是人人應交的益友。昔人云“君子之交淡如水”,以友不是酒肉之交,而是道義之交,以文會友,交友輔仁為目的也。為欲維持長久友誼,亦有八個字,供大家作參考:“以誠相見,以禮相待。”
老本
老本者,指老而有儲蓄也,亦即經濟方面有獨立能力,而無須求於人(包括兒女在內)也。於此我亦有八字奉獻如下:“取之有道,用之有度。”
以上四點,僅述以往之經驗,僅供諸位之參考,仍請指教。
據採訪過陳立夫的美國《時代週刊》記者白修德的描述,陳立夫“身體虛弱,面色清秀”。百歲壽誕時,陳立夫寫過一篇《我怎麼會活到100歲》的長文,文章開卷語寫道:“長命百歲,是人人所期望的,但是非人人所能達到的。其原因甚多:有屬於先天所稟賦、有屬於後天的保養、有災難而能逃過、有俗務而能減少。”在《我怎麼會活到100歲》的長文中,他談了自己獨到的體會:先天的稟賦,人人不同,而最可貴者,則具有四種:一、能熟睡。二、不發脾氣。三、記憶力強。四、有恆心。 長壽關鍵在於後天的保養,有七點為要。
養身在動,養心在靜。在上海進入中學受學時,各種球類運動均好參與。其他如賽跑、游泳、滑冰、打拳等等,亦莫不參與。年歲越老越不中斷。 養心在靜,要淡泊明志。餘誠無志於仕途,對於勾心鬥角之爭,決不願見其出現。
晚年陳立夫 晚年陳立夫
飲食有節,起居有時。他的家既非富有亦非貧乏。因其二叔辛亥革命起義上海,事成而家亦不復窮困。但不久反袁稱帝,又遭迫害,復歸於貧困。故飲食終歸貧乏之,其能維持學業不輟,則全賴其三叔在銀行服務以協助有以成之也,故飲食有節、起居有時二者勉強做到。
多食果菜,少食肉類。家貧其能不斷餐者,因上一代兄弟友善從不分家,故能免於三餐不斷。祖母茹素,固然兩素兩葷,家裏女人吃素的多,自然適合,其實正合乎養生之道。
物熟始食,水沸始飲。吃生牛肉、海鮮等已成為人類之普通習慣,認為好吃不問其他。他則認為癌症日見其多,其原因可能在此。故終守“物熟始食,水沸始飲”,從未破例破例。
頭部宜涼,足部宜熱。有一美國老年人活至120歲,究其長壽原因在於:“保持頭部冷,保持足部暖。”此正與中國老年人睡眠前以熱水洗腳,非至極寒冷之日,不戴帽子同一理由。
知足常樂,無求乃安。昔人云:“登天難,求人更難。”故常以自立自強,好學博學誨人。“無求於人品自高。”求人常使其心不安,而受制於人,不可稱為自主,欲求心之安樂必從知足無求做起。
減少俗務,尋求安寧。陳於80歲生日之起,自限“不為”之事如下:不剪綵;不證婚;參加婚禮及壽宴不發言;不任治喪委員會主任委員。如此做法減少年高時之麻煩。
晚年的陳立夫 晚年的陳立夫
陳坦言,他的身體並不特別強壯,自58歲起,即患糖尿病,亦曾因膽結石及膀胱結石,動過外科手術,其他的病亦曾生過,今居然能活到100歲,不亦樂乎。後天的保養是長壽的關鍵。 1949年冬,蔣介石逃到台灣後,為保住政權,先拿陳立夫開刀。陳立夫的原則是“不生氣”。他去了美國,隱居在新澤西州湖林鎮,埋頭研究起《易經》來。 為了維持生計,他找孔祥熙等故人借了近2萬美元,買了一個養雞場。沒有幫手,他就自己動手,餵食、撿蛋、買飼料、賣雞蛋、清理雞糞,肩挑背扛。他自學養殖專業知識,很快就學會了給雞喂藥、打針。
養雞不僅讓陳立夫擺脱了經濟上的困窘,還讓他的精神得到了振奮。更令他高興的是,他因多年伏案工作,背部肌肉勞損,常年背部疼痛,從事體力勞動竟然治好了這個病。陳立夫還在家中製作皮蛋、鹹蛋、豆腐乳、粽子,為唐人街的中餐館供貨。 閒下來的時間,陳立夫和夫人讀書、寫字、繪畫,還擔任了普林斯頓大學的客座教授,隔幾天就去大學講課,進入了無憂、無辱、常樂的人生境界。

陳立夫熱衷中醫藥事業

陳立夫晚年一度熱衷於中醫藥事業。他認為:“真理不分中西,文化為世人所共有,”“在醫學方面,如果中醫和西醫均有治一種病的特效藥和特效治法的發明,我們應該使其並存。如中醫有桑葉、薄荷發汗,西藥有阿斯匹林發汗,就不必用阿斯匹林來打倒桑葉、薄荷,使鄉間病者非走十多里路去買西藥不可”。他堅決主張“道並行而不相悖”,並決心為融合中西醫兩種醫學理論體系而努力。
他反對把“中醫現代化”看作是“中醫西醫化”,主張中西醫各取所長、攜手並進。“中西醫合作具有遠大的前景和意義,要在前進的道路上看到光明”。告誡中醫界必須虛心學習現代科學知識,不要自我陶醉;並要求西醫要相信中醫,不要妄自尊大。這樣“二者如能精誠合作,通力研究對方之所長,則能為創新世界上最新之醫學奠定堅實的基礎”。對臨牀診療疾病的方法,陳立夫主張以療效為衡量標準。“登山千條路,同仰一月高”。不管是中醫之法還是西醫之法,無論是藥物療法還是非藥物療法,都必須根據病情之需要而用,不要輕視任何一種治病方法。
陳立夫最反對某些人把單味藥的某些成份當作該藥唯一功用的做法。並猛烈抨擊説這樣一來只能把中藥研究引向沒有希望的死衚衕。同時,他對把動物試驗強加於人體的實驗方法保留自己的意見,認為動物試驗也有許多不科學之處,不能以此為藉口來否定中醫。經幾千年對人來做臨牀實驗所得的統計資料,就是今日之中醫;用老鼠、兔子等動物,經百十次的實驗所得到的統計資料,再用之於人,就是今日之西醫。前者缺乏數千年書面的統計,而其實驗對象為人;後者有數百次實驗的書面的統汁,而其實驗對象先為動物再及於人,後者其表面上較為慎重,而實際上動物與人究有不同,所以問題在於信仰與否。比如人吃少量巴豆必大瀉無疑,而對小白鼠來説則多多益善,越吃越想吃,若把小白鼠之試驗結果用之於人體,豈不謬哉!他始終認為,中藥的藥理研究必須從藥物配伍入手、從複方研究入手,利用現代先進的科學手段進行全方位、多層次的研究,從而使中藥的現代研究更具有中醫特色。
“我是採礦工程師,對於科學並不陌生,我深惡不學而好武斷的人,所以我反對對於未讀過一本中醫藥書籍的人,就一口認定中醫為“不科學”。科學必須根據事實,無事實而遽作結論,其本身頭腦就是不科學”。如中藥的花、葉、根、莖各藥用部位的藥用效能分得很清楚,這就是科學;又如大黃用得少會健胃,輕度利尿,過量又會引起腹瀉。這些都是累積幾千年的人身實驗所得到的科學實驗結果。我們老祖宗以生命換取的寶貴經驗,國人怎可將它看成一文不值,這點我不贊成。“中醫靠祖宗吃飯,西醫靠外國人吃飯”。我們要設法創造自己的東西不要僅是靠人家。更切忌拿別人的東西來砸自己的東西,這是最不應該,最錯誤的觀念。
我們千萬不要相信西方人比我們聰明,在人文科學方面,我們遠超過於他們。在自然科學方面,以前認為一切都是西方人的成就,現在經過英國李約瑟博士的發掘,證明許多東西,中國人早有發明,醫學亦然,西人的觀念都已經漸漸改變了,獨有我們的崇洋自棄者還在入迷。中醫之復興,是中華文化復興之一環,這絕對不是復古或排外,但也不同意媚外而排內,而是應融會中西醫藥學二者之所長,以創造世界最新最進步的醫藥學。真理無中西之分,文化成果應為全人類共享,西醫今日所用的一切工具和材料,大部分為其它科學專家所發明,非西醫所可自詡為獨有,中醫儘可使用。
自陳立夫擔任台灣“中國醫藥學院”董事長30年以來,大力促進台灣中醫中藥事業的發展,大力推進海峽兩岸中醫藥學術交流,被譽為台灣中醫中藥事業的“守護神”。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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