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庸健

1900年6月21日 ^[7]  ，崔庸健出生在平安北道龍川郡下石裏的一個貧農家庭。他4歲那年爆發了日俄戰爭，戰後朝鮮實際上被日本侵佔。1910年，日本帝國主義同朝鮮的親日封建統治集團簽訂了日韓合併條約。朝鮮完全淪為日本帝國主義的殖民地。崔庸健就在這樣的環境中度過了他的苦難的童年生活，同時在他幼小的心靈裏萌生了強烈的愛國熱情。

1919年3月1日，朝鮮爆發全國性的反日愛國運動。廣大人民羣眾上街示威，高呼“朝鮮獨立萬歲”、“日本軍隊滾出去”。這時正在五山中學讀書的崔庸健積極參加了這一運動，他在學校裏組織同學驅除校內的親日派，創辦《改革公報》，宣傳反日愛國思想，受到校方的停學處分。崔庸健遂去首都漢城，繼續參加反日鬥爭，不幸被日帝軍警逮捕入獄。在獄中，他更堅定了推翻日帝殖民統治和解放祖國的決心和鬥志。

1922年，崔庸健出獄，他感到在朝鮮難以開展活動，決心離開祖國到中國尋找抗日救國的道路。同年9月，崔庸健和24名青年一起到達上海，進入上海南華大學學習軍事，後因上海發生一起爆炸事件，無辜受牽連，被當局逮捕下獄。出獄後於1923年去雲南講武堂，一面學習軍事技術，一面和其他革命者一起研究馬克思主義。他深刻地認識到，朝鮮的解放和中國革命的成功是分不開的，為了打倒日本帝國主義，解放自己的祖國，應該積極投身中國革命。

1925年4月，崔庸健以優異的成績畢業。他立即奔赴當時孫中山先生領導的護法軍政府所在地——廣州，到黃埔軍官學校任教官。1925年，黃埔軍校的師生參加北伐戰爭。崔庸健隨軍作戰，任北伐軍第六部隊隊長，經歷了最初的戰鬥鍛鍊。1926年，崔庸健加入中國共產黨。

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失敗後，大批中共黨員和朝鮮在華革命者被捕殺。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漢口召開緊急會議，確立了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總方針。1927年12月，中共廣東省委書記張太雷和葉挺、惲代英、葉劍英等，領導國民革命軍第四軍教導團和廣州工人舉行起義。黃埔軍校的特務營參加了這次起義。這個營有四分之三的朝鮮革命者。崔庸健是該營二連連長。起義開始後，特務營奉命攻打沙河，沒有奏效。次日，崔庸健率二連攻佔了沙河，後因防禦薄弱，陣地易手。在這次戰鬥中，朝鮮籍戰士幾乎全部陣亡。

在東北，崔庸健與中共滿洲省委北滿特委接上關係，黨組織派他到通河縣西北河朝鮮族農民中進行革命活動。1928年初，他組織金東源（崔水平）、李中健、林鳳善等黨員，創建了通河縣第一個黨支部，並帶領黨支部大力開展農民運動，建立了松花江同盟、婦女會、兒童團、農民同盟等羣眾革命團體，他還選拔一批青年骨幹，進行了軍事訓練。為把農民運動引向深入，他親自組織和領導了清算“三益堂”（由日本特務、朝鮮族中的賣國敗類和反動軍閥三股合資組建）的通河暴動。在敵強我弱的情況下，通河暴動最終失敗了，崔庸健等3名黨代表在羣眾的掩護下潛離了通河縣。

作為三江地區的第一位中共黨員，崔庸健化名金治剛，於1928年春來到黑龍江省湯原縣梧桐河福興朝鮮族屯秘密開展農民運動，繼續播撒革命火種。他組織鄉親們集資，辦起了三江地區第一所朝鮮族學校——松東模範學校，首開了三江地區朝鮮民族教育的先河。同時，這所學校也是教育和發動羣眾的農民運動講習所，白天給學生上課，晚上則辦起農民夜校。他從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朝鮮和中國的罪行，講到列寧領導的蘇維埃和十月革命，揭露了資本家和地主剝削工人、農民的秘密，介紹了北伐戰爭中蔣介石叛變革命的情況和自己參加廣州起義的經過，特別重點介紹了中國正在興起的轟轟烈烈的土地革命運動。鄉親們頭一次系統地聽到這些革命道理，思想政治覺悟空前提高，羣情振奮，紛紛要求建立自己的革命組織。於是，農民協會、婦女協會、反日青年會、反帝大同盟、兒童團等革命羣眾團體紛紛成立，當地的進步青年及農民紛紛走上革命道路。

崔庸健在全東北最早創建了農村基層黨組織。1928年10月，他秘密發展裴治雲、崔圭福、金成剛入黨。第二年春，又陸續發展金正國、馬德山、徐光海、張星德等入黨。隨着黨員人數的增多，三江地區的第一個黨支部在福興屯成立，下設河東、河西兩個黨小組。隨後，在蘿北縣的鴨蛋河，富錦縣的安邦河，湯原縣的梧桐河、太平川、七馬架、格節河，通河的西北河及鶴崗等地陸續組建了黨支部和黨小組。

1929年春，中共湯原縣委在湯原縣鶴立鎮附近的北7號屯正式成立。縣委書記為李春滿，委員裴治雲、崔圭福、金成剛等，秘書金正國。這不僅是三江地區成立的第一個中共縣委，而且也是整個東北地區創建最早的中共縣委之一。九一八事變後，湯原縣委改組擴大為湯原中心縣委。

1929年秋，崔庸健還組織福興屯農民舉行了第一次震撼三江的農民暴動和示威遊行，並取得重大勝利。這次農民暴動的勝利產生了巨大影響，極大地鼓舞和推動了三江地區的農民運動。

1930年11月，崔庸健通過舉辦三期軍政幹部培訓班，精心培養了大批黨的幹部和抗日將領，受訓的高年級學生和青壯年達140多人。這些學員被派往蘿北、鶴崗、富錦、集賢、樺川、湯原、依蘭、勃利、通河等三江各地，發展黨團員，建立“反日同盟”，到處點燃革命烽火，從而使湯原中心縣委所屬的基層黨組織迅猛發展到南至通河縣、北至富錦縣的方圓150公里的廣闊地帶。 ^[2] 

在以湯原中心縣委為中心的佳木斯周邊地區的革命烈火熊熊燃燒的同時，從1929年末開始，崔庸健與黃繼興（黃哲雲）等黨員一起又來到中國最東北角的寶清、虎林、饒河、撫遠一帶繼續開展革命活動。他與黃繼興、崔一山、徐鳳山（李陽春）等中共黨員，在饒河三義屯辦起小學，以教書為掩護，傳播革命思想，發展黨員。1930年3月，經中共滿洲省委批准正式成立了中共饒河縣委，崔一山任書記。1931年3月，根據滿洲省委批示又將饒河縣委擴大為中共饒河中心縣委，所屬黨員數量發展到120多人，下設饒河區委、撫遠區委、寶清特支、虎林特支。 ^[3]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中共滿洲省委號召東北各地組織抗日武裝。

1932年7月，根據饒河中心縣委的決定，崔庸健在寶清縣小城子辦起了軍政訓練班，培訓抗日人才。緊張的軍訓和反日教育剛剛進行了兩個多月，日軍的第十師團六十三聯隊就侵入到寶清一帶，訓練班的一名學員被捕叛變，供出了軍訓所的地點。崔庸健得到消息，立即解散了訓練班，只帶領5名學員來到了饒河。隨後根據饒河中心縣委決定，用僅有的一隻手槍，成立了由金文享、金東天、崔龍錫、許成在、樸英根等6人組成的特務隊，開展武裝鬥爭，崔庸健親任隊長。由這6人組成的特務隊，後來發展成為威震敵膽的抗聯第七軍。

崔庸健等人還在羣眾中組織青年訓練班，成立反日會，揭露日本侵略朝鮮和中國的罪行。

1933年4月21日，在大葉子溝，已經發展到40多人40多條槍的特務隊正式改編為饒河農工義勇軍，隊長崔庸健、政治部主任金文享。同年6月，崔庸健又在饒河三義屯舉辦了軍政訓練班，70多名學員經過兩個月的受訓後全都參加了游擊隊。

游擊隊成立後，服裝、糧食等物資的補給困難也隨之而來。崔庸健派李學福到虎林獨木河救國軍部隊進行協商，將游擊隊編入該部第一旅特務營，由金文亨任營長，崔庸健任政治部主任。1934年1月28日，救國軍攻打虎林縣城時，特務營作為先頭部隊參加了戰鬥，擊斃日軍官兵20多人，繳獲4挺重機槍及許多武器。

1934年2月3日，特務營在大代河召開黨支部會議，決定取消特務營番號，重新編為饒河民眾反日遊擊隊，由崔庸健任隊長，樸振宇任政治指導員。游擊隊下設兩個中隊和一個手槍隊。第一中隊長崔石峯，第二中隊長許資善，手槍隊長金東天。會議確定游擊隊的主要任務是發動羣眾，擴大隊伍，打擊漢奸走狗，建立根據地。此後，饒河反日遊擊隊開始嶄露頭角，成為烏蘇里江沿岸各縣抗日的核心力量。 ^[3] 

崔庸健等領導的抗日部隊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轉戰在叢山密林，冰天雪地，同敵人進行了殊死鬥爭。這支部隊在戰鬥中迅速發展，1936年4月擴編為第四軍第二師。同年11月，中共饒河中心縣委召開黨政領導會議，根據中共中央1935年《八一宣言》和統一東北抗日部隊建制的指示精神，將東北人民革命軍第四軍第二師改編為東北抗日聯軍第七軍。崔庸健初為七軍參謀長，由中共下江特委領導。1937年3月，七軍軍長犧牲，崔庸健任該軍軍長。1938年1月，中共下江特委召開擴大會議，決定整編東北抗聯第七軍，宣佈抗聯第七軍直屬東北抗日聯軍第二路軍指揮，崔庸健調到第二路軍任總參謀長。1940年，東北抗日遊擊戰爭進入艱苦階段。1942年8月1日，抗日聯軍改編為東北抗聯教導旅，崔庸健擔任參謀長，並任中共東北委員會書記，直到日本投降。

1945年8月8日，蘇聯外交人民委員莫洛托夫發表了蘇聯政府對日宣戰宣言。8月9日零點10分，蘇聯最高司令部命令蘇聯遠東地區3個方面軍從西、東、北3個戰區，在4000多公里的廣闊戰線上，向侵略中國的日本關東軍發起了全線進攻。早在7月份，抗聯教導旅就在崔庸健、周保中的指揮下派出數百名指戰員，分成小分隊擔任蘇軍進入東北的嚮導。還有290多人被空降到東滿、南滿、北滿等地的日軍後方，偵察防禦部署和調動情況，阻擊逃跑之敵。

在蘇聯紅軍勢如破竹的強大攻勢下，日本關東軍迅速土崩瓦解，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佈無條件投降。

為了迅速及時接收東北，抗日聯軍於1945年9月初開始分4批進駐東北57個戰略要點。1945年9月8日，崔庸健同周保中、馮仲雲一起到達長春。

1945年9月18日，到達東北的中共中央組織部長彭真和陳雲等領導認真聽取了東北黨組織領導的東北抗日遊擊戰的詳細彙報。

彙報中，崔庸健向中共中央東北局移交了中共東北地區委員會的全部組織關係、黨員名單、黨費及檔案。當時，彭真感慨地説：“我們共產黨人領導的革命鬥爭中，有三件事最艱苦：第一件是紅軍二萬五千裏長征；第二件是紅軍長征後南方紅軍的三年游擊戰爭；第三件是東北抗日聯軍的14年苦鬥。”

這次彙報結束後，東北局領導宣佈中共東北委員會勝利完成了歷史使命，予以撤銷，所屬各地黨組織統一由東北局領導。不久，崔庸健返回朝鮮，馮仲雲派抗聯戰士董金山將他護送到鴨綠江邊的城市安東（現丹東市）。 ^[4] 

1945年8月15日朝鮮解放後，崔庸健回到闊別二十多年的祖國。他遵循金日成同志制定的路線和方針，投入創建朝鮮勞動黨、工農革命政權和朝鮮人民軍的事業，為完成人民民主革命和建設新朝鮮進行鬥爭。同年12月，他當選為北朝鮮共產黨中央組織委員會常務執行委員會委員。從1946年2月起，崔庸健任北朝鮮臨時人民委員會保安局長，對治理當時社會上的混亂局面做出了很大貢獻。

1946年1月，崔庸健參加朝鮮民主黨，任副委員長。同年2月24日，民主黨召開第一次代表大會，他當選為委員長。針對民主黨內部混有反動分子，崔庸健採取了一系列措施，對民主黨各級領導成員進行了全面的整頓，使該黨成為進步的、革命的民主政黨。

1948年2月8日，朝鮮人民軍成立。崔庸健任朝鮮人民軍總司令。同年9月9日，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成立，他擔任民族保衞相。

1950年6月25日，朝鮮戰爭爆發。崔庸健作為軍事委員會委員，人民軍最高司令部副司令、內閣副首相兼民族保衞相，在金日成同志的領導下，熟練地組織和動員人民軍部隊投入殲滅敵人的戰鬥。

1953年2月，朝鮮最高人民會議常任委員會為了表彰他對朝鮮革命作出的重大貢獻，特授予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次帥稱號。 ^[5] 

停戰後，朝鮮進入經濟恢復和建設時期，崔庸健繼續擔任內閣副首相兼民族保衞相。1954年又兼任內閣體育指導委員會委員長。1957年、1962年、1967年，他連續三屆當選為朝鮮最高人民會議常任委員會委員長。1972年12月當選為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副主席和中央人民委員會委員。

崔庸健在長期肩負黨和國家重要工作期間，從他親自參加過的革命戰爭和建設實踐出發，總結朝鮮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一系列經驗。他在談到經濟工作的重要性時説過，無論哪一個國家，如果不建設自立的民族經濟，就無法保證完全的自主獨立，也不能作為富強文明的國家進入世界先進國家的行列。他在總結取得勝利的原因時説，建設新朝鮮的過程中所取得的一切勝利和成就，是朝鮮勞動黨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創造性地運用於朝鮮具體現實的正確政策和英明領導的結果，是朝鮮人民緊密地團結在黨和政府的周圍，進行了英勇鬥爭和創造性勞動的果實。

崔庸健為捍衞朝鮮勞動黨的團結和統一，加強勞動黨的建設，作出了很大貢獻。他從1955年起先後被選為朝鮮勞動黨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委員會委員、中央常務委員會委員、黨中央副委員長、黨中央書記。在1958年朝鮮勞動黨第一次代表會議上，崔庸健擁護以金日成同志為首的黨中央，反對當時黨內存在的宗派主義。

崔庸健為早日實現祖國的自主統一和革命的全國性勝利，獻出了一切精力。他指出，解決朝鮮統一問題的前提是迫使美國軍隊撤出南朝鮮，然後在沒有任何外來勢力干涉的情況下，由朝鮮人民自主地、和平地、並在民主基礎上加以解決。

崔庸健為貫徹執行朝鮮勞動黨提出的自主獨立的對外政策，提高朝鮮勞動黨和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的國際地位，進行了積極的活動。1959年4月至6月，崔庸健訪問了蘇聯、民主德國、波蘭、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亞、羅馬尼亞、匈牙利、阿爾巴尼亞和蒙古國。

1964年11月至12月，他訪問了蘇聯、阿爾及利亞、馬裏、幾內亞和柬埔寨。1967年10月至11月，崔庸健率黨政代表團赴蘇參加慶祝十月革命五十週年活動，後去古巴進行了友好訪問。1969年9月，他去越南參加了胡志明的葬禮。

1972年12月，他率朝鮮黨政代表團前往莫斯科參加蘇聯成立五十週年活動，並在大會上致詞説，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和工人黨應該忠於完全平等、獨立自主、相互尊重、不干涉內政和同志式合作的原則，否則，它們之間就會產生複雜問題。

崔庸健在對外活動中，強調反美鬥爭。他説，美帝國主義是侵略和戰爭的主要勢力，是和平、民族獨立和社會主義最兇惡的敵人。要真正維護世界和平，就必須不斷地加強和團結一切反帝力量和愛好和平的力量，到處給美帝國主義以打擊，並施加壓力，以粉碎它的侵略和挑起戰爭的陰謀。

崔庸健自1954—1969年五次公開訪問中國。對加強和發展中朝友誼作出了傑出的貢獻。他曾説：“朝中兩國人民的友誼和團結有着悠久的歷史根源，並且在嚴峻的歷史考驗中得到了鞏固和發展，我們兩國人民，在反對共同的敵人日本帝國主義的鬥爭和反對美帝國主義的鬥爭中，一向並肩前進，並在社會主義建設中互相緊密合作。我們兩國的共產主義者，從抗日時期起，把鮮血流在一起，親密攜手鬥爭。這形成了我們兩黨之間牢不可破的國際主義團結的根深蒂固的傳統。”

由於崔庸健為取得朝鮮祖國解放戰爭的勝利，鞏固黨和革命政權，為朝鮮的繁榮富強作出了巨大貢獻，他獲得了“金日成勳章”和勞動英雄稱號，以及一級國旗勳章、一級自由獨立勳章、共和國成立二十週年勳章等。

崔庸健積勞成疾不幸於1976年9月19日病逝，享年76歲。

中共中央，國務院於9月20日致電金日成主席和樸成哲總理，表示深切哀悼。唁電指出：“崔庸健同志長期肩負國家重任，為反抗美帝國主義的侵略和干涉，為朝鮮的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為爭取朝鮮的自主和平統一，貢獻了畢生的精力。”

崔庸健（朝鮮文：최용건，1900年～1976年9月19日），又名崔秋海、崔石泉等，出生在朝鮮平安北道龍川郡。中學時因組織反日活動被判刑4年。

1922年流亡到中國，轉學至雲南陸軍講武堂，1925年任黃埔軍校5期6區隊長。

1926年參加中國北伐戰爭並加入中國共產黨，1927年參加廣州起義。

1928年被派到東北，化名金治剛，從事建立黨組織和游擊隊的工作。

1933年4月，成立饒河工農義勇軍，化名崔石泉，任隊長。

1935年8月，任東北人民革命軍第4軍4團參謀長。

1936年3月，任東北抗日聯軍第4軍2師參謀長，10月，任東北抗日聯軍第7軍參謀長。

1937年3月任7軍代軍長，1938年9月28日，擊斃日軍少將日野武雄。後任抗聯第二路軍參謀長、野營教導旅參謀長、東北黨委執行委員會書記。

1945年日本投降後，他回到解放了的祖國平壤，組成北朝鮮民主黨，任臨時人民委員會保安局長。

從1946年2月起，任北朝鮮臨時人民委員會和朝鮮人民委員會保安局長。

1948年任朝鮮人民軍總司令，大將軍銜。同年9月，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成立，任民族保衞相（國防部長）。

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後，金日成自任總司令，崔任副司令，在激戰中崔左臂負傷。10月兼任西海岸防禦指揮部司令，在仁川登陸中，用不到20000人的雜牌部隊（18師、17裝甲師一部、105裝甲師、獨立25旅、獨立78團、漢城警備隊、仁川警備隊）把包括最精鋭的陸戰一師在內的7萬多美韓軍拖了半個月。10月，任西部司令，指揮幾個9月才編成的新師（19、27、43師）節節抵抗10餘萬美韓軍的進攻。10月底，美10軍在元山登陸後，又指揮新建的第4軍團（41師、507旅、獨立71團）約20000人，在豐山建立防線，一直堅持到志願軍42軍到來。在激戰中左臂負傷。

1950年6月—1957年9月，歷任軍事委員會委員、朝鮮人民軍最高副司令官、內閣副首相兼民族保衞相，為抗擊美國侵略和人民軍的建設作出了貢獻。

1953年被授予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次帥稱號。

1957年起，崔庸健擔任共和國最高人民會議常務委員會委員長，升任元帥。

1972年當選為共和國副主席。

在黨內，1956年起，當選為朝鮮勞動黨副委員長、政治委員會委員。

1976年9月19日病逝於平壤，終年76歲。 ^[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