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關係學

國際關係學形成一門獨立的學科是20世紀的事情。1919年英國威爾士的阿伯里斯特維斯大學設立第一個國際關係教席一般被認為是國際關係學科建立的標誌。但直到20世紀70年代它才有了比較象樣的可稱為一門學科的輪廓，國際關係學者們在理論體系，主要概念，研究方法和主要研究對象等方面開始出現明顯的共同點。國際關係仍不能算得上是一門比較成熟的社會科學，但是從現實中已經湧現的大量國際關係研究的專業機構，學術刊物乃至時事報刊看，國際關係已經成為了一門獨立性較強的學科。

國際關係學雖然起源於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但這絕不意味這前人從未思考過國際政治問題，正如理查德·勒博（R.N.Lebow）指出的那樣，“國際政治思想與世界上最早出現的獨立政治共同體一樣古老”。 ^[1]  從某種意義上説，有國家出現就有了國際關係。但是古代對國際關係的研究沒有形成一個學科，而是主要散見於古典政治學、歷史學、哲學的某些部分。如《伯羅奔尼撒戰爭史》和中國古代的《戰國策》等。而且，關於國際政治的思想並不為人們所熟知，主要是因為它們的數量很少：當仔細查閲政治思想的經典著作時，會發現專門談論國際政治問題的微乎其微 ^[1]  。對於國際政治的思想傳統的梳理，英國學派的國際關係學家馬丁·懷特曾經提出了三分法，並廣為學界所接受：現實主義傳統、理想主義傳統、革命主義傳統。 ^[1] 

現實主義傳統又稱馬基雅維利傳統，其代表人物有修昔底德、尼可羅·馬基亞維利、讓·博丹、霍布斯、大衞·休謨、黑格爾等。在他們看來，國際關係處於一種無政府狀態，眾多的主權獨立國家都不承認有高於自己本國政治權威的存在，所以最後國際問題的最終解決方案是戰爭。 ^[2]  現實主義傳統的鼻祖是著有《伯羅奔尼撒戰爭史》的修昔底德，而現實主義傳統的核心人物是霍布斯，他提出的自然狀態思想便是國際社會處於無政府狀態的雛形。霍布斯認為在一個社會內由於自然狀態會陷入“每個人對每個人的戰爭”，所以產生了社會契約來保障和平，人民把一部分權力讓渡給主權者。但他指出這種社會契約在國家這種政治單元之間是不可能達成的：“每一個共和國都擁有絕對的自由，對於那些有利於國家利益的事情，他們就可為所欲為” ^[3]  。

理性主義傳統又稱格勞秀斯傳統，代表人物有格勞秀斯、約翰·洛克、邊沁、埃德蒙·伯克、約翰·斯圖爾特·密爾以及伍德羅·威爾遜。他們共同指出，國際關係首先是一種國際交易，主權國家之間政治被一種制度的、持續的、有組織的外交和貿易關係所主導和制約 ^[2]  。以格勞秀斯和約翰·洛克為代表的理性主義堅持，自然狀態並不像霍布斯認為的那樣必然導致戰爭 ^[2]  。格勞秀斯在《戰爭與和平法》中指出，人的本性中有羣居的需要，這種需要要求人們與他們的同類共同過和平而符合理性的生活，而戰爭實際上是一種非理性的表現 ^[4]  。而在洛克看來，“自然狀態儘管是一種自由狀態，但絕對不是一種放任狀態” ^[5]  。

革命主義傳統，又稱康德傳統。這種傳統的代表人物是盧梭、康德、馬克思和無政府主義者。儘管他們意識形態起點不同，但他們都有一個信念：國際關係首先處於一個“國際大家庭”之中。儘管不存在超越國家的權威，但所有的國家組成了一個道德和文化整體，並且指定了某種基於道德和文化的規則和法律義務 ^[2]  。革命主義傳統總是運用規範性的語言探討國際政治，並期望一種“大同世界” ^[6]  。如康德在《論永久和平》中便認為“在理性的推動下，各種政治實體的無法相容的個性反而會推動他們走出戰爭狀態，並進入一個“國際聯盟”的時代 ^[7]  。馬克思則以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看待國際政治，在他看來國際政治只是世界共同體歷史進程中一個需要辯證看待的時期，在未來的歷史運動和階級鬥爭中，國家將不復存在，無產階級所代表的全人類將建立一個消滅了資產階級連帶它自己的“無階級性的全球社會” ^[8]  。

現實主義是國際關係理論中歷史最悠久，影響最深遠的理論範式之一。現實主義國際關係理論仍然佔據國際關係理論研究的核心地位，其他理論範式往往是對在現實主義的挑戰中得以確立和獲得承認。現實主義的理論淵源可以上溯到兩千五百年前的修昔底德時代 ^[9]  。該學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愛德華·卡爾、雷蒙·阿隆、漢斯·摩根索。現實主義並不是一個單一的理論體系，而是由眾多的國際關係學家共同構築的理論羣，不同國際關係學家的思想特徵和理論風格往往不同 ^[9]  。奧利·霍爾斯蒂對各種現實主義理論的共同假設和前提進行了簡明扼要的概括：

自由主義國際關係理論是受到西方自由主義政治哲學強大的影響力產生的，儘管自由主義在傳統上接受民族國家非常重要，但他們也非常強調國際合作和自由貿易等超國家關係的意義 ^[11]  。自由主義認為戰爭對於對抗雙方都是沒有益處的，對於集體安全和國際法懷有強烈的信念 ^[11]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以來，自由主義關注在無政府狀態下，合作能否成為可能以及在何種程度上制度可以促成合作。自由主義也借用了經濟學中的理性選擇理論和新自由制度主義作為自己的思想支撐，重視國際機制、相互依賴對國際政治的作用 ^[9]  。

自由主義指出了國際關係的本質是合作，但合作並不必然導致和諧；和諧指的是利益完全一致，而合作指的是雙方在處於利益衝突時進行政策調整從而相互妥協的行為。而保證國家間相互合作的有效機制是國際制度。國際制度是指持續的相互關聯的正式的和非正式的規則體系，這些體系可以規範國際行為體行為、使行為體之間的活動可以預期。國際制度被新自由制度主義學者分為三種形式：國際組織，如聯合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國際機制，由政府之間協商同意的明確規則，如國際法；非正式的國際慣例，如外交豁免、相互給予最惠國待遇。 ^[9] 

建構主義理論是在冷戰結束後興起的國際關係理論，儘管存在時間不長，但有着複雜而深厚的理論根基。建構主義與發生認知論、社會學、語言哲學、政治哲學、共同體理論和後現代哲學都有着緊密聯繫 ^[9]  。建構主義內部的派別紛繁複雜，按照魯傑（Ruggie）的劃分法，建構主義分為新古典建構主義（neo-classical constructivism）、後現代建構主義（post-modernist constructivism）和自然建構主義（natural constructivism） ^[12]  。

建構主義不關注傳統理性主義所關注的因果關係，而是更加關注社會建構關係。傳統理性主義模式總關注為什麼，而建構主義關注“如何可能” ^[9]  。而社會建構的關係主要依賴觀念的力量。建構主義的主要研究對象是國際政治的觀念結構，並強調國際政治是行為體持有的一系列共有觀念 ^[13]  。亞歷山大·温特指出，這些觀念的主要表現形式為文化，文化在國際社會發揮着各種各樣的的功能；比如塑造國家的身份和利益。觀念在某種意義上更是權力的化身，這與現實主義僅僅強調物質性權力不同 ^[9]  。

對於國際關係學的研究對象，各學派都有自己的見解，現實主義學派認為，國際關係研究的就是國家間關係，主權國家是國際政治的首要行為體 ^[9]  。而自由主義認為，國際組織等非國家行為體也應該被納入研究對象之中 ^[9]  。美國國際關係學者賴特和蘇聯的伊諾澤姆採夫院士甚至認為國際關係學理論是包羅萬象的知識體系，將宗教、階級、社會運動、意識形態納入研究對象 ^[14]  。

現實主義認為國家是單一的、理性的、最重要的國際行為體。國家是單一的行為體，意思是將國家內部看做是鐵板一塊，政策高度一致，可以獨立於國內政治進行追求利益和權力的活動。國家是理性的行為體，國家被認為願意將對方的國際交往行為視作是有意而為，從而通過因果邏輯推導尋求解決路徑。國家是最重要的國際行為體，國家是最好的安全保障，其他任何行為體都無法為社會提供安全保障，所以都不如國家重要。 ^[9]  而自由主義認為國家所進行的外交決策必須由確定的具體對象做出，國內政治決定了國家的行為。而國家的權力正在被跨國公司、地方政府、各種利益集團所獲得，國家權力和運用武力的意志正在萎縮。自由制度主義者同樣認為國家是理性和自私的，但並不意味着國家之間必然發生衝突。 ^[9] 

國際組織是旨在規範、制約國際行為體行為，確保相互合作的在國際社會層面進行活動的組織 ^[9]  。對於國際組織在國際社會的意義，不同學術流派有其自己的見解：

結構現實主義認為，國際組織在不涉及安全領域方面可以發揮一定的作用，但是由於在安全領域各國都是追求相對收益而不是絕對收益，安全困境無法解決，國際組織的作用有限。 ^[15]  自由制度主義認為，國際組織的存在降低了各主權國家的交易成本，克服交往互動中的欺騙現象。建構主義認為，國際組織有助於建構國家的利益和身份，使國際交往實踐中的一些有益規則納入共同的認知背景。 ^[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