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學

史，這個詞彙早在甲骨文時代就已經產生了，象形的是判事的巫師或者判事的吏員，《説文》詮釋道：“史，記事者也，從又，執中，中正也。”。所以，在中國古代，“史”與“事、吏”的詞義是相通的，帶有倫理學（含自然倫理原則和社會倫理原則）的價值判斷涵義。

在馬克思主義歷史學誕生之前，一般從廣義上來界定歷史學，即對史學的定義與對歷史的定義往往是同一的，很少有人對兩者進行嚴格的概念上的區分。英語中“歷史學”和“歷史”是同一個詞：History。根據第四版《牛津高階英漢雙解詞典》，History第一義項即指“歷史學”——對過去事件的研究；第二義項才是“歷史”——過去的事件，尤指從整體意義上來認識的過去事件；第三義項實際上是從第一義項中引申出來的——對過去事件的系統敍述。可見，“歷史學”和“歷史”是其本義。在西方歷史學家對歷史學的定義或解説中，History具體所指為何，一般應視具體的文本語境而定。 ^[1] 

中西方對史學的認識所經歷的過程基本相同。中國古代的“史學”概念亦從對“史”的認識發展而來，或者説它最初也包含在“史”中。據瞿林東先生的研究，中國古代“史”的含義經歷了史官、史書、史事、史學的發展過程。

歷史學最早產生於春秋戰國，孔子就已經開始歷史學教育，創作《春秋》著作。到漢朝司馬遷父子建立更加完善的歷史學體系和創作形式，歷史學已經開始成為官方研究重點。東漢的班固就是在專門保存書籍的蘭台（御史台）修史，開始官方對史學的控制，禁止私人修史。 ^[2]  隨着封建民主制度發展，到晉朝不僅設立官方專業的著作省，也有了專門負責著作、修史的高級官員，同時允許民間修史。官史和私史並存，體現官方立場和人民立場的史學觀也逐漸形成。後世通常把官方和民間都認可的相對客觀、準確的歷史著作作為正史，代表官方史學。 ^[3] 

史學名詞可能始出於東晉十六國時期的後趙石勒稱王之年——東晉太興二年（公元319年）。在當時和其後一個半世紀間，並未對它的內涵作出明確的解説。但是，史學擺脱對經學的依附地位，並與傳統的經、律兩學鼎足而立，成為官學中一個完全獨立的部門，這在中國古代史學發展上還是極具重要意義的。後來它有了編纂學、文獻學的內容；至清代乾嘉時期，人們又賦予了史學以歷史敍述技巧和歷史認識方法等內容。 ^[4] 

要而言之，在中國古代，人們對史學概念的解説所達到的最高認識水平是：史學是一門關於如何認識、敍述或編纂過去的事件的專門性、技藝性的學問。這種認識與西方近代歷史學家“歷史學是藝術”的界説有異曲同工之妙。在中國古代史學發展史上，作為人類過往社會客觀存在的“歷史”與作為一種專門性學問的人們對它進行認識、描述的活動及其結果的“史學”，最後實現了初步的分離。這是古代歷史學家經過數千年探索的結果，亦是他們在史學認識上的最大成就之一。

正因“史學”從“史”的硬殼中脱胎而來，所以，儘管在當代歷史學家看來，“歷史”與“史學”是兩個內涵和本質均不相同的概念，對於它們各自是什麼的回答分屬於不同的本體論範疇，但是當人們定義它們時，它們就像是一個雙面怪——兩者交互使用、互相糾結在一起。正如“易”因背出分訓、並行分訓和同時合訓而“一名而含三義”——“所謂易（簡易）也，變易也，不易也”， ^[5]  ——“史”因一字多意同時合用亦總有二義，這種情況在近代依然頑固地維持着。

因此，近人對史學的定義，並不比古人高明多少，亦往往不能徹底分割克麗歐女神的雙面性。當定義“史者何”或“歷史何謂”的時候，實際上不是在確定“歷史”的定義，而是在確定“史學”的定義；有時則同時合訓而兼具兩義。如果從歷史本體論角度來分析，難免會把他們的定義當做是從觀念形態上來界説“歷史”概念，從而得出他們的歷史觀本質上屬於唯心主義歷史觀的結論。如果從他們解説的實際內容和文本的整體語境來分析，則不難看出，他們正是從狹義上確定了史學的內涵。例如，近代國學大師、“新史學”革命首倡者梁啓超，在《中國歷史研究法》一書中，就開宗明義地寫道：“史者何？記述人類社會賡續活動之體相，校其總成績，求得其因果關係，以為現代一般人活動之資鑑者也。” ^[6]  這裏的“史”，很明顯是指“史學”；而且，《中國歷史研究法》一書所闡述的內容，亦是如何研究歷史的方法問題，而不是論述歷史是什麼的問題。當然，多數史家則採用傳統的同時合訓的方法。例如，杜維運説：“一般來講，所謂歷史，不外是以往實際發生的事件（簡言之為往事），或者是以往實際發生的事件的記錄（往事的記錄）”。 ^[7] 

瞿林東先生在《中國史學史綱》一書中説：“關於人類社會歷史的認識、記載與撰述的綜合活動，這便是史學”。 ^[8]  瞿先生的定義，與他這本書的內容是相適應的。因為史學在中國古代，主要是以附屬於政治活動的一種文化積累活動的形式存在的，史官和史館制度充分證明了這一點。史學雖然在東晉十六國時期開始成為一門專門的學問，中國古代史學發展過程中雖然亦不乏私人撰史行為，但兼具文化活動和政治活動而主要作為政治活動的一種表現形式的“綜合活動”特性，並沒有改變。

吳澤先生在其主編的《史學概論》一書“緒論”中，給史學確定的定義是：“史學是研究人類社會的發展過程及其規律的學問”。 ^[9] 

這種説法的由來比較複雜。歷史學究竟是一門科學還是一門藝術，或是兩者兼而有之，在西方史學史上，這一爭論可以追溯到公元2世紀古羅馬帝國。第一個對這個問題進行辨析的，是當時的修辭學家、諷刺散文作家希臘裔羅馬人盧基阿努斯（Loucianos，約120—180年左右。一説約125—192年。舊譯琉善，現又據英譯Lucian而譯盧奇安）。盧基阿努斯以傳統對話體寫過約80篇雜論，內容涉及文學藝術、哲學、修辭學、宗教等命題，其中有一篇史學評論專論《論撰史》，“可以定位為西方史學史上第一篇史學理論專論”。 ^[10] 

盧基阿努斯從歷史學的任務或目的、本質、價值、認識方法，歷史學家的主體意識結構，史料收集與處理，歷史著作的表現形式，判斷歷史著作優劣的一般標準等等方面，提出了史學本體的認識論和方法論問題，揭示了史學與文學藝術（如頌辭、詩歌、戲劇等表現形式）相比而具有的真實性本質特徵，認為歷史學雖然外加有欣賞的成分，也需要藉助適當的文學藝術的表述技巧，需要“華而實”的“風格之美”、“真實美”和“條理分明的秩序之美”等表現形式，但是，這些都不是構成歷史學的本質的東西；歷史學按其特性、本質和目的來講，是一門實用之學，而非一門有如詩歌那樣的欣賞之學。

盧基阿努斯《論撰史》所表述的史學認識論和方法論的基本要點如次，文中“歷史”是“史有二義”中的“歷史學”之義。 ^[11]  在盧基阿努斯看來，“不能區別詩與史，確實是史學之大患”。 ^[12]  盧基阿努斯關於“詩與史”、“實用的歷史”與“欣賞的歷史”之間異同關係的辨析，開啓了後世歷史學家關於歷史學是一門科學還是一門藝術的論爭之門。近代西方無論是客觀主義歷史學家提出的歷史學是一門“如實直書”的實證科學，“歷史學是科學，不多也不少”，還是相對主義歷史學家提出的歷史學是一門藝術，“歷史學一半是科學，一半是藝術”等等表述形式不盡相同的史學本體認識，就其關於治史原則、史學本質的認識，以及討論的題域、思考的路徑而言，其實均未超出盧基阿努斯所達到的認識水平和劃定的疆界。

在當代中國史學理論界，史學理論工作者們接過了盧基阿努斯的問題。堅持歷史學是一門科學的歷史學家，一方面沿着盧基阿努斯開闢的認識路徑，從歷史學與文學的區別中把真實性確定為歷史學的本質特性之一；另一方面，沿着馬克思和恩格斯開闢的辯證的、歷史的和唯物的認識路徑，從歷史本體論和史學本體論的高度，深刻闡述了歷史學研究對象的客觀實在性，從而為歷史學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另一些持相對主義甚至折衷主義史學觀的歷史學家，同樣延續了盧基阿努斯的認識路徑，所不同的只是把已經被盧氏排除在外的“無疑是外加的東西”又偷運到歷史學本質特性的內容之中，使之成為內涵於歷史學本質的東西，然後以此為據，重彈了實質上是“一半……一半”的老調。何兆武先生的歷史學是一門“既是科學又非科學的超科學”人文學科之説，可以看做是“一半……一半”説的當代中國版。

20世紀80年代末，何兆武先生提出了著名的“歷史研究中的假問題”命題，認為“要使歷史科學現代化”，“歷史學界應該對過去一切似是而非的假問題進行重新批判並做出一番澄清”。 ^[13]  此論在中國歷史學界產生了相當的影響。第一個被他當做“假問題”來澄清的，是中國封建社會長期性、或停滯性、或長期停滯性問題。

90年代，這種澄清工作很快就溯源到了歷史學本體論和歷史本體論的範疇領域，把“歷史學是科學嗎？”作為一個準“假問題”——何先生沒有直接認定它是一個“假問題”，而只是認為它是“唯科學觀點”的一種表現，故用準“假問題”來稱之——來清理。從他發表的一些文章中，如《對歷史學的若干反思》、《歷史學兩重性片論》、《歷史兩重性片論》、《歷史學家、歷史學和歷史》， ^[14]  以及被他收入自己的“學術文化隨筆”集中的《〈歷史與歷史學〉自序》，等等，不難發現他的歷史學作為一門人文學科是“超科學”之説：“人們對歷史的研究和認識則構成為歷史學。”這樣，通常所理解的歷史定義的一般內涵——人類社會的客觀進程，——就被大大化約為人的歷史，不僅“類”沒有了，而且“社會”的內涵也被抽掉了。無論是所謂歷史的兩重性，還是所謂歷史學的兩重性，其實都根源於個體屬性意義上的“人”的兩重性。在解説歷史學是什麼時，何先生又過於強調已經被他完全個體化了的“人”的“自由和自律”性；在探討歷史學的特性時，則把人文學科所具有的一般特性等同於歷史學的特性。“原來這就是痛哭流涕的原因！”

1902年，英國實證主義歷史學家、劍橋歷史學派重要代表人物柏裏（John Bagnell Bury，1861—1927。又譯柏雷、布瑞）繼阿克頓爵士（Sir John Emerich Edward Dalberg Acton，1834—1902）任劍橋大學近代史講座欽定教授，在就職演説《歷史科學》中，以如下一句話語作為結束：“歷史學是一門科學，不多也不少。” ^[15]  這是歷史學家們探討歷史學是什麼的問題時引證得較多的一句名言。在當代中國歷史學界，“科學”大致有三種代表性意見：一般“科學”説；“具有特殊性、綜合性、整體性、真實性的具體的和實證的科學”説；“整合學”説。

一般“科學”説是最普遍的對史學的定義的確定。例如，1999年出版的新版《辭海》“史學”條：“亦稱‘歷史學’。社會科學的一個部門。研究和闡述人類社會發展的具體過程及其規律性的科學。” ^[16]  又如，吳著《史學概論》一書“前言”中確定的史學的定義：“史學是一門反思的科學，是對各種具體歷史研究及其內在規律的探索的科學。” ^[17] 

李振宏先生在《歷史學的理論與方法》一書中闢專章，從“歷史學是科學的根據”、“歷史科學的特性和任務”，以及歷史科學的研究對象等方面，探討科學的歷史學是什麼及其與一般歷史學的根本區別問題。根據他的論述，歷史學可區分為兩種：一是馬克思主義歷史學產生之前的一般歷史學，它還不成其為科學，充其量不過是描述和研究人類過往社會客觀存在及其過程的一種專門的知識體系；一是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它是迄今為止唯一科學的歷史學，一門具有特殊性、綜合性、整體性和真實性等顯著且重要特徵的具體的和實證的科學。 ^[18] 

新時期史學界關於究竟什麼是歷史學問題的討論中，一種最新的、且頗具特色的定義，是蔣大椿先生確定的。在《當代中國史學思潮與馬克思主義歷史觀的發展》一文中，有鑑於“通常人們認為歷史學就是歷史論著，或者更確切地説是這些歷史論著中所表達出來的歷史知識”這種對史學的直觀的“卻是有欠全面和深刻的”認識現狀，他從“廣義理解的”角度，為歷史學確定了一個全新的、“全面和深刻的”、明晰的定義：“歷史學乃是作為研究主體的歷史學家通過一定的思維認識方式、手段與歷史客體發生互動作用的歷史研究這種精神生產實踐及其創造出來的產品，即歷史知識。” ^[19] 

在這一表述中，蔣先生沒有涉及“歷史存在”概念，但從蔣先生的全文來看，他是從“歷史存在”的意義上來使用作為進入歷史學家認識對象範疇的歷史存在的“歷史客體”這個概念的。因此，根據他在文章中的相關闡述，我們就可以得出：“歷史學家”和“歷史存在”，是構成作為精神生產實踐的歷史研究活動的兩個前提性要素；“歷史思維認識方式”、“歷史認識手段”、“歷史客體”、“歷史研究精神生產實踐”（“歷史研究活動”）和“歷史知識”，是構成歷史學的五大基本要素。蔣先生確定的史學的定義，的確比現有的關於史學的定義都要全面。蔣先生把它稱為“新馬克思主義史學”，並根據它在歷史認識方式上的整合性及其對象領域上的綜合性特徵，在性質上把它規定為“一門以科學性為基礎的內在地融合了實證性、抽象性、價值性、藝術性的整合學”。

關於史學的定義或解説，雖然在文獻史上大多是近人或今人確定的，但是從邏輯序列上講，它們其實與歷史學自身演進的自然歷史過程和人們對它加以認識的思想史過程是基本相符的。

“史有二義”和今人的“活動”説、“學問”或“學術”説與“知識體系”説、“超科學”或“一半是科學，一半是藝術”説、“科學”説，可以看作是分別對應於歷史學在其發展歷程中的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個時代的客觀存在事實在歷史學家思想上或理論上的表現形式。其中，“科學”説中的一般“科學”説和其他兩種史學解説，分別反映了歷史學第四個發展時代中的前後兩個不同時期；至於後者，更確切地説，是當代史學實踐的客觀存在狀態在歷史學家理論形式上的一種表現，也就是説，是史學理論工作者對當代史學實踐進行抽象性認識的理論結果。而當今中國歷史學界史學界説紛紜，不過是史學實踐日趨複雜多元的紛亂現實在史學工作者思想上造成認識混亂的切實反映；而且，各自對史學定義的確定，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定義者學術背景和研究對象的具體內容的影響。 ^[20] 

中國歷史學的科學性，除它具備了一門學科的科學性所必須符合的一般性要求以外，根本的依據就在於它是歸屬於馬克思主義歷史學範疇的一門學科。換言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的科學性，根本地決定了中國歷史學的科學性。 ^[21] 

歷史學是一門整合型的社會科學，是歷史研究主體在馬克思主義哲學所提供的一般規律指導下，運用一定的思維認識方式和手段，在與歷史客體發生互動作用的過程中，通過對歷史客體的分析研究，以理解其特殊規律和特點的一種精神生產實踐及其創造出來的產品——歷史知識。 ^[21] 

在這一史學定義中：“整合型的社會科學”的含義是，歷史學是一門以科學性和真實性為基礎，內在地或是以“外加的”方式融合了特殊性、綜合性（或整體性）、實證性、抽象性（或哲學性）、價值性、藝術性的整合型社會科學，因此它不同於一般的哲學、其他社會科學或人文學科；“歷史研究主體”即歷史學家，而不是一般民眾或其他社羣；“馬克思主義哲學”，具體來説，是歷史唯物主義，主要是指馬克思和恩格斯“特別強調的”、“特別堅持的”辯證的、歷史的、唯物的觀察事物的思想方法，而不是它的具體歷史結論 ^[22]  ；“歷史客體”，是指首先作為一種歷史客觀實在而存在（“自在之物”）、然後才進入歷史學家認識視野而轉化成為認識客體而存在（“為我之物”）的世界各民族、國家的無數歷史現象、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以及由它們所構成的世界各民族、國家的客觀歷史事實和過程，是歷史學的對象領域，因而它不是哲學研究對象之一的一般人類社會的客觀歷史過程；“特殊規律和特點”，是指世界各民族、國家的歷史發展的特殊規律和特點，而非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一般規律和特點。歷史學在它的發展過程中經歷了政治性的記事活動、附屬於政治而以文化積累為主的綜合活動、學問或學術、知識體系、哲學、科學等等不同的表現形式和發展環節，在認識方式上經歷了價值的、考實的、藝術的、科學的、哲學的等等不同形式的認識方式。 ^[21] 

歷史學發展到了今天，雖然它必然地要包含先前出現過的一切表現形式或發展環節，並把它們當做自己的不可或缺的構成因素或部分；就個別的或特殊的史學現象而言，今天的歷史學亦可以其先前曾經擁有過的某種表現形式而存在。 ^[21] 

可是，在一般意義上，歷史學絕不可以歸結為其中的任何一種形式或環節，或者依據其中的某一種表現形式或發展環節來確定歷史學的一般定義。歷史學，只能是一門整合型的社會科學。如果否認這一點，那麼在認識論、方法論和哲學傾向上，就要麼表現為歷史觀念的缺失，要麼表現為對唯物主義辯證法的庸俗化和作為這種庸俗化的必然歸宿的相對主義、懷疑論或折衷主義。 ^[21] 

列寧在闡述“唯物主義辯證法無疑地包含着相對主義，可是它並不歸結為相對主義”的原理時説：“辯證法，正如黑格爾早已説明的那樣，包含着相對主義、否定、懷疑論的因素，可是它並不歸結為相對主義。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主義辯證法無疑地包含着相對主義，可是它並不歸結為相對主義，這就是説，它不是在否定客觀真理的意義上，而是在我們的知識向客觀真理接近的界限受歷史條件制約的意義上，承認我們一切知識的相對性。” ^[23]  列寧關於馬克思主義的唯物主義辯證法與相對主義之間的關係原理，對於我們今天確定歷史學的定義、分析現有關於歷史學的定義的價值、理解“歷史學是一門整合型的社會科學”，乃至考察其他觀念形態的事物，都具有極為重要的方法論指導意義。 ^[21] 

中國通史、世界通史、史學導論、中國史學史、西方史學史、考古學通論、歷史地理學、古代漢語、中外歷史文化原典導讀與選讀、中國斷代史（從先秦到當代）、專題史（經濟史、社會史、政治制度史、思想文化史等）、世界各主要國家和地區史（美、英、法、日、德、俄等國，拉美、非洲、中亞、南亞、東南亞等地區）、中外關係史等。

歷史學專業要求學生學習世界歷史的基本知識，瞭解整體人類文明的一般發展歷程和世界歷史研究的基本方法，接受史學理論、史料學、歷史地理學、國際政治學、國際經濟學、國際關係學、外國語及文化人類學等方面的基本訓練。

北大歷史系前身可溯至1899年秋京師大學堂設立的史學堂，是近代中國最早建立的史學教育科系。1900年夏京師大學堂遭八國聯軍毀壞。1902年末，中國政府在恢復京師大學堂的章程中，規劃設立史學目，1903年改設中國史學門和萬國史學門。次年夏，京師大學堂開始進行預備科和師範館的史學教育。1910年3月，京師大學堂分科大學（相當於四年制本科）的中國史學門開始招生。辛亥革命後，京師大學堂1912年5月改為國立北京大學。新文化運動中，北京大學的史學教育多方吸取近代世界新的科學理論、方法和知識，力求使學生獲得廣博的基礎知識，打下厚實的學術功底，練就精深的專業能力。五四運動後，1919年8月，校評議會依新制將中國史學門改稱史學系。1949年初，北平和平解放，北京大學進入新的發展時期。1952年全國高等學校進行院系調整時，由於清華大學歷史系和燕京大學歷史系一部分骨幹教師的匯入，北京大學歷史學系的師資陣容進一步壯大，在國內外的學術地位益發突出。隨着形勢的發展，考古專業1983年從本系分出，獨立成系。

在中國近百年的歷史進程中，本系培育了一代又一代具有歷史目光和淵博知識的人才，在各條戰線都發揮了積極作用。從本系畢業的學生中，成長出一批批著名學者、革命者、愛國志士和社會賢達。在本系的教師行列裏，湧現過李大釗、朱希祖、馬敍倫、馬衡、陳寅恪、陳翰笙、傅斯年、李濟、董作賓、孟森、錢穆、陳垣、陳受頤、顧頡剛、馮家升、張星烺、劉崇鋐、毛子水、姚從吾、鄭天挺、翦伯贊、張政烺、向達、鄧廣銘、週一良、齊思和、楊人楩、邵循正、蘇秉琦等傑出的史學家。實事求是的優良學風，嚴謹紮實的治學態度，承前啓後，代代相傳。

北大歷史系史學教育的人才培養目標，在總體上儘量兼顧史學教育的學術性和社會性，分層次地培養高質量的史學人才。一是突出學術功能，建立從本科生到碩士、博士生的系統培養模式，在各階段都打好厚實的通史基礎，以利於進一步的專業學習，適應現代社會對學術精英的高層次需要。二是加強本科學生的能力訓練，包括資料蒐集、整理、考訂、綜合、分析能力，語言、表述、寫作能力，計算機等輔助工具應用能力，研究、思維能力等等，並給他們提供一些跨學科的必要知識，滿足社會各界各部門對於具有一定史學功底的應用人才的廣泛需求。三是充分發揮史學的“教化”功能，從事歷史知識的普及教育，使史學教育面向非史學專業的高等院校學生乃至全體國民，承擔提高民族素質和公民文化教養、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重要任務。

本學科大力推進改革開放與國際化，拓展海內外學術合作交流，先後同美國、英國、法國、德國、日本、荷蘭、韓國以及香港、澳門、台灣等十幾所一流高校的相關係所建立了合作交流關係。平均每年在校留學生和國外各類進修生40多人。根據交流協議每年派赴海外深造或講學的教師、研究生及本科生20多人。積極進行國內外的合作研究、召開國際學術研討會等等。英國牛津大學副校長、法國史教授Colin Lucas為本系榮譽博士。擔任本系客座教授的海內外一流學者有：美國哈佛大學文理學院院長柯偉林教授（William C. Kirby）、政府學系前主任馬若德教授（Roderick MacFarquhar）、美國加州伯克利大學葉文心教授、歐洲聯盟前駐華大使、哈佛大學魏根深教授（Endymion Wilkinson）、法蘭西科學院院士、巴黎高師副校長巴斯蒂教授（Marianne Bastid-Bruguiere）、德國柏林自由大學漢學系主任羅梅君教授（Mechthild Leutner）、日本東京大學池田温教授、京都大學谷川道雄教授、杉山正明教授，早稻田大學依田熹家教授、關西大學大庭修教授、韓國社會科學院院長金俊燁教授，美國加州厄文大學陳勇副教授等。我係與國內兄弟院校及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史學同行更保持着頻繁而密切的合作交流關係。

歷史學科是北京師範大學最早形成的系科之一，由1902年創立的京師大學堂“第二類”分科演變而來。1912年稱北京高師史地部，1928年單獨設系，1952年院系調整，輔仁大學歷史系併入。在百年的歷史發展中，一批享譽海內外的學者李大釗、錢玄同、鄧之誠、王桐齡、方國瑜、朱希祖、張星烺、楊秀峯、楚圖南、陳垣、侯外廬、白壽彝、趙光賢、柴德賡、劉啓戈、陳正飛、張鴻翔等在此辛勤耕耘過，奠定了北師大歷史學科堅實的基礎。2006年3月，我校作出決定，北京師範大學歷史學系與史學研究所合併成為北京師範大學歷史學院。合併後的歷史學院，門類齊全，師資力量雄厚。現有1個國家級重點學科，1個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7個博士點，8個碩士點。在職教授34人，博士生導師29名，在聘“985”項目教授10人；副教授17人。其中既有國內外知名的教授何茲全、龔書鐸、劉家和、瞿林東、陳其泰、晁福林、鄭師渠等，也有一批嶄露才華的中青年學者。現任院長為楊共樂教授。

在本科教學方面，該院是教育部“文科基礎學科人才培養和科學研究基地”，培養具備全面系統的歷史學、博物館學等方面知識和較高的綜合素質，在歷史學和相關領域從事教學、科研的人才，以及能在黨政機關、外交外貿、國際文化交流、政府文物管理和研究機構、各類博物館和陳列展覽單位、新聞出版部門及各類企事業單位從事業務和管理工作的高級專門人才。近年來，50%以上的應屆畢業生推薦免試或考取了研究生，其餘到各類學校、科研機構、新聞出版、黨政機關、企業等部門從事教學、科研、管理和教育軟件開發工作。

在科研方面，該院是國內歷史教學和科研的重要基地，是全國高校中最早設立歷史學博士後流動站和最早獲得歷史學一級學科博士學位授予權的單位之一，也是國家文科基礎學科人才培養基地。1994年設為國家首批人文社會科基礎學科人才培養和科學研究基地，2001年被評為全國優秀基地，是“211”工程、“985”工程國家重點建設單位。擁有中國古代史、中國近現代史、世界史、歷史文獻學和考古與博物館學等專業。中國古代史研究方向為先秦史、魏晉南北朝史、隋唐史、宋元史、明清史、中國古代社會文化史、中國古代經濟史、中國民族史等。中國近現代史學科研究方向為中國近現代政治思想史、中國近現代文化史、中國近現代社會史、中國近現政治史等。世界史學科研究方向為古希臘羅馬史、西方史學史、中外古史比較、歐洲中世紀史、西方近現代思想史、近現代國際關係史、美國史、英國史、俄國史、日本史等。歷史文獻學學科研究方向為歷史文獻學和古籍整理等。考古與博物館學研究方向為中國考古史、博物館學等。

史學研究所是1980年經原國家教育部批准建立的全國第一個史學史科研機構。它既是國家批准的歷史學人才培養基地，也是國家教育部批准的史學理論及史學史學科的科研中心。它一直承擔着國家重點科研項目和國家教育部重大科研項目以及多項橫向科研項目，主要研究方向包括：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與中國近現代史學、中國古代史學理論與史學批評、中國史學史、中國史學思想史、中國古代學術思想史、西方史學理論及史學史、中外古史比較研究、中國古典文獻（經史）研究。特別是在史學理論及史學史研究和中外古史比較研究方面具有明顯優勢，形成特色，學術水平和科研能力居國內領先地位，在國際上有一定的影響。設有史學理論及史學史研究室、中國通史研究室、《史學史研究》編輯部。《史學史研究》已有40多年的歷史，是全國中文（歷史類）核心期刊，也是《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CSSCI）期刊源。發行到16個國家和地區，在國內外學術界有重要影響。

南京大學歷史學院前身溯源於1902年建立的三江師範學堂國史科。1952年院系調整時，由原中央大學歷史學院、邊疆政治系和金陵大學歷史學院合併而成的南京大學歷史學系。2014年12月撤銷歷史學系建制，成立南京大學歷史學院，下設中國歷史系、世界歷史系、考古文物系、國際關係研究院、中國邊政研究所。

百餘年來，經過幾代學者的辛勤努力，本院已形成較為完備的教學體系。全系設有歷史學、考古學、考古學（文物鑑定）三本科生專業方向；以及中國近現代史、中國古代史、世界史、專門史、國際關係史、邊疆學、考古學7個博士點；考古學與博物館學、專門史、中國古代史、中國近現代史、世界史、國際關係、民族學7個碩士點。1995年，本院被確定為國家教育部直屬的文科人才培養和科學研究基地。1996年，經國家人事部評審建立博士後流動站；併成為首批進入國家工程的單位。1998年，本院經國務院學位辦評審，獲准按歷史學一級學科招收博士生。本院世界史為國家重點學科，中國近現代史為江蘇省重點學科，該專業科研教學團隊被評為江蘇省學科優秀梯隊。南京大學中華民國史研究中心為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新近成立的國際關係研究院，也已開始招收研究生。

本院師資力量雄厚，現有教職工85人，專職教師73人，行政管理人員12人，其中教授39人（博士生導師34人），副教授24人，講師4人，博士畢業待評職稱4人，專職科研2人；博士後27人。教師中1人為美國杜客大學博士、1人為日本京都大學博士、1人為日本東京大學博士、2人為日本九州大學博士、1人為美國密歇根大學中國研究中心博士後。全系中青年教師有90%以上曾到美國、英國、加拿大、澳大利亞、韓國、奧地利、意大利進行長期或短期訪問。此外，本院有南大榮譽資深教授3人、南大特聘教授3人、享受國務院政府津貼者18人、教育部新世紀人才8人、江蘇省“333”工程5人、江蘇省“青藍工程”6人。近幾年來，本院教師在諸多研究領域取得突出成就：張憲文主編的“南京大屠殺史料集”獲教育部第五屆高校人文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一等獎；錢乘旦教授、陳曉律教授的《在傳統與變革之間—英國文化模式溯源》獲教育部首屆高校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成果一等獎；張竹明教授的《古希臘悲劇喜劇全集（1—8）》獲第二屆中國出版政府獎等重大獎項；劉迎勝教授的“《元史》會注考證”和範金民教授的“江南地域文化的歷史演進”等分別獲得國家社科重大研究項目。全系共有歷史學、考古學和文物鑑定專業方向學生724人，其中博士生162人，碩士生305人，本科生257人；其中，文物鑑定方向將於2012年畢業第一屆本科生。

歷史學院具有很好的發展前景：歷史學院現有的中國歷史、世界歷史和考古學三個一級學科。歷史學院向來注重培養素質高、適應面廣的複合型人才。本科生除學習中國通史、世界通史外，還選修了大量的文化素質課及應用型課程，西方文明史、中國文化史、港澳台問題研究、中國經濟史、公文寫作等課程深受學生歡迎。考古專業的師生長期參與田野考察和文物發掘與整理工作；在研究生培養方面，歷史學院致力於加強與海內外的學術交流和合作，與歐美1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牛津大學、劍橋大學、倫敦大學、愛丁堡大學、巴黎大學、哈弗大學、斯坦福大學、普林斯頓大學等世界著名高校及研究機構建立了穩定的交流與合作關係；有數百位多名海外著名教授以及訪問學者先後在此講學交流、攻讀博士、碩士學位，或從事博士後階段的研究工作；多次舉辦了中華民國史、英國史、中國社會史、當代台灣研究、歐洲問題研究等大型國際學術討論會。

歷史學系是復旦大學最為悠久的系科之一，1905年復旦公學高等正齋創設伊始，就在文科中開設有歷史學課程。1925年正式設系，時稱史學系。1937年隨校本部遷往重慶，1938春改為史地學系。1949年夏，暨南大學和同濟大學文學院併入復旦，由於地理教學力量較弱，其他院校史地也多分開設系，遂議決改為史學系。1952年全國院系調整時，因為得到江浙多所大學著名史家的加盟，復旦歷史系獲得前所未有的發展機遇。本系的教授，在中國史方面，有周予同、譚其驤、陳守實、胡厚宣、馬長壽、蔡尚思、楊寬等；在世界史方面，有周谷城、王造時、耿淡如、陳仁炳、章巽、田汝康等。還有當時已脱穎而出的中青年史家，如程博洪、張蔭桐、胡繩武、趙人龍、金衝及等。一大批學者匯聚於此，逐步形成了復旦歷史系自身的研究特色。如周谷城關於世界古代史及其他領域的研究，譚其驤的中國歷史地理研究，周予同的經學史研究，陳守實的中國土地制度研究，胡厚宣的甲骨文研究，蔡尚思的中國思想文化史研究，楊寬的先秦史研究，章巽的中國古代海上交通研究，田汝康的古代中國與東南亞地區的海上交通和華僑問題、民族問題研究等，都有很高的學術建樹。如周予同先生所言，歷史系的發展要定位於“為復旦爭取學術地位”，正是老一輩學者的工作，奠定了歷史學系在復旦大學、在中國史學界的學科地位。

1981年，教育部公佈首批博士點，歷史學系中國古代史、歷史地理學、世界上古史中古史、世界地區史國別史專業佔據其中4席。1994年被教育部列入“國家文科基礎學科人才培養基地”，1996年建立了歷史學博士後流動站，1997年成為中國國內首批五家獲得歷史學一級學科博士授予權的單位之一。近年來，在學科建設上也有所突破，2004年“中外現代化進程研究中心”列入教育部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2007年“中國近現代史”成為“國家重點學科”。

從1980年代後期起，原屬歷史系的歷史地理和文物與博物館專業，先後獨立為歷史地理研究所和文物與博物館學系。復旦大學歷史系則在歷史學一級學科之下，設有史學理論與史學史、中國古代史、中國近現代史、世界史、專門史、歷史文獻學、當代中國史七個二級學科，各學科均招收碩士生和博士生。基於本科及研究生教學安排的需要，基本學科架構主要劃分為中國古代史、中國近現代史、世界史，而在科研工作中，則不限於此。除此三者外，還按照專門史、歷史文獻學、西方史學史及史學理論等上述二級學科方向進行組織。

進入2011年，隨着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和教育部頒行新的學科目錄，原歷史學一級學科被拆分為中國史、世界史和考古學三個一級學科。復旦大學歷史系將依照新調整的學科設置，根據自身傳統的學科優勢進行整合，努力在中國史和世界史兩個研究領域進一步開拓創新，在人才培養與科學研究中不斷取得新的成績。在2017年第四次學科評估中，歷史系中國史學科是全國僅有的兩所中國史A+類學科之一。 ^[24] 

歷史學專業是華東師範大學於1951年建校時首批設置的系科之一，當時匯聚了一批國內史學名家，如呂思勉、吳澤、李平心、戴家祥、林舉岱、陳旭麓、王養衝、郭聖銘、夏東元等。1981年，中國古代史和史學理論與史學史兩個二級學科成為改革開放後我國首批博士點。1984年和1986年，世界史學科和中國近現代史學科也先後被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批准為博士點。1994年，世界史學科成為上海市教委重點學科。1998年，設立歷史學一級學科博士後流動站。2000年獲得歷史學科一級學科博士學位授予權。2007年世界史學科被教育部批准為國家重點學科（培育），中國近代史學科成為上海市重點學科。2011年國家歷史學科調整後，中國史和世界史分別獲得一級博士學位授予權，並相應設立博士後流動站。同年，兩個學科進入上海時高校一流學科B。在2017年教育部學科評估中，中國史學科獲得B+，世界史學科獲得A+。2018年，世界史學科入選上海市高峯I類計劃。

通過幾代學者的努力，本專業已形成了中外融合、古今貫通、既發揚傳統優勢又具有當代意識和前瞻性的學科佈局和研究方向。我係現擁有中國史和世界史兩個一級學科博士學位授予點，並設有博士後流動站。中國史學科下設中國古代史、中國近現代史、中國歷史文獻學、中國史學理論及史學史、專門史（銀行史）5個研究方向。世界史學科下設世界斷代史、世界地區國別史、專門史（冷戰國際史）3個研究方向。　本專業師資力量雄厚，現有專業教師68人，其中包括教授28人、副教授20人，具有高級職稱者的比例超過70%。本專業擁有1名教育部高等學校歷史學學科教學指導委員會委員、1名中組部“萬人計劃”青年拔尖人才，多人次入選教育部新世紀優秀人才支持計劃、上海市曙光人才計劃、上海市浦江人才計劃、上海市晨光人才計劃等。多人在全國性學術社團中擔任負責人，如非洲史學會、德國史學會。　本專業在漢唐史、江南史、中國知識分子史、中國近代史學史、中國當代史、冷戰國際史、中國與周邊國家關係史、非洲史、德國史、國際歷史教育比較等領域擁有一批知名學者，在國內外學界頗有名望。在教育部、上海市等各級哲學社會科學成果評獎中，中國史、世界史學科均有重要斬獲，如王養衝、王家範兩位老一代學者榮獲上海市社科學術貢獻獎，戴家祥先生的《金文大字典》獲上海市哲社特等獎，茅海建、沈志華兩位領軍人才獲得教育部人文社科優秀成果一等獎，集體成果《王國維全集》獲得上海市哲社優秀成果一等獎。此外，在最近三年，本專業教師獲得多項國家社科基金特別委託項目、重大項目及多項省部級以上重點、一般及青年項目，在《歷史研究》等權威期刊上發表論文數十篇。本專業還擁有3本重要學術期刊：《歷史教學問題》、《冷戰國際史研究》、《知識分子論叢》。每年，本專業教師還積極遞交智庫報告，其成果曾多次獲得中央及省部級領導人的批示。

歷史學系與國內外著名大學和研究機構，如美國哈佛大學、英國劍橋大學、法國巴黎高師和里昂高師、德國哥廷根大學和奧格斯堡大學、意大利佛羅倫薩大學、日本東京大學和九州大學、韓國首爾大學、以色列巴伊蘭大學、坦桑尼亞達累斯薩拉姆大學、台灣大學等建立了廣泛的學術聯繫，聯合舉辦了多次有重要影響的國際研論會，提高了歷史學系的國際聲譽，擴大了學術影響力。歷史學系另設五個海外中國學術研究中心，分別為美國華盛頓伍德羅·威爾遜國際學者中心（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Washington D. C.，USA）、德國奧格斯堡大學（University of Augsburg，Germany）、越南河內師範大學（Hanoi National University of Education，Vietnam）、坦桑尼亞達雷斯薩拉姆大學（University of Dar es Salaam，Tazania）、日本早稻田大學（W阿瑟大University，Japan）。 ^[25] 

歷史學院成立於2000年10月。學院下設三系即：中國史學系、世界史學系、考古學與博物館學系，各系下設若干個教研室。學院另設有若干科研中心，兩個教育部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中國社會史研究中心，2000年、世界近現代史研究中心，2005年）和三個教育部區域與國別史研究備案中心（美國研究中心、拉美史研究中心和希臘研究中心，2017年）掛靠本院，與日本研究院合作共建教育部區域與國別研究中心日本研究中心（2014年）；南開大學生態文明研究院、古籍與文化研究所、美國曆史與文化研究中心、拉美研究中心等十幾個科研機構掛靠本院。中國社會史學會、拉丁美洲史研究會和天津市歷史學學會的秘書處設在本院。全院在崗教師和科研人員93人，其中教授（研究員）44人，副教授（副研究員）29人，講師12人，師資博士後8人，博士生導師49人（含6人兼職）。現任院長為江沛教授，趙桂敏任黨委書記。

1981年和1986年，歷史學科的中國古代史、世界地區國別史、中國近現代史、史學史4個二級學科，先後被國務院學位辦公室批准為博士學位授予點。1987年，中國古代史、中國近現代史、世界地區國別史3個二級學科被國家教委批准為全國重點學科。1996年，歷史學科被國家教委確定為"211工程"首批立項建設的單位。1999年1月，又被批准為博士後流動站。2007年8月，歷史學科的中國古代史、中國近現代史和世界史三個二級學科入選國家級重點學科，歷史學科被教育部認定為歷史學首批國家級一級重點學科（全國僅有兩個）。在2005年和2008年由教育部主持的學科評估活動中，歷史學科均名列全國第二。2011年，在教育部第三次學科評估中，本院世界史、中國史和考古學三個學科分別名列全國第2、5、7名，歷史學類綜合排名全國第二。2017年12月，在教育部第四次學科評估中，本院世界史名列第三、中國史名列第五，考古學名列第11名。2017年6月，世界史學科入選教育部一流學科建設名單；7月，以世界史學科為基礎、帶動歷史學整體發展的歷史學一流學科建設規劃，獲得教育部批准。

歷史學院現擁有歷史學門類下3個一級學科中國史、世界史和考古學，均擁有博士學位授予權，覆蓋了史學領域主要方向。學院教學實力雄厚，教學水平較高。1994年，歷史系又被國家教委確定為首批"國家文科基礎學科人才培養和科研基地"。1998年12月，歷史學科被批准為一級學科博士學位授予權單位。2010年，按教育部規定，歷史學一級學科分成中國史、世界史和考古學三個一級學科。本院三個一級學科均獲得教育部認定。2011年，李治安教授獲全國第六屆高校教學名師獎。王曉欣教授（以前為李治安教授）主持的“中國古代後期史”，王以欣教授（以前為哈全安教授）主持的“世界上古中古史”兩門課程，入選國家級精品課程（2007、2009年）和首批國家級精品資源共享課程（2016年）。張榮明教授主持的“諸子的智慧”課程、王利華教授主持的“生態文明”課程，入選國家級精品視頻公開課程（2016、2018年）。孫立羣教授主持的“中國古代前期史”和侯傑教授主持的“中國近代史”課程，入選天津市級精品課程。學院還設有校級精品課若干門。2007、2014、2015年，哈全安、陳志強、王曉欣教授先後榮獲天津市教學名師稱號；2014年，陳志強教授主持的團隊獲得天津市教學優秀團隊稱號。2018年，餘新忠領銜申報的“優化教學激勵互動引智交流——卓越史學人才培養模式新探索”項目，獲得天津市第八屆高等教育教學成果一等獎。

歷史學院師資力量雄厚，擁有一支人員齊全、結構合理的科研教學隊伍，老一輩著名歷史學家鄭天挺、雷海宗、吳廷璆、王玉哲、楊志玖、楊生茂、楊翼驤、黎國彬、來新夏、魏宏運、劉澤華、馮爾康、範曾、俞辛焞、王敦書、洪國起、陳振江、白新良、張友倫、李喜所、南炳文、趙伯雄、杜家驥、喬治忠、張分田、許檀等先生，為歷史學科的發展奠定了紮實基礎，做出了突出貢獻。已調離的知名學者朱鳳瀚、張國剛、李劍鳴、王曉德等教授，曾為學科發展貢獻頗多。近年來，學院教師先後承擔了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重大項目共13項，獲得滾動資助5次；承擔有南開大學十二五重大項目“中國通史”、“世界通史”的科研任務。在這一羣體中，有著名蒙元史專家李治安教授，拜佔廷史專家陳志強教授，日本史專家楊棟樑教授，中國近代史專家王先明、李金錚教授，中國社會史專家常建華教授、中國生態環境史專家王利華教授、美國史專家趙學功教授、元史專家劉曉教授、醫療社會史專家餘新忠教授等，本學科還有相關領域的專家楊巨平、李卓、劉毅、宋志勇、江沛、孫衞國、陳絜、付成雙、劉嶽兵等教授。學院現有教育部跨世紀人才1人、“百千萬人才”2人，全國優秀教師1人，中組部萬人計劃入選者1人，教育部新世紀優秀人才支持計劃入選者10人；聘有南開大學外籍客座教授6人，南開大學“百名青年學術帶頭人”計劃入選者12人；兼任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學科評議委員會歷史組成員2人，國家社科基金項目評委3人，國家留學基金委評議專家3人，中宣部“馬工程”首席專家2人；20餘人次擔任全國性學會的正副會長；王利華教授當選東亞環境史學會會長（2015年）。陳志強教授榮獲“希臘最高文學藝術獎勳章”（2013年），楊令俠教授榮獲加拿大最高級別榮譽“加拿大總督勳章”（2013年），劉毅教授的著作榮獲第五屆郭沫若中國歷史學獎三等獎（2018年），孫立羣教授多年擔任中央電視台“百家講壇”主講人，孫衞國教授的著作獲第11屆國際亞洲研究學者大會中文著作獎提名（2019年）。他們為歷史學科的建設與發展做出了重要成績，贏得了廣泛的學術尊重與社會聲譽。

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系前身是1948年成立的華北大學中國歷史教研室，1956年正式建系，“文革”期間中斷，1978年覆校後重建。著名歷史學家范文瀾、何干之、尚鉞、戴逸、李文海等教授曾先後主持歷史系工作。1978年以來，尚鉞、戴逸、李文海、王汝豐、顧學順、趙淑慧、李世安、成崇德、黃樸民、李小樹、劉後濱等教授先後擔任系主任，現任系主任為王大慶副教授。

中國人民大學的歷史學科（門類）為國家一級學科點。在考古學和世界史成為一級學科之前，歷史學系具有全部八個二級學科（中國古代史、中國近現代史、世界史、專門史、史學理論及史學史、歷史文獻學、歷史地理學、考古與博物館學）的碩士和博士學位授予權。設有博士後流動站，其中中國古代史和中國近現代史為國家重點學科，歷史學一級學科為北京市重點學科。隨着國家學科目錄的調整，2012年曆史學門類分為三個一級學科，隨後考古教研室獨立建系，歷史學系成為主要承擔中國歷史（歷史學）和世界歷史學科本科、碩士和博士人才培養的教學和科研單位。

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系現有七個教研室，負責日常教學安排，按學科分列如下：中國古代史、中國近現代史、世界古代中世紀史、世界近現代史、史學理論與史學史、歷史文獻學、歷史地理學與專門史。研究機構主要有：秦漢史研究中心（孫家洲任主任）、唐宋史研究中心（包偉民任主任）、歐美史研究中心（孟廣林任主任）、比較史學研究中心（徐兆仁任主任）等。

在教學上，歷史學系強調夯實基礎、擴展視野，鼓勵學生自主學習和研究，培養學生獨立地發現問題、分析問題與解決問題的能力。在重視課堂教學的同時，還主張讀萬卷書、行萬里路，探索出了實踐教學的可行之路。

在科研上，歷史學系重視學科內部的協調貫通，突出重點，全面發展。全系教師承擔了眾多國家及省部級研究項目，在秦漢史、唐宋史、環境史、中國近現代思想史、古希臘羅馬史、世界中世紀史、英國史、歐美近現代國際關係史、中西曆史文化比較研究等領域，具備了重要的學術地位。 ^[26] 

歷史學是一個長線、冷門學科，選擇這個專業重在思維的訓練，如果希望有所造詣，必須深造。畢業生主要從事科研教學、理論研究、編輯文案等工作，不過本科畢業生就業可變通性強，不必受到專業的限制。 ^[27] 

隨着知識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日益顯著，收入分配關係的調整顯現出一些新的特徵，知識勞動和知識要素正在成為按勞分配的主要依據；知識所依附的主要對象，即高技術、高技能、高素質、責任重、貢獻大的人，收入明顯提高，高技術、高技能、高素質人才與一般勞動者的薪酬水平的差距，在市場供需調節過程中日漸擴大，科研事業單位中集聚着大批的高科技人才，近些年來，隨着我國科技體制改革的日益深入以及人才競爭的日趨激烈，科研事業單位的薪酬制度也處於快速變革之中。大學教師和科研人員針對他們所擅長的領域開課或授與學生專業訓練，同時深耕於自己專精的學科，以發表論文的方式來獲得職業的認可，在授課、訓練、書寫論文這幾個方向裏取得平衡。 ^[27] 

中學教師是中學階段擔任教書育人工作的，掌握本學科知識和教育學、心理學理論，並具有教授能力的專業人員。他們在關心學生健康成長的同時，還有一個重要的任務就是傳授知識。 ^[27] 

據估算，我國擁有網絡編輯人員近300萬，而傳統媒體有編輯記者75萬人，網絡媒體從業人員從數量上遠遠超過傳統媒體。從2004年開始，網絡媒體從業人員與傳統媒體從業人員進行大輪換，網站人力資源結構也趨向多元化方向發展，既有新聞、計算機的專業人才，也有了涉及中文、法律、財經、歷史、外語等專業的人員。此外，圖書編輯也是編輯職業的一種，圖書編輯即是根據市場需求策劃選題，或者根據公司策劃的選題，然後根據選題要求尋找合適的編委，負責約稿、審稿、校對並組稿出版等工作的人員。 ^[27] 

歷史學專業一般去中學教書的比較多，還有一個出路就是參加公務員考試，比如海關、博物館、檔案館之類的。 ^[28]  行政/公務員部門就是協助好上級行政領導施政行政。

就業方向五：市場/公關/品牌策劃

企業通過媒介的介紹、傳播，和觀眾的交流、溝通和互動，在公眾面前樹立並強化公司的品牌形象，在市場競爭中贏得先機。而在這一系列活動安排中，專業公關是企業的好幫手。在企業文化方面，歷史學專業的知識和品牌的策劃有異曲同工的微妙相同點，對於傳統文化的理解和掌握，本專業畢業生具備豐厚的文化積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