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託派

左翼反對派的主張大致可以這樣簡要概括：為了捍衞革命的馬克思主義，反對斯大林獨創的“一國建成社會主義論”以及由此導致的民族自利主義、主張國際革命戰略，反對斯大林將革命人為地劃分相互獨立的階段、主張不斷革命論，反對官僚集團發明的跨階級合作戰略、主張始終捍衞無產階級的獨立立場，反對官僚專權、主張工人階級民主（包括蘇維埃多黨制）和共產黨黨內民主。左翼反對派後來的各國分部普遍的名字是“布爾什維—列寧主義小組”。

美國社會主義工人黨(Socialist Workers Party，前第四國際美國支部) 創始者詹姆斯.坎農(James P.Cannon)正如“馬克思主義”這個名詞一樣，“托洛茨基主義”最開始並不是自稱的，而是被別人、而往往是反對它的人所賦予的。據考證，“托洛茨基主義”最早是俄國資產階級自由派米留可夫對托洛茨基的思想的蔑稱，後來又被國際共運的修正主義者斯大林用以蔑稱以托洛茨基為首的一個有組織有綱領的俄國黨內派別（早期蘇俄的政壇上黨派林立，但從綱領意義上看它是最重要的一個反對派）。這個被稱為左翼反對派的黨內派別先後包括了拉柯夫斯基、施略普尼柯夫、柯侖泰、越飛、烏里茨基、拉狄克、季諾維也夫等一大批傑出的老革命家、“老布爾什維克近衞軍”，也在蘇聯的一些工廠和高等院校裏發展了秘密的地下組織網絡，托洛茨基甚至不是左翼反對派中最傑出的成員，説他是首席發言人更確切些。

斯大林集團不但稱這個派別為托洛茨基主義分子，而且後來將一切反對官僚專權而又帶有左翼傾向的派別統統稱為托洛茨基主義分子——這是蘇聯30年代大清洗時期顯著的政治話語特徵。在國際上，左翼反對派建立起自己的中心組織，以構建獨立的國際無產階級先鋒黨（1938年他們建立起第四國際），並嚴格與其他組織劃分政治界限。但更普遍的情況是把帶有甚至只是思想上接近左翼反對派的組織和個人也稱為托洛茨基分子。在開始的時候，這種情況並不顯得重要，因為托洛茨基的追隨者數量不多而且組織也較單一（大多都聚集在第四國際周圍），據托洛茨基日記記載，20世紀30年代中期全世界約有3000到4000名託的追隨者。當時託派的主要構成是前共產黨和第二國際內不滿斯大林修正主義的分子和在新一輪世界革命高潮中聚集起來的工農、青年力量。託派在其初期因為人數少，所以給人侷限於城市工人革命的印象，實際上託派早就廣泛地參與各種社會抗爭運動，併力圖在這些運動中堅持無產階級革命立場，尤其是在二次大戰後。20世紀60年代的秘魯農村游擊隊的著名首領烏戈·布蘭科（他因為一次大規模的聲援運動而聞名於世），同時也是第四國際秘魯支部的黨員，這被認為是託派參與農民運動的開端。只不過規模很小。1990年後出現的菲律賓託派（革命工人黨）一開始就有4000多兵力的城鄉游擊隊；國際託派在拉丁美洲長期組織鄉村游擊戰，在歐洲和美國都廣泛領導同性戀解放運動和反對帝國主義戰爭的羣眾運動。

第四國際在剛剛成立不久後因為蘇聯國家性質與相應政治態度問題而發生大分裂，在當時最大的美國支部大概有1/3的成員分裂出去，他們認為蘇聯在入軍波蘭後已蜕變為國家資本主義，需要以社會革命根本地反對它。而以托洛茨基為中心的多數派則認為蘇聯只是墮落了的工人國家，它需要是羣眾性的政治革命切除官僚弊病，而不是根本地反對它，由此應在二戰中提出“保衞蘇聯、打倒斯大林集團”的中心口號。這次分裂反映的是相當一部分左翼反對派對蘇聯乃至在某種程度上對社會主義革命的失望情緒。這次分裂後，托洛茨基主義運動再也沒有在這一問題上恢復過共識，反而在二戰後、在90年代蘇聯解體後一再被提出來過。

託派初期因為規模太小，不足以成立政黨，曾提出“打入主義”的策略（這一策略的淵源可追溯到列寧對第三國際英國支部打入英國工黨的建議），即隱瞞政治身份、加入其他工人組織以爭取羣眾，適時再分出來。這一策略在托洛茨基支持下，起先謹慎地運用於法國等少數幾個歐美國家的工人羣眾組織，取得了一定實效。托洛茨基並未想到世界革命的新的根本突破會拖延得如此之久，只是把“打入策略”純粹當作一種權宜之計。在二次大戰後，第四國際對這一策略是否應該擴大適用範圍甚至提高為一種長久戰略發生大爭論，圍繞這一問題及其他一系列問題（包括蘇聯性質這類老問題），第四國際從1953年開始大分裂，此後分裂不斷。正統派（以最大一派即“第四國際統一書記處”為代表）堅持托洛茨基原先的主張，把打入主義看做權宜之計，謹慎運用，並堅持托洛茨基對蘇聯等官僚化的工人國家的提法。大分裂和不斷的小分裂反映了新的世界無產階級革命遲遲未到來帶給託派的焦慮和失望，以及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的政治精神困境，乃至相當多數託派對革命無產階級立場的偏離。甚至“正統派”也不例外。統一書記處派高估古巴官僚層的“開明政策”，部分地寄望於它的自我改良，以及對黨內機會主義的鬥爭遲緩，都顯示了國際託派的鈍化趨勢。託派乃至一切革命工人政黨都不能代替革命本身，只有成功的革命才能從根本上賦予無產階級政治組織以新的生命力。

但是，託派作為完全不同於斯大林修正主義體系、卻又淵源於國際共運的革命傳統的工人階級流派，它的理論和政治脈絡對於追求革新的先進分子和進步青年一直有着強大的吸引力。二戰後隨着1956年匈牙利革命事變、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之春事變，許多蘇聯和東歐的共產黨知識分子和工人被託派思想所吸引。例如在資本復辟前的70年代，在斯大林修正主義統治下的捷克就有獨立的託派分子公開活動着。一些東歐國家的知識分子甚至與第四國際的地下組織有密切聯繫。此外，在蘇聯也一直存在着與國際託派無聯繫的、但卻受着托洛茨基著作和思想鼓舞的秘密左翼工人運動，這種零零星星然而艱苦卓絕的地下革命活動一直持續到蘇聯解體，成為後來俄羅斯託派組織的一個老資格的構成部分。國際託派還成為1968年法國五月風暴的重要角色之一，隨着1968年世界革命風潮的興起，托洛茨基著作的印刷和出版數量都創造了空前記錄。

蘇聯解體、東歐劇變的90年代後，一方面託派和其他反資本主義的左翼派別一樣都在前工人國家的資本復辟中遭受重挫，另一方面託派（尤其是東歐的託派）積極參與了反對斯大林主義的羣眾運動，並由於後來羣眾對斯大林主義的反思而獲得地位——因為託派是最早最系統地從革命馬克思主義理論清算斯大林主義的黨派。託派取得了新的大發展。從第四國際最近十幾年的發展情況可見一瞥（參見相關的百度詞條）。

然而，第四國際並非是唯一的託派組織。實際上自稱託派的黨派組織可能無法統計（也許全世界有幾百個呢）。光是打着“第四國際”招牌的託派組織就不止一個，僅僅在70年代世界上就有7個“第四國際”，這還只是較大的、真正具有國際性的組織。託派如此四分五裂的原因至少有：缺乏強大的運動物質力量作為後盾（例如第三國際圍繞着蘇聯這個中心、而第二國際有紮實的工運基礎，它們的分裂程度都不大）；世界社會主義革命嚴重遲延所產生的普遍焦慮和困惑；世界各地不斷新生的年輕力量對國際託派傳統領導者的質疑。

國際託派時值今日，仍不過是一個人數很少的小派別。據專攻國際共運課題的中國人民大學教授高放先生的估計，目前全世界約有幾萬託派組織成員，而且分裂得異常細碎，各執一詞，互相攻訐。但是國際託派運動的魅力正在於它的理論和政治原則是最執著於馬克思主義的正統的革命學説的，而它又以革命無產階級立場和政治訴求為傳統的最高原則，因此它在傳統左翼（斯大林主義和社民主義）普遍走下坡路的今天，卻反而贏得了上百倍於自己人數的羣眾同情、支持。僅舉一例，三個託派政黨在2002年法國總統大選的得票率超過了法國共產黨，達到10%，也就是説有300萬法國選民投了託派的票。在英國、德國，託派的選舉業績也十分惹人注目。美國託派也提出了自己的總統候選人，而美國共產黨在選舉中卻選擇做資產階級政客的附庸。在巴西，盧拉總統為了討好工人階級，甚至把兩個部長職位給託派，足見託派的勢力。甚至在非洲的尼日利亞，託派也成為該國工人運動中一支舉足輕重的力量。託派人數雖少，卻聚集了智力很高的頭腦和廣闊視野，他們深度討論廣泛的世界議題，在國際思想知識界論壇上常常引起高度重視。

但是，我們應該看到，大多數國際託派實際上早已偏離了托洛茨基最初創建第四國際的宗旨原則（這是指在現實政治中，而不是在文本宣言上，不過即使在文本宣言上也精心地摻雜了調和與修正的理論成分）。客觀地來看，國際託派的存在價值就在於它的全部歷史為潛在的與未來的工人革命提供了正反的前車之鑑，以及聚集了一大批有為徹底的反資本主義事業奉獻犧牲的基層戰士（但是必須排除各種黨內機會主義修正主義路線的擁護者和負責人才能使這些戰士走上革命社會主義的道路）。